凡是稍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中國人，都知道中國現代史上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馮玉祥。他是以北洋軍閥的將領身份，擁護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的我國現代史上著名的西北軍創始人和最高領導者；他當過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曾經是國民黨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人物；他又曾經和蔣介石打過仗，而晚年又堅決反蔣；他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做出過很大的貢獻。在淮海戰場上舉行賈汪起義的第三綏靖區的部隊就是馮玉祥的西北軍舊部，何基灃和張克俠都是當年西北軍的將領。
蔣介石為了與馮玉祥搞好關係，曾經與馮在1928年2月18日換帖結拜，成為把兄弟。為兄的馮玉祥給蔣介石的譜書上寫的是“結盟真意，是為主義，碎屍萬段，在所不計。”為弟的蔣介石給馮玉祥寫的譜書是“安危共仗，甘苦共嘗，海枯石爛，死生不渝。”可是兩年之後，蔣介石就和馮玉祥在中原展開大戰。馮玉祥調出其嫡係部隊26萬人，戰役初期馮玉祥曾經處於優勢。可是由於蔣介石採取了種種分化拉攏的手段，馮的盟友閻錫山背叛，部下幾員大將轉投蔣介石，東北的張學良宣布擁蔣，最後馮玉祥戰敗，西北集團軍瓦解，馮玉祥下野。蔣介石和當時主持華北政局的張學良將西北軍殘部化整為零，編入蔣介石的中央軍。
在改編中，幾十萬西北軍僅僅保留了一支全部由原來西北軍官兵組成的部隊，這就是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為宋哲元，其下三個師長是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二十九軍被派到河北通縣、薊縣一帶布防。 1933年3月，二十九軍在喜峰口用大刀與日本侵略軍進行血戰，一舉殲滅日寇1300多人，受到全國人民的高度讚揚。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奮起抗擊日寇、打響抗日戰爭第一槍的，仍然是二十九軍。這以後，二十九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宋哲元任總司令，其下轄3個軍，即七十七軍、五十九軍、六十八軍，軍長仍然分別是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這3個軍的番號都是有寓意的，都是為了紀念“七七”盧溝橋事變。七十七軍是“明七七”，五十九軍是5＋9＝14，六十八軍是6＋8＝14，都是兩個七，所以五十九軍和六十八軍是“暗七七”。抗日戰爭中，這三支均含有“七七”的軍隊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多次浴血奮戰，包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在內的一萬多名將士在戰場上馬革裹屍、為國捐軀。
這樣一支可以稱之為英雄之師的部隊，就因為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而是西北軍的舊部，在國民黨軍隊中處處受排擠、受歧視。抗日戰爭結束後，他們被調到徐州地區，改為第三綏靖區和第四綏靖區，放在內戰的最前線，讓他們去和華東野戰軍作戰，給蔣介石當炮灰，讓他們和共產黨的軍隊相互削弱，讓蔣介石坐收漁利。這時的第三綏靖區總司令是馮治安，下轄五十九和七十七兩個軍，都是原來西北軍的老部隊。第四綏靖區的總司令是劉汝明，下轄第六十八和五十五兩個軍，其中的六十八軍是西北軍的老部隊。
現在他們都成了淮海大戰的參加者，蔣介石要他們在緊鄰山東解放區的地帶布防，用民間的俗話說，就是讓他們在華東野戰軍發動進攻時去“挨頭刀”。可是蔣介石在內心深處並不信任他們。杜聿明在他的回憶錄中就說過，蔣介石對重要的作戰方針並不多用心思，而在人事上卻成天打主意。在淮海戰役打響之前，蔣介石因為對馮治安和劉汝明這兩個綏靖區司令不放心，特地把他二人叫到南京去，讓他們公開發表反共擁蔣的通電，以防他們“通共”。蔣介石所以要搞這些花樣，就因為他們是出身於西北軍的將領。
蔣介石的擔心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由於第三綏靖區所轄部隊的特殊歷史背景，他們和中國共產黨的確一直有著某些聯繫。早在馮玉祥重編國民軍時，中國共產黨就派了劉伯堅、鄧小平、李林等大批共產黨員到部隊中去開展工作，他們所辦的中山政治軍事學校中有黨的基層組織和大量的革命青年，當時有“第二黃埔”之稱。在以後的各個歷史時期，我黨都派有部分黨員在其中工作，還曾經組織其中的少數骨幹到延安學習。所以，在這支軍隊中，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一直存在。而在這支軍隊中的中共秘密黨員就有身居第三綏靖區副司令的何基灃和張克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