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鄭洞國在10月16日夜間第一次從六十軍暫編五十二師副師長歐陽午的電話中得知六十軍起義的消息時，他就已經明白了長春的前景是多麼的不妙。他除了向衛立煌報告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辦法。當第二天早上曾澤生派政工處長姜弼武給他送來勸他一道起義的信件時，他出於作為蔣介石親信的立場，當然不可能同意。但在當時的圍城現實中，他又無力進行阻止，只能無可奈何地聽之任之。所以，他對姜弼武說：
“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復了。請你回去轉告曾軍長，他要起義，請他自己考慮；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幹！”可是下一步怎麼辦？他心中無底。曾澤生率六十軍起義之後，長春城中就只剩下了一個新七軍。鄭洞國在無奈之中，只好將新七軍的師長以上軍官召集起來開會，研究對策。誰知會上竟是一片沉默，只有蔣介石派來的兩個督察官和軍統特務頭子在會上說空話，表示要到長白山打游擊。
17日晚上，鄭洞國接到曾澤生給他的電話，這是曾澤生離開長春時最後一次給他的電話，並告訴他說是解放軍代表要和他談話。在電話中，我方的劉浩對鄭洞國說：“我是解放軍的代表。現在長春的局勢你是知道的。我們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希望你多考慮，不要再做無謂的犧牲。”鄭洞國回答說：“既然失敗了，除戰死以外，還有什麼可說，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鄭洞國拒絕了我軍的最後一次爭取。
據《周恩來年譜》一書記載，當中央在17日17時得到東野總部的電報，知道六十軍已經起義，我軍正在“逼鄭投降”時，周恩來認為對鄭洞國還可以做最後的爭取，因為如果鄭洞國這個黃埔一期出身的將領能夠起義的話，會對整個黃埔系的國民黨軍人產生不小的影響。當天晚上，周恩來給他的這個當年的黃埔學生寫了一封親筆信，用電報發到長春前線。周恩來在信中說：
兄今危處孤城，人心士氣久已背離，蔣介石縱數令兄部突圍，但已遭解放軍重重包圍，何能逃脫。曾軍長此次舉義，已為兄開一為人民立功自贖之門。屆此禍福榮辱決於俄頃之際，兄宜回念當年黃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舉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領長春全部守軍，宣布反帝反蔣、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贊成土地革命，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行列，則我敢保證中國人民及其解放軍必將依照中國共產黨的寬大政策，不咎既往，歡迎兄部起義，並照曾軍長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遺憾的是，這封電報由我圍城部隊抄寫之後，在我軍進入長春時交給新七軍副軍長史說，要他立即面交鄭洞國。史說派一個參謀去送。由於當時鄭洞國的司令部還在進行抵抗，秩序很亂，這個參謀就未能進去送信，也未能向史說報告送信結果。待史說知道時，已經為時太晚。所以，這封重要的信件鄭洞國未能看到。
這封信，鄭洞國不知道，但此時他認為，最可靠的新七軍也可能在尋求自生之路了。
新七軍的軍長李鴻患病，軍務由副軍長史說代理。史說和軍參謀長龍國鈞眼見全軍覆沒的時候快要到了，為了保全全軍官兵的身家性命（當時新七軍還有3000多名傷員和1000多家屬），只有起義或者投誠。
新七軍是由新一軍分出來的，算是蔣軍嫡系，他們覺得應當聽鄭洞國的，和鄭洞國一道行動。鄭洞國不發話，他們總覺得不便首先採取行動。史說和龍國鈞在與鄭洞國的副參謀長楊友梅商議之後，決定去請鄭洞國到新七軍來參加營級以上軍官會議，在會上大家懇請鄭洞國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帶領大家起義。為了顧全鄭的面子，對外就說是受了新七軍的脅迫。可是，當17日下午龍國鈞到鄭洞國處請鄭到新七軍開會時，鄭洞國不但不願去開會，反而厲聲斥責龍國鈞說：“龍國鈞，你和史說隨我做了幾年事（史說和龍國鈞過去在印度新一軍時曾任過鄭洞國的參謀長和副參謀長），我沒有虧待過你們。你們今日為什麼學張學良、楊虎城賣我求榮呢？”龍國鈞知道了鄭洞國的態度後，就未敢堅持請鄭洞國去開會，急忙退出。這樣，新七軍希望鄭洞國領頭起義的計劃落空。
可以算是意外，也可說是必然，就是這時，由於一個記者的好意，將新七軍的想法促成了現實。 17日的晚上，和鄭洞國十分接近的一個名叫楊治興的記者到史說家做客。楊問史：“在這種情況下，你是否有意率領新七軍退出國共間的戰鬥與解放軍商議停戰？”史問楊：“鄭司令官意下如何？”楊說：“有此意，他不便明說。”事後得知，鄭洞國並未授意楊治興前來與史說談話，但史說卻認為這是鄭洞國有意派楊治興來間接表態的。 18日一早，史說就派出新七軍的砲兵指揮官王及人等三人出城，與圍城部隊接觸。我軍要新七軍派出正式代表進行正式談判。
當天晚上，史說在徵得軍長李鴻的意見後，派出三十八師副師長彭克立、暫編六十一師副師長寧偉等五人為正式代表出城，我圍城指揮所派解方參謀長為我方代表，雙方進行了正式談判。
經過雙方代表的談判，共同認為，新七軍現今要按起義的要求處理各種問題，有很多困難（主要是新七軍主力三十八師是孫立人的老部隊，不少軍官對孫立人頗為迷信。這時孫立人已去台灣，如果要宣布起義，可能會發生動亂），只能以放下武器投誠的形式。雙方還就放下武器之後若干問題的處理達成了一致意見。當雙方代表簽字之後，長春和平解放就已成定局了。
18日夜，東北局向中央報告了新七軍願意放下武器及我軍處理有關問題的具體意見。
19日，按照雙方商定的方案，我軍進入長春接管新七軍防地。包括曾有“天下第一軍”之稱的三十八師在內的新七軍完全按預定方案放下了武器，交接十分順利（長春解放以後，新七軍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訓，不少人參加了我軍的隊伍，其中的一部分砲兵立即被編入我砲兵部隊，參加了遼沈戰役以後的戰鬥）。
這時的鄭洞國還在他設在銀行大樓的司令部裡，身邊就只有副參謀長楊友梅和一個特務營，何況連楊友梅都是主張放下武器的。當楊友梅將最新的情況告訴鄭洞國時，他完全絕望了，也完全垮掉了。因為他這10萬大軍未能打過像樣的一仗，就這樣被困死了，被拖死了，且一塊一塊地垮掉了。作為一個打了幾十年仗的黃埔一期學生、職業軍人，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到此時，他仍然拒絕楊友梅關於放下武器的勸告，而是向東北“剿總”衛立煌做瞭如實報告。這時，他的老上級、老同事杜聿明已經又一次被蔣介石派到瀋陽來收拾殘局。杜聿明到瀋陽後，就用電報通知鄭洞國，說準備派直升機到長春來接他出去，問有沒有可供降落的地點。面對這封電報，鄭洞國祇有苦笑，因為長春城中已經完全由解放軍控制了。所以，他給杜聿明回了一電：“已經來不及了，況亦不忍拋棄部屬而去，只有以死相報。”
鄭洞國有兩點未曾料到：（一）杜聿明的電報是秉承蔣介石的意見發出的，可是當時瀋陽並沒有直升機，就是有，駕駛員也不敢在除了銀行大樓之外全城都已被解放軍佔領的情況下在長春降落，所以杜聿明自己都說這封電報“是自欺欺人的一種騙鄭洞國的花招而已”；（二）他和杜聿明是還會見面的，而且同處的時間不短，不過那是在以後的戰犯管理處。
對於新七軍這種既不是起義，又不是投降的按放下武器方式投誠過來的一個軍，很多重要問題應當如何處理，說實話，當時我軍真的還沒有什麼經驗。為此，東北局在研究之後，在19日做出了以下決定並立即上報中央：（一）仍以解放團的名義組織起來；（二）所有政工、特務人員單獨組織，願走者將來可以送走；（三）對鄭洞國等人以禮相待，爭取讓其發宣言或通電，但不勉強；（四）讓鄭洞國和曾澤生等都來哈爾濱；（五）暫由軍政大學抽調一批幹部進行組織運送工作。上述意見報經中央後，中央在20日就回電錶示完全同意。
根據上述決定，我軍一直未向銀行大樓發動進攻，而是再次通過楊友梅給鄭洞國做工作。楊友梅希望鄭能盡快改變頑固態度，以免銀行大樓被炮火進攻所毀，以保全鄭洞國的性命。可鄭洞國就是不肯。 20日下午，楊友梅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請我軍給一點面子，在21日早晨讓他們的特務營象徵性地打一陣槍，做出一個經過抵抗的樣子，然後特務營就投降，我軍再進銀行大樓，對外宣布就說鄭洞國是在抵抗中受傷被俘。我軍進入銀行大樓談判的獨立九師朱政委將這一意見向上級報告之後，上級還真同意了這一罕見的作戰方式，真給了鄭洞國一點面子。不過，由於後來鄭洞國的確是連一點皮毛都未傷，所以我軍在對外宣傳中一直未說過他是“受傷被俘”。
21日早晨就要當俘虜了。鄭洞國在20日這最後一天當國民黨的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日子裡，悲從中來，思緒萬千，百感交集，通宵不寐。這天晚上，長春城中一片寧靜。他給蔣介石發出了最後一封訣別的電報，值得一讀：
10月19日下午7時親電謹呈。職率本部副參謀長楊友梅及司令部與特務團（兩個營）全體官兵及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共約千人，固守央行，於10月19日竟日激戰，斃傷匪300人，我傷亡官兵百餘人。入夜轉寂，但匪之小部隊仍繼續分組前來接近，企圖急襲，俱經擊退。本晨迄午後5時，僅有零星戰鬥。
薄暮以後，匪實行猛攻，乘其優勢炮火，竄佔央行大樓以外數十步之野戰工事。我外圍守兵，均壯烈成仁。刻僅據守大樓以內，兵傷彈盡，士氣雖旺，已無能為繼。今夜恐難度過。緬懷受命艱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變，李軍覆滅，大局無法挽回，致遺革命之羞，痛恨曷己。職當凜遵訓誨，克盡軍人天職，保全民族氣節，不辱鈞命。唯國事多艱，深以未能繼續追隨左右，為鈞座分憂，而竟革命大業為憾。時機迫促，謹電奉聞。職鄭洞國。 10月20日23時。
我們讀了這封電報就可知道，為了在蔣介石以及國民黨軍界面前落一點好名聲，鄭洞國在這裡說了很多謊話。不過話又說回來，在蔣介石的一批平時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天子門生”中，鄭洞國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在最後還能忠於蔣介石的為數不多的陸軍中將。
當鄭洞國把這封電報發出之後，已是凌晨。按照我軍與楊友梅已經達成的默契，在凌晨4時，銀行大樓外響起了好一陣槍聲和手榴彈爆炸聲，很像是我軍向著長春城內國民黨軍的最後據點，也是國民黨軍第一兵團司令部所在地銀行大樓發起了猛烈“進攻”。可是，這卻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幾十年戰史中絕無僅有的、名副其實的一次“假打”，國共雙方的真槍實彈（這其中基本上都是鄭洞國的特務營放的）全都朝著天空，“戰鬥”結果，雙方無一傷亡，特務營的400多名官兵全部放下了武器。唯一的例外，是被我軍司令員蕭勁光派去接鄭洞國的潘朔端所坐的汽車在大街上行駛時，司機被流彈所誤傷。
大街上的“戰鬥”在激烈地進行，鄭洞國在大樓的地下室中也到了要“成仁”的時刻。當他為自己找不到武器而正在著急時，早已準備好的衛士已將他團團圍住，擁到了一樓大廳，而由潘朔端帶來的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此恭候。鄭洞國到此時還能有什麼說的呢？他只得被押上汽車，送出長春。
值得一提的是，三天以後，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瞭如下消息：
中央社瀋陽23日電：據悉，孤軍長春之東北“剿匪”總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鄭洞國將軍，自市區戰起，率部堅守據點中央銀行大樓，與匪英勇搏鬥，嗣以彈盡糧絕，終於21日上午發出最後一彈，壯烈成仁。所屬300官兵，亦全體殉職。鄭氏18日電致其夫人陳澤蓮女士稱：望保重，永別矣！ 20日致杜聿明、趙家驤及諸友好電稱：現雖大勢已去，當奮鬥到底，以保吾黨革命軍人之忠貞氣節，希釋勞念。
由於《中央日報》如此造謠，以至鄭洞國的親屬看到此消息之後還冒險前來東北奔喪。緊接著，我們的《東北日報》也在頭版《中國戰爭形勢發生巨大變化》的通欄標題之下，發表了國民黨軍隊第一兵團和新七軍投誠的重要消息，還特地發表了鄭洞國和李鴻到達哈爾濱車站的照片。
東北三大城市之一的長春，到此時完成了全城的和平解放。時間是1948年10月21日早晨。不過有一點不能不講，就在長春和平解放過程中，也有人給長春造成了不小的災難，這就是蔣介石。六十軍起義之後向城外開拔時和新七軍決定放下武器以後，蔣介石曾派空軍到長春以“轟炸長春的抗命部隊”為名，進行狂轟濫炸。這種行為，連鄭洞國都覺得是濫殺百姓，曾與空軍聯絡，叫他們不要這樣讓老百姓遭殃。
就在這天晚上，在長春郊外一個叫四家子的小村，也即我東北野戰軍一兵團的司令部，蕭勁光、蕭華等我軍領導幹部在盛宴上與鄭洞國見面。鄭開始是悶頭喝酒，一言不發。後來被我方的真誠所感動，才說了這樣的話：“我在國民黨里幹了二十幾年，現在失敗當然聽憑處分。至於部下官兵，如有願意回家的，希望能讓他們回去。”他還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不做廣播，二是不參加公開的宴會等活動。考慮到他的處境，我方全部予以同意。
鑑於鄭洞國在長春和平解放的關鍵時刻並未阻止六十軍的起義和新七軍放下武器投誠，我軍一直將他本人和他所率的一兵團都作為投誠對待，給予了相當的優待（毛澤東在給東北局的電報中曾特地指出：“鄭洞國為黃埔高級軍官，此次又率部投降……應給以禮遇”）。鄭洞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以後，就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工作，歷任水利部參事、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 1991年在北京病逝之後，在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了規格不低的遺體告別儀式，與此同時，在台灣也舉行了追悼儀式。在眾多黃埔將領中，海峽兩岸同時舉行悼唁儀式的僅有兩位，就是杜聿明和鄭洞國。
我軍用軍事圍困、經濟封鎖、政治瓦解三管齊下的辦法，基本上未打一個大仗就解決了國民黨的10萬軍隊，其中還有幾萬人帶著武器加入了我革命隊伍的行列。和平解放長春的方式使一個全國知名的大城市得以完整無缺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而且很快就能在解放全國的鬥爭中發揮其重大影響。還有，就是這種和平解放大城市的方式為全國其他城市的解放提供了若干有益的經驗，使今後能有更多的大城市也能走這條和平解放之路。在這裡，長春的和平解放算是開了一個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