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全中國人民徹夜無眠。這在華夏民族千百年曆史上絕無僅有。儘管後來發生的樁樁件件，證明它其實是個凶兆，但我們還是願意記住這一時刻。 公元1945年8月15日……哦不，美國駐華大使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先生掏出懷錶，時間已經指向凌晨1點35分。他懷著樂觀而自豪的心情棄車徒步，走在重慶渝中區附近起伏不平的街道上，大口呼吸山城那清涼而瀰漫著火藥味的空氣，心裡下意識地將日曆翻到了“16”日。 自日本政府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後，駐陪都重慶的各國使節幾乎就沒能好好睡過一個囫圇覺。直到8月14日天皇裕仁下達《詔書》，連續幾天滿世界文電交馳，可把赫爾利忙壞了。先是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約定同時在重慶、華盛頓、倫敦、莫斯科公佈各項規定，美國貝爾納斯國務卿代表四國經瑞士向日本照會“日軍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具體指示正式投降步驟。緊接著，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統帥名義向東京廣播，並建立無線電通信聯繫，命令日軍“立即停止開火”，隨之盟軍在所有戰場也奉命停火。

華盛頓時間8月14日19時，美國總統杜魯門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接受日軍的無條件投降。與此同時，英國倫敦播出了首相艾德禮的講話，莫斯科廣播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的講話，重慶廣播總裁蔣介石的講話。 重慶時間8月15日7時整，世界範圍內正式發布中、美、英、蘇四國政府的公告。當天的正午時光，全球無線電信號都在傳播裕仁天皇有氣無力地宣讀無條件投降“敕令”的聲音。 興奮了大半夜的赫爾利疲憊地回到住處，習慣性地喝了杯白蘭地，更加沒有睡意。他禁不住在房間裡來回踱步，牛皮靴踏響木質樓板，發出嘭嘭的聲音，像是前線勝利的砲聲，又像街頭山響的歡慶鼓點。赫爾利推開花格玻璃窗櫺，深不可測的夜空撲面而來，整個山城的狂歡還隱約可聞，一種從未有過的歷史感襲上心頭。他返身打開那本厚厚的羊皮筆記，熱切期望記下點兒什麼。

其時，陪都重慶政府與遠在西北的紅色延安相比，顯然帶著不加掩飾的自負。然而，日本政府向同盟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會公佈之後，平民百姓們普天同慶的鞭炮和鑼鼓絲毫沒有差別。赫爾利目睹了長街上的張燈結彩，看到中國官員、兵士夾雜在商販船夫之間，長袍馬褂和西裝革履一律奔走相告，大家彼此拱手，喜形於色，連一向昂首挺胸的富紳大賈們，也在那裡忘情地手舞足蹈。人們眼裡光芒四射，眉目之間猶如塗上了厚厚的油彩。 置身於歡樂的海洋，赫爾利不能不受到感染。就像年前訪問延安時那樣，他在中國東道主面前又心血來潮地跳起了印第安人的練兵舞。他被自己近乎天真的激情燃燒著，狂熱地扭動著身軀，甚至操起陶克族人的方言“呀呀、呀呀”地大聲歡叫。不論作為前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還是作為新任的美國駐華使節，此刻的赫爾利對“解決中國問題”更加抱有一份堅定的信念。他覺得這正是自己超越了史迪威、馬歇爾和魏德邁等人之處，而這份美好感覺早在去年初冬他抵達延安的那一刻，就似乎活靈活現地握在手中了。

那是1944年11月7日，赫爾利在秘書史密斯的陪同下，飛機有驚無險降落在延安一塊空地上的土包包前。黃色煙塵瀰漫在模糊不清的舷窗口，以至於赫爾利沒有看清究竟是誰在迎接自己。而被稱作“迪克西使團”的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事先也不太清楚來者何人，所以第一次在給周恩來通報時竟有些含糊其辭。等到那架帶有明顯標誌的美軍軍用飛機嗡嗡鳴叫著出現在黃土高坡上空時，周恩來問包瑞德貴賓是誰，包還攤開雙手一臉茫然。幸虧周恩來處事周密。當赫爾利從機艙出口探出頭來，才一眼看到包瑞德上校身邊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等中共中央首腦集體風塵僕僕的身影。他們一起擠進那輛被當作救護車用的破舊汽車，動靜響亮地駛向“迪克西使團”駐地。

大家初次見面，寒暄過後都沒有什麼話可說。包瑞德上校雖是個中國通，可作為一名校級軍官，礙於不太熟悉的赫爾利將軍在場，也不好有超越外交辭令的言語。顛顛簸簸的車裡出現短暫的寂靜。正在難耐的時刻，冷不丁有頭騾子擋在車前。駕駛員小趙急忙剎車，車裡的主賓前仰後合。小趙滿頭大汗地找了根樹枝上去驅趕騾子，誰知那頭牲口倔得很，左趕右趕就是不給面子。急性子的赫爾利有點憋不住了，就在車裡打著手勢嚷嚷道：“再打，再打，使點勁，打那一邊……” 毛澤東笑了，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慢條斯理地說：“想不到赫爾利將軍趕騾子也很在行啊。” “我年輕時當過牛仔，對牲口多少了解一些。”赫爾利顯出點孩子氣。 “哦——”毛澤東好像有了興致，“我也曾放過羊呢。你看我們這些山坡，現在光禿禿的，開春了，朝陽的地方有點雨水就會長草，羊不愁吃的。”

赫爾利順著毛澤東的手指伸長脖子，目光投向不遠處的溝溝坎坎。 周恩來接上話茬：“這裡的山溝是聽從老天爺安排的，下大雨就漲滿水，有時候還會發山洪，不下雨就又乾枯了。” 赫爾利滔滔不絕起來：“……在美國第四十六州俄克拉荷馬，可以通過魚兒翻騰的渾水，來判斷什麼時候魚群會溯流而上……” 包瑞德上校總算逮著機會，翻譯過程中大肆發揮，空氣由此活泛開了，直到“迪克西使團”駐地，大家輕鬆愉快地喝茶，繼續談天說地。 毛澤東及中共領導集團給赫爾利大使的第一印象，就這樣一點點地擴展開來。它甚至讓赫爾利對成功把握中共這支紅色力量，一度抱有一絲絲說不清楚的自信。一年來，美國朝野在對華援助問題上，鑑於國民黨軍隊抗日業績每況愈下的情形，滋生出越來越多的抱怨與不滿，而中共敵後武裝與美國空軍配合抗戰這樣的好消息卻在與日俱增。各方面情報都表明，那個終日穿著灰粗布上裝、曾經放過羊的中共高級指揮者，手臂揮舞之間的力量越來越不可小覷，需要美國外交官們格外關注，“扶蔣容共”在一段時間內，甚至成為赫爾利秘而不宣的指導思想。然而，就在這個波詭雲譎的年頭歲尾，形勢很快出現“頗難逆料”的轉折。

距赫爾利延安之行也就兩個月，1945年1月11日，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海濱雅爾塔皇宮，美國總統羅斯福竟和英國總統丘吉爾、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斯大林，在無視中國意願、摒棄中國首腦在場的情況下，秘密簽訂了包括以下三項內容的《雅爾塔協定》：一、史屬中國領土的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割讓給蘇聯；二、中國大連港國際化，蘇聯在港有優越權，並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三、通往大連的中東和南滿鐵路由蘇、中共同經營，並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 此外，當然還包括外蒙獨立等一系列有損中國利益的內容。如不答應，斯大林就拒絕出兵東北。蔣介石幻想中的鐵桿朋友羅斯福，關鍵時刻還是出賣了盟友，他除了“震驚”和“痛憤”之外，無計可施。所有外交斡旋都留有赫爾利的影子，無論個人感覺如何，他的原則永遠不會改變——為了美國人的利益而戰。

這是個無理可講的強權世界。美、蘇兩國的談判桌上，同為戰勝國盟友的中國政治局勢，竟然成為討價還價的籌碼。赫爾利心裡早有底數，連小小的《中央日報》副主筆胡秋原，都敢於面對他的威嚴拍著桌子吼叫：“我有權為中國的事，對一個自稱為中國盟友的美國代表講中國人的意見……”並寫出《參議院胡秋原對中蘇談判之聲明》，可想蔣介石和毛澤東在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都不可能存在半點兒猶疑。剩下的就是蘇聯人與美國人的利害權衡與利益抉擇了。蘇聯人希望出兵打敗日本人本是多年的夙願，可他們偏以損害中國利益為要挾，來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美國人要的只是一個聽話的中國，半真半假的基督徒蔣介石自然是再合適不過的人選。 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順理成章地由“扶蔣容共”走向了“扶蔣反共”。

1945年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公開發表講話，聲稱鼎力支持蔣介石政權，表明美國決不會向中共提供武器的態度，因為“只要仍有強有力地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武裝政黨和軍閥，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統一”。此前，他還電告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中共全部策略表明，要推翻國民黨統治，獲得“對中國的一黨專制”。這當然也是羅斯福的態度。在蔣介石醉心於暮春重慶黃山官邸的景緻而“深感欣慰”時，延安則斷然宣布：不許美國觀察組派員再到前方，特別不准他們進入中共根據地。新華社的評論也明確指出，赫爾利和蔣介石上演雙簧，“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 在美國人明確表態的同時，斯大林也痛下了決心。這從蘇聯突然更換駐華大使可以見出端倪，形勢發展之快超出了蔣介石警惕範圍。本來，老蔣始終堅信：“只要美國不為中共聲援或袒護，則蘇聯亦絕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對共黨問題，我必能自了之。”到1945年的5月28日，斯大林還與美國特使霍普金斯再次達成共識，斯大林明確表示“將盡一切可能促成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之統一，並特別聲明沒有一個中共領導者有足夠力量統一中國”。斯大林甚至對蔣介石信誓旦旦地保證：“我們不支持他們（中共），不幫助他們，我們不打算這麼做……以前我們向蔣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後還將是這樣。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國的話，那麼這種援助將提供給蔣介石政府。”斯大林非常肯定地答應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認為國民黨政府力求合併軍隊和建立國家統一的政權，是“完全合法的願望，因為國家應有一支軍隊和一個政府”。

然而進入6月，嗅到異味的蔣介石，不得不在大半個月裡連續三次召見俄國大使彼得洛夫，重述列寧時代的對華政策，希望中蘇交往能以此為基礎，甚至於允諾：“英國如能保有香港，蘇聯應亦可以保有旅順。”這樣的外交回應，可謂身段柔軟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蔣介石那麼在意斯大林的“友誼”，原因非常清楚，抓住蘇聯就抓住了遏制中共這一“心腹大患”的要害。儘管斯大林一再聲明國家民族利益無關意識形態，“蘇聯與這些'共產主義者'沒有任何關係”，而事實上，延安蘇維埃政權與蘇聯布爾什維克之間的精神聯繫，無論如何也不能被忽略。中共1928年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乾脆就在莫斯科召開。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民眾的心坎上，已射出另一束不可小覷的光芒，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政治舞台上，猶如破土的嫩芽開始生長。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了長達六年的醞釀和準備，在延安楊家嶺大禮堂召開。五十天的會議，讓毛澤東明星般地走進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視野，成為中國可以挑戰蔣介石的人民領袖。這也讓所有美國對華事務的官員大吃一驚。赫爾利大使也不例外，他完全沒有料到，半年前在延安土窯相識的那個布衣粗食的中國漢子，竟有如此風雲大勢。 毛澤東的聲音雖然平和而內斂，但那種毅然決然的鏗鏘之力，全世界的政治觀察家都能感覺得到。無論是否公之於眾，他必定要以革命戰爭解決戰後問題，並最終打倒蔣介石，建立新的共產黨國家政權。八年抗戰，就在蔣介石費盡心機清洗國民黨軍閥異己的同時，延安依托廣闊的敵後根據地悄然擴展到雄兵九十萬，此外還有民兵二百多萬，根據地人口達到一億，一百二十多萬黨員。因而，毛澤東可以驕傲地斷言：中國共產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他宣布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形成與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之勢，讓蔣家王朝上上下下感到“惶恐不安”。 蔣介石與斯大林徹底翻臉只是時間問題了。而毛澤東始終堅持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理念，希望有外援卻不依賴外援，斯大林除了維護共產國際的權威，也不能把他怎麼樣。一時間，中國的政局撲朔迷離起來，舉國上下頻吹和談之風，至少在各種媒體面前，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施放和諧美好的願望。這讓赫爾利少將心裡又開始癢癢起來。事實上，還在擔任美國總統駐華私人代表時期，他就始終在做著一廂情願的努力：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防止中國政府垮台，敦促中國軍隊面對日軍繼續拼殺；另一方面努力調和中美軍事機構及美國駐重慶使館，與中國政府之間保持良好的友善關係。關於“維護中國政府的鞏固”“維護蔣委員長的領袖地位”等這樣的外交辭令，他已不知重複了多少遍。 勝利的日子雖說姍姍來遲，卻照樣鼓舞人心。在這舉世歡慶的時刻，赫爾利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用美國人的精神和意志，把中國的兩塊牌子合二為一。他的具體目標已經鎖定：讓重慶和延安握手。 遺憾的是，帕特里克·傑伊·赫爾利這位穿著軍裝的美國政客，永遠也弄不懂中國的事情。在他喜形於色胡亂擁抱中國盟友的那些日子裡，他腳下這塊古老國土上將要上演的一切，實際上已在悄然發生。 也許是赫爾利過於看重新任總統杜魯門的期盼，而將史迪威將軍離任時的忠告忘到九霄雲外。那是中日雙方於華北、華東、華南以及滇緬線上展開全面角逐的一年前，史迪威將軍卻執意告訴赫爾利，蔣介石的前線不在華北、不在華東、不在華南，也不在滇緬線，而在悄無聲息的大西北。史迪威提示赫爾利，要注意研究陳誠和胡宗南。他把這個研究看作是同蔣介石合作的一把鑰匙。 “尤其是被稱作'西北王'的胡宗南，他是蔣氏集團的晴雨表，也是蔣本人蓄意儲備的一枚重磅炸彈。”這是史迪威在離任的告別晚宴上與赫爾利紅著脖子碰杯時說出的一番肺腑之言。可惜在當時，赫爾利只把它當作一段信天游來聽，並沒有太往心裡去。而現在看來，史迪威將軍是認真的。 的確，如果赫爾利是一位敏於觀察的政治家，或者如他某些同僚所吹捧的那樣是“中國通”，他就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國整個抗戰中胡宗南這一角色的奇異變遷。八年期間，胡宗南坐鎮關中寸步未挪，然而卻先後換了三個戰區。先是以蔣鼎文為司令長官的第十戰區，再就是以朱紹良為司令長官的第八戰區，此二人位尊名高而權威不重，均非頭角崢嶸的梟雄人物，與獨斷專行的胡宗南坦然相處並無怨言。這使胡宗南有七年平安時光來經營他的關中霸業。 1944年4月開始，日軍的“一號作戰計劃”付諸實施，到12月初便打通縱貫南北2400公里的大陸交通線。這條戰略通道經河南、湖北、湖南、廣西直至越南。日軍以區區50萬兵力，投入到如此廣闊的地區，竟使號稱600萬之眾的國民黨軍損失兵力約70萬人。戰後，中方丟掉大小城市146座，淪陷國土20萬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個，飛機場36個，而遭日軍奴役的國民至少不下600萬人！ 在這個被中國史家稱之為“日寇最後一跳”的慘敗中，湯恩伯首屈一指掛頭彩。湯大將軍時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素有“中原王”的美譽。他的40萬大軍在岡村寧次15万精兵面前雖“竭力拼戰”，卻並無寸功，所屬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被亂槍斃命，第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王仲廉所率直屬總部，竟在一個土寨中被地方團隊包圍繳械，連湯的衛隊也被迫“統統繳槍”，湯本人化裝成伙夫才幸以身免。不過月餘，湯恩伯連失中原38城，河南全境淪陷。嚐到甜頭的日本人爬上了隴海線，大搖大擺向西推進。不過幾天光景，前鋒就抵達陝州，頓時，潼關告急，西安震動。 實際上，日本人只是個試探性的攻勢，其本意是要打通南北大陸線。但是蔣介石不敢大意。他一面派陳誠到西安總攬軍政，一面命胡宗南東出潼關迎擊日寇。這給從未與日軍正面交過手的胡宗南帶來了一個輕取功名的極好機會。很快，“豫西大捷”便被官方媒體炒得天翻地覆。隨著全軍覆沒的湯恩伯接受處置，胡宗南理直氣壯地取而代之，一躍成為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不久，同任戰區正司令長官的陳誠奉命頂替何應欽任軍政部長，於是乎黃埔少壯胡宗南，又順理成章地開始代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西北王”胡宗南大走官運，連國民黨的許多下級軍官也能說出其中的青紅皂白，人人都看得清他所兼得的“天時地利人和”是些什麼玩意兒。這一點，號稱“中國通”的赫爾利同樣時有所聞卻充耳不聞。後來，他承認自己對胡宗南“注意不夠”。這位美國大爺說是“中國通”，其實是一竅不通，他根本就不懂人們評說胡宗南的話中深意，不明白胡宗南的升遷與蔣介石的大政方針有什麼必然聯繫。他只知胡宗南關中數十萬兵力是蔣介石在國家縱深陳列的戰略預備隊，而並未體會到與此一箭之遙的紅色延安每天呼吸的是怎樣一種咄咄逼人的氣息。蔣介石刻意讓胡宗南坐大關中不顯山露水，實際上時時都在削弱共產黨發展的機會。可以這樣說，胡是蔣藏在肚子裡的一段愁腸，縱使赫爾利有通天智商，又怎能按得住中國人如此深厚的政治脈息？在這鮮花怒放的不眠之夜，充滿暢想的赫爾利大使絕對沒有料到，一向被他“注意不夠”的胡宗南，其實早已浮出水面。 西安以北不足百里的淳耀地區，群山連綿，隘口聳立，素稱“關中門戶”。關中胡軍與中共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在這一帶分山設防，大致相安無事，度過了八年一言難盡的歲月。然而就在半個月前一個風清露冷的拂曉，這裡卻突然失去往日的寧靜。駐守在爺台山制高點上的關中分區八路軍戰士們還在夢中，國民黨暫編第五師和騎兵第二師的數十發砲彈便從天而降。隆隆的砲聲使胡軍一個多禮拜以來關於“反共第一，抗日第二”“進攻邊區，殺盡共產黨”的喧囂，得到了結結實實的證明。但是，爺台山陣地上的八路軍接到的命令卻是：堅守陣地，決不出擊。 一連三天，雖然整個爺台山濃煙滾滾，火海一片，胡軍的步兵仍舊不得前進半步。胡宗南輕蔑地盯著前線戰報，嘴角露出一絲嘲諷的笑意。此時，距他被正式任命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只有幾天時間，正處在志滿意得狀態上的他絲毫沒把一個“雞毛山頭”放在眼裡。 “老頭子”已經下令從河南前線和陝西東部調出九個師，憑著手中這一大把本錢，他輕而易舉地在淳化、耀縣、三原、涇陽、興平、乾縣、同官、旬邑之線，布下一道長陣。只要願意，他半天就可向北推進百八十公里，還怕拿不下小小的爺台山？ “兩個師不夠，再加一個師，把十六軍的預備第三師壓上去。”胡宗南不急不忙，“我軍一人一腳，踏也把它踏平。” 這時，朱德和彭德懷以第十八集團軍正、副司令的名義，給蔣介石、胡宗南的電報也到了，重申八路軍顧全大局的立場，揭露蔣介石製造反共內戰的陰謀。戰區副司令長官曾萬鍾在一旁若有所思地說：“時值抗日高潮，動作鬧大了會不會……”這話讓胡宗南聽得不大順耳。他背朝著曾萬鍾，當即打斷曾的話：“怕什麼？有老頭子撐腰，再說我軍師出有名，共產黨他們是自作自受！” 胡宗南的“師出有名”，是指前不久發生的所謂“淳化事件”。那還是在一個月前，屯兵於邊區南大門外淳化一帶的胡軍梁幹喬部，與祝紹週所屬李靜謀部由內爭而對戰。與此同時，梁幹喬的警備營長劉文華及部分士兵譁變，並向陝甘寧邊區駐軍投誠。另外，在淳化方里鎮碉堡內駐守的胡軍一個排也譁變投誠。胡宗南咬定這是陝甘寧邊區一手策劃的結果，於是興師問罪。不管朱德和彭德懷如何要求“調查制止”，也無濟於事。當了司令長官的胡宗南脾氣大得驚人，簡直是氣沖牛斗。將三個師壓到爺台山的彈丸之地不算，西安、耀縣、興平等周圍各國民黨軍駐防要點，還有大批番號不明的隊伍紛紛雲集。 局面已經嚴重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新華社延安權威人士甚至已把胡宗南這種“從抗日前線調動軍隊來反對自己同胞”的行為指為“犯了滔天大罪”，陝甘寧晉綏聯防軍下令關中分區自衛反擊，正在完成生產任務的新編第四旅、教導一旅、二旅和準備東渡黃河開赴前線的三五八旅，也奉命增援關中。統一指揮這場自衛戰鬥的司令員張宗遜、政委習仲勳，揚鞭策馬日夜兼程。 爺台山成了陝甘寧指尖上的一根刺。 胡宗南用人海戰術啃了幾天不見動靜，再次調集大批野炮、山炮、迫擊砲及美國製造的火箭炮，把爺台山重新罩入煙火之中。 爺台山守軍開始反擊。戰鬥持續一周。到7月27日晚，駐守爺台山的八路軍為避免無謂的損失，主動撤出陣地。胡宗南終於得手，繼而胃口大開，六個師和三個團的兵力猶嫌不足，不但包圍了爺台山，還一步推進到邊區邊境，進占黃陵、洛川一線。 胡宗南此人的驕縱，由此可見一斑。他不懂得爺台山早已不是一座山，而成為一個意志的標誌。要八路軍放棄一個陣地可以，而要放棄戰鬥意志那是萬萬辦不到的。 1945年8月8日，還在日本政府發出乞降照會的前夕，中國的國共兩軍就在這座小小的山頭上撕破了臉皮。鉚足了勁兒的八路軍被惹毛了，開始組織大舉反攻。延安下定決心不給胡宗南占到任何便宜以致慣出他的壞毛病，多大的代價也要贏過這一招。兩天過後，腳窩子尚未焐熱的胡軍招架不住，匆忙撤出爺台山。這場被視作整個抗戰時期國共之間摩擦與反摩擦的最後較量，實際上已讖語般地預示了胡宗南在未來大西北角逐中難逃的劫數。 爺台山反擊戰的捷報與日軍宣布投降的喜訊同時進入延安。 延安的時政消息，多半是從前線直接傳過來。進入1945年，日本人的喪鐘就已頻頻敲響，早在新年伊始，美軍便宣布佔領萊特島，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一敗塗地，海軍近乎傾巢覆沒不說，光是地面部隊的傷亡人數就高達7萬；一個多月後硫黃島的血戰又是慘不忍睹，守島2萬多日軍士兵除216人被俘，餘皆盡殲；到3月24日，日軍本土最後一個前衛堡壘沖繩島，也被美軍搗了個底朝天，11萬日本陸軍陣亡，20萬島民葬身於火海。之後，美國飛機駕臨日本上空，東京、橫濱、神戶、大阪等重要工業城市，在美軍“超級空中堡壘”的呼嘯聲中相繼變成廢墟和焦土，幾乎全日本都是硝煙滾滾，經久不散。 與此同時，納粹德國也頂不住了，5月8日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英、中三國即在7月以宣言的形式發布《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再不放下武器就將大禍臨頭。然而，殺紅了眼的戰爭狂人們豈能剎得住腳步？於是，才有廣島和長崎兩團蘑菇雲騰空而起。對於日本百姓來說，這是一場需要千萬年銘記的毀滅性災難：32萬人口的廣島市，有78150人當即斃命，負傷或失踪者達5100人。 全世界都在顫抖地念叨著1945年8月6日8時15分這個時間，晴朗而悶熱的廣島，突然間失去所有喧騰而僅剩一團氣息。直到第二天，人們才聽到美國總統杜魯門從大洋彼岸徐徐飄出的聲音：“這是一枚原子彈，它駕馭的是宇宙間的基本力量……” 就在杜魯門這一帶著血色的警告被匆匆送到日本天皇面前時，蘇聯百萬大軍也聚集在遠東的雙城子到西伯利亞赤塔一線，向在中國東北橫行數年的日本關東軍全線出擊…… 在這大半年時間裡，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握著每一個戰機。 毛澤東的心情並不輕鬆。雖然歷史正在一一印證著他那關於抗日戰爭三階段的偉大理論，但隨之而來的艱難曲折，還將讓他的這次航程經受最關鍵的考驗。毛澤東的超人之處在於，在他的詞典裡除了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沒有別的條目。這決定了他在時事格局的一盤棋上，始終能夠鎮定自若地走出每一顆棋子，而決不迷失方向或出現廢棋。 此時，毛澤東倒背著雙手，在延安棗園那個被風雨剝蝕了門壁的窯洞裡，不慌不忙地理清思路。他一面致電斯大林，對蘇聯參戰表示歡迎；一面發表聲明，宣稱各解放區抗日武裝要展開“對日寇的最後一戰”。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中共領導下的各抗日前線部隊，“在一切可能的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裝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顯然，這是八年馬拉鬆的最後衝刺。 8月10日零點，一切完全按照毛澤東的預期從容降臨。朱德以延安總部的名義發布第一號命令，從容不迫。命令要求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均根據《波茨坦公告》的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及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交出全部武裝。 緊接著是順乎情理的歡慶。朱、毛二人各自繞過桌子，將雙手握在一起。這讓在場的老戰士們立刻想起了井岡山的那次會師。有人用兩隻大茶缸端來一點兒酒，毛澤東嚐了一口，說：“罷了罷了，還是來碗紅燒肉解解饞吧！”大家全都笑呵呵地樂開了花。 這種情緒立刻瀰漫到整個延安、邊區乃至全國各解放區。 八年的積壓實在太重，誰的心頭都有一座火山。當晚的延安城，漫山遍野紅旗招展。及至8月15日日本公開宣布無條件投降那一刻，全城狂歡達到頂點。各處黑板報、牆報都用醒目的標題報導喜訊，四面八方的遊行隊伍一起向市中心擁去，白羊肚手巾和軍衣軍帽被拋向天空，賣水果的老鄉一臉褶皺都抻開了，抓起筐里的大紅棗，一個勁兒扔給素不相識的路人，“這是'勝利果'呀，大家自由吃呀”。秧歌、口號和歡聲笑語，竟把喧天的鑼鼓、嗩吶和齊鳴的砲仗、禮花全都淹沒了。榮譽軍人拄著拐杖，被人們簇擁著，“血沒有白流！我們的血沒有白流！”他們激動地揮舞手臂高聲叫喊。斯大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掩映著火把的紅光，隨著遊行人流緩緩浮動。詩人們淚流滿面，他們寫道：“……血在沸騰，人們忘卻了整天工作的疲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的干部們，全都投入狂歡的行列，連不苟言笑的副總司令、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彭德懷，也腳踏鼓點，扭起了秧歌。他開心地咧著嘴，可又極為嚴格地把握著分寸，讓內心的歡暢一點兒一點兒地從目光中滲出來。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勝利並不是終點上的鮮花。它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僅僅只有喜悅是不夠的。但在當時，誰也沒有細心地從彭德懷那有著強烈節制的歡笑中，去領悟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