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舉世聞名的解放戰爭大決戰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指揮這場當時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戰爭的統帥部，卻是很小很小。它設在一個當時國人幾乎毫無所知，後來卻名聞天下的小山村里。這就是當時屬於晉察冀解放區的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新中國成立以後，周恩來曾經深情地回憶說：“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西柏坡位於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嶺前，是一個只有七八十戶人家的小村落。滹沱河從村前流過，沿河西上，就是巍巍的太行山；沿河東下，就是廣闊的華北大平原。與它最近的大城市石家莊，相距有90公里。早在1947年5月初，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就由延安輾轉來到這裡。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就是在這裡召開的，西柏坡當時就已經是中共中央在華北的一個工作中心。當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人來到這里之後，這裡就成為中共中央的最高指揮機關所在地，當然也就成為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的指揮部。
當蔣介石派遣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直到已經可以聽到敵人的槍聲，毛澤東才離開延安，這一天是1947年3月18日。 3月25日到了棗林溝，在這裡，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領導機關分為三個部分，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西柏坡，領導全國的土地改革、根據地建設和國統區的群眾運動；以葉劍英為首的後方委員會率大多數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前往山西臨縣三交鎮，負責陝北戰場的後勤保障和中央與全國各地的通信聯絡。而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為首的前方委員會則留在陝北代表中共中央指揮全國的戰爭（這時周恩來正在三交鎮，4月10日才趕回陝北的青陽岔和前委會合）。前委雖然肩負指揮全局的重任，但是人員非常精練，整個前委機關和少量的警衛部隊總稱為中央縱隊，對外代號是三支隊，任弼時任司令員，陸定一任政委。為了保密，毛澤東化名為李得勝，周恩來化名為胡必成，任弼時化名為史林，陸定一化名為鄭位。
中央縱隊於6月17日至8月1日駐於小河村，對外代號改為九支隊。由於任弼時身體不好，改為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委。中央縱隊一直在陝北山溝中和胡宗南的幾十萬大軍周旋，住得最長的是米脂的楊家溝，有四個月又兩天。在這裡，中央縱隊的代號又改為“亞洲部”，並在這裡召開了著名的“十二月會議”，毛澤東在這裡寫下了21篇重要文件。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央縱隊離開了生活、工作、戰鬥了13年的陝北，離開了自撤離延安以後轉戰了一年又五天的陝北，在吳堡縣川口村的渡口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經後方委員會所在地三交鎮雙塔村、晉綏軍區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再經神池、寧武、代縣、繁峙，過五台山進入河北。先到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阜平縣的城南莊，在這裡得到了我西北解放軍收復延安的喜訊。 5月27日，到達了西柏坡。從此，原來分為三個臨時工作班子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全部到了一處，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堅強指揮中心。當然，這時最重要的領導與指揮是戰爭，是即將開始的大決戰。
在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形成了在全黨享有崇高威望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是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五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當時在黨內一般都通稱為“五大書記”。
中共中央對於全國軍事工作的領導，對於作戰的指揮，則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負責。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是一個機構兩個牌子，平時都是用中央軍委的名義，只有在少數對外的場合，才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名義，如對外公佈戰績公報，1947年10月頒布《解放軍口號》和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
中央軍委原名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1945年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改稱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共12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陳毅、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劉伯承、林彪、葉劍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他們平時都是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進行工作的。
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原來是由彭德懷副主席兼任，在保衛延安的戰鬥中，由於彭德懷離開總部兼任了西北野戰兵團的司令員，長期在前線指揮作戰，總參謀長的工作實際上由周恩來擔任。 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為總參謀長，成為毛澤東主席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第一助手。葉劍英本是中央軍委的副總參謀長，但他長期未能在位。解放戰爭初期，他在外擔任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的我方首席代表，回延安後很快又擔任了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的負責人，一直到了西柏坡以後，他才真正參加總部的領導工作。
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由軍委副主席劉少奇兼任，由於當時各解放區和各地區部隊是分散的，總政治部並不具體管理各軍區、各野戰軍的政治工作，所以總政治部的工作不是很重，只是由副主任傅鍾帶領不多的工作人員負責。
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部長是楊立三，當時總後的工作和總政的工作有點相似，對於各野戰軍的後勤工作也是不做具體領導的，主要是負責中央機關和軍委總部直屬機關的後勤保障。
中央軍委秘書長一直由楊尚昆擔任。
中央軍委總部人員十分精幹，主要職能部門就是一個作戰部，作戰部實際上起了總參謀部的作用。作戰部部長李濤，副部長王諍，其下分為三個局，一局管作戰，二局管情報，三局管通信。
在1945年8月新的中央軍委成立時，除了軍委的三大部之外，所指揮的革命軍隊是當時的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華南抗日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
當西柏坡成為中國人民革命的指揮中心，成為大決戰統帥部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成為有著280多萬人的鋼鐵大軍，其中有野戰部隊10個兵團、50個縱隊、156個旅（師）。當時我軍的主要序列是：
1948年5月，以原晉察冀解放區為主，成立了華北軍區，由聶榮臻任司令員，徐向前、滕代遠、蕭克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員，薄一波任政治委員，趙爾陸任參謀長，羅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原來晉察冀軍區的部隊和晉冀魯豫軍區的部分部隊共同組成華北野戰軍，司令員和副司令員與華北軍區同。華北野戰軍下轄三個主力兵團：
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徐向前，副司令員兼副政委周士第，參謀長陳漫遠，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一兵團下轄三個縱隊：
八縱司令員兼政委王新亭，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張祖諒。
十三縱司令員韋傑，政委徐子榮。
十五縱司令員劉忠，政委袁子欽。
第二兵團司令員楊得志，政委羅瑞卿（兼），參謀長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二兵團下轄兩個縱隊和三個獨立旅。
三縱司令員鄭維山，政委王宗槐。
四縱司令員曾思玉，政委王昭。
第三兵團司令員楊成武，政委李井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煥，參謀長由唐延杰兼任。三兵團下轄三個縱隊：
一縱司令員唐延杰，政委曠伏兆。
二縱司令員陳正湘，政委李志民。
六縱司令員文年生，政委向仲華。
除以上三個兵團外，華北軍區還直轄兩個縱隊：
七縱司令員孫毅，政委林鐵。
十四縱司令員暫缺，政委甘渭漢。
華北兵團位於黨中央周圍，是中央的直屬兵團。 1949年2月，華北野戰軍的第一兵團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撥歸第一野戰軍指揮。 1949年1月，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4月，撥歸第一野戰軍指揮；11月，改歸第二野戰軍建制。 1949年1月，華北野戰軍第三兵團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兵團，仍屬華北軍區；6月，二十兵團仍然歸屬為中央的直屬兵團。
由陝北地區的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和晉綏野戰軍為主於1947年3月16日組建的西北野戰兵團，在1947年7月31日被中央軍委更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簡稱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副司令員張宗遜、趙壽山，副政委習仲勳，參謀長閻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西北野戰軍下轄六個主力縱隊：
一縱司令員賀炳炎，政委廖漢生。
二縱司令員兼政委王震。
三縱司令員許光達，政委暫缺。
四縱司令員王世泰，政委張仲良。
六縱司令員羅元發，政委徐立清。
七縱司令員彭紹輝，代政委孫志遠。
1948年5月8日，鑑於中原地區幾個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原軍區，原晉冀魯豫野戰軍改稱中原野戰軍，野戰軍首長由軍區首長兼任。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副司令員陳毅（仍兼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和政委）、李先念、鄧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參謀長李達。中原野戰軍下轄7個主力縱隊：
一縱司令員楊勇，政委蘇振華。
二縱司令員陳再道，政委王維綱。
三縱司令員陳錫聯，政委彭濤。
四縱司令員陳賡，政委謝富治。
六縱司令員王近山，政委杜義德。
九縱司令員秦基偉，政委李成芳。
十一縱司令員王秉璋，政委張霖之。
1947年1月25日，根據中央軍委決定，原新四軍、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的番號撤銷，統一整編為華東軍區和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副司令員粟裕，副政委譚震林，參謀長陳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華東野戰軍下轄12個主力縱隊。 1947年8月，華東野戰軍曾經分為以陳毅、粟裕為首的外線兵團和以許世友、譚震林為首的內線兵團。
1948年3月，華東野戰軍先後被編為四個兵團，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是年5月，陳毅到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任副司令員，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工作由粟裕代理），第一副司令員粟裕，第一副政委譚震林，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三副政委宋任窮，參謀長陳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當時的四個兵團是：
第一兵團（又稱粟裕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委葉飛，第二副政委金明，參謀長張震。一兵團之下轄三個主力縱隊：
一縱司令員和政委由葉飛兼任。
四縱司令員陶勇，政委王集成。
六縱司令員王必成，政委江渭清。
第二兵團（又稱山東兵團或許譚兵團）司令員許世友，政委譚震林（兼），副司令員王建安，參謀長李迎希，政治部主任謝有法。二兵團之下轄三個主力縱隊：
七縱司令員成鈞，政委趙啟民。
九縱司令員聶鳳智，政委劉浩天。
十三縱司令員周志堅，政委廖海光。
第三兵團（又稱陳唐兵團，在中原作戰時曾歸劉鄧指揮）司令員陳士榘，政委唐亮，其下轄三個主力縱隊：
三縱司令員孫繼先，政委丁秋生。
八縱司令員張仁初，政委王一半。
十縱司令員宋時輪，政委劉培善。
第四兵團（又稱蘇北兵團）司令員韋國清，政委陳丕顯，副政委吉洛（即姬鵬飛），參謀長覃健，政治部主任張凱。其下轄三個主力縱隊：
二縱司令員滕海清，政委康志強。
十一縱司令員胡炳云，政委張藩。
十二縱司令員謝振華，政委李乾輝。
在東北的東北野戰軍前身是我黨到東北之後創建的東北人民自治軍和東北民主聯軍。 1948年1月1日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一般都稱為東北野戰軍。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林彪，副司令員呂正操、周保中、蕭勁光，副政委羅榮桓、高崗、陳雲、李富春，參謀長劉亞樓，政治部主任譚政。東北野戰軍的規模比較大，除了有12個主力縱隊之外，還有11個獨立師、15個軍區的地方部隊以及砲兵縱隊和鐵道兵縱隊。為了便於指揮，還組建了兩個前方指揮所（秋天就改組為兩個兵團司令部，一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蕭華，副司令員陳伯鈞，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參謀長解方；二兵團司令員程子華，政委黃克誠，副司令員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劉道生，參謀長黃志勇）。當時的12個主力縱隊是：
一縱司令員李天佑，政委梁必業。
二縱司令員劉震，政委吳法憲。
三縱司令員韓先楚，政委羅舜初。
四縱司令員吳克華，政委莫文驊。
五縱司令員萬毅，政委劉興元。
六縱司令員黃永勝，政委賴傳珠。
七縱司令員鄧華，政委吳富善。
八縱司令員段蘇權，政委邱會作。
九縱司令員詹才芳，政委李中權。
十縱司令員梁興初，政委周赤萍。
十一縱司令員賀晉年，政委陳仁麒。
十二縱司令員鍾偉，政委袁昇平。
這個時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有280萬大軍，在兩年中已經與蔣介石的各種部隊交了手、過了招，無論是蔣家的第一嫡系胡宗南部，還是蔣家的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編第七十四師，都被我軍殲滅了；各種各樣的美式裝備，我軍也都領教過了；石家莊、洛陽、開封、臨汾、四平等設防堅固的城市，也被我軍攻克了；蔣介石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也都被我軍擊潰了，這些都表明我軍的戰鬥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軍戰鬥力的提高，除了部隊的增多、經驗的豐富、裝備的改善、解放區的擴大、解放區人民的支援等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央軍委領導下，我軍採取包括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在內的軍隊內部建設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對於加強我軍的自身建設，提高我軍的素質，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早在抗日戰爭剛結束之時，中央軍委就考慮到瞭如何盡快改變由於抗日戰爭的具體情況所形成的長期分散游擊狀態，做出了《關於目前軍隊編制的決定》，迅速編組野戰兵團，並對野戰兵團的編制與配備作了具體的規定。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練兵的指示》，嚴格要求各部隊“立即下令全軍練兵，上級督促檢查，將此看成決定勝負的關鍵之一”；“軍事上練三大技術（按：射擊、投彈、刺殺），練攻城、守城、夜戰；政治上提高戰勝頑軍保衛解放區之決心與信心”。到1946年6月，全軍就組建成了27個野戰縱隊及6個野戰旅。
1947年10月，毛澤東在陝北佳縣的神泉堡，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寫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因為宣言是在10月10日發布的，當時通稱為《雙十宣言》。宣言與蔣介石提出的口號“打到延安去，活捉毛澤東”針鋒相對，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與《雙十宣言》同時發布的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關於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楊家溝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即有名的“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在著名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出了對我軍作戰極為重要的十大軍事原則，這就是：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和強大之敵。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
（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
（四）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麵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 ……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五）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
（六）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
（七）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
（八）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
（九）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
（十）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盡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1948年1月30日，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向全軍發布；3月7日，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評西北大捷兼評解放軍的新式整軍》向全軍發布。
在中央一系列指示的指引下，各個解放區的部隊從1947年冬天到1948年夏天的戰鬥間隙裡，進行了新式整軍。整軍的主要方式是發動大家控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貧苦民眾帶來的種種痛苦，啟發和提高大家誓死推翻反動統治的階級覺悟，然後在此基礎上展開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的三查運動。在運動中對覺悟高、表現好的進行表揚，對有各種問題的進行批評幫助。這種通過啟發覺悟而激發鬥志的自我教育運動，是我黨進行部隊思想工作的優良傳統，是土地革命時期《古田會議決議》的繼續和發展，對提高部隊戰鬥力有著極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說：“這樣就使部隊萬眾一心，大家想辦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犧牲，克服物質條件的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這樣的軍隊，將是無敵於天下的。”
在新式整軍運動的同時，我軍在部隊建設中還採取了其他多種有效措施，如在1947年恢復與健全了曾被“王明路線”取消了的黨委製，在營以上單位全部恢復健全了黨委，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使黨委成為部隊領導和團結的核心。根據中央的佈置，在部隊中實行和發揚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恢復了井岡山時期的連隊士兵委員會（以後改稱革命軍人委員會）。在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三大紀律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八項注意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的基礎上，全軍開展了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的運動，大力克服過去因為分散作戰而形成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嚴格建立了各級的請示報告製度。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響徹了全軍。
在進行各種整頓、教育工作的同時，為了提高我軍的戰鬥力，中央軍委在改善部隊裝備上也盡各種可能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以繳獲敵人的武器物資為主要來源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工業體系，在東北和華北都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工業基地。我軍首先建立了自己的砲兵，陸續建立了自己的工兵、通信兵和鐵道兵，還在東北建立了高射砲大隊和戰車大隊，開辦了航空學校和通信學校。所有這些努力，都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為今後我軍建立特種兵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在大決戰的舞台上，我們也有必要看看敵方的一些情況。
在1948年4月的蔣記“國民大會”上，蔣介石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蔣介石在此之前的正式官銜，一般都稱之為“委員長”，這一頭銜最早是1932年3月在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他又被選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按會上通過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組織大綱》的規定：“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之指揮，並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委員長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是一個在戰時形成的完全擁有絕對獨裁權力的職務，所以長期以來，他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蔣委員長”。1943年8月1日，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蔣介石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當國民政府主席時，本是一個不管政事的名義上的虛職。蔣介石當選之後，修改了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為海陸空軍大元帥”，所以也有人稱呼他為蔣主席），但是他在國民黨內實力最大的反對派、桂系首領李宗仁也在他堅決反對的情況下當選為副總統，使這個中央政府十分明顯地分為兩半，連最表面的“團結”二字都不可能出現，正如蔣介石自己在日記中所寫的“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北方之民心士氣尤完全動搖”，“江南各省幾乎遍呈風聲鶴唳之象，兩廣、湘、豫、浙、閩伏匪蠢動，李濟深、馮玉祥且與之遙遙相應，公然宣告叛國，此誠存亡之秋也”。
蔣介石於1947年接受了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的建議，將原來的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陸軍總部、軍事參議院等一併撤銷，權力都歸於國防部。國防部部長原來是頗能打仗的白崇禧，但因為白崇禧屬於桂系，於是在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之後，蔣介石撤了白崇禧，改為他最親信的陳誠任國防部部長，不久又換為另一親信何應欽。參謀總長是他的嫡係將領顧祝同。在此之下最重要的軍事指揮建制單位，是蔣介石在各軍事要地設立的專門用來打內戰的“剿匪總司令部”和綏靖公署，根據戰事的需要，凡是派往各所轄地區的部隊，均由各“剿總”和綏署指揮。大決戰開始時的幾個“剿匪總司令”分別是：華北的傅作義（駐北平），以北平、天津、張家口為中心，有兵力60多萬；東北的衛立煌（駐瀋陽），以瀋陽、長春、錦州為中心，有兵力48萬；華中的白崇禧（駐武漢），以武漢為中心，有兵力約75萬；徐州的劉峙，以徐州、蚌埠為中心，有兵力60多萬。除了以上幾個“剿總”之外，西北的胡宗南以西安綏靖公署的名義駐西安，有兵力約30萬；大決戰開始以後，蔣介石設立了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以湯恩伯為司令，有兵力約50萬人。
國民黨軍隊這時共有365萬人，能用於第一線的軍力為170萬人，其主力部隊的建制單位在當時是兵團，兵團之下轄軍（即原來的整編師）。在大決戰時期的各個兵團的主官是：一兵團司令鄭洞國，二兵團司令杜聿明，三兵團司令張淦，四兵團司令李文，五兵團司令裴昌會，六兵團司令盧浚泉，七兵團司令黃伯韜，八兵團司令周福成，九兵團司令廖耀湘，十兵團司令徐啟明，十一兵團司令魯道源、孫蘭峰，十二兵團司令黃維，十三兵團司令李彌，十四兵團司令宋希濂，十五兵團司令羅廣文，十六兵團司令孫元良，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十八兵團司令李振，十九兵團司令張軫，二十兵團司令陳克非，二十一兵團司令劉安琪。
這時國民黨軍隊的情況如何呢？有關的材料很多，為了能最真實地反映當時國民黨軍隊的實際，我們在這裡先來看看蔣介石本人的原話，因為他只能嘴邊留情，有所掩飾，絕對不會添油加醋的。 1948年1月，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物質上我們有很好的裝備，有很精良的武器，可以說具備了一切勝利的條件。”可是“為什麼還要遭受挫折，遭受損失呢”？面對著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損失”，他在這段時間不再如過去那樣大肆吹噓，而是說了一點真話。他說：
“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各級軍官對上級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軍官是如此，“士兵戰鬥技能落後，不能打仗”。因此，“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凶頑狡猾的匪軍作戰，絕無倖免於失敗的道理”。到了蔣介石在大陸徹底失敗，逃到台灣去以後，他的話說得更符合事實一些，他說：“今天，我痛心地指出，從抗戰後期到現在，我們革命軍隊中所表現出的貪污腐敗，真是無奇不有，簡直難以想像”，“這樣的軍隊就不能不走向失敗”；“可以說，我們的幾百萬軍隊，沒有同共軍做過一番較量，就被解決了，無數優良的裝備送給了共產黨，用來消滅我們自己”。美國學者易勞逸在大量引用了蔣介石這一時期的談話之後，有過這樣的一個總結：“很清楚，蔣介石並沒有把他政權的垮台歸之於美國的失信，武器彈藥的缺乏甚至共產黨軍隊的力量。在他看來，失敗的因素蘊藏在國民黨政權內部。他相信，在內戰時期，這個政權不僅腐敗糜爛，而且已是行將覆滅。”
國民黨軍隊有一個中外皆知的大特點，就是窩裡鬥。在一支隊伍之中，軍官侵吞軍餉，歧視、魚肉士兵，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這一點，連蔣介石自己也說，由於官兵之間“生活上的懸殊”，故而“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了”。更大的問題是國民黨軍隊中幾十年來一直存在的派系鬥爭永遠不可能調和，而且是愈演愈烈。中央軍和地方軍，嫡系和雜牌，長期如同水火。對地方軍隊分而治之，在戰場上用敵方力量去削弱地方軍隊，是蔣介石多年來的一貫政策，在大敵當前的抗日戰爭中猶是如此，在內戰中就更是如此。原來的東北軍、西北軍是如此，後來的滇軍、川軍是如此，連立過很大戰功，兵力相當強的桂系軍隊也受到這種對待。曾經任過國民黨政府副總統的桂系領袖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說：“中央的政策是藉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所謂'中央軍'的主要任務為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不是防禦敵人的。因而一旦與共軍作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共產黨就乘機茁壯了。”“蔣先生一心一意要藉對內對外戰爭把這些'雜牌'部隊消滅，所以平時扣發軍餉，戰時不予補充，待該部在戰爭中消滅殆盡時，中央便藉口將其取消。但是中央這種作風，各部隊長官皆洞若觀火，所以他們絕對不打硬仗，處處企圖保存實力，免被消滅。如此，中央愈加蓄意加以消滅。演變的結果，中央當局便視'雜牌'部隊為癰疽，而'雜牌'部隊亦視最高統帥為仇讎，而形成一種互為因果的死結。”在本書的敘述中，有不少這方面的實情，這裡不多舉例。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曾經長期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特別是蔣介石的歷史，寫過。他在該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最使國民黨聲名狼藉的是它的軍隊。”這句話真可以說是簡明扼要、一針見血。
戰爭是社會矛盾在最激烈衝突情況下的產物，它的勝負是由社會各方面力量合力的高低來決定的。中國現代歷史上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勝負也是可以預料的。只是，包括毛澤東這樣的歷史巨人在內的所有的中國有識之士，也未能預料到，這場大決戰的進程，竟會是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