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決戰即將展開。由於這場大決戰的規模太大，影響太廣，它實際上是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國土上整個領域上展開的。如果說這場大決戰就如同一幕正義戰勝反動、光明戰勝黑暗的威武雄壯的活報劇的話，這片古老的國土就是它的大舞台。但是這片古老的國土已不是傳統的中華大地，它已經由單邊的邪惡分為了兩個部分：光明和黑暗各佔半壁河山。
光明和黑暗的此起彼伏、此進彼退、此長彼消、此勝彼敗，就是以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批著名人物為主角，以中華大地為大舞台所演出的這場活報劇的主旋律。為了更好地觀賞這場氣壯山河的活報劇，我們有必要先來看看歷史為我們的先輩所提供的這個大舞台。
早在八年抗戰的艱苦鬥爭中，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軍民就先後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在向日寇收復失地的戰鬥中，又進一步擴大了根據地的面積。所以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發動的內戰開始的時候，我黨所控制的解放區已分佈在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按：後三省皆舊省名，均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後撤銷，併入今遼寧、河北、內蒙古、山西四省（區）〕、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19省（區），共有人口1億以上，土地面積近100萬平方公里。到1948年底，中國共產黨在近三年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雖從南方的一些解放區撤出，但在更多的地區有了更大的發展，解放區的總面積已達235萬平方公里，人口增至1.68億。更重要的是，長江以北的各主要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可以做戰略上的相互支援。例如，我們在下面關於淮海戰役的介紹中就可見到幾個省、幾百萬民工支援前線的可謂驚風雨、泣鬼神的空前壯舉。
在廣大的解放區中，處處是一片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景象。形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就在於我黨在解放區中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意願，進行了從反姦清算、減租減息到土地改革的群眾運動，使廣大農民翻身做了主人，激發了蘊藏多年的革命熱情和生產熱情。
在中國農村中這場可謂翻天覆地的土改運動，是一場暴風驟雨般的階級鬥爭。廣大農民的革命熱情迸發出來之後，封建制度被步步摧毀，新生政權在天天建立，一大批革命的積極分子湧現了出來，成為支援解放戰爭，保衛民主政權的中堅力量。山西文水縣雲西周村的青年英雄劉胡蘭就是在土改中湧現出來的年僅15歲的共產黨員。 1947年1月8日，她為了保衛黨的利益，保衛鄉親們土改的勝利成果，保衛解放軍，面對閻錫山匪軍和地主還鄉團“奮鬥復仇隊”的鍘刀，大義凜然，從容就義。
毛澤東主席特地為她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根據1949年6月的統計，解放區中有約1億農民分得了33750萬畝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權，農村黨員人數從1947年的270萬發展到450萬（按：1949年底新中國成立後的統計數字），各地都普遍建立了農會、工會、婦女會，組織了民兵和自衛隊等人民武裝。革命熱情激發了生產熱情，得到了土地的農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如東北解放區從1947年到1949年就擴大了耕地3000多萬畝，畝產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各解放區不僅生產了大量的糧食為部隊提供了充足的軍糧，還興建了軍工廠和被服廠，為部隊源源不斷地提供軍需物資。僅據蘇皖第五分區一個分區的統計，在農村中就有手搖紡車20萬輛，手式織布機8700多部。我軍戰士的軍衣，基本上都是由農村大嫂的兩隻手生產出來的。
革命和生產都搞得熱氣騰騰的解放區是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保證。
為了保衛勝利果實，廣大翻身農民踴躍參軍，源源不斷地為人民軍隊補充了大量的兵源。在解放戰爭期間，東北解放區有160萬農民參軍，華北解放區有近100萬農民參軍，華北解放區的太行區各縣的參軍人數占到了總人數的4％～8％。從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國內大規模作戰行動結束，我軍共補充兵源450萬，除了少量的“解放戰士”之外，全是解放區的翻身農民。除正式參軍到部隊之外，各解放區還有大量的民兵，他們是協助解放軍作戰、修工事的重要力量，也是牽制敵人的重要力量。據不完全統計，在解放戰爭中，民兵總數有228萬多人，參加了大小戰鬥11.4萬多次，殲滅敵人20萬人以上。
除了參軍作戰，解放區農民對解放戰爭的支援是用各種行動支援前線，當時叫做“支前”。支前的內容很廣，最主要的是後勤保障和戰地勤務兩大類。後勤保障中，糧食、被服、彈藥的供應是重點，單是華北解放區提供的公糧就高達12.5億多公斤。戰地勤務中，包括修築工事、戰地救護、彈藥運輸、押送俘虜等，解放區組織了大量的民工團隨軍行動，山東解放區從1946年7月到1948年9月，就出動了支前民工580萬人，冀中地區出動了480萬人。
解放區人民的支援對於解放戰爭的勝利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是決定性的。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說了一段帶總結性的話：
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了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的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
與解放區中欣欣向榮的情況完全相反，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那半壁江山卻日益黑暗腐朽，搖搖欲墜。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本來就是違背民心的，為了支持這部龐大戰爭機器的運轉和國民黨政府其他天文數字般的源源支出，國民黨政府只能採取兩個辦法：一個是以賣國求援來謀求美國的援助，另一個是加強對全國人民的掠奪。
八年抗戰，已經給國民經濟帶來了難以估計的損害。抗戰結束之後，只有集中全力修補戰爭的創傷，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經濟才可能逐漸恢復。可是蔣介石集團的心思根本就沒有放在這裡，而是一心要打內戰。雖然把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的80％都用於軍費，但也只是杯水車薪。於是蔣介石不惜將中國的主權拍賣給美國用來換取美元。為此，美蔣之間訂立了一系列公開的和非公開的條約，這其中最重要的是1946年11月4日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這個美其名為商約的主要條款是美國提出來的。根據這個條約，美軍可以長期駐在中國，美國的飛機、艦船可以在中國任意航行，在中國的美國人員不受中國的法律制裁。很明顯，這不是什麼商約，故而當時的有識之士都稱之為“新二十一條”，和當年袁世凱將主權賣給日本帝國主義的“二十一條”毫無二致。正由於蔣介石將中國變成了美國事實上的殖民地，所以美軍在中國可以為所欲為。 1946年底，駐紮在天津的美軍有過這樣的規定：碾死或殺死一個中國人，賠償法幣10萬元；碾死或殺死一頭驢，賠償法幣13.5萬元。在美國大兵眼裡，中國人還不如驢！
在乞討美元的同時，為了搜刮民脂民膏，國民黨政府又盡一切可能加大橫徵暴斂的規模與力度，從而造成經濟蕭條，百業殘破，通貨膨脹，民不聊生。
在蔣介石政府發動全面內戰的1947年，蔣家王朝的全年財政支出為法幣40.91萬億元，可是它的全年財政收入僅有13.83萬億元（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當時還有一個統計，認為蔣家王朝的全年收入有92％是靠發行紙幣獲得），這種駭人聽聞的赤字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就是讓印鈔機器飛速開動，以更大的赤字來填補這個無底洞。於是在國統區出現了世界罕見的貨幣貶值和物價飛漲。 1947年一年中，物價普遍上漲20倍，有的達到30倍。上海的米價在1月初是每擔6萬元，到年底就漲為110萬元。
這種上漲，較之以後還只算是微不足道。到1948年，上海米價在1月是每擔150萬元，到了8月竟漲為6500萬元，在8個月中上海的平均物價上漲了500～1100倍。老百姓在1937年能買兩頭黃牛的錢，到1947年7月，就只能買三分之一盒火柴。國民黨政府所發行的法幣價值竟然還不如它本身的紙張和印刷費用。
物價的狂漲，是整個經濟崩潰的標誌。在農村，由於稅捐太重和強拉壯丁，農業生產力急劇下降。 1947年，過去一直是最富庶的江蘇省拋荒耕地佔總耕地面積的五分之三，安徽省和河南省各佔三分之一，廣東省最高，達到四分之三；國統區各省耕地的荒蕪面積都在20％～40％，農業產量較之1936年減少40％。農民忍無可忍，紛紛起來抗糧抗捐抗抓丁。國民黨內部的一些人眼見農村的現狀，也深知其慘狀難以為繼，為了維持其統治，為了與我黨領導的解放區相對峙，也提出了在國統區搞“二五減租”，甚至提出要搞土地改革，要“耕者有其田”。為此，國民黨政府曾經下過減租命令，下過舉辦“合作農場”的命令，最後於1948年發布了《農村改革法草案》，宣布要搞土地改革。由於國民黨本身就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黨，本身已經腐朽不堪，所以這些花花手段只是一紙空文，根本不可能付諸實踐。不說土地改革，就是“二五減租”，據國民黨行政院農林部對3省14縣的調查，也是“均未將辦理情形及效果列報，實際均尚未辦理”，只是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笑柄。
在城鎮，百業蕭條，工廠和商號舉步維艱。由於物價飛漲和捐稅苛繁，1947年上海的開工率只有20％，天津有95％的工廠停工和半停工。
從全國來看，整個工業體系80％已經瓦解。 1948年的情況仍然在惡化，據北平市參議長許惠東在國民黨中央一次會議上的報告，北平“每日都有自殺者，商店呈請社會局准予歇業者日必有十餘家，公共汽車停駛，工廠相繼停工”。
面對這種經濟大崩潰的形勢，國民黨政府搞了臭名昭著的所謂幣制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頒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在全國發行金圓券20億元作為本位幣，限期以300萬元法幣折合金圓券1元的比價收兌法幣。同時還宣布收兌全國所有人私有的黃金和白銀以及外幣，逾期不兌換者一律沒收，還宣布禁止工人罷工。這項“改革”，實際上是對全國人民的大掠奪，大洗劫。由於國民黨政府以武力在各地強制執行，城市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受到的劫掠最為嚴重。據國民黨官方報告，單在上海一處，就強制收兌了價值1.7億美元的黃金，同時拘捕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申新集團的榮鴻生和永安集團的郭棣活，強迫執行官方的“平價”，使工商業者遭受了更大的損失。在這次大劫掠中，蔣介石集團究竟掠奪了多少黃金、白銀和美元，誰也不知道。更嚴重的是，國民黨的窮凶極惡，使廣大群眾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政策徹底失去了信心，在全國出現了搶購風潮，物價仍然瘋漲。以上海的大米為例，1948年11月1日國民黨當局實行限價時，每擔為金圓券20.9元，到1949年5月，漲為17500萬元。
金圓券的發行量在4個月中從20億增加到208億，同過去的法幣一樣又成為一張廢紙。 1949年4月15日，金圓券在一天之中就貶值40％，如果與發行金圓券時期的比價相比，這一天黃金和金圓券的比價為當時的3.7萬倍。到1949年5月，共發行金圓券超過67萬億元，較之抗戰結束時，紙幣發行量增長了3.8億倍，可謂創造了一個空前的世界紀錄。 （1949年7月，國民黨政府還發行了用以代替已成廢紙的金圓券的銀圓券，結果是基本上無人理會，成為廢紙，可謂創造了又一項發行紙幣的笑話。）
在這種情況下，全國各地出現了不少令今天的讀者難以想像的情況：或者以物易物，或者以民間還保存著的幾十年前的銀元和各種銅幣來進行流通，或者以大米（主要是在農村中）和棉紗（主要是在城市中）作為等價物進行交換。
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政府的垮台已是無可挽救的了。用當時人們的話說，國民黨政府不垮，真是天理難容！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種種倒行逆施，國統區廣大群眾紛紛起來與之抗爭，形成了轟轟烈烈的愛國反蔣運動。
愛國反蔣運動的先鋒是學生。學生的愛國反蔣運動在內戰期間延續不斷，此伏彼起，幾乎就沒有停止過。學生的愛國反蔣運動又喚起和推動了國統區其他階層的愛國反蔣運動。
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在北京西單鬧市被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等二人架至東單強姦。這一事件先是被國民黨反動當局嚴密封鎖消息，封鎖不成又反過來污衊女大學生“似非良家女子”。總之，千方百計為美軍開脫罪責，嚴禁學生把矛頭指向支援幫助蔣家王朝打內戰的美軍。國民黨當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學生的抗暴運動，僅在1947年1月這一個月中，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中就有50萬以上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美軍立即退出中國。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群眾紛紛對學生的愛國行動進行聲援。在全國人民強大的壓力之下，罪犯皮爾遜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半年後，刑期被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予以撤銷）。
1947年5月上半月，南京的米價就上漲了60％。食品價格飛漲，使學生實在無法正常生活和學習。於是，各大學在5月13日舉行罷課，學生代表3000多人於5月15日到教育部請願，要求根據物價上漲情況增加學生的伙食費。反動當局不僅無理拒絕了學生的正當要求，更於18日發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宣布對全國各地凡是10人以上的請願、罷課活動一律“採取緊急措施，作有效之製裁”。為了反抗國民黨當局的暴政，5月20日，南京、上海、蘇州、杭州16所大學的學生代表6000多人在南京舉行示威遊行。國民黨軍警對學生代表進行了血腥鎮壓，有500多名學生被打，其中受傷者有50多人，重傷8人，史稱“五二零”慘案。 “五二零”慘案之後，全國性的學生組織中國學生聯合會於6月18日在上海成立，“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響遍全國。
在學生運動的帶動之下，全國其他階層的反蔣愛國運動也層出不窮，聲勢愈來愈大。
當時，受苦最深、生活最艱難的是農民。他們本來就相當窮苦，全面內戰所帶來的大量徵兵和徵糧，更使農民無法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當時對農民的徵糧共分為徵糧、徵購、徵借三個部分，據甘肅省的統計，其總額超過了抗戰以前的20倍。除徵糧外，還有各種苛捐雜稅，據四川一省統計，總數達190多種，故而當時流行著這樣一副對聯：“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為了打內戰而日益瘋狂的“抓壯丁”狂潮，使農村喪失了大量的勞動力。僅據國民黨官方公佈的大大縮小了的數字，三年中共徵兵350萬人。官逼民反，廣大農民不得不揭竿而起，自救圖存。僅四川一省的官方統計，在1947年初，就有130多個縣發生了以反對徵兵徵糧為中心的“民變”，不少民變者都拿起了武器，發展成了人民武裝。就連南京政府眼皮之下的京滬郊區，也有十幾個縣農民成立了自己的武裝在長期活動。這些活動使得國民黨政府的徵兵徵糧計劃根本無法完成，成為在戰場上節節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全國人民的反蔣愛國運動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是台灣人民“二二八”武裝起義。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了50年的台灣人民發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在實在忍無可忍之下，台灣人民舉行了武裝起義。蔣介石進行了大屠殺，被殺者多達3萬餘人。
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內戰、反對暴政、反對獨裁、反對掠奪的反蔣愛國運動，面對內戰戰場上的節節失利，蔣介石集團卻沒有絲毫的醒悟，反而變本加厲地對人民進行更殘酷的鎮壓。 1947年7月4日，國民黨政府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戡亂總動員令》，接著發布了一系列有關“戡亂”的緊急法令。按照這些法令，全國的人和物都可以以內戰的名義加以徵用，任何有所妨礙的言行都可以由當局任意懲治，將國統區進一步拖入了法西斯獨裁的最黑暗時期。
不過，無論蔣介石集團如何垂死掙扎，國統區的土崩瓦解已成定局，無可挽回。因為，國民黨政權多年來的反動統治氣數已盡，關鍵的一點，在於它的多項倒行逆施已經完全失去了民心。中國國民黨內的一些元老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中這樣總結過：
訓政其名，專制其實，人民之自由剝奪殆盡，政府之官吏賄賂公行；黨政有內圈外圈之分，部隊有嫡系雜牌之別；法律等於具文，特務密於蛛網，奸佞私親盤踞要津，正人君子視同寇仇；是非不分，紀綱不正，遂致人民畏官吏如虎狼，畏黨部如蛇蠍，乃形成普遍對政府離心之傾向。
就連國民黨的喉舌《中央日報》也在1948年11月4日發表社論，題目就是《趕快收拾人心》。
在如此形勢之下，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不僅腐化如故，而且各種內部矛盾也日趨尖銳。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經明確指出：“在國民黨內部瀰漫的腐化和反動勢力已是盡人皆知，無須再說了。然而，必須記著的是，一黨統治永遠會導致腐化，在這個黨當權的整個時期中內部分歧從來沒有停止過。”蔣介石本人在1948年6月也這樣說過：“自中央至省縣，黨內派系傾軋，更變本加厲，漫無止境。”他只是不敢說出這種局面的必然結局。這種結局由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說了出來：
“我們非常不願意地得到這樣的結論：國民黨現政府之早日崩潰是不可避免的了。”
為什麼會是“不可避免”？
美國政府駐國民黨政府的軍事代表團團長巴大維在1948年11月18日的報告中說：“自從我來到這裡，沒有一次作戰失敗是由於缺乏彈藥或裝備的。在我看來，這些軍事上的慘敗都可以歸因於世界上最糟糕的領導，以及許多降低士氣的其他因素。這些因素導致完全失去戰鬥意志。”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在他的著作中說：“國民政府的崩潰不僅是軍事的，也是經濟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為“無能和腐敗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了人心”。
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報告中指出：“國民黨軍隊不是被打敗的，他們是自行瓦解的”，因為“中國的人心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
美國人曾是蔣介石最親密的盟友和最大的支持者，上述論述，對於蔣介石集團來說，已經是十分客氣的了，但也是不能再客氣的了。因為蔣介石集團的必然失敗，的的確確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