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首飛烏魯木齊是1945年9月13日。
一下飛機，吳忠信就接著了。他像是見到救星似的迎上前去，激動了半天，嘴裡卻問了句不相干的話：“重慶那邊還不算太涼吧？”
張治中面目從容，說：“臨上飛機，總裁還給我打電話，要我務必代表他個人向你們道聲辛苦。”
這個“你們”顯然還包括戰區和集團軍的長官朱紹良、李鐵軍等人。
朱紹良忙於匯報事宜，沒有到機場迎接張治中。直到兩人相見時，朱手中還抱著一大堆公文。張治中拉條木椅在旁邊一坐，就要聽朱的匯報，並說：“簡單點，揀重要的講幾條吧！”
“重要的”就是，“民族軍”已到瑪納斯，距烏魯木齊只有兩天的路程，隨時隨地都有可能進兵。而守衛烏魯木齊的國民黨兵力只有六個營，其中還有一個營是第九分校的學生軍。眼下，朱紹良正在急調騎五軍和四十六師一部增援，但最快速度也需要八到十天才能趕到。如果交通情況沒有什麼意外變故，每天連續運輸不致中斷，彈藥和糧食方面馬馬虎虎湊手維持。要是交通線被日益活躍的游擊隊一掐斷，情況就不大好說了……
明擺著兩條路，或戰或和，張治中無從選擇第三種可能。他除了叮囑朱紹良和集團軍總司令李鐵軍給部屬打打氣、以確保烏魯木齊安全之外，當即確定：約見蘇聯駐烏魯木齊副領事葉甫塞也夫。
張治中的想法與吳忠信基本一致，對軍事決不抱太大希望，最佳方案是靠政治解決。而政治解決問題的中間人，只能是蘇聯外交官。他琢磨了一夜，決定把這次會面弄得富有人情味一些。首先在場面上不要太官方、太正式，囑咐在每個人面前放上一杯葡萄酒。其次會談時間的安排可以稍晚一點，談話開個頭，就共進午餐，剩下的話題就在飯桌上繼續交談。
果然，葉甫塞也夫一上來便把外交官的滋味做得很足，用極規範的外交辭令向張治中表示，“民族軍”與“三區革命”問題是中國人的內部事務，蘇聯方面不便乾涉。及至幾個杯一碰，話鋒轉了，說他個人認為，對於這樣複雜的事情，和平解決為上策，軍事解決是下策。
“那就勞駕領事先生從中疏通一下嘛！”張治中舉杯相邀。
葉甫塞也夫也舉起杯，但他遲疑不決。
張治中將自己的酒杯送到葉的面前，輕輕地碰了一下，發出極為清晰的一聲脆響。這聲音並不重，卻長久地留在葉甫塞也夫的記憶中，因為，這打動了他。同時打動他的，還有這聲音後邊張治中的微笑。 “好吧，”
葉甫塞也夫說，“我願意試一試。”
葉氏的斡旋是卓有成效的。瑪納斯河西岸駐紮的“民族軍”沒有發動新的攻勢，南線作戰部隊也奉命回撤。這消息給蔣介石帶來很大的寬慰。在張治中向他匯報時，不禁感嘆：“文白，要是大家都像你，我就輕鬆了！”
張治中其實在烏魯木齊只待了短短三天。這三天，毛澤東和周恩來及中共談判代表團正在重慶。國共兩黨談判桌上，張治中無疑是個重要角色，戲份很重。可他硬是在舉世矚目的鎂光燈下，忙裡偷閒到新疆跑了一趟，而且藥到病除，控制了局面，怨不得蔣介石有此感嘆，也怨不得蔣後來那麼放心大膽地把西北交給了他。
重慶談判結束，張治中把毛澤東一行送回延安，之後，就率領梁寒操、彭昭賢、屈武、張靜愚、鄧文儀、劉孟純、王曾善等一行十幾個人，作為“中央政府代表團”由重慶飛抵烏魯木齊。將近一個月時間，“民族軍”的態度有了明顯改變。他們的代表賴希木江、沙比里、阿布都哈依爾、吐烈和阿合買提江等人，兩天前就已趕到烏魯木齊等在那裡了。經過葉甫塞也夫的調停，這些身著草綠色軍裝、佩戴著月星肩章與月星勳章的起義者，聲稱他們沒有脫離中國的意思，只是希望達到自治的目的。但是，他們身上同時又依舊佩戴著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證章，並且還要以“東土耳其斯坦政府代表”的身份，與“中國政府代表”談判。這個不大不小的難題，讓張治中一見面就“咯”了一下。
還是那個萬能的葉甫塞也夫同志一番春風般的周旋，才打破了堅冰。三區代表不情願地作出讓步，同意所有談判文書均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名義簽署。這樣，風塵僕僕的張治中們，才於10月17日扶著談判桌坐了下來。
設想到這一屁股就做了五個月之久，比國共兩黨的重慶和談還要艱難得多！張治中的法寶有兩條，一條是夜訪蘇聯領事，一條是臨時飛回重慶請教蔣介石。雙方如此這般，來回拉鋸100多天，最後的簽文竟是一個不足千字的《十一項和平條款》。
1946年6月——日子選的不錯，張治中雖然心力不支，但步入簽字典禮大廳時，還是把精神打得很足。在新疆問題上，就個人而言，他已經沒有退路。蔣介石在三個月前原則同意談判協議的同時，也作出了一個原則的決定，讓張治中全權承建新疆的聯合政府，而且當即下令把吳忠信的新疆省政府主席一職給免掉了，任命張治中為國民黨政府主席、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同時，順從他本人的意思，調原駐守酒泉的河西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為新疆警備總司令，並且還搭上一個宋希濂，當他的行轅參謀長。
事實上，這個意思在蔣介石原則同意的談判協定中，就體現出來了。那裡面明明白白寫著，由張治中代表國民政府中央一方參加聯合省政府，並擔任它的主席，後來的一應任命，不過是為張籌劃一切搭個橋而已，讓他能在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自然過渡到聯合政府主席。先接受下來，才有後面的籌組之便。
“接受”二字，談何容易！
千頭萬緒之中，張治中著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改《新疆日報》。這份從盛世才手上延續下來的老報紙，經吳忠信一任之後，辦得越來越老氣橫秋，像個拄著拐杖走路的老太太。張治中希望能有一批出類拔萃的記者，使這位“老太太”煥發青春，能夠成為他“呼吸各方面新鮮空氣的窗口。”
於是，張治中想起了新疆學院的一位教授。此人名叫張紫葛，有思想，有膽略，文字又比較清新可喜，深得張治中的信任。唯一有點遺憾的是，不是國民黨員。
“這沒有什麼，”張治中說，“根本之根本，要愛中國，擁護中國，擁護新疆為中國之領土；反對獨立，反對分裂，這比什麼都可靠！”
張治中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見一般。他後來能成為共產黨的朋友，也不是偶然的。他是個看重目的的人。那時，張治中辦聯合政府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新疆這塊領土。
為此，張治中非常在意與三區代表的簽字儀式，並費盡口舌，讓蔣介石的重視程度也提高了一個層次，特於簽字儀式的前兩天把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打發過來了，讓他代表中央政府參加新疆聯合政府的宣誓就職典禮，以作監誓人。
當然，這其中具體的操作，也體現了張治中的良苦用心。於右任身為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長，德高望重不算，在國際上還素有“太平老人”之稱。他的光臨，無疑意義深遠。老先生本人對這趟差事也很在意，帶著他貼身的最小一個女兒“想想”姑娘，從南京上飛機開始，就一直興致不減。到了新疆，氣候略感不適，又有來自各方面的膜拜，弄得他有點吃不消了，連續兩個晚上都比以往少睡半個小時覺。
即使如此，6月6日這天，他還是趕在張治中之前早早地來到典禮現場。張治中極禮貌地走近於右任並同他握手。儘管於老就下榻在他的西北行轅辦公地點新大樓，與他朝夕共處、促膝夜話，今天在正式場合面對新聞記者的鎂光燈，他還必須周到如此。然後，張治中才大步邁向簽字桌。
伊犁、塔城、阿山的三區人民代表阿合買提江·哈斯莫夫也已先到。他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洋溢著政治家的熱情。本來就十分英俊的面容，顯然是剛剛修整過，濃黑閃亮的八字胡更為光鮮照人。
作為一個革命家，阿合買提江不同凡響的經歷鮮為人知。他在青年時代就在蘇聯塔塔爾斯坦共產主義大學接受了進步思想。回到家鄉後，聰明博學、才思橫溢的他很快投入革命活動，因不慎暴露了意圖，被盛世才抓進大獄，和包爾漢關在一個院子裡，但兩人各處一室，長時間只能互相注視報以微笑，彼此誰也不知道對方身份和姓名，直到“和平條款”簽字儀式現場，他們在最莊嚴肅穆的那個時刻，目光不期然地再次相遇……
沒有什麼比所謂“典禮”“儀式”這樣一些勞作更讓人感到輕鬆的了。聯合政府的組織原則、形式、委員比例等一切實質性工作，都在這之前完成了，甚至雙方參加聯合政府的主要委員，諸如伊犁三區方面的副主席阿合買提江、副秘書長阿布杜克里木·阿里索夫、教育廳長賽福斯·阿茲佐夫、民政廳副廳長賴希木江·沙比爾阿吉等已經走馬上任，開始承辦一些序幕性的工作。 6月6日這天要做的，也就是照相、拍巴掌、晚宴以及宴後的慶祝性晚會上觀摩小節目等。
張治中卻沒有這麼輕鬆，他還要忙些別的。和於右任同機到達的《中央日報》主筆盧前已經約談好幾次，一直因為政務纏身沒有談成，今晚是個機會。他要詳細介紹一下自己的施政綱領，好讓盧前回去在報紙上昭告黨內和國人。
這就是二十幾天后的7月1日，張治中在慶祝新政府成立的萬人大會上那個即興演說的基本精神。他說：
“本人今天站在省府主席立場，可以鄭重向大家提出保證，就是我一定以全省人民的公僕地位來忠實地為全省人民服務。今後如何解決人民痛苦，如何增進幸福，無不竭智盡忠，悉力以赴。大家說過去人民都是在動亂中恐怖中生活，動輒得咎，朝不保夕，我們今後要使得每一個人都可以過著平安的、愉快的、安居樂業的生活……”
簽字儀式剛結束，阿合買提江和包爾漢就急不可耐地擁抱在一起。
“是你呀，我的老朋友！”包爾漢激動得眼睛有點潮濕。
阿合買提江說：“我們曾提您擔任兩位省政府副主席之一，並予以力爭，可我並不知道您就是包爾漢啊！”
這的確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新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府大員張治中，而兩位副主席卻是在一個監獄里共同受過苦的難友。兩人都是維吾爾族，大可以用維語自由地表達內心感受。包爾漢說：“我願意和你們一起為新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忠實地工作，以報答你們對我的期望。”
“哎呀老朋友，什麼你們、我們的，”阿合買提江說，“我們都是兄弟，你在監獄裡住那個小院裡的時候，我每天都要去打水，你總是那麼友好地望著我，向我微笑……”
“啊，記起來了！記起來了！一切都像是在昨天，你穿著破爛的衣服，烏黑的鬍子，站在井邊汲水……你給我的印像是那麼深刻！我還以為你被盛世才殺害了呢，這麼些年你是怎麼過來的？”
包爾漢的問話觸動了阿合買提江的心事，他陷入回憶，沉重的嘆息道：“說來話長啊！直到伊寧起義前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才被釋放出獄。回到伊寧，我就參加了起義的部分準備工作。那段日子可真苦啊，為了謀生，我進過工廠，也曾在街頭背著木箱替人家安裝玻璃。起義開始時，我還只是一個提水燒飯的伙夫，每天穿著一件破大衣，腰上紮根線繩，在廚房裡忙前跑後……”
時光在阿合買提江的記憶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於現在說起來還不得不時斷時續。
是金子總會發光。終於有一天，機會降臨到阿合買提江的頭上。當時臨時政府剛剛成立，急需宣傳民眾、號令軍隊，可頭頭腦腦的那些人卻多數沒有文化，每天都為起草一份文稿之類的事大傷腦筋。有一天，阿合買提江請人轉告臨時政府主席伊力汗吐拉，說自己擅長維、漢和俄文，可以代寫一份文件試試。伊力汗吐拉說，那就趕快寫一份宣傳提綱給我看看吧！結果，這份讓伊力汗吐拉贊不絕口的宣傳提綱，改變了阿合買提江的命運。他由一名伙夫突然變成掌握臨時政府宣傳工作的重要幹部。
阿合買提江的文字能力和組織才幹，很快得到臨時政府上下一致公認。後在臨時政府改組時，他理所當然地升任為部長。由此，他漸漸進入起義政府的領導核心。
面對老朋友，回首往事，阿合買提江感慨很多。他坦率地說：“三區暴動是革命行動，出發點是好的。可是，在暴動之初也犯了很多錯誤，比如說反對漢人傾向，濫殺無辜漢民群眾，令人難以寬恕。”
這個問題包爾漢也早就听說過了，很氣憤，很惋惜，他不相信那些濫殺無辜的事是真的，今天剛好趁這個機會，好好向阿合買提江打聽一下。
阿合買提江沉思了一支煙的工夫，說：“見漢人就殺，有漢人血統的也要殺，這叫什麼道理？可怕呀，真是一個可怕的傾向！根本錯誤在於混淆了漢族反動官吏和普通群眾之間的界限，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膨脹，因此，容易被少數人提出的'為民族和伊斯蘭而戰鬥'這樣一些口號所迷惑。”
包爾漢也痛苦萬分地說：“可不是嘛，當年盛世才抓的最多的還不都是漢人，像毛澤民，陳潭秋、林基路、還有……文斐然，他們何罪之有？”
阿合買提江說：“你講的這些人都是革命者。新疆的革命運動和中國內地始終是相互影響、一脈相承的。孫中山辛亥革命以來，先有塗爾帕克、杜戈買提起義，而內地中共的暴動也非常頻繁。接著，新疆又有哈密鐵木耳和穆依登的暴動，後來還有東疆的加尼牙孜。內地中共革命鬥爭興起後，許多漢族革命者都懷著拯救新疆人民的願望，千里迢迢來到這塊土地上。新疆也有許多革命者輾轉到內地、到蘇聯，尋找革命道理。”
包爾漢連連點頭，這些都是事實。
阿合買提江繼續說：“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世界革命，連國界都沒有，何況民族與民族之間呢！新疆的漢族革命者和其他各民族革命者都是關係非常密切的，他們中許多人都是我們老師，像林基路和文斐然，我們的阿巴索夫同志，就是他們的學生。阿巴索夫同志堅信共產主義，對林基路和文斐然老師非常尊敬。暴動剛開始，情況比較亂，阿巴索夫同志為了保護老師，差點跟起義軍戰友動起刀槍來……”
這些話對當時的包爾漢來說頗為新鮮。其中的道理，包爾漢完全可以接受。隨著談話的深入，包爾漢益發覺得阿合買提江心胸博大、志向高遠，由衷的敬佩感也溢於言表，禁不住拉著手說：“現在好了，新政府已成立，你我用目光說話的時代一去不返。我們一定要努力實現和平條款，為400萬新疆父老安享太平效力！”
阿合買提江說：“你當過國民黨的專員，可你一點也不像國民黨哩！”
包爾漢連連擺手說：“我一向不問黨不黨的，我相信最普通的人當中，總是善良的佔大多數。你剛才不是說三區暴動剛開始時，存在反對漢人的傾向嗎？在那種環境和氣氛當中，不也還有很多很多漢族兄弟被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群眾，暗地保護下來了嗎？阿巴索夫身為起義軍領導人，不也為了自己的漢族老師，要跟別人動刀槍嗎？”
“說得對呀，”阿合買提江笑道，“我跟你想的完全一致。當初少數人想利用革命搞獨立，稱'土耳其斯坦'，我們就是堅決反對！這些人根本不從新疆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目光短淺，所以，連偉大的斯大林同志都不同意這種做法。在這點上，我跟阿巴索夫同志堅決站在一起。但是，我也勸你一句，對現有的這個聯合省政府，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它還存在不少問題哩，比方說，在人事安排方面……”
包爾漢暗暗吃驚，急問：“阿合買提江兄弟，怎麼見得呢？”
阿合買提江沉默不語。許久，說：“我之所以促成簽字，主要還是看在張主席的面子上。此人雖然是國民黨要員，但為人處世還有一些誠意。”
“那麼，你對國民黨……”包爾漢緊鎖雙眉。
“難說啊，包爾漢兄弟！”阿合買提江眼裡含著幽深的遠慮：“我不管他什麼黨，我只看實際。新疆這麼多年政治機構更替，由袁大化而楊增新，然後是金樹仁、盛世才、吳忠信，我們究竟看到了什麼呢……”
這話雖說僅僅是個簡單的列舉，很普通，可不知為什麼，包爾漢聽起來卻如雷貫耳，腦子嗡嗡響。這感覺一直伴隨他到南疆喀什、莎車、麥蓋提、和田等地的監選過程中。在這些地方，他親眼看到了軍人干政、軍民對立以及少數專員、縣長之類的官僚，倚仗軍隊胡作非為，種種行徑已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特別是駐軍方面，那真叫“有槍就是草頭王”。個別駐軍首腦甚至倚仗武力自重，根本不把省政府放在眼裡。包爾漢不由得為張治中的前途而深感憂慮。
身居迪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張治中何嘗不感到危機四伏！他彷彿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個潦倒的艄公，新疆則是行駛在驚濤駭浪中的一條破船。剛來時，張治中本也雄心勃勃，想藉長風、掛雲帆，乘風破浪一瀉千里，可是風帆還沒有掛出來，他就發現這條船原來四處漏水、險象環生……
省政府成立後，第一件事——向各專區派專員就遇到了麻煩。
首先是南疆的喀什，駐軍楊德亮軍長與當地保守勢力串通一氣，堅決抵制省府所派專員買合蘇木。此人是阿合買提江和包爾漢一同保薦的，是個宗教世家子，年事雖高，但在群眾中有聲望，本人到過蘇聯，子女也都在蘇聯留學。所以，不為保守勢力所容。
張治中派西北行轅參謀長宋希濂火燒火燎地趕到喀什，才勉強平息了這場風波。宋希濂還沒有回到迪化，又傳來疏勒縣長黃濟武橫行不法，控案累累，被監選小組署名之後，拒不交印信的消息。
電報是省府副主席包爾漢，教育廳長賽福鼎和建設廳長穆罕默德·伊敏聯名發來的，歷數黃濟武樁樁劣跡及各族群眾的義憤。黃不但不交印信，還跑到駐軍的旅部搞來一輛小汽車，用兩個衛兵左右持槍保護，耀武揚威給群眾看，氣焰囂張極了！他還自貼復職標語，用手槍威脅他人，私自吊打老百姓。駐軍頭頭也跟著起哄，糊弄一班流泯，大搞所謂“遊行”，聲援黃濟武。
疏勒的事情還沒拿出主意，莎車又傳來了更為離奇的消息，專員周芳剛親自告狀，說監選小組在莎車散發維文傳單，上面寫著“打倒周芳剛”“打倒漢族人”“把張治中從新疆趕出去”的口號。還說包爾漢、賽福鼎和伊敏煽動全專區的群眾不繳軍糧……
“這絕對不可能！”張治中說，“包爾漢、賽福鼎和伊敏這三個人，和我雖然相處不深，但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我還能看得準。再說，他們怎麼會幹這種蠢事呢？肯定是周芳剛在那里胡說八道！”
肩挑行轅和省府兩副“秘書長”重任的劉孟純也很贊同張治中的看法，說：“疏勒俗稱漢城，那地方漢族人多，駐軍也多，很明顯，許多問題都與駐軍有關，而包副主席、賽廳長、伊廳長他們又都是維吾爾族……”
張治中機斷指示：“趕快給他們發個電報，告訴他們，免掉黃濟武的職是對的，我支持他們在南疆的工作，絕不相信周芳剛的胡說八道！”
這份電報讓包爾漢等人精神大振，齊聲讚頌張治中英明。隨之，南疆的事情也勢如破竹，很快就辦得服服帖帖——起碼，表面上看來是這樣。
歸期已到。包爾漢說：“你們先走一步，我還想辦點私事，去看望一個老友的遺孀和他的孩子。”
包爾漢又逗留了一個多月。除了辦私事，他還就軍人干政的問題，專程拜訪了新任軍長趙錫光。顯然，趙對此的態度非常開明。他當即表示“一定要糾正”。這讓包爾漢有點大喜過望。當晚，與新任專員阿不都克日木汗·買合蘇木有了一夜愉快的交談。過去，包只是聽說阿的為人和家世，這次面晤，彼此甚感投機。最讓包爾漢受到觸動的是，在對國民黨的看法方面，買合蘇木毫不隱諱，認為那是一棵枝繁葉茂、根鬚卻已腐朽的大樹，大風一吹立刻就會傾倒！這不正是阿合買提江那些話的內涵嗎？
包爾漢和買合蘇木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聯合政府“聯”而不“合”，監選就像一道長久不能癒合的傷口，夾膿帶血，讓張治中噁心透了！
南疆因為有包爾漢副主席等人的努力，剛剛安靜下來，省府眼皮底下的烏魯木齊卻突然亂了套。
事情的起因是烏市維吾爾族青年“維文會”所召開的一個“自由大會”，激起了5000多群眾結隊遊行，矛頭所指是省府的人事安排，強烈要求罷免大字不識一個的財政廳長賈尼木汗，還有軍閥馬仲英的走狗、哈密專員堯樂博斯，以及和田專員努日伯克，莎車專員周芳剛。
顯然，這四個人都屬於烏龜王八一類的壞蛋。可是，當初敲定聯合政府成員時，張治中為什麼還要點頭呢？這裡面飽含著現實的複雜和張治中的難處。張治中若非如此，恐怕早就天下大亂了！他還如何駕駛這條破船遠航？
然而，三區代表方面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烏魯木齊遊行的第二天，阿合買提江以副主席的身份召集省府緊急會議，提出並通過了罷免和田專員努日伯克和莎車專員周芳剛的議案。
消息傳出，又一支3000多回民群眾參加的示威遊行隊伍走上街頭。這支隊伍由一大班哈薩克人騎著高頭大馬做嚮導，高呼的口號是：“擁護中央政府”“反對三區特殊化”。不難看出，他們與前面的遊行隊伍是對著來的。後來知道，它的幕後操縱者不是別人，卻是行轅參謀長宋希濂。宋參謀長為了擴大人數，以壯聲威，居然下令部隊成團、成營地換上便衣，夾雜到群眾裡面，扯著嗓門喊口號。他還自我標榜說，這是“以組織對付組織，以宣傳對付宣傳，以遊行對付遊行！”
此時，張治中到南京跟蔣介石匯報去了。這夥人有恃無恐，居然把省府新大樓圍得水洩不通，然後大打出手，砸玻璃窗、扔桌椅，弄幾個頭破血流的人往辦公室塞，聲稱要找阿合買提江和包爾漢兩位副主席說話。阿和包二人雖然表現英勇，拿出赴死的架勢，卻把劉孟純和迪化市市長屈武嚇壞了！他們汗流浹背地啞著公鴨嗓子把人堵在門外，後面逼著阿合買提江和包爾漢兩位堂堂的副主席，豎梯子爬天窗逃命……
局勢混亂可與烏魯木齊等量齊觀的，還有北疆的阿爾泰。那裡同樣有一個不受歡迎的省府專員。他就是後來出了大名的烏斯滿。
烏斯滿最早是個販賣牲口的小商人。盛世才時代搞“清槍”活動引起牧民的反抗，有個叫葉斯木汗的頭人拉隊伍，把烏斯滿也拉進去了。因為經過商，工於計算，就讓他當個小會計，管理伙食。
這當然不是什麼地位顯赫的差使，烏斯滿幹得心裡不痛快。他生性頑劣，吃喝嫖賭無不精到，既然丟了飯碗拉桿子，幹嗎屈居人下？不久，他自己帶一夥人跑到富蘊通承化（阿勒泰縣境內）的一條公路旁邊，青天白日把一個郵政局給搶了。嚐到點甜頭，又一不作二不休搶到一個運送軍用品的駝隊。有200多峰駱駝呢！這下烏斯滿有本錢啦，一本正經到額爾齊斯河上游地區招兵買馬，形成了一股勢力。
盛世才花了很多心血，又打又拉，消掉烏斯滿一多半人馬，剩下一小撮跟在烏斯滿後面往中蒙邊境落荒而逃，長期流竄在青河縣東鄉一帶。
1943年7月，機會從天而降，外蒙古有個叫穆華西的哈薩克人，跟烏斯滿搭上了關係，很大方地送了烏一大批茶葉和布匹。烏斯滿抓住這根救命稻草死也不放，兩個月後，他從那傢伙手中得到了一批夢寐以求的槍支彈藥。
烏斯滿活了，立刻以他小生意人的精到，在青河周圍搶來300多匹牧馬、200多條毛氈，拿到穆華西那裡，要換水連珠步槍。
這個穆華西給了烏斯滿50支水連珠步槍，幾皮袋子彈。烏斯滿臉也闊了，腰也粗了，立馬重整隊伍，咬牙切齒地跟盛世才邊防部隊乾了一仗。結果，還是不行，胳膊擰不過大腿，烏斯滿自己身上鑽了好幾個窟窿眼。
又過了三個月，外蒙那邊的人出手更大了，一次性無價奉送烏斯滿400支水連珠步槍、自動步槍和輕重機槍，還附帶望遠鏡之類的器材。此外，又專門為他派來了一名助手和一名參謀，把烏斯滿抖得跟當了皇帝似的，弄塊白氈坐在上面，儼然以哈薩克的“汗”自居。
有這麼幾百杆槍在邊境上鬧騰起來，政府真還不好辦。你一打，他逃到別國；你不打，他一天比一天牛。最佳方案只有招安。於是，一位從蘇聯剛學習完回國的年輕人達列裡汗，被派到烏斯滿那裡交涉，希望烏能同政府合作。只要有句話，改過自新，就不咎既往。
烏斯滿還吃你這一套？他正在旺火的時候，不但不“自新”，一怒之下還帶著人馬把阿爾泰縣城圍攻一氣。雖說遲遲不能得手，那副老虎吃天的派頭是炫耀出來了。正好，這時候三區暴動如火如荼，也在進兵塔城進而阿爾泰。烏斯滿夾在裡面撿了一份功勞。
戰事結束，三區改組政府，邀請烏斯滿參加，烏斯滿不干。後來又選他當阿爾泰區專員，他還是不當回事。請他到烏魯木齊與國民黨談判，仍就不理不睬。他心上那顆小算盤珠子究竟想怎麼撥，誰也搞不清楚。
其實，烏斯滿早就在暗度陳倉。他看上了軍權在握的宋希濂，要背靠這棵大樹跟三區分庭抗禮。
聯合政府成立，烏斯滿被任命為省府委員兼阿爾泰專區的專員。這一次的委任狀蓋著中央政府蔣介石的大印，金光晃眼非同一般。烏斯滿刮目相看，接受了委任。
過了一個多月，突然有個哈薩克人揣著烏斯滿的親筆信，來到烏魯木齊求見張治中。張覺得挺為難，認為單獨接見不妥當，便把兩位副主席拉著一同與此人會見。誰知，這一見見出滿肚子不快。來人傲慢無禮，沒有高低，而烏斯滿的口氣硬邦邦的，要這個要那個，要求讓賈尼木汗回阿爾泰工作，要增派軍隊進駐阿爾泰，要求給予糧款救濟，要求配發新式武器……張治中的腦袋“轟”一聲大了！他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張恬不知恥、貪得無厭的強盜嘴臉。
連續幾天，張治中腦子裡一直轉著這個烏斯滿。劉孟純和屈武都在悄悄地提醒他：會見之後，烏斯滿的代表又秘密地去了宋希濂處。
又是軍人干政！張治中真想把宋希濂叫來狠狠教訓一頓。但是，他克制住了。
年底，烏斯滿的強盜代表又來到烏魯木齊。這一次乾脆住在賈尼木汗家裡，大有要不到東西決不罷休的意思。
張治中把持著原則始終不鬆口。可宋希濂卻慷慨大方地先後兩次“援助”烏斯滿槍、彈，還給了他一部電台，隨機配備三個通信兵。
這個不光彩的協作，矛頭直指三區民族軍。阿合買提江憤怒了！除把烏斯滿的職務一擼到底，還出動了三個騎兵團，由民族軍副司令員伊斯哈克拜克指揮，進剿阿爾泰。
烏斯滿的那些人馬毫無戰鬥力可言，每戰必敗，但就是不認輸。誰都明白他是仗了後台宋希濂的勢，可誰又能說什麼？連張治中都在保持沉默，甚至提出規勸烏斯滿，讓他重新擔任阿爾泰專員呢！
最好的辦法是把結論交給群眾。包爾漢奉命帶著省府的“行政調查團”前往阿爾泰了解情況，群眾大會開了兩天，從頭至尾都是對烏斯滿的血淚控訴。烏斯滿的搶劫活動，激起整個阿爾泰的公憤，僅會上揭發出來的就有2000多隻羊和3000多頭大牲畜遭劫，致使20000多人無法生活。老百姓異口同聲：把烏斯滿打出阿爾泰，省府必須對其嚴懲不貸。可這時的烏斯滿在哪裡呢？他正坐著飛機在阿爾泰的上空兜風哩！
這麼臭的“專員”，怎能讓人容忍？
然而，更叫人不能容忍的，還是張治中的“曖昧”。張初到新疆時曾說過一句讓阿合買提江們興奮了好幾個月的話。他說“我到新疆是為了糾正歷史的錯誤，償還歷史的罪債”。現在，人們不禁要問，難道容忍軍人干政，以致縱容烏斯滿這樣的土匪為非作歹，也叫“糾正錯誤”“償還罪債”？
張治中還有一肚子委屈呢！他認為自己從沒有改變過初衷，只是曲線拯救新疆的“懷柔政策”每每不被各方理解，反而誤會日深，把自己拍在中間當夾板烏龜，苦不堪言！
如果說在烏斯滿問題上三區反應過激，對張治中有所刺激的話，不久後他到南疆視察，在喀什遭遇數千群眾請願事件，簡直將他挫傷得不可收拾。張治中懷著近乎負氣的心情，向蔣介石辭去了所兼新疆省主席一職，並把一個“泛土耳其主義者”、原新疆監察使麥斯武德推上了省主席的位置。此人一上台，興趣點立刻轉向了英美而讓蘇聯靠邊。這麼一來，三區乃至全疆震怒了！頓時起義、遊行四起，尤以吐魯番、鄯善、托克遜最為突出，鬧得天昏地暗。
到1947年8月，阿合買提江等三區參加省府工作的委員們，陸續撤回伊寧。從此，以瑪納斯河為界的武裝對峙局面，重新開始。
新疆向何處去？阿合買提江們回頭一想，痛感張治中的離去是個重大損失。新疆寧要張治中這個軍人，也不要麥斯武德這樣的大員！
張治中的好處是需要一點一點品嚐的。誰說他漠視軍人干政？他在1947年3月對新疆高級軍政官員所作的那個秘密報告，是何等痛心疾首！他說：“軍人自有軍人的職責和本分……軍隊只有紀律嚴明、秋毫無犯、技能高強、戰力充實，才可以爭取民眾的敬愛。因此帶兵的官長應著重訓練部隊，教育部隊，使之成為精兵，足以安定邊疆，保障國土。”這麼一把尺子卡在這裡，無疑對駐軍是個不小的約束。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就是個榜樣，此人跟宋希濂大相徑庭，謹慎言行，埋頭主管駐軍整訓，恪守原則，從不介入政治，不能不說是對新疆軍事穩定的一大重鎮。
作為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張治中始終奉行親蘇政策，謀求睦鄰友好，在新疆的樁樁件件，也使三區領導們念念不忘。比如協助蘇聯運回存放在星星峽和哈密的物資，並簽訂《中蘇航空條約》；恢復烏魯木齊中蘇文化協會活動，撤銷所謂“歸化族文化促進會”，另組“蘇僑協會”；促進中蘇在新疆貿易和經濟合作的商談，以及阻止美國軍用飛機到新疆“瀏覽”等，甚至《新疆日報》轉載《大公報》一篇題為《哀中共》的社論，也引起他的震怒，一氣之下撤銷了該報總編呂器。至於“軍統”或“中統”要想在新疆抓走“政治犯”，只要張治中知情，就絕不能得逞……這些深情的懷想，通過書信一一傳到蘭州的張治中那裡，給了張莫大的安慰。在此後不長一段時間內，張治中終於把宋希濂和麥斯武德這兩塊石頭，從新疆扔出去了，使陶峙岳成為新疆軍事方面相對獨立、真正的當家人。同時又把包爾漢保舉到南京，在蔣介石面前去當“國府委員”，這就給新疆未來的局面鋪平了道路，留下伏筆。
陶峙岳的官運一向不佳。據說，這與湖南寧鄉張獅子山下火龍洲的那個陶氏門風有關。雖說地方有“四山環翠，九派流清”之譽，祖上亦以晉朝的“八州都督”陶侃和不為五斗米折腰而退隱林泉的“五柳先生”陶淵明為榮耀，卻世代很少有人到外面做官。陶峙岳，似乎還是個例外。
和許多國共高級將領的經歷大同小異，陶峙岳的戎馬生涯也是從上陸軍小學開始。然後吟哦著“男兒走四方，安敢事株守”的詩句，再考陸軍中學。到武昌陸中沒學到兩個月，武昌起義爆發了。辛亥革命大浪捲起，他不知不覺又進入保定軍官學校。接著便有袁世凱稱帝，蔡鍔護國那麼一段，陶峙岳書劍飄零回到湖南，幫譚延闓訓練了一堆綠林好漢。後來便混跡於湘、鄂諸軍閥部隊間，北伐、蔣、馮、閻大戰直至江西“剿匪”，當上毛炳文部第八師師長。因朱紹良出任甘肅省主席，嫡系毛炳文部所屬陶峙岳的第八師，許克祥新編第二十四師也都跟著呼呼啦啦從江西調往甘肅。
從此，陶峙岳與胡宗南結緣。
第八師是湖南的一支雜牌部隊，從一開始與蔣介石的“主流”就拉開一段距離。這使得陶峙岳在1936年冬西安事變中，駐守海原僅幾百里遠，態度卻比較暗淡。而稍後隨胡宗南參加的淞滬之戰，又憑著“幾桿破爛槍，打得還算不錯”（胡宗南語），因而，陶峙岳這個人的基調也就定型了：受尊敬而不受重用。
1938年9月，胡宗南一紙命令，把陶峙岳調到自己最得意的第一軍當軍長，而讓第一軍軍長李鐵軍去“長陶所在的七十六軍”。不管陶對此如何感覺，胡宗南器重陶的才幹是沒有異議的。只是這種“器重”更大程度上是“器”而不“重”罷了。當第一軍在陶峙岳手上訓出一點長進時，胡宗南立刻又派丁德隆取而代之，給陶安了一個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的位置。
陶峙岳離開自己一畝三分地，本來就找不到感覺。剛剛入住新的園子耍出兩套把式，秋收在望，又讓胡給剝奪一空，且置於閒散之境，這不能不讓陶揪心、寒心、灰心和沒有信心。
陶峙岳發現自己變成一片落葉，飄蕩在秋風之中，無枝可依。遂閒居西安達數月之久。
在第一軍任職這段不堪回首的時光裡，唯一讓陶峙岳感到欣慰的是，結交了兩位肝膽朋友。一個是他從第八師帶到一軍去當參謀長的曾震五，另一個就是奉胡宗南之命在河南吸收土著雜牌部隊擴充實力時，偶然相識的趙錫光師長。曾是陶的鄉黨兼嫡屬，而趙則與陶同在人家屋簷下，惺惺惜惺惺。這兩個人後來都成為陶峙嶽鎮守新疆的得力助手。
陶峙岳空掛著一個集團軍“總司令”的頭銜，在長安古城從1940年夏一直漂泊到1941年春，又被送到翠華山游擊幹部訓練班去當教育長。至此，兵權徹底沒了。陶峙岳唯一擁有的，是位於西安市以南40多公里的那片陝西勝境。他只好一面寄興山水，故作瀟灑狀，一面又暗懷“身經太華千重險，敢說長安路不平”的喟然長嘆。
不久，洛陽第一戰區長官部政治部主任他調，司令長官不同意繼任人選，懸缺已久。按照慣例，應由一名副司令兼任。胡宗南想到了陶峙岳。陶一口回絕。這時，衛立煌也出面來當說客。陶峙岳磨不過情面，做了一萬個“隻掛名、不務實”的聲明，才悻悻地跑去就任。
這個打雜的差事乾了一年多，最讓陶峙岳興奮的一件事便是得到一次去重慶受訓的機會。在那裡，他與張治中將軍發生了關係——這可以說是陶峙岳人生的重要轉折。
胡宗南並沒有放棄陶峙岳。 1942年8月他將部隊擴為三個集團軍時，陶峙岳居然奇蹟般地“三分天下有其一”，被任命為第三十七集團軍總司令，范漢傑為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而另一個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的位子則由胡自己兼佔。這有點出乎陶的預料。但很快他就發現，胡宗南為他精心挑選了一個參謀長，那就是胡的鐵桿親信蔡棨。
陶峙岳虛假繁榮“風風光光”當了一年總司令，就被送到河西的酒泉“重鎮”邊關去了。名義上聽起來仍然是個“警備總司令”，聲稱“可以調遣所有入境部隊”，而實際上日常指揮的兵力不過一個擔任總部勤務的特務營而已。
其時，趙壽山駐守武威，陶在酒泉，關山綿綿，心照不宣，兩人默然相對，不知道誰在為誰一掬同情之淚。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時光一晃就是幾年，秋去春來，人生苦短，面對塞外遲到的一點點綠色，陶峙岳不免長吁短嘆。這時，忽有一個讓人略有興奮感的消息傳來：張治中將軍受命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行轅主任！事隔兩天，陶峙岳收到一份電報，竟是張治中本人發來的，說是他將赴新疆公幹，準備途經酒泉小住。這讓陶一下子回想起兩人在重慶相會時的情形。
過去陶峙岳只聽說張治中是個老黃埔，當過蔣介石的黨軍第二師參謀長，特別是在西安事變中，他堅決不同意採取軍事方式解決問題，主張政治解決，認為“唯一著眼點是救蔣，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不惜以任何條件求得解決。”可見張與蔣介石的關係非同一般。接觸並作了一點調查之後才知道，張是個老黃埔不假，但他在黃埔期間跟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也有密切來往，還曾被看作是“紅色教官”“絕色團長”，與鄧演達，惲代英、高語軍並稱“黃埔四凶”。尤其是對蔣介石“遵從”而不“盲從”的態度，讓陶峙岳至為欣賞，甚而感動不已。張先後五次帶兵打仗，卻五次都打在點子上，是國民黨裡唯一沒有和中共打過仗的高級將領。 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韙給蔣介石上“萬言書”，痛陳蔣在處理中共問題上的“失策”，力主兩黨和談。如此，張治中才成了國共兩黨之間的“和談天使”……而且，對陶峙岳來說，張治中敘起來還是自己正兒八經的“學兄”，他最早也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比陶先入學三年。
這一切，可以認為是行伍中建立交情的基本條件。
陶峙岳是個心性很高的人，雖置身江湖多年，卻從不濫情施交。他平生最自得的兩件事就是，第一，不要三妻四妾，從一而終；第二，不積攢私財，清貧廉潔。為此，胡宗南曾說他“沒有朋友”，言下之意是“水至清則無魚”。陶峙岳回了一句“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勿及”，兩人風馬牛說不到一塊兒。而張治中就不同了，見到陶峙岳就有敘不完的話，怎麼扯怎麼都投機。兩人一個湖南寧鄉口音，一個安徽巢縣口音，南腔北調裡面偶爾帶出一言半語的國語，彼此聽起來都覺得耳順。
張治中來酒泉除了假道之外，主要目的是想動員陶峙岳隨他一同進疆，共圖大業。他說：抗戰打了八年，國家的元氣傷盡了，人民需要休養生息，國內應當實現真正的和平，不宜再動干戈啦……
“是啊，”陶峙岳懂得張藏在話中的那層意思，“但願這次國共談判能如天下人所願！”
兩人都不想把心照不宣的憂慮說出口。令世人矚目的重慶談判剛結束不久，善良的國人都沉浸在昇平歌舞之中。張治中這個在談判桌上唱主角的人物，當然不希望把未來想得太壞。可是，他心口的分寸比誰都有準頭。
正因如此，治理一個偏遠的新疆，便是無奈中最妥帖的寄託。
而陶峙岳的心情則不同，他要“士為知己者死”。至於新疆，或許可以看作是個一展雄才的靶子，陶峙岳就是要將自己一副傲骨和一身浩氣變成西北邊陲的一片朗朗淨地。這個心願從首次進疆開始，就與日俱增，以至於張治中離開新疆、聯合政府解體，陶被臨時任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的一段時間內，極感不適。他發現自己已很難擺脫這塊土地的纏繞了！
1948年8月，陶峙岳再度被任命為新疆警備總司令。這是張治中終極的決策，代表他對新疆問題馬拉松式的思考得出了成熟的結論。
即將履任，離開蘭州，自然要拜會張治中。陶峙岳選擇了一個月明星稀的秋月，來到張的新龍山私邸。說：“相聚沒幾日，又將作別，不知文白兄還有些什麼吩咐沒有？”
張治中很高興，親手給陶峙岳泡了一杯家鄉的舒城綠茶，說：“我們安徽人待客講究一杯功夫茶，不曉得你喝得出來喝不出來。”
陶峙岳呷了一口，咂咂嘴：“香，噴香，就是太濃，尾子有點苦喲。”
兩人哈哈大笑。接著，張治中直截了當切入有關新疆的許多實際問題，諸如民族問題、外交問題、軍事問題以及新疆今後的出路問題等。又從新疆談到國內和平的設想，說到激動處，竟把他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力主國內和平的函件以及與蔣的談話記錄，通通搬出來讓陶峙岳看，說：“對新疆，我有很大的遺憾，未竟之事不少，可說是千頭萬緒，當時一方面國際國內大勢所趨，另一方面老頭子又催逼太緊，許多事情搞成了虎頭蛇尾，唉……”張治中打住話頭，一聲長嘆，數不盡的苦惱盡在不言之中。
一個長久縈懷的問題突然撞上了陶峙岳的心頭。他猶豫一下，說：“外界都稱文白兄是領袖的左臂右膀，看了這些函件和記錄，始信為真，小弟感佩。不知文白兄今後作何打算？”
這個問題很深，以官場規矩，可以用大道理搪塞。但是，張治中知道陶閃爍其詞背後的含義，是在考驗彼此的友情。於是，最大限度地說了句“領袖是人，我也是人……”見陶峙岳似懂非懂，又補充道：“人君有兼聽之明，人臣有陳情之責，剩下的事只有靠天來裁定了！天就是民眾。治國也好，治一個省區也好，與治家是一樣的，古人總把兩者放在一起講，所謂'治國齊家平天下'。我們安徽有句老話，叫'家不和，外人欺'。中國的事情最關鍵、最難辦的就是一個'和'字，新疆也是如此。”
陶峙岳深以為然：“所以我覺得這個警備司令很不好當，有些事軍隊用不上勁，軍人越幫越忙。”這句話觸起張治中對軍人干政的憤慨，免不了一番抨擊。說：“軍政之間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很傷感情。黨外打仗，黨內也在打仗，這是致命的問題。”
“新疆的那個班底倒是應該好好修整一下。”陶峙岳說，“要體現各司其職的精神，叫劉孟純以省政府秘書長和長官公署駐迪化辦公廳秘書長的名義，主持政府，我主抓軍事，屈武主持迪化市政，劉譯榮主持外交。只是那個麥斯武德和伊敏、艾沙這樣一些人難辦，麥是省主席，伊是副主席，艾是秘書長，還掛個中央委員的頭銜。下面最頭痛的恐怕就是烏斯滿、賈尼木評和堯樂博斯這幾個頑固分子……”。
張治中微笑著端起面前的茶水輕輕一啜：“放心，麥斯武德已不是問題，老頭子已決定把他調離新疆。新的委任狀馬上就下來，你猜猜是誰？”
陶峙岳茫然：“會不會是南京方面的人？”
“可以這麼講，也不可以這麼講……他就是包爾漢！這是我長久安排的結果。此人外圓內方，體察民情，事業心、責任心都沒有問題，與蘇聯、與三區也能說得上話。你一定要全力保護好他，讓他盡情施展，切防葉城、羅恕人和馬呈祥他們從中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