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晚上，國民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秉承蔣介石的旨意，給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下達命令，要他維持佔領區秩序，日偽軍必須“維持現狀”，“除按指定的三軍長官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繳械”。緊接著第二天又連續下達兩道命令，分別給國民政府軍和解放區朱德的第十八集團軍。按照此令，國民黨政府軍要“加緊作戰，積極推進，勿稍懈怠”，而共產黨軍隊則“原地駐防待命”，“勿擅自行動”。
蔣介石之心，路人皆知。毛澤東看著這三份命令，許久沒有言語。他點燃一支煙，對伏在地圖上的朱德說：“豈有此理，不稼不穡，就想收穀子。不栽樹不澆水，倒要摘桃子！”
“不用管他，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客氣不得喲！”朱德說著挺直腰桿，攥緊了拳頭，“他蔣介石發三個命令，我們就來它六個！”
與蔣介石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事實上，接下來的數日內，中央一口氣向各解放區發出了七道命令，要各部隊向日偽軍發起反攻，消滅日偽軍，迫使日偽軍投降繳械。 8月13日，延安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在軍委小禮堂集合。毛澤東站在一張老式的八仙桌前，雙手叉著腰，慷慨激昂地說：“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他說，此桃子的所有權屬於我蔣介石，我是地主，你們是農奴，我不准你們摘。我們在報上駁了他。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同志們，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至於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這樣就發生了鬥爭。同志們，這是一場很嚴重的鬥爭。”
毛澤東的“鬥爭”勢如排山倒海，這首先從調整軍隊編制序列方面顯示出來。以野戰軍正規兵團為主體並與地方部隊、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似在一夜之間脫穎而出。其中直屬中央軍委領導的便是晉綏野戰軍和晉綏軍區。晉綏野戰軍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所屬的三五八旅、獨立第一旅、獨立第二旅、獨立第三旅四個主力旅組成；晉綏軍區是從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中分出來的，轄呂梁、雁門和綏蒙三個軍區。赫赫有名的賀龍和李井泉統一指揮這支勁旅。與此同時，原來的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也並沒有消失，它仍舊囊括著駐紮在陝甘寧解放區除晉綏野戰軍和晉綏軍區之外的所有其他部隊，並確定以王世泰為代司令員、習仲勳為代政委。它像一個懸念，不動聲色地珍藏著，給未來縱橫大西北摧枯拉朽的第一野戰軍埋下不可估量的伏筆。
在調度兵力這一點上，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顯然要比中共省事得多。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蔣介石統帥三軍，號令百萬，右有東南行轅顧祝同的第三、七、九3大戰區；左有漢中行營李宗仁的第一、二、五、六、八、十、十一、十二共8大戰區及第二十四、五十六、七十六、七十九、五十五等5個直屬軍，另有昆明行營、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下轄的第十四軍和駐紮在印度的新編第一軍；此外，腳下還踏著陸軍總司令部何應欽、衛立煌所轄的4個方面軍及昆明防守司令部和中印公路東段警備司令部，真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而朱德只不過是閻錫山把持下的第二戰區下轄5個集團軍中其中的一個“總司令”。像這樣集團軍級別的指揮機構，光是他的漢中行營就有23個之多。
但是，蔣介石“重啟戡亂”的自信很快受到挫傷。他發現日常呼點的花名冊僅僅是個書面資料，毛澤東和朱德作為他的政敵，其實際能量已不是當年井岡山和湘江地區的勢頭，而是可以理直氣壯地站在他面前說“不”了。
這是蔣氏心中的重病。何應欽連珠炮似的幾道命令之後，不到兩天，毛澤東即以朱德這個不起眼的總司令名義，兩次致電蔣介石表明立場態度：“……這個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尤嫌不足，當天毛澤東又給新華社寫了篇飽含深意的檄文——《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單是看題目，蔣委員長的血就直往上湧，更不用說文中對蔣氏“命令”一針見血的評點了。毛澤東的文風一向是刀刀見血、迅雷不及掩耳，而且大義凜然，字字句句都敲到全國民眾的心坎兒上。他指責蔣介石“從頭到尾都是在挑撥內戰”，“抗戰一旦結束，內戰危險立即嚴重威脅全國人民，這一點難道還有疑義嗎？現在我們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盟邦呼籲，一致起來，同解放區人民一道，堅決制止這個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國內戰”。
請注意，“全國同胞”和“全世界盟邦”，這是兩座大山啊，區區一個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無論如何也背不動的！毛澤東輿論戰的功夫可見一斑。此亦不難看出，他鐵定心思要以摧枯拉朽之勢，救萬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解放”二字如旭日東昇，即將噴薄而出！
三天后，延安方面又一份電報追過來，口風更為犀利：“一切同盟國的統帥中，只有你一個人下了一個絕對錯誤的命令。我認為你的這個錯誤，是由於你的私心而產生的，帶著非常嚴重的性質，這就是說，你的命令有利於敵人。因此，我站在中國和同盟國的共同利益的立場上，堅決地徹底地反對你的命令，直至你公開承認錯誤，並公開收回這個錯誤命令之時為止。我現在繼續命令我所統帥的軍隊，配合蘇聯、美國、英國的軍隊，堅決向敵人進攻，直至敵人在實際上停止敵對行為、繳出武器，一切祖國的國土完全收復之時為止。”
包括許多老牌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都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篇妙文，體現了有理、有利、有節，蔣介石幾乎成為被告而被押上道德法庭。自從江西“戡亂”“剿共”以來，整個抗戰期間，他差不多總是陷於此等困境。但蔣介石就是蔣介石，即便有像西安事變那樣的莫測風雲，他也時刻忘不了“攘外必先安內”這句禪言。
然而，這次蔣介石不能不作出後退一步的姿態。其中奧秘，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幾十年後一語道破。杜認為“蔣介石的權力隻及於西南一隅，華南和華東仍被日本佔領著，長江以北則連任何一個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 “假如我們讓日本人立即放下他們的武器，並且向海邊開去，那麼整個中國就將會被共產黨人拿過去。因此，我們就必須採取異乎尋常的步驟，利用敵人來做守備隊，直到我們能將國民黨軍隊空運到華南，並將海軍調去保衛海港為止。”
毫無疑問，完成這一切不但需要時間，也需要名分。 “盟邦”希望蔣介石拿出萬全之策，把八年來一直與敵血戰而歷盡千辛萬苦的共產黨晾到一邊，使中國實現在國民黨領導下的“和平統一”。這樣，美國人的指揮棒就可在亞洲大陸獲得永久性權威。
赫爾利在這個歷史關頭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他須在蔣介石搖擺不定的天平上加重砝碼。只不過，他們並非心有靈犀，而是同床異夢。赫爾利的眼界與杜魯門尚有差異，以他在和平理想方面的天真或對中國問題的盲目樂觀，怕是難以吃透蔣氏和平高調下的操刀之實。此時，中共已把發動內戰的帽子扣到蔣介石的頭上，蔣介石想藏而不露是不可能了。無論是戰機所需要的時間，還是戰爭本身所需要的名分，都要求蔣介石作進一步的政治表演。
因此，和平談判就成為蔣介石合理的選擇。赫爾利堅定地認為，國共兩黨只要各讓一步走到談判桌前，中國的問題興許就會柳暗花明。
就在毛澤東口誅筆伐至為酣暢的第二天，他突然收到重慶發來的一封急電：
顯然，蔣介石把球踢過來了。他料定毛澤東沒有去重慶的膽量，所以電報發出的同時，又電令駐延安的兩位聯絡參謀，當面探問毛澤東的答复意見，明擺著想通過立逼表態的方式，讓中共精神上受到挫傷。事實是，他壓根沒想到毛澤東會應邀前往，更談不上認真思考彼此坐到一張桌子麵前來“共同商討”。
毛澤東一看蔣介石的電報閉口不談“認錯”二字，也根本沒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倒是對自己“惠臨陪都”“懸盼之至”，也就大體明白這位居高臨下的委員長唱的是哪一出了。於是，毛澤東立即避虛就實，揪住老蔣的尾巴，復電：
電報發出後，毛澤東立馬派人去見國民黨聯絡參謀週勵武和羅伯倫，通報他們說：“毛先生不准備去重慶，待蔣委員長答复朱德電報後，再作考慮。”
蔣介石見到回電，更加確信毛澤東不敢赴渝。曾幾何時，十年內戰的“戡亂”歲月令人記憶猶新，蔣委員長開出天價懸賞毛澤東的人頭，從江西追殺到陝北，幾乎就沒有停止過。
如今，這才過去幾天，又讓毛澤東到重慶和自己面對面“談判”，他毛澤東難道還會吃了熊心豹子膽不成！三天之後的8月20日，蔣介石跟著追發電報，措辭益發情真意切，力促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
以毛澤東的性格，跟老蔣的這個勁兒必須得較到底。然而，另一種政治因素他不能不顧忌，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斯大林，竟連續兩次通過蘇共駐延安情報員向中共中央轉達意願，希望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斯大林的話硬度較高，扔在地上咚咚響，他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了，要再打內戰，就有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
“把民族引向滅亡”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人的願望，可如果中共不與蔣和談，似乎就要承擔內戰責任。斯大林要的是國家利益。他必須確保蔣介石執行1945年8月14日和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那裡面有包括“中蘇共管長春鐵路三十年，旅順為共享海軍基地三十年，大連為自由港……”等內容。為了這個利益目標，他甚至有可能按照“二戰”後期法國、意大利共產黨處理與本國資產階級關係的模式，讓中共以解除武裝交出軍隊為代價，換取在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和一官半職。斯大林一度認為，這是避免中國內戰、鞏固戰後大國關係，保持與西方國家合作的好辦法。他的算盤打得很精：如果共產黨與國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同樣可以保證中國不完全倒向美國，保證中國與蘇聯的友好關係，而中共作為共產國際大家庭中的小老弟，在高大威猛的布爾什維克面前必將永遠俯首稱臣。
斯大林“老大哥”的話，中共無法不尊重。毛澤東與周恩來等掂量再三，於8月22日復電蔣介石，宣布“為團結大計，特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
蔣介石明白了，毛澤東是在跟他較勁兒呢，本人還不願意與自己面談。他不得不又一次搬出斯大林，隨即將中共電文轉發莫斯科。斯大林當即再給延安發電：“蔣介石已反复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斯大林勸毛澤東不用擔心人身安全，表示，這個問題將由美、蘇兩國負責。
蔣介石捏著斯大林的心思，說話辦事更“大度”了。 8月23日給延安的第三份電報，幾乎到了生拉硬拽的地步：“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說著話飛機也來了，而且上面坐著美國大爺赫爾利。
毛澤東究竟去不去重慶？圍繞這個問題，數日內在延安高級幹部中掀起軒然大波。蔣介石何許人也，共產黨人領教得夠多了，翻手雲覆手雨，廖仲愷、張學良、楊虎城都是前車之鑑，誰也無法拍著胸脯為毛澤東的人身安全打包票。可是，從8月14日到23日，短短十天時間，蔣介石一連給毛澤東發出三封邀請電，氣勢咄咄更兼天花亂墜。
蔣介石在電文中表示：“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這簡直就是一篇和平讚美詩。
不僅如此，對於最初關於受降方法的“一日三令”，蔣介石也給出了合理的“說法”，說那是“係由盟軍總部所規定”，還說“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等，如此連篇累牘，理由冠冕堂皇。
更何況，斯大林還在那里為老蔣“給力”，不依不饒、軟硬兼施。
毛澤東沉吟了好幾天，8月22日發出派周恩來“前來晉謁”一電的同時，高調接見周勵武和羅伯倫參謀，把發往重慶的電報內容一五一十通報給他們。
週、羅二人連續幾天緊張得一塌糊塗，在延安大街小巷四處打探毛澤東的真實意向。結果，所有消息都表明：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於是，重慶得到的全部密報都是：毛無意赴渝談判。蔣介石聽了後表面上皺起眉頭，實際心裡舒服啊，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情報。和談成為公開的幌子，他哪有半點兒時間去作和談準備，只一門心思忙於調兵遣將，搶奪各大城市及戰略要地。
中共中央有關談判的各項準備工作，可謂緊鑼密鼓，所有和談文案都在日夜突擊精擬之中。各項戰略方針也在不知不覺地貫徹落實。就在8月22日這一天，毛澤東還發布了《關於改變戰略方針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的指示》，要求所屬各部隊，把奪取小城市和廣大農村作為重點。在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中，他第一次響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這才是時局中的大是大非，是社會良知的聚焦點和歷史發展的主動脈。毛澤東在抓不到“權”的時候，必須抓到“理”，因為“理”總是活在絕大多數人心中的東西。毛澤東永遠信奉人民創造歷史，而不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權貴。
1945年8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棗園鄭重召開大約50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判斷當前國際國內政治軍事形勢。經過反复考慮，他已胸有成竹——親自到重慶“會一會老蔣”的決策鐵板釘釘。為“妥當”起見，擬派周恩來先行一步。毛澤東把自己的想法一說，會場立刻再起波瀾，核心依然是“為主席的安全擔心”，有人甚至上綱上線，提到政治高度，堅決反對毛澤東冒險，如果毛自己執意要去，那是“對黨的事業不負責任”。
毛澤東內緊外松，顯得很灑脫。他是把握政治脈搏的高手。試想，在幾乎全世界輿論焦點密切注視之下，蔣介石怎麼可能愚蠢到對赤手空拳的他用手段呢？就是斯大林不表那個態，承諾美蘇負責他的安全，毛澤東也料他蔣介石不敢（但事實上這個判斷還是有誤差的，老蔣在最後談不通的情況下，確實也動了“懲治”毛澤東的念頭，但終究未成事實）。所以，毛澤東當時敢於大度地告訴大家：“我們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雖然判斷沒有大的問題，但毛澤東還是準備遇到最大的困難並可能有的讓步。他像往常激動的時候那樣，揮動著碩大的手掌表示，所有個人的冒險，就是希望能通過談判這一步，先建立資產階級領導又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然後再實現新民主主義制度。
顯然，這是在委曲求全，基本上接受了蘇聯“老大哥”斯大林的思路。
以毛澤東在黨內的威望及他在歷次緊要關頭力挽狂瀾的事實，人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的這番高論，沒有理由不為他描繪的未來藍圖所鼓舞。大家紛紛表示中國人的事還是中國人自己解決為好，美軍不登陸、蘇軍不入關對中國人民有利。至於新的形勢下中共力量的發展，是完全可以放下包袱信心十足的。有人在會前會後還作出一系列和平暢想，諸如蔣介石返回南京，中共中央也應遷都，要么併入南京，要么拉開一點兒距離，在各方麵條件均比較優秀的蘇北根據地的重鎮淮陰等。朱德考慮得更為長遠，連將來的民主選舉運動都想到了，認為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對中共有利，並且幽默地說：“讓蔣介石當總統，我們當副總統吧。”
毛澤東從來“不打無準備之戰”。他建議在去重慶的這段時間，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建議書記處增補陳雲、彭真二人，以便毛澤東、周恩來不在書記處時，仍保持有五個人在位，能夠開得起會。最重要的還是掌握部隊，第二天，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肖勁光同時離開延安，奔赴部隊，各就各位，作好戰鬥準備。這種嚴陣以待的態度，自然在延安營造出“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氣氛。毛澤東“壯士赴死”的英雄氣概，再次感動了紅色根據地的人民和全軍官兵，高級將領們個個立誓、人人表態，迅速地形成了決戰前的政治基調。這是毛澤東所需要的精神狀態。
就在這一天，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延安，又一次心懷叵測地敦促毛澤東及早成行。毛澤東依舊不急不忙拖了一天，到8月24日才極為親切地回過一份電報去：“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1945年8月26日，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提出去重慶談判存在兩種可能：第一，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有條件地承認中共地位，共產黨也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地位，於是兩黨（加民盟）合作，國家進入和平發展新階段；第二，國民黨發動內戰，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面前“輸理”，那麼，“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這才是一份真正的中共內部情報，而與蔣介石此前從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那裡所接到的“秘密情報”截然相反的是，他始終斷定毛澤東不會真正到重慶來。老蔣當然相信戴笠手下的那幫人，故而在重慶一片焦慮的聲浪中，他仍然保持著冷冷的淡定，總是說：“不要慌，我心裡有數……”
在獲取延安可靠消息方面，蔣介石是下了大力氣的，明的暗的用了不知多少手段。還是在1943年，兩個“訓練有素”的國民黨軍官就騎著毛驢來到延安。他們一個是軍令部新任命的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另一個是駐賀龍一二〇師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延安給了這兩位“高參”很高的禮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隔三岔五接見宴請，連中共的延安整風文件，徐佛觀和郭仲容也照看不誤，而且是每份必讀，認真仔細地研究，隨時向重慶報告最新動態。
在國民黨軍統的圈子裡面，出入延安無疑是最值得炫耀的經歷。因而徐佛觀每次只要有回重慶述職的機會，都要被戴笠請到軍統局講課傳經。可是，延安畢竟是個“大染缸”，駐在那裡時間長了終究有危險，老蔣不放心，戴笠放不下，徐、郭二人也覺得苦不堪言，所以很快又被周勵武和羅伯倫取代。
週勵武這個人急於往上爬，到了延安就功名心切，一心想搞到中共有價值的情報，好去戴笠那裡邀功請賞。於是，他不久就盯上了延安交際處一個叫王榮棠的服務員。小王年紀不大，長得嫩嫩的，週勵武就想用個小計謀去引誘他，外出時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丟在地上，試圖等王榮棠財迷心竅撿到手就能抓住把柄。可週勵武哪裡知道，王榮棠是經過嚴格訓練而又久經沙場的中共“老”邊保人員，一眼就識破了他的那點小伎倆，二話不說，向組織匯報。週勵武不甘心，又盯上奉命來照顧他們生活的延安師範女生關淑珍，自然也以失敗而告終。
事實上，國民黨軍聯絡官從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就被高度控制起來，只是他們並不自知。他們偷偷發出的每一份電報，還沒等到老蔣圈閱，就已放在毛澤東的辦公桌上了。這雖說是重慶談判成敗毀譽的插曲，但卻也是正題。
國共之間還在溫情脈脈的文電展演期間，迷霧中的山雨欲來，實際已徐徐拉開帷幕。所謂“談判”，不過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明牌”。按照毛澤東的話說——“這是玻璃瓶子裡面押寶”！
打“明牌”的雙方所不同的是，延安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以一種“解放”的姿態“假戲真做”，因而有備而來，滴水不漏。而重慶國民黨政府從一開始就抱著過去“戡亂”的老皇曆“假戲假做”，驕橫心態不加掩飾，且上上下下看著委員長的眼色行事，都在吊兒郎當對付差事，以至於後來到了談判桌上，毫無準備，漏洞百出。於是，看透了對手底牌的毛澤東和周恩來，能夠始終掌握著國共談判的主動權。整個談判只能按照中共早已擬就的方案步步推演，而蔣介石則措手不及，總是怒氣沖天按不到點上，索性就硬著頭皮不按套路出牌，端起國民政府的大架子，失信食言之舉在所難免，而民心向背由此生髮——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天定的大勢所在，從中可見未來戰局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