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解放戰爭中，在我軍強大的政治攻勢與軍事壓力下，有大量國民黨軍隊向我軍投誠。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六十軍的起義。
曾澤生率六十軍全軍起義，並非在大軍壓境之時的臨時決定，有著一個逐漸發展變化的過程，是我黨我軍長期艱苦工作的結果。
曾澤生是雲南永善人，黃埔三期出身，以後又參加過黃埔軍校的高級政治訓練班。他參加過北伐。北伐之後，因“不願做腐敗之軍人”而辭去了國民軍的少校軍職。 1929年，他與潘朔端等20名青年軍人被滇軍錄用，從此長期在滇軍中任職，是龍雲和盧漢手下最重要的軍事骨乾之一。
六十軍和在東北戰場上的九十三軍都是滇軍，是雲南地方軍政首腦龍雲和盧漢經營多年的部隊。龍雲和盧漢本是雲南昭通炎山彝族的一對錶兄弟，他們從彝家山寨走出來，在行伍中奮鬥幾十年，從士兵直到成為滇軍中無可替代和毋庸置疑的統帥，被全國公認為“雲南王”。他們的部隊都是親自帶出來的，其地方觀念和家族色彩很重。但是，儘管滇軍在1921年就開始追隨孫中山，1927年就接受了蔣介石的指揮，雲南地方政府也接受了國民政府的領導，聽從了蔣介石“清黨”“剿共”、堵截紅軍的種種命令，而且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出滇參加抗日戰爭，在著名的台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滇西戰役中立了大功，又把雲南作為打通中緬交通線的基地，作為遠征軍的後方基地。可是，蔣介石按照自己一貫的排除異己的不變方針，總是把滇軍看作非其嫡系的、不可靠的地方勢力，另眼相待，而且一直在尋找機會完全除去龍雲在雲南的力量，讓自己徹底統治雲南。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命令盧漢率領滇軍主力六十軍和九十三軍開赴越南河內接受日軍的投降。龍雲和盧漢明知這是在搞釜底抽薪、調虎離山，但是在這種民族大義面前又不能不去。誰知，就在盧漢率滇軍主力離開雲南之後，1945年10月，蔣介石製造了著名的“雲南事變”，命令駐雲南的杜聿明所率的中央軍包圍了雲南省政府，殘酷鎮壓了雲南地方勢力，將龍雲綁架到重慶，改組了雲南省政府。緊接著，蔣介石又命令六十軍和九十三軍分別開到海防、河內、北海，然後直接海運東北，到東北打內戰，讓其在與共產黨作戰中相互削弱，兩敗俱傷。蔣介石對付地方實力派的這一套手法使滇軍將士心寒齒冷，但在蔣介石強大的中央軍面前又無可奈何。六十軍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到了東北內戰前線的。到了東北之後，六十軍仍然保持了滇軍的很多特點，部隊團以上軍官基本上都是曾澤生的學生或老部下，基本上未讓蔣介石插進自己的人，連新兵補充也是從雲南征兵，所以曾澤生在六十軍中有極高的威信。
滇軍到了東北之後，就被分割使用。六十軍的一八四師放在海城地區，由杜聿明指揮；一八二師放在昌圖地區，由孫立人指揮；軍部和暫編二十一師放在撫順，曾澤生能指揮的就只是一個暫編二十一師。這種安排事實上是為了便於國民黨嫡係部隊的監視。至於在給養、待遇上當然和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是兩種對待。所以，六十軍的一八四師到達東北不久，就是在被分割使用的情況下，由於在海城怕作為雜牌被蔣介石放棄，在潘朔端師長率領下於1946年5月舉行了起義。一八四師起義之後，六十軍當然更被另眼相看，不斷有以各種考核、視察、聯絡之類名義派到部隊中的監軍和欽差大臣。同時又把六十軍調到北滿作戰，把九十三軍調到熱河作戰，使兩支滇軍部隊遠遠分開。當新組建的一八四師被殲以後，又把原來的中長路交警二總隊改編為暫編五十二師撥給六十軍，用以取代一八四師。交警二總隊是眾所周知的屬於軍統系統的原忠義救國軍，戰鬥力不強，讓其到六十軍，實際上也是用來監視六十軍的。所以，六十軍和蔣介石嫡系軍隊之間長期是離心離德，而且分歧愈來愈大。
我云南中共黨組織早在1937年六十軍剛組建時就派有黨員楊重等人進入該軍開展工作，並在一八四師中建立了滇軍中第一個黨支部。我黨還從延安派了周時英、薛子正等同志到六十軍中，根據中央提出的“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躁和洩露”的方針開展工作。楊重還擔任了曾澤生的副官長兼特務營長，1947年秋天因為身份可能暴露，才根據組織決定離開六十軍（當時正在長春城外專門做國民黨軍隊的工作），所以對六十軍內部的情況十分了解。當滇軍到了東北之後，黨中央就把爭取滇軍作為一件大事來抓，朱德、葉劍英都親自過問過這方面的工作。滇軍元老、原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張沖很早就與我黨有聯繫，身份暴露後前往延安參加革命，這時也被中央派到東北，擔任了東北軍區高級參議和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參加對滇軍的工作。
根據六十軍的具體情況，東北局對敵工作部門開展了多方面的爭取工作，如不斷地送給六十軍各種傳單和宣傳品，利用雲南同鄉的關係經常給六十軍的各級軍官寫信，將被俘後思想轉變較好的雲南籍官兵有意釋放回去做策反工作等。 1947年5月，暫編二十一師在海龍突圍時被我軍俘虜7500多人，備受優待，我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兼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抗日名將周保中（周保中本人就是雲南大理人，白族，而且是著名的雲南講武堂出身）親自給俘虜上課，給他們指出蔣介石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和對滇軍利用、分化、瓦解、消滅的用心，勉勵他們參加革命、將來打回老家去，解救雲南的父老鄉親。我政工人員還向他們散發《新民主主義論》、《蔣管區內幕》等書。最後，我軍將120多名軍官當場釋放，讓他們回去，並請他們給曾澤生等滇軍高級軍官帶回一封信，勸他們效法潘朔端將軍走自新之路。特別是張沖和已經起義並擔任東北軍區副參謀長的潘朔端一直堅持用各種方式對六十軍官兵做工作，對六十軍官兵逐漸認清前途、選擇正確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生於雲南的劉浩是1937年入黨的老同志，他和其他幾位同志從延安派往東北工作之時，是由劉少奇和朱德親自向他們交代的任務。劉浩的妻子也是彝族，而且和九十三軍軍長盧浚泉是親戚，劉浩過去在雲南時就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和龍雲、盧漢有交往。所以他到東北之後，就利用各種關係在滇軍中開展工作，曾三次面見盧浚泉，面交了朱德的親筆信。根據劉浩在多方努力之後掌握的情況，東北局在研究之後認為，我黨在六十軍中的工作基礎要比九十三軍好，曾澤生的情況要比盧浚泉好，所以決定把爭取滇軍工作的重點放在六十軍，並成立了兩個滇軍工作委員會，一個由東北局聯絡部長李立三兼任書記，一個由吉林軍區司令員周保中兼任書記，劉浩在這兩個委員會中都擔任副書記。劉浩早在1947年夏天就和曾澤生的親信暫編二十一師師長隴耀討論了起義問題，隴耀表示理解，但說目前條件不成熟，以後再從長計議。他希望我軍能盡快把被俘的暫編二十一師官兵釋放回來，以免衛立煌安插大批的蔣軍嫡系軍官。我軍根據隴耀的請求，將被俘的暫編二十一師200多名軍官在教育之後放回了二十一師。所有上述工作，都在六十軍中有不小的影響。
1948年春，六十軍駐守吉林、永吉地區。在我軍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同意衛立煌的方案，讓其撤到長春。蔣介石給了曾澤生一個秘密命令，要六十軍在撤離前將小豐滿水電站炸掉。與之同時，駐守小豐滿的五四四團團長胡彥也收到不少我軍的宣傳品，要他們認真保護這個東北最大最重要的水電站（小豐滿水電站的發電量在當時佔整個東北發電量的一半，在當時也是全國最大的水電站）。在這種必須認真抉擇的情況下，曾澤生在與部下商議之後說：“蔣介石要我們做花園口式的罪人（按：1938年6月，日寇入侵豫東，蔣介石為了掩護其潰退，遂在鄭州北面的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造成了淹沒土地5.4萬平方公里、淹死人口80多萬、受災人口1250萬的大慘案），我們沒有那麼蠢。共產黨說了，誰破壞小豐滿，誰就是千古罪人，列入戰犯。”他頂住了蔣介石的壓力，讓胡彥將團部彈藥庫引爆，給人造成電站已炸的假象，保護了小豐滿水電站。這說明，在這樣的大事面前，曾澤生已經站到了人民的一邊。
既然滇軍與蔣介石有很大矛盾，在1945年的“雲南事變”問題上甚至可以說有深仇大恨，可是為什麼他們還要跟著蔣介石走，還要與我軍作對，不願起義投誠呢？為什麼我黨還要在與之作戰的同時花大力氣進行爭取呢？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雲南事變”之後，龍雲被蔣介石綁架到了重慶，免除了龍雲在雲南的所有軍政職務，名義上讓龍雲做軍事參議院院長，實際上是被軟禁在南京。盧漢不得不忍辱負重在雲南仰人鼻息，收拾殘局，維持鄉梓。滇軍主力兩個軍全都被送到東北內戰前線。在這種情況下，在東北的滇軍，特別是滇軍中的主力六十軍就成了蔣介石和盧漢之間政治交易的抵押品。六十軍是1937年組建的，盧漢是其第一任軍長，軍中所有高級軍官都是盧漢一手提拔的。六十軍還在東北打內戰，就表明盧漢還在跟著蔣介石；六十軍如果有了反叛蔣介石的行動，就表明盧漢對蔣家王朝的反叛，在雲南的盧漢和在南京的龍雲就會受到蔣介石的追究甚至迫害。還有，當時在錦州的盧浚泉是盧漢的叔叔，他所統率的九十三軍和六十軍的情況完全相似（盧浚泉在升任第六兵團司令後，第六兵團事實上也就只有九十三軍一個軍，由原九十三軍副軍長盛家興任軍長）。如果六十軍反叛了蔣介石，九十三軍也就難以生存。正是由於以上原因，所以六十軍的將領們一直是抱著對盧漢懷恩抱德、榮辱與共的態度在過日子，一直抱著保護龍雲與盧漢的目的在過日子。正如六十軍暫編二十一師師長隴耀自己所說：
人人抱著“可以叛蔣，不可叛盧”的信念，因此，內受蔣介石中央軍的排擠打壓，外受解放軍的進攻包圍，內外交困，艱險重重，前途暗淡，但仍然含垢忍辱，任勞任怨，慘淡經營。即使在困守長春、彈盡援絕、殺馬烹犬、勉強度命的嚴重關頭，也仍然死力掙扎，以期維持雲南政治局面的穩定，不負盧漢而後已。對於國家民族的大義則茫然置之度外，致使共產黨的爭取工作經歷了漫長曲折的道路。但共產黨的政策影響，卻已在第六十軍中播下了思想的種子，時機成熟，就會發芽滋長。
曾澤生和六十軍的領導人是從圍城到了十分危急的9月中開始考慮自己出路的。蔣介石要派來援軍已絕無可能，長春絕不可能再守下去，也絕不能突圍出去，滇軍要想再行入關也是絕無可能。在這幾種絕無可能之後就只有兩條路：一是為蔣介石殉葬，被解放軍所消滅；一是起義反蔣，投向共產黨。 9月22日晚上，曾澤生約他的兩個師長白肇學和隴耀密談。三人都傾向於走後一條路，唯一的顧慮就是怕六十軍起義之後雲南的盧漢立刻就會被蔣介石搞掉，所以對具體步驟未能進一步研究。
但是想來想去，他們估計，蔣介石已經被打得手忙腳亂，自顧不暇，難以加害雲南。至於遠在後方的眷屬的安危此時已無法顧及，有冤有債，只能以後再算。所以，他們逐步下定了起義的決心，從9月26日開始，他們進入了起義的準備時期。
六十軍要起義，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對付新七軍和名義上屬於六十軍的暫編五十二師，因為這是以自己的兩個師對付對方的四個師，馬虎不得。其次是能否爭取鄭洞國一道起義，或至少要爭取鄭洞國不以武力來反對。 10月13日，曾澤生、白肇學、隴耀三人在六十軍軍部進行了實質性的研究，做出了以下決定：（一）派曾經被解放軍俘虜過的五五一團團長張秉昌和五四四團副團長李崢先作為代表持三人共同署名的信件出城與解放軍聯繫接洽；（二）接洽妥當後，即於16日夜開始行動；（三）對新七軍進行布防，並同時對其軍師級軍官送信進行規勸和警告，對其士兵進行喊話，說明六十軍起義的原因，爭取其同情與支持；（四）對暫編五十二師以武力加以監視，並先行扣留其師長和各團團長，爭取挾制其就範；（五）派出糾察隊維持社會治安；（六）做好處理傷病員和後方人員的準備。
10月14日夜，張秉昌和李崢先持曾澤生等三人的信件出城到了我軍前沿陣地，經過哨卡盤問和逐級轉送，他們二人到達我一兵團政治部時已是15日上午。這時，一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和政委蕭華正在研究如何作戰，因為我東野總部從瀋陽得到了內線情報，知道蔣介石已命令長春守軍突圍，而且命令瀋陽的新三軍和新六軍前往接應。得到六十軍要起義的消息時，他們相當審慎，怕是敵人在突圍前搞的花招。所以，一方面向東總報告，一方面同六十軍來人進行商談，並向六十軍提出了三個條件：（一）必須表明六十軍如何對待新七軍的態度；（二）起義後的集結地點和路線由我軍指定；（三）立即派出高級官員出城談判。
就在15日，東北局領導在向中央報告的同時，就給蕭勁光、蕭華來電，認為從全局分析，六十軍要起義是可以相信的，我們應立即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16日，中央就給東北局來電，就如何處理有關問題做了明確指示：
你們爭取六十軍起義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兵團對六十軍的分析和處置也是正確的。唯要六十軍對新七軍錶示態度一點不要超過他們所能做的限制。吳化文退出濟南戰鬥時，曾以電話告訴王耀武說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語，這是軍閥軍隊作戰的現象。只要六十軍能拖出長春開入我指定區域，願意加入我解放軍序列，發表通電錶示反對美國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贊成土地改革及沒收官僚資本，擁護共產黨及人民解放軍，也就夠了。你們應當不失時機地和六十軍代表談判，並註意這些代表。如果曾澤生願意見潘朔端，則潘可秘密見曾談判。如果六十軍能按上述辦法拖出長春，則一兵團（加十二縱）便應攻入長春，解決新七軍。即使目前不能一下解決，也可逐步解決之。
中央的指示具體而明確，蕭勁光和蕭華得到電報之後立即將同意並鼓勵六十軍起義的決定告訴了六十軍的兩位團長，讓他們立即回城通知曾澤生。
16日，鄭洞國通知曾澤生到他處議事。曾澤生讓白肇學和隴耀掌握好部隊，並說：“在我未回來之前，就是天塌下來，你倆都不許離開部隊。鄭洞國如果將我扣留，你們仍按原計劃行動。”曾澤生到了鄭洞國處，見鄭垂頭喪氣，面容憔悴，拿出了蔣介石的電令，才知是蔣介石堅持要長春守軍突圍。鄭又告訴曾，當天與錦州的聯絡已完全中斷，錦州方面的情況不明。曾澤生心中裝著起義的大事，敷衍了幾句就與鄭告辭。他到新七軍軍長李鴻處，想勸說李鴻一起行動。但李鴻得了傷寒病，正在發高燒。曾澤生怕萬一談不好，就會壞了大事，故而未能告訴他什麼消息，就回來等待與解放軍聯絡的人員。這天黃昏，張秉昌和李崢先回來了，告訴了已經和解放軍談好，並讓派出正式代表出城與解放軍商談有關的各種具體問題。曾澤生立即做出了當晚按原定計劃起義的決定，並派去兩個副師長李佐和任孝宗作為正式代表出城與我軍圍城部隊進行具體商談。
10月16日夜，六十軍在曾澤生軍長的率領下按原定方案舉行起義，起義指揮所設在五四五團團部所在地裕昌源麵粉廠（曾澤生起義之後才知道，這個團的副團長趙國璋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團長朱光雲是我黨地下組織的發展對象，五四五團也正在主動與我軍圍城部隊聯繫起義，我軍要五四五團停止單獨起義，全力支持六十軍起義）。由於事先的準備工作做得較好，暫編五十二師也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隨同起義（暫編五十二師師長李嵩的弟弟李泰然的妻兒在敗退時與蔣軍失散，我軍在防區中找到之後，通過我地下組織將李的妻兒送入長春。這事給李家的震動頗大，李泰然曾幾次給我軍送出軍事情報，還表示爭取早日反正。在這關鍵時刻，李泰然在五十二師起義問題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六十軍起義是三個師的全部行動（只有一個軍參謀長徐樹民，因為是蔣介石派到六十軍的特務，所以在起義之前就被曾澤生抓了起來，連同本是軍統特務的暫編五十二師師長、團長等數人，都被曾澤生派武裝押送交給了我圍城指揮所）。為了最後一次爭取鄭洞國和李鴻，曾澤生在16日晚給鄭洞國和李鴻各寫了一封信，曉以大義。這封信可以看作當時國民黨軍隊中若干有識之士對時局的一份宣言。信中說：
長春被圍，環境日趨艱苦，士兵飢寒交迫，人民死亡載道，內戰之慘酷，目擊傷心。今日時局，政府之腐敗無能，官僚之偽劣橫暴，史無前例。豪門資本憑藉權勢壟斷經濟，極盡壓榨之能事，國民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此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之罪惡，有誌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軍隊為人民之武力，非為滿足個人私慾之工具，理應救民倒懸。今本軍官兵一致同意，以軍事行動反對內戰，打倒蔣氏政權，以圖挽救國家於危亡，向人民贖罪，拔自身於泥淖。公乃長春軍政首長，身系全城安危。為使長市軍民不作無謂犧牲，長市地方不因戰火而糜爛，望即反躬自省，斷然起義，同襄義舉，則國家幸甚，地方幸甚。
鄭洞國和李鴻未能接受忠言，拒絕起義。但是，鄭洞國並未採取任何反對或以武力加以阻止的行動，只是在明知無效的情況下派了他的副參謀長楊友梅和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省政府秘書長崔垂言三人前來勸阻，走了一個表示他不同意起義的過場。新七軍也未採取敵對行動，而派來兩名副師長表示既不參加但也不阻止起義，只希望雙方不要發生衝突。這一事實說明，鄭洞國和李鴻內心已經十分矛盾了，動搖了。
10月17日，在我方聯絡員劉浩的陪同下，曾澤生出城見到了我圍城前線指揮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對有關事項做了具體安排。當天夜裡，六十軍的2.6萬多名官兵就開出了長春城，到九台地區休整。
六十軍的原有防地全部由我軍獨立六師和八師入城接防。
曾澤生率六十軍全軍起義，這在解放戰爭中是繼吳化文在濟南率一個整編師的起義之後第一次整個軍的起義，也是解放戰爭開始以來起義人數最多的一次起義，不僅受到了我黨我軍和解放區人民的熱烈歡迎，也震動了全國。六十軍的起義使國民黨軍隊“固守長春”的形勢急轉直下，不僅使新七軍被迫投誠，使長春迅速得以和平解放，而且使東北戰局發生了對我軍十分有利的變化，加速了整個解放戰爭的進程。
根據中央軍委命令，1949年1月2日，六十軍全軍成建制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走進了人民革命的隊伍。曾澤生仍然擔任軍長，白肇學和隴耀仍然擔任師長，只是更換了暫編五十二師的指揮員（以原六十軍一八二師副師長李佐任師長）。在經過政治整訓之後，這支軍隊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成為新型的人民軍隊。 1949年南下入關，參加了鄂西戰役和解放四川的戰鬥。新中國成立之後，又兩次入朝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屢立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