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至十月 延安重慶太行 歷史披著烽火硝煙走進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滿目瘡痍的中華大地上重重地踏了一腳，彷彿總結性地為自己畫了一個階段性的句號——更準確地說，是一個驚嘆號！ 這一天，在太行山深處一個名叫赤岸的小村子裡，八路軍一二九師司令部張參謀正值夜班，電話鈴驟然響起。他抓起電話，一時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接連問了三遍“什麼”之後，又反問：“你……你說什麼？日本投降啦？！你是不是做夢……” “這個夢老子做了八年啦！可今天這個，是延安的通知！”電話裡的聲音如同炸雷。 身上曾被日本人的子彈穿過三個窟窿的張參謀扔了電話，好像格斗場上奮力廝殺的勇士突然間失去了對手，滿屋子轉了好幾圈，才抄起一隻黃銅洗臉盆衝到院子裡。

星斗滿天，殘月西沉。靜謐的夏夜，清漳河水的潺潺低語伴著人們熟睡的鼾聲，黃銅臉盆驚天動地響了起來—— “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 熟睡的人們猛然躍起，不約而同地抓起枕邊的長短武器。 “快！有情況！日本狼來了！” “在哪兒？日本狼在哪兒？！” 望著呼啦啦擁到院子裡的同志們，張參謀憋足氣力喊了一聲：“同志們！日本狼再不敢來了！日本投降啦！” 轉眼間，長槍、短槍換成了銅鑼、鐵盆、油桶、破鍋，一齊敲打起來；抓不到響器的人們返身跑回屋裡，撕開棉被、棉襖，掏出棉絮紮成火把；更有人情急之中拽下匣子槍上的紅綢布，蹦蹦跳跳扭起了大秧歌…… 太行山沸騰了！人們手舞足蹈，熱淚盈眶，狂歡起來。歡呼聲、口號聲、歌唱聲，一浪高過一浪；鑼鼓聲、軍號聲、嗩吶聲，一波趕著一波。火炬、馬燈、手電筒追逐著狂歡的聲浪，火龍一般上下騰舞，把曲曲彎彎的清漳河映成了一道光明的霓虹。

此時，西北高原的延安在沸騰！四川盆地的重慶在沸騰！ 此時，整個中國都在沸騰！ 舉國上下，大江南北，無論城市還是鄉村，人人興高采烈，個個奔走相告：抗戰勝利了！和平來到了！ 勝利，和平，多麼動人的字眼。 在八年抗戰的漫漫長夜裡，中國人曾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樣地盼望勝利。現在，勝利已經到來，人們又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盼望著災難深重的祖國從此走向和平。 然而，人們臉上歡慶胜利的淚水尚未擦乾，中國的天空中又出現了內戰的陰雲。 八月十六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還是在太行山那個名叫赤岸的小村莊里，還是八路軍一二九師司令部的那個張參謀值班接的電話：“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按照蔣介石的密令，派其第八集團軍副司令兼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率領第十九軍、第六十一軍的主力四個步兵師及一個挺進縱隊，從臨汾、浮山、翼城侵入我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腹地——上黨地區！”

繼而，在短短的幾天裡—— 襄垣告急！潞城告急！長治告急！壺關告急！ 整個晉東南陷入戰爭的危急之中！人們在焦灼中，將目光投向國共兩黨的政治中心——重慶和延安。 重慶。上清寺蔣介石的官邸與街頭巷尾歡慶胜利的氣氛形成強烈反差，顯得十分抑鬱。 匆匆到來的抗戰勝利，使蔣介石有些措手不及。抗戰八年，他的幾百萬軍隊大部分撤到所謂“大後方”的西南一隅，而廣袤的日寇佔領區卻大都處在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和進攻之中。此種形勢若不改變，那麼，日本人的投降只不過加速了中國的赤化進程。用不了多長時間，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乃至整個中國都將成為共產黨的天下。 為了改變力不從心、鞭長莫及的現狀，早在八月十一日他就接連下達了三道命令，讓他的軍隊“積極推進，勿稍鬆懈”，搶占果實；而令共產黨的軍隊原地“駐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動”，目的就是爭取時間和空間上的主動。在空間上，他可以依賴美國的現代化運載工具，從地面、空中、海上齊頭並進，縮短大西南與全國各地的距離；而在爭取時間的問題上，他更是情急生智，擬就了一份發給毛澤東的電報：

他推測毛澤東是不敢應邀到重慶來的——不來當然最好，共產黨拒絕談判，破壞和平，那麼下面的文章他就好做了。即使毛澤東斗膽如約前來，那也很好，他正好藉談判之機調兵遣將，以緩兵之計爭取時間，讓各路大軍如期到達指定位置，搶占戰略要地，先將共軍分割包圍於狹小地域，待日後收拾起來也就易如小烹了。 為了這個一箭雙雕的高明之策，蔣介石神采飛揚，揮筆在日記中寫道：唯有虔誠感謝上帝賜給我的偉大恩典和智慧。 延安。從不相信上帝的毛澤東此刻正站在西北高原，站在這塊因孕育了人類而與上帝共處於同一等高線的黃土坡上，俯視和洞察著蔣介石的一言一行。他把抗戰勝利的果實比作桃樹上結的桃子，那麼桃子該由誰來摘呢？他一句話便道出了再樸素不過的真理：“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是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峨眉山上一擔水也沒挑，卻把手伸得長長的要摘桃子，這自然是不行的。”

早在蘇軍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的當天，毛澤東就在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的同時預言，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不僅不會讓人民取得勝利果實，而且會阻止人民軍隊受降，進而還會向人民軍隊進攻。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準備。 果然，蔣介石“摘桃子”的文武鬧劇緊鑼密鼓，一幕幕地上演了。對此，毛澤東又以他那湖南漢子的辣椒性格回答了四個字——針鋒相對！他說：“蔣介石對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同時告誡全黨：“全國的內戰不論哪一天爆發，我們都要準備好。早一點，明天早上就打吧，我們也在準備著。” 針對蔣介石的三道“禁令”，毛澤東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布了受降及配合蘇軍作戰的一系列命令，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和全體人民武裝迅速前進，收繳敵人武器，接受日軍投降。針對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進軍和挑釁，毛澤東號召各解放區軍民立即行動起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一切來犯者。而對於蔣介石接二連三發出的“談判邀請”，毛澤東權衡利弊之後，毅然應允，決定飛赴重慶，一則爭取全國民眾，揭露蔣介石的內戰陰謀，在國際國內輿論上贏得主動；二則盡一切可能延緩戰爭爆發，爭取實現和平。

當時，中共七屆一中全會剛剛結束，各解放區的首腦和將領雲集延安。人們對時局的日趨緊張表示極大的憂慮，更對毛澤東親赴重慶的安全問題表示出莫大的擔憂。許多人聽到消息後說：“心裡像壓了一塊石頭，點著了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毛澤東笑著說：“蔣介石那樣熱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邀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會失掉人心，正中蔣介石的詭計。此去重慶，若談成了，對人民有利，對中國的和平建設有利；萬一談不成，蔣介石把我扣起來做人質，他堅持內戰的嘴臉便暴露無遺。最壞的情況無非像歷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變，如果真是那樣，大家就要像于謙那樣，針鋒相對，堅決鬥爭！” 對於晉東南上黨地區由國民黨一手點燃的烽煙，毛澤東尤為關注，臨行前對劉伯承、鄧小平等人交代：“我們的原則是針鋒相對，或謂以談對談，以打對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閻錫山要佔上黨那個洗腳盆，那麼，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擔心我的安全問題，你們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談得也越好。”

於是，在和談的煙幕下，一道道進軍的命令從重慶的上清寺發出。 於是，為了保衛人民的勝利果實，一封封自衛反擊的電報從延安的棗園飛向各解放區。 一場規模空前的調兵遣將開始了。 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人民解放戰爭，就在晉冀魯豫解放區，在那個被毛澤東戲稱為“洗腳盆”的上黨地區拉開了序幕。 上黨，東臨太行，西倚太岳，南眺中岳，北望繫舟、五台，群山環抱，峰巒排空，與天同黨，故謂之上黨。自殷商至秦王置郡，上黨轄地幾經變遷，時而包括整個晉東南地區，時而只轄部分縣鎮，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屬地擴大為長治周圍的十六個縣。十六個縣珠落玉盤般地遍布在崇山峻嶺之間的盆地裡，水土肥美，物產豐富，交通方便，成為重要的經濟貿易中心和兵家必爭之地。

“七七事變”之後，人稱“山西王”的閻錫山一步步退至黃河以西，上黨便成了八路軍堅守抗戰的地區。劉伯承、鄧小平率領一二九師東渡黃河，在這裡浴血奮戰，建立了以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抗日根據地為中心，西起同蒲路，東抵津浦路，北接正太、石德路，南至黃河的晉冀魯豫解放區。抗戰勝利時，晉冀魯豫解放區已控制城市八十多座，擁有人口二千四百萬，軍隊近三十萬，民兵四十萬，成為全國七大解放區之一。僅一九四五年春、夏兩季對日攻勢作戰，晉冀魯豫部隊就進行了大小戰鬥二千三百餘次，攻克日偽據點二千八百多個，收復縣城二十八座，殲敵三萬七千八百餘人。 “千百萬人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李達的鼻尖上頂著豆大的汗珠，嘴角拱起紫亮的燎泡，一拳砸在晉東南三百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上。

地圖上，一個個箭頭蛇芯般地吐向以長治為中心的上黨地區。短短的幾天，抗戰八年日軍多次出兵未能全部佔領的上黨，一個又一個的縣城卻在舉國歡慶抗戰勝利的日子裡，被閻軍強佔。 面對突發的事變和嚴峻的現實，李達五內俱焚，眼裡躥著火苗。這位自一二九師成立就跟隨劉伯承、鄧小平轉戰太行，於抗日烽火中創立了晉冀魯豫解放區的關東漢子，對晉東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比對他的老家還要熟悉。他能如數家珍一樣扳著手指道出那裡發生的每一次戰鬥，他能像種田的老把式講述如何犁地、如何播種、如何施肥一樣講述每一次戰鬥的謀略部署、組織實施和進展結果，也能像述說家譜一樣講出每一次戰鬥所付出的代價以及犧牲的指戰員的姓名。至於那些戰鬥斃傷敵偽、繳獲武器的數字，他更是脫口而出，絕不會有半點出入。然而今天，一貫以縝密沉穩而著稱的李達卻有些把握不住方寸了。

在戰火硝煙中闖蕩了近二十個春秋，打仗對於李達已是家常便飯。他不怕局勢的險惡，不怕敵情的嚴峻，眼下令他坐臥不安急火攻心的是部隊的現狀。 長期的抗戰，特別是春夏兩季展開的大規模攻勢作戰，使部隊消耗很大，一時來不及補充，不少戰士只有幾發子彈，有的甚至還在使用大刀長矛。當然，八年抗戰，共產黨的部隊就是唱著“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打敗日本鬼子的。他李達毫不懷疑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的積極性，他相信國民黨會比日本人更積極地給他“送”來大批的武器裝備。 真正令他感到焦心的是“孤獨”。面臨即將爆發的大戰，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兩位統帥劉伯承、鄧小平遠在延安，薄一波、張際春等黨政領導遠在延安，陳賡、楊得志、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等一大批將領同樣遠在延安。留在太行前線的只有他一個“獨角兒”，可怎麼唱好這一台“大戲”呢？ 一封封催著劉鄧速回太行指揮作戰的急電發往延安，卻遲遲沒有準確回音。 李達猜想中央肯定在作重大決策，於是再擬電報表達急切的心情： ……組織大軍與指揮強大野戰軍，急需主要幹部，請帶陳錫聯等同志回太行。 八月二十四日，劉鄧的回電終於來了，電報說他們將於二十五日返回太行。望眼欲穿的李達收到電報，反倒不敢相信了。延安距太行千里之遙，一夜之間到達，豈不成了天方夜譚？ 四十多年後，當年二野的軍政處長楊國宇對筆者說：“這件事說出來，會嚇你一大跳！八月二十五日那天，劉鄧首長是乘一架美國軍用運輸機DC-9飛回太行的。同機到達太行的還有薄一波、陳毅、聶榮臻、林彪、陳賡、陳錫聯、陳再道、張際春、滕代遠、楊得志、肖勁光、鄧華、鄧克明、宋時輪、李天佑、王近山……近一半的中共將領乘坐這架飛機飛抵太行，而後轉赴華東、中原、華北、東北前線。美國人做夢也沒想到，他在為蔣介石運兵的同時，卻幫毛澤東遣了將。如果當年杜魯門總統知道了這件事，肯定會懊悔得抽自己的嘴巴。” 後來擔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一縱司令員的楊得志也是乘這架飛機返回太行的，他的回憶更加詳細生動： “八月二十四日夜間，我接到第二天上午九點前到延安東關機場的命令。命令讓我一個人去，連參謀和警衛人員都不許帶，也不准其他同志去送行。 “延安的東關機場我是去過的，但坐飛機卻是有生以來的頭一次。到機場前，我不知道還有哪些同志一起去前線。到機場後，首先看到楊尚昆同志，還有黃華同志；不一會兒，看到劉帥來了，陳老總來了，鄧小平也來了……楊尚昆同志簡單介紹了一下情況，大家便開始登機。 “黃華同志告訴我們，這是一架美國的DC型飛機，又叫道格拉斯運輸機，是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每週六或半個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間往返一次，為觀察組運送東西。這次是專供我們使用的。當然，這些美國人不知道乘坐這架飛機的都是些什麼人，也許以為我們這些'土八路'在搭他那架破飛機開開洋葷吧！ “飛機是綠色的，有兩個螺旋槳，艙門很矮。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飛機的大門關不嚴，起飛時螺旋槳還得靠人推動。 “在飛機上坐定後，我才看清了全部同機人員……看到在這樣一架極普通的飛機中，集結了我們黨這樣多的高級黨政領導和軍事指揮員，我的心情既興奮又有些緊張。這除了說明任務的急迫，也表現了黨中央領導人非凡的膽略。 “若干年後黃華同志說，他事先不知道這次行動。因為他當時負責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聯絡工作，每次飛機抵離延安都要到機場去。那天到機場看到這麼多負責的同志，心裡有些緊張，擔心飛行中萬一出現什麼情況，我們的負責同志與美軍駕駛員語言不通，無法對話，那是很危險的。他向楊尚昆同志提出隨機行動，得到楊尚昆同志批准後，他才登機隨行的。 “九點多鐘，飛機的螺旋槳轉動，開始在東關機場凹凸不平的跑道上滑行。不一會兒，大地下沉，飛機起飛了。 “飛行了大約四五個小時，發現地面有火把、煙霧，黃華同志說，'請首長們注意，很快就要降落了。'” “飛機落地後，我才發現，這就是晉東南黎城縣的長凝臨時機場，我們已經從延安飛回了太行前線！” 李達得到劉鄧首長乘飛機回來的確切消息後，立即派出一個騎兵排到機場迎接。 所謂的長凝機場，其實就是一片天然的開闊地。一年前，美國援華飛行隊的B-26型飛機被日軍擊傷，墜落在附近的一個山溝裡。飛行員獲救後，由一二九師的騎兵排護送到師部。途中經過長凝附近的這片開闊地，他們驚訝地說：“啊！你們八路軍的根據地太偉大啦！竟然還有一個秘密機場！如果事先知道，我們的飛機迫降到這裡，就不會出事了。”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從此，李達就有意識地讓部隊在這片空地上出操、跑步，把它踏得平平的，打算一旦八路軍有了自己的飛機，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沒想到這太行山的第一個簡易機場，卻讓第一次坐飛機的劉鄧首長剪了彩，為解放戰爭第一仗的勝利立了第一功。 大戰將臨的氣氛籠罩了小小的赤岸村。 作戰室裡，劉伯承手握話筒與李達通話。此時的李達已經身臨前線。他在得知劉鄧首長返回的消息後，心裡一下子踏實了，佈置好迎接的事宜，便動身趕赴武鄉縣的新城——段村前線，準備為上黨戰役開個好頭。 經過一個晝夜的激戰，太行部隊已經攻下縣城，肅清了敵偽，正準備乘勝揮師南下，攻打襄垣城。 “好！”劉伯承聽了李達的扼要匯報，用洪鐘般的聲音命令道，“堅決把襄垣拿下來，作為太行軍區部隊屯兵之地！準備會合太岳、冀南部隊，發起上黨戰役！” 說罷，劉伯承走到地圖下，手指平漢、同蒲、隴海、津浦四條鐵路：“蔣介石的軍隊沿四條鐵路開進，伸出四個爪子向我們撲來了。我們要守住大門，保衛華北解放區，掩護我東北解放軍作戰。平漢、同蒲是我們作戰的主要方向，但現在閻錫山侵占了我上黨六城，在我們背上插了一把刀子，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芒刺在背啊！不拔掉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我們怎麼放得下心分兵平漢、同蒲去守大門呢？因此，上黨戰役不但一定要打，而且打則必勝！” 鄧小平接道：“上黨戰役的根本問題，是抗戰勝利果實落到誰手裡的問題。蔣介石、閻錫山伸手來搶，絕不能讓他搶走！” 劉伯承摘下眼鏡，認真地擦著：“和蔣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我們是了解他的。這個人有時吃硬不吃軟，你越軟他越欺負你，有時你頂他幾下，他反倒收斂一點。我們面前的形勢正像鄧政委說的那樣，人民的勝利果實，必須用戰鬥來保衛。也可以這樣說，我們這裡的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談判桌上說話就越有力量！” “對。”鄧小平走到地圖前，“此役大體可分為一個序幕三個階段。序幕就是李達同志正在指揮的收復襄垣之戰。第一階段是奪城打援，首先奪取屯留、長子和潞城，吸引長治之敵出援，在野外將其殲滅；第二階段是圍城打援，所圍之城，當然是上黨的心臟——長治；第三階段是——” “攻城殲敵！”薄一波見鄧小平的雙手在長治周圍用力合攏，禁不住說道，“鄧政委此計不同凡響！” 鄧小平笑笑，點燃一支香煙：“我有什麼不同凡響？還不是劉師長的獨有風格？” 劉伯承也笑了：“攻其所必救，殲其來救者——這本是古人的發明，我可不敢居功。只是我常用此計，而敵人仍然不接受教訓，總是要自己往圈套裡面鑽，這才讓人難以捉摸呢！” 八月二十九日，晉冀魯豫軍區作出戰略部署，並去電請示中央軍委。八月三十一日，中央軍委回電，同意劉鄧部署： ……閻部一萬六千人占我長治周圍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須堅決徹底全部殲滅之。 九月七日，劉伯承、鄧小平聯合簽發《晉冀魯豫軍區作戰字第一號命令》。十日凌晨二時，上黨戰役正式發起。 夏日的重慶如同一座火爐，而正在那裡進行的國共兩黨談判卻處在如霜的季節，陷入了僵局。 毛澤東是八月二十八日飛抵重慶的。當晚，蔣介石便在歌樂山南麓那個峰巒疊嶂、曲徑通幽，有著鬱鬱蔥蔥的古柏蒼鬆的“林園”為毛澤東接風洗塵。重慶各大報用號外或特刊的形式，報導了那個令國人激動了一夜的消息： 蔣主席舉行盛宴歡迎毛澤東先生。席間，蔣主席和毛先生相繼致辭，並幾次舉杯互祝健康，空氣甚為愉快。 然而，第二天正式商談一開始，晚宴時的溫文爾雅、輕鬆愉快便被針尖麥芒、唇槍舌劍所替代。國共兩黨關係中的重大問題由毛澤東與蔣介石進行直接商談；具體問題由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黨方面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進行談判。 由於蔣介石匆忙之中拿不出具體方案，毛澤東開誠佈公地說：“希望通過這次談判，使內戰真正結束，永久的和平能夠實現……” 毛澤東的話還未說完，蔣介石臉上的笑容立時消失了，手一擺，打斷道：“中國沒有內戰！”既然中國不存在內戰，那麼，這次專為避免內戰、實現和平而進行的談判還有什麼意義和必要呢？ 毛澤東十分清楚，這是蔣介石的老調重彈。多少年來，蔣介石從未承認過中國有內戰，掛在他嘴邊的是，中國祇有“剿匪”或“剿共”。照此邏輯，只能說明蔣介石的頑固立場絲毫沒有改變。 毛澤東的臉上掠過一絲憤懣和輕蔑的笑，反唇相譏道：“要說中國沒有內戰，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根本不符合事實，即使三歲的娃娃也不會相信。”接著，他扳起手指，歷數了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戰時期的大量事實，證明了內戰不但在中國存在，而且從未停止過。 毛澤東的話，將人們的思緒帶入了血雨腥風的一九二七年。那時，由於蔣介石的叛變，使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一時間，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走一個”的滅絕人性的口號甚囂塵上。從此，國共兵戎相見，血流成河…… 一九三四年十月，蔣介石率領大軍在江西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得手，國民黨中央社將之作為特大喜訊以蔣介石的口吻報導：“朱毛匪酋在瑞金潰敗後，從贛南向湘粵桂邊界流竄。”並懸賞二十五萬塊光洋，要買毛澤東那顆人頭。 最讓蔣介石得意和晦氣的日子是一九三六年的冬季。紅軍經過“流竄”到達陝北，已由國民黨“圍剿”前的三十萬之眾銳減為不足三萬人。蔣介石親臨古城西安，召集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一大批將領，部署他的嫡係與精銳部隊三十多萬，並調遣一百多架剛剛從意大利購進的作戰飛機，準備對陝北紅軍進行第六次“圍剿”。用蔣介石自己的話說，這是對共匪的最後一戰。 然而事與願違，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破壞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業，致使那次已經點燃的“最後一戰”歸於流產。 “中共借國難以自大！”蔣介石扼腕長嘆。八年抗戰，中共不僅生存下來，而且得到大的發展，以致作為蔣介石盟友的美國人，也在抗戰勝利前後要蔣介石與中共組成聯合政府。 往事如煙，昨日的夙敵成了今天的座上賓客和談判對手。須臾之間，蔣介石彷彿覺得歷史在不斷地反复。他仔細看了一眼毛澤東，還是十八年前在大革命中擔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時那張棱角分明的臉，不過目光更加深邃了，彷彿能夠洞悉他的內心世界。 面對毛澤東列舉的如山鐵證，蔣介石無言以對，只得尷尬地另找話題。毛澤東從容地闡述了中共對兩黨談判的原則性意見。 蔣介石陰著臉聽完，冷笑了一聲：“十幾年不見，沒想到你毛潤之的胃口是越來越大了！可惜我這裡沒有這麼多東西，恐怕滿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鋒，便是短兵相接，這無疑給剛剛揭幕的談判罩上了一層陰影。毛澤東由此證實了自己的判斷，蔣介石連最起碼的事實都不承認，他對談判能有什麼誠意？蔣介石也從初次的較量中明白，要壓服毛澤東妥協，看來困難重重。 在日後的談判中，儘管中共出於和平的願望，做了種種讓步，但蔣介石卻沒有絲毫的禮讓。他留給中共的只有通往陷阱的一條路，那就是完全放棄軍隊和解放區，使國民黨政府的軍令、政令獲得完全的統一。談判因此於九月中旬陷於停頓。 蔣介石“叫板”了，他對周恩來說：“盼告訴潤之，要和，就照這個條件和；不然，就請他回延安帶兵來打好了！” 毛澤東聽罷一笑，當面告訴蔣介石：“現在打，我實在打不過你，但我可以用對付日本人的辦法來對付你。你佔點線，我佔面，以鄉村包圍城市，你看如何？” 蔣介石敢於“叫板”，是因為二十多天的“談判”時間，使他做了大量的準備，自認為可以採用強硬態度了。 九月四日，蔣介石派飛機赴太原，給正在進犯上黨的閻錫山送去了一九三三年由他親自主編的絕密《剿匪手本》，並附以此次印發的親筆按語，作為督戰密令： 內戰的號角就這樣被蔣介石薄薄的嘴唇吹響了。以軍事力量對比的絕對優勢，他堅信強大的國軍無堅不摧。只要在軍事上佔據有利位置，未來的前途只有兩個——要么迫使中共在談判桌上屈服；要么以武力打垮中共。 而毛澤東之所以敢於從容笑對，是因為他沒來重慶之前就料到了蔣介石的如許伎倆，並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這就是“針鋒相對”“以談對談，以打對打”“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所以，當接到劉鄧關於上黨戰役的電報後，毛澤東當即復電：“同意劉鄧作戰方案。”且極為乾脆地說，“打得越狠越好！” 如果說蔣介石對未來前途的估計有兩個，那麼毛澤東的信條只有一個，那就是：蔣介石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在戰場上同樣得不到！因而，此刻——蔣介石寄希望於上黨；毛澤東也寄希望於上黨。 上黨，作為重慶談判的重要砝碼，成了國共兩黨關注的焦點。 處於焦點中的上黨戰役，正在進入攻堅階段。 自九月十日戰鬥打響，短短的十余天時間，太行、太岳、冀南縱隊已經攻占了屯留、潞城、長子、壺關等五座縣城，掃清了長治外圍據點，殲敵七千餘人，切斷了長治與太原、平遙的聯繫，將閻軍史澤波部萬餘人團團包圍於長治一隅。 九月二十七日，劉伯承、鄧小平發布《晉冀魯豫軍區作戰字第六號命令》，決定對長治發起總攻。 長治為上黨地區的首府，原是日軍的一個重點設防城市，城牆高約三丈，城外壕溝縱橫，碉堡林立，工事堅固，加之連日大雨，道路泥濘，部隊運動困難。開戰以來連續五易指揮位置，足跡遍及長治四周的劉伯承、鄧小平據情決定，由東、南、西三面攻城，虛留北關，誘敵突圍，於野戰中殲滅之。 一切按照預想順利展開，長治守敵已成甕中之鱉。突然，情況發生了變化，閻錫山派出的援兵氣勢洶洶地壓了過來。 敵變我變，劉鄧當即變更部署，改攻城為圍城打援，於九月二十八日頒發《晉冀魯豫軍區作戰字第七號命令》，決以佯攻長治、圍城打援之方針，在援敵進至常隆、上村鎮一帶時，堅決於野戰中將其殲滅，並同時消滅可能自長治出城接應或突圍之敵軍。 雨夜，太行縱隊全部和太岳縱隊主力悄悄撤離長治，兼程北上伏擊援敵。留下的冀南縱隊、太岳縱隊一部及地方兵團偽裝主力，為吸引援敵繼續南下，把圍攻長治的戰鬥打得熱火朝天。 然而，已經將指揮位置前移到黃輾鎮的劉伯承發現原先的情報不確，敵援軍不是三個師七千餘人，而是國民黨第七集團軍副司令彭毓斌所率第二十三軍、第八十三軍及省防軍等八個師、二個重砲團，共二萬餘人。劉鄧再一次調整部署，急調圍長治的冀南縱隊立即北上，投入打援。為避免敵人做困獸之鬥，又決定採取“圍三闕一”的戰術，攻占老爺嶺和磨盤腦，而在北面虛留一個缺口，以便將敵人調動，於運動中殲滅之。 十月五日，太岳縱隊不惜一切代價攻占老爺嶺，太行縱隊也如期控制了磨盤腦。敵人果然軍心動搖，於夜間向北突圍。先敵搶占厩亭以北土落村的迂迴部隊正好堵住敵人，而主力部隊則沿虒屯公路及其兩側進行跟踪與平行追擊，猛烈穿插，使敵潰不成軍，四處逃竄，紛紛繳械投降。戰至六日黃昏，敵除兩千人逃回沁縣外，其餘全部被殲，一路揚言“上黨必爭，長治必保”的敵副總司令彭毓斌被擊斃，數十名高級軍官束手就擒。 援軍被殲，長治守敵驚慌失措，徹底無望，於十月八日棄城突圍。一出城才知道，他們已經陷入了人民戰爭的大海汪洋。後面是圍城部隊的跟踪追擊，前面是剛剛殲滅了援軍的勝利之師的勇猛堵截，而兩翼則是地方兵團和民兵武裝的奮力兜擊。 “拼命抓住敵人！”劉鄧一聲令下，四面八方的部隊潮水一般將敵包圍於沁河以東的將軍嶺及桃川地區殲滅，蔣介石為“摘桃子”伸過來的第一隻爪子——國民黨第八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被生擒。 至此，上黨戰役勝利結束。晉冀魯豫軍區部隊以傷亡四千人的代價，殲滅敵十三個師及一個挺進縱隊共三萬五千餘人，繳獲山炮二十四門，輕重機槍兩千餘挺，長短槍一萬六千餘支。 上黨的砝碼重重地壓在重慶的談判桌上，加強了中共在重慶談判中的地位。蔣介石聞訊，如同挨了一記悶棍，心中十分惱火。為了逃避輿論的譴責，他欲蓋彌彰，將責任全部推卸到閻錫山的身上：“這是閻錫山自己做主幹的事，中央並不知道。” 毛澤東得知消息，幽了蔣介石一默：“太行山、太嶽山、中條山中間，有一個腳盆，就是上黨區。在那個腳盆裡，有魚有肉，閻錫山派了十三個師去搶。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這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這一回，我們'對'了，'爭'了；而且'對'得很好，'爭'得很好——就是說，把他們的十三個師全部消滅了。他們進攻的軍隊三萬八千人，我們出動三萬一千人。他們的三萬八千被消滅了三萬五千，逃掉兩千，散掉一千。這樣的仗，還要打下去。” 戰場上的失敗迫使蔣介石不得不稍微收斂了一下囂張氣焰，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他意識到，如果繼續施加高壓，更無法使中共屈服。而這次舉世矚目的談判一旦破裂，他將無法向國內外交代，於是不得已決定暫時放棄“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的既定方針，改為首先解決政治問題。 十月六日，也就是彭毓斌兩萬多援軍在上黨全軍覆沒的那一天，蔣介石派人到紅岩村與周恩來聯絡，希望盡快在協定上簽字。 十月十日，具有歷史意義的《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亦即歷史文獻中稱為“雙十協定”的簽字儀式，在重慶曾家岩的桂園正式舉行。 次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在山洞林園握別。 短短的兩百字，字字冒著火星。 於是，兩幅色彩完全不同、極不和諧的畫面，同時出現在世人眼前——台上，鑼鼓喧天，和談之劇，剛剛落下帷幕；台下，槍砲齊鳴，兩軍對壘，打得難解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