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蔣介石接到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寫來的一封親筆信：
此時，米內光政內閣倒台，近衛文麿再次出任首相僅一個月。
一九四〇年盛夏，在戰場上經過長時間的苦戰後，戰場下又經過長時間的“謀略”後，日本人以為他們看到了結束戰事的契機。
與重慶方面展開的秘密談判，日本人制訂的代號是“桐工作”。
日軍攻占宜昌後，除共產黨抗日武裝在敵後戰場仍在襲擾日軍之外，廣大的正面戰場呈現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沉悶，交戰雙方於對峙線兩邊保持著原本態勢。
由於日本支撐戰爭的國力日漸衰退以及用戰爭令中國屈服的目的無望，東京軍界高層內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其中一部分軍官堅持認為：指望與汪精衛的政治交易，無論如何也結束不了戰爭，要想盡快結束戰爭並保持日本的在華利益，就必鬚麵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需以謀略對蔣介石和他的將領們進行誘降。 ——“不管你願不願意，非得和重慶談判不可。”在日軍參謀本部中，持這種觀點的軍官以天皇的弟弟、作戰課參謀秩父宮雍仁中佐為首，他曾向天皇提出“以蔣為對象即刻無條件停戰”。秩父宮雍仁的建議得到認可後，日本方面確定，此項工作由曾任日本駐華武官、現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的今井武夫大佐以及剛從香港返回日本、出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的鈴木卓爾中佐共同負責。鈴木卓爾隨即以“語言軍官”的身份返回香港，開始了“桐工作”的前期準備。
深陷戰爭泥潭的侵華日軍高級將領在結束對華作戰的問題上同樣急迫。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總參謀長板垣徵四郎和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都積極主張與蔣介石政權秘密接觸以謀求戰爭之外的解決方式。西尾壽造上任之伊始，就確定了“解決事變第一，作戰第二”的原則；板垣徵四郎則對“汪蔣合流”極為熱衷；多田駿甚至已經為與重慶方面取得聯繫而托關係找門路了。
鈴木卓爾回到香港，請求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從中斡旋，促成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弟弟宋子良會面。宋子良時任中國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公司總經理，常住香港。宋子良聽說此事，一開始斷然拒絕，之後又答應可以會面。於是，一場撲朔迷離的政治遊戲拉開了序幕。
參與“桐工作”的日本人，此前誰也沒有見過宋子良。宋子良不但按時抵達秘密會見地點，還帶來了重慶方面的立場：一、中國準備在日本尊重中國主權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希望得到美國等第三國的調停；二、談判前實行停戰，日本方面必須保證談判成功後從中國撤軍；三、日本方面應該信任國民政府有鎮壓共產黨武裝的能力。同時，宋子良也向日本人提出三點疑問：一、日本政府已經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現在又主動要求接觸談判如何解釋？二、一旦談判成功，日本方面是否有誠意恢復到盧溝橋事變以前的態勢？三、日本方面能否給蔣介石本人寫一封信，讓世界知道是日本方面主動要求和談的？
鈴木卓爾與宋子良見了三次面，他漸漸覺得眼前的這個人並不是真的宋子良。他讓人從門鎖的鑰匙孔裡秘密拍下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送到南京偽政府讓周佛海和陳公博等人辨認。但是，放大數倍的照片依舊清晰度不夠，兩人一會兒說可能是一會兒說不太像。板垣徵四郎的態度是：“只要是同重慶進行著聯絡，即使是冒充的也沒什麼妨礙。”——日本投降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日軍逮捕了一名“重慶間諜”，審問時被擔任過“桐工作”現場翻譯的日軍軍官認了出來，這個人就是當年在香港與鈴木卓爾周旋的“宋子良”，其實他是重慶軍統局頭目戴笠派出的一名特務。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在中國戰場上走進死胡同的日本人，對談判抱有急切的希望是真實的。
與“宋子良”有了接觸後，日本方面批准正式開展“桐工作”，並闡明了下列談判條件：中國承認“滿洲國”；重慶政府放棄抗日容共政策；與汪精衛合作；日軍駐紮華北和蒙疆；華北和長江下游實行日中經濟合作；治安恢復後日軍可撤走防共協定以外的兵力；日軍在海南島建立海軍基地，等等。 “桐工作”開始進入討價還價的正式談判階段。為此，雙方都加強了陣容。日本方面的代表是：今井武夫、鈴木卓爾和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白井茂樹；重慶方面的代表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當然還有那位“宋子良”。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夜，雙方在香港東肥洋行舉行正式會談。會談一開始就進入了三個最為重要的議題：中國抗日問題、承認“滿洲國”問題以及共同防共問題。日方代表要求國民政府放棄抗日政策，重慶代表沒有反駁，說如果實現了和平自然就不抗日了；關於承認“滿洲國”，重慶代表沒有斷然拒絕，但要求這個問題拖延一下再說，理由是如果中國承認“滿洲國”，勢必損害國民政府的形象，會失去國際上的信任和援助，所以最好待條件允許時再談；關於“日中經濟合作”，雙方一致認可。只是，在與汪精衛合作的問題上，重慶代表沒有表態。
會談持續四天，雙方簽訂備忘錄，然後各自回去匯報。
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終於找到了他認為合適的門路和關係，即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於是，司徒雷登專程赴重慶，向蔣介石傳達了這樣的口信：如果重慶方面有誠意，改變抗日容共政策，同意與汪精衛合作，日本就有與國民政府積極接觸的意願。蔣介石的回答頗為照顧這位著名美國人的面子：中國決心與日本打下去，除非美國出面調停；為與日本作戰到底，中國願意向美國申請貸款；至於與日本方面接觸，日本必須首先廢除“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且要放置“滿洲國”等問題。只有滿足了上述條件，國民政府才可能與日本談判。而與汪精衛合作，蔣介石斷然拒絕。他告訴司徒雷登，無論是日本人的談判還是美國人的調停，關於這一點想都不要想。
四月中旬，日本人等來了重慶的正式反饋：鑑於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偽政權，鑑於重慶軍政內部對談判存在相反意見，更鑑於中國共產黨“收復失地”的堅決立場，日本方面必須重新考慮承認“滿洲國”和在華駐軍等條件，不然談判難以繼續下去。
談判似乎就這麼中止了。
儘管今井武夫和鈴木卓爾返回東京作匯報時，仍舊認為事情並非完全絕望，一個月後很可能會有進展，參謀本部也同意再做一番努力，可是中國方面完全沒了動靜。
對於中國歷史來講，這是一個危險時刻。
沒有史據表明蔣介石想對日投降。原因很明顯：首先，如果中國方面迫於軍事失利而屈服，早在日軍大規模入侵華北、華中、華南時就已經屈服了，何必等到現在？其次，作為中國抗日政權的首腦，氣節姑且不論，僅從國內外輿論講，蔣介石不能也不敢這樣去做。因為他了解日本人的談判底線是什麼，而這條底線是他無論如何不可突破的，否則他將在中國歷史上無法逃脫萬年罵名。如果必須給蔣介石此刻的行為尋找依據的話，恐怕有二：首先，在反共問題上他與日本人有共同利益，至少在這一點上不謀而合；其二，用與日本接觸的方式提醒美、英，世界大戰已經開始，如果不想失去中國這個重要的亞洲戰略基地，就必須加強對中國抗戰的實質性援助，因為一旦中國屈服於日本，除了美、英等列強在亞洲的利益化為烏有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結局？
但是，歷史無法揣測，更無法假設。
事實是：一九四〇年酷夏，蔣介石確實在與日本人進行看上去頗為正兒八經的談判。在這一刻，歷史進程哪怕有一絲閃失，中國都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讓人產生巨大擔憂的緣由是：從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日起，國民黨內部始終存在著對日妥協和主張屈服的勢力。特別是汪精衛的叛國行為，導致國民黨分裂成南京與重慶兩個“中央”；即使在號稱“抗戰中心”的重慶，國民黨軍政大員的龐大群體內，對日妥協的鼓譟始終沒有停歇。
進入一九四〇年以來，歐洲不斷傳來德軍所向披靡的消息。
德國和蘇聯瓜分波蘭後，德軍迅速北上吞併丹麥，同時向挪威發出最後通牒。挪威國王哈康七世拒絕投降，英、法兩國援軍遭到德軍重創後撤退，挪威綿延兩千多公里的海岸以及重要城鎮均落入德軍之手。五月十日，德國空降兵空降阿姆斯特丹，荷蘭女王逃亡倫敦，五天后荷蘭武裝部隊總司令向德軍投降。十三日，德軍突入比利時，三天后布魯塞爾淪陷，比利時國王宣布投降。在法軍認為德軍根本無法突入的阿登地區，德軍只用了一天就突破了法軍防線。德軍裝甲部隊直逼巴黎，英、法聯軍三十五萬人被困在法國與比利時邊境的敦刻爾克，唯一的生路就是從海上撤往英國。二十八日，就在日軍向中國第五戰區發動強大攻勢的時候，重慶的報紙上描繪出這樣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在法國海岸的暗夜中，成千上萬的火星在閃爍，濃霧在海灘上升騰翻捲——那是陷於恐懼與絕望中的英、法聯軍同時做著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抽煙。為把僅剩的部隊撤回英國本土，英國海軍部動員了英倫三島上所有的船隻，從軍艦、貨輪到遊艇、帆船。突然，不知為什麼，希特勒下令德軍裝甲部隊停止前進。於是，被困在海灘上的英、法聯軍，至少有三十三萬餘人得以通過英吉利海峽撤回英國本土。 “敦刻爾克大撤退”令整個世界心有餘悸。接著，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簽署投降書的貢比涅森林雷道車站的一節火車車廂裡，逼迫法國人在投降書上簽了字。
短時間內席捲北歐和西歐的德國，伴隨著戰爭掠奪了無以數計的財富，這讓國力日益窘迫的日本人妒火中燒，擴大戰爭的言論在日本朝野更加甚囂塵上。
令國民政府感到悲觀的是，儘管美國政府採取了包括對日實施禁運等製裁措施，但大多數美國人不希望國家捲入戰爭，無論是對德國還是對日本。英國在本土抵抗問題上態度強硬，對亞洲已經無力顧及，但還是在日本的壓力下同意關閉滇緬公路，禁止從香港向中國輸入軍械和汽油等作戰物資。而蘇聯則一面支持中國抗戰，一面出於自身安全考慮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解除了日本擴大在華戰爭的後顧之憂。
此時的中國，無法預料戰爭到底還要持續多久。
毫無疑問，國人的這種茫然，很大程度源自正面戰場的節節失利。
四月二十八日，蔣介石在成都中央軍校給即將畢業的軍校生訓話時，滔滔不絕地列舉了中國軍隊軍官隊伍中的種種惡劣表現：
過去本校畢業學生，派到前方部隊服務，往往有不到差的，也有故意遲誤到差日期的，譬如一星期可以到達的，往往半個月或一個月，還沒有趕到，而最不好的就是他不僅遲誤時間，而且根本藉故他說，如同逃跑一樣，完全忘記了他自己是軍官學校畢業的一個革命學生，而隨便自找差使，自圖便利，這就是自私自利完全不成其為革命軍軍人，而污辱了我們學校的名譽，對於這種學生我們大家都要當他作為革命軍的敗類！ ……臨此時機，如果我們躊躇不前，逃避任務，那還能成為一個人嗎？在社會上，一般人還能看得起你嗎？就算你自己僥倖能找到一個差使，或是混過一時，但終究總要破案的，否則，就是你清夜捫心，想到你自己受了國家與學校的培養，而不能盡到國家與學校所交給你的職責，反而偷生怕死，自私自利，你的良心能自安嗎？
第二，就是本校過去畢業的學生，往往自以為在本校畢業了就是一個軍官，就只要求做官，因而沒有刻苦犧牲的精神，忘了他奮鬥創造的本務，這是我們革命軍最大的一個危機！ ……我們現在做了革命軍軍人，就與此前的軍官完全不同，也就是要將從前軍人只知做官的觀念和升官發財的思想，完全改變過來。否則，不僅不能建立軍隊，而且要害了國家害了自己！你看我們中國從前清以來，到本黨北伐成功為止，許多竊據名位的軍閥和腐敗自私的軍官，一時非不喧赫，到現在還有哪一個能夠存在，能不敗亡嗎？這就是因為他只知升官發財，自私自利，來圖個人的安富尊榮而沒有革命精神的必然結果！
第三，你們今天畢了業，以後派到部隊服務，如果自以為做了一個官，不僅少尉中尉不樂意就任，就是上尉少校似乎都還不能滿足個人的慾望，那你們存了這種做官心理，就無異自承做了士兵以外的一種特殊的軍閥。由此一念，就要使你們在精神上和起居行動上一切生活完全與士兵脫離，這樣斷斷不能達成革命的任務，更不能算是一個革命軍人！須知我們官長的生活和事業，完全系之於全體部屬與士兵，你的生活既與部屬士兵脫離，那他還能信仰你、服從你嗎？你的部下還能敬愛你這個官長而不和你疏遠嗎？現在一般軍隊最大的弊病就是在此！
從舊軍隊脫胎而出的中國軍隊，距現代化軍隊的標準像差甚遠，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與這些偷生怕死、只圖自利的痼疾相比，滋長在中國軍隊某些將領身上的妥協傾向，更令苦度時艱的中國抗戰前途莫測。
“曲線救國”這個詞，最早出自於國民黨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給蔣介石的一封電報：
柴恩波在文安、新鎮與八路不兩立。同時又被倭寇重兵壓迫，勢甚孤單。職前率隊赴冀中游擊，期與之聯絡，卒因途遠不果。現該部為保存實力及實施曲線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為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日，實際仍為本黨做抗建工作，俟時機成熟，定率隊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擊也。
這封電報發出的緣由是：國民黨軍駐防文安、新鎮的柴恩波部投降了日軍，因事發在河北省保安司令張蔭梧的地盤上，他不得不發電報向蔣介石解釋，說柴部雖然表面上歸順了日軍，實際是在等待“時機成熟”以便反正。 ——對於任何一支軍隊來講，投敵叛變都是無以復加的罪行，因此，張蔭梧為部下的投敵行為尋找理由時很有策略：被日軍打得苦不堪言自不必說，關鍵是“與八路不兩立”以致孤單無助，這從另一方面證明這支部隊還是蔣委員長的忠實擁護者。更可“諒解”的是，這支部隊的投敵實乃“保存實力”之舉，“時機成熟”時將給日寇“重大打擊”，這不是對國家的“俠肝義膽”是什麼？
張蔭梧的“曲線救國”論一出，立刻受到處於敵後或敵我交叉地帶國民黨軍的熱捧，成為那些“勢甚孤單”的國民黨軍將領最時髦的詞語。與河北省相鄰的山東省主席牟中衍囑咐他的旅長們：寧當偽軍，別乾八路。當偽軍是曲線救國，日後反正，中央還能收留；乾了八路，重慶中央就永遠不會原諒了。 ——及至日本投降後，所有的偽軍部隊果然全被蔣介石“收留”，偽軍將領們一個個都被委以高級軍職，想來這個牟主席還真是“有遠見”之人。於是，魯甦戰區副司令沈鴻烈創造了一套口號：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寧匪化，勿赤化；寧亡於日，勿亡於共。
在“曲線救國”論的掩護下，一些留在敵後的國民黨軍政官員開始與日偽密切接觸，甚至聯合日偽攻擊八路軍和新四軍。河北保安司令張蔭梧一九三九年六月策動的“深縣慘案”，一次就殘殺八路軍四百餘人。國民黨山東第十二行政區特派員兼保安司令秦啟榮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三支隊和第四支隊，殺害八路軍團以下官兵五百餘人。僅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國民黨軍向八路軍發起攻擊多達九十次，殺害八路軍官兵及抗日游擊武裝一千三百五十人。
一九四〇年，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被任命為河北省主席。這個雜牌軍將領對能當上省府主席頗為受寵若驚，但他並不認為這是受到了國民政府的器重，而是以為天下大亂之時他終可“漁翁得利”了。
共產黨在河北省敵後發展很快，鬧得委員長驚惶失措，他派出的鹿瑞伯（鍾麟）、張桐軒（蔭梧）都完蛋了，這才想利用我去補缺。這是共產黨和日本鬼子促成我當了河北省主席。真是天下不亂，我輩餓飯。
蔣介石親自接見了即將上任的龐炳勳，向他暗示：部隊要化整為零，派到河北敵後要壓過共產黨武裝，千萬不能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要運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
沒有史據表明蔣介石慫恿他的部隊向日本投降。一邊指揮軍隊在戰場上與對手血拼，一邊鼓勵軍隊叛變投敵，世界上沒有這個道理。蔣介石之所以暗示龐炳勳，雖出於百般糾結但目得非常明確：牽制、壓制、排擠，甚至是消滅共產黨武裝。蔣介石絕不希望看到共產黨武裝在抗戰中發展壯大，雖然他深知敵後游擊戰的重要作用，也深知共產黨武裝在敵後戰場不可替代的地位。毫無疑問，共產黨武裝的積極作戰牽制了大量的日軍，極大減輕了正面戰場所承受的巨大軍事壓力。但是，畢竟共產黨是他的死敵，他只能兩害取其輕，寧可消減敵後戰場的軍事戰果，也要遏制共產黨武裝的擴大。
關於國民黨軍將領充當偽軍頭目，這是中國軍閥混戰的歷史遺留下的一塊難以癒合的瘡疤。敵後戰場上的國民黨軍將領，大多是舊軍閥出身，地盤意識非常濃烈，一旦自己的地盤處於日軍佔領區或是敵我拉鋸區，那麼他們既要奉命抗日，還要打擊共產黨武裝。為了生存，他必須偏重於打擊共產黨武裝，因為只有這樣才可兩全其美：首先是維持好與蔣介石的關係，可以領到軍餉得到委任；其次是對共產黨武裝的攻擊也符合日軍的利益，如果日軍減輕了對自己的打擊，地盤區域就會安全得多。地方軍閥們都把賬算得很清楚：蔣介石絕對不會因為你不與日本人打仗而扣你的軍餉，只會因為你與共產黨關係密切，甚至是與共產黨武裝合作抗日，而猜疑你，排斥你，乃至找機會把你的隊伍收編。那麼，還打日本人幹什麼？何況日軍是我能打走的嗎？老蔣幾百萬正規軍都打不走，我為什麼要逞能玩命呢？部隊打光了，軍餉沒有了，自己變成個窮光蛋，這樣的傻事誰肯幹？至乾共產黨武裝，無論是八路軍還是新四軍，地方軍閥們也是懂得分寸的：不能總與共產黨武裝打，也不能真與共產黨武裝打，把八路軍惹急了是會招致滅頂之災的，適當地打一下可以向蔣介石交代就行了。最理想的狀態是，在自己的地盤裡，日本人、共產黨都是“友軍”，剩下的事就是向老百姓收稅了——站在蔣委員長這邊收的是“抗日稅”，站在日本人和汪主席那邊收的是“治安稅”。收完了這邊收那邊，這日子該有多享受？
即使沒有公開投敵，敵後一些國民黨軍將領與日軍的關係也令人匪夷所思。獨立第三旅旅長許紹祖奉命移動部隊，臨行前他給當地的日軍將領寫了一封信：
大日本皇軍司令官麾下：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號召，我們是極度的讚成和擁護。但是中國的赤禍，到處滋延。這個禍根不除，貴國協助中國的計劃無法實施，和平也無法出現。我們現在奉了汪先生的密令，向正太路以南地區開拔，剿除八路軍，現在已和八路軍接觸了數次。特函達知，並希賜教。如有敝軍零星人員經過此地，請為關垂。
無法得知日軍對這支奉汪精衛密令去與共產黨武裝打仗的國民黨軍是否予以了配合。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
在這股投敵風潮的烘托下，日方策劃的“桐工作”得以開展毫不意外——如果說國民政府與日方的周旋也是一種“曲線救國”的話。
五月十三日晚上，雙方代表再次開始了談判，談判的主要內容還是“滿洲國”問題、日本在華駐軍問題以及共產黨問題。關於共產黨問題，章友三向日本方面暗示了這樣一個信息：在不久的將來國民政府會“毫不留情地討伐共軍”。
關於前次商定的“備忘錄”，在重慶成為問題的是承認滿洲國和駐兵問題。我想如果把這些問題暫作懸案留在實現和平後再進行商談，即使在汪兆銘政府的善後問題上有些困難，也不會成為決定性的障礙。華北駐兵問題，其目的雖在防共，但希望不要先把“華北”兩字提出來。現在先是秘密進行，以後討論簽訂防共協定時再解決。表面是如此，實質上會是毫不留情地討伐共軍，不久將來日本方面將會了解其真相。
會談持續到十七日，鑑於一旦提高談判級別很難做到保密，雙方決定六月初將談判移至澳門繼續進行。
六月四日，在“澳門市郊一家像凶宅一樣的空房子的地下室”，顯然“更為鄭重”的會談“每晚點著蠟燭進行”。日本方面代表“出示了參謀總長閒院宮的委任狀，重慶方面出示的委任狀內有委員長蔣介石的簽名，在軍事委員會信箋上蓋了該委員會的大印和蔣中正的小印”。讓日方感到意外的是，那個“宋子良”突然間叫“宋士傑”了，說“宋子良”是他的別名。日方對“滿洲國”問題態度十分強硬，因為板垣徵四郎定下的原則是：“承認滿洲國是日本的絕對要求。”重慶方面表示，蔣介石有實現和平的願望，願意克服國民黨內部“錯誤的對日觀念”，特別是在反共問題上國民黨內部是一致的。因此，為了迅速結束戰爭，鑑於中國方面的誠意，日本方面應該放寬條件。最終，雙方沒有達成協議，但同意“舉行板垣徵四郎、蔣介石、汪精衛三人會談”，以便“一舉解決”所有談了又談就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雙方代表再次回去各自匯報。
突然，大批日軍戰機飛臨重慶上空，向中國戰時首都傾瀉下暴雨般的殺傷彈、爆破彈和燃燒彈。日軍把這次大規模的轟炸叫作“第一〇一號作戰”，目的是“壓制並擾亂敵之戰略及政略中樞”，以便“配合對重慶的'桐工作'”。
為給中國抗戰中樞造成更大的恐慌，日軍計劃對重慶實施三千架次的轟炸，對鄰近的成都實施兩千架次的轟炸。參戰部隊有：陸軍第三飛行集團司令部所屬飛行第六十、第四十四戰隊，獨立飛行第十、第十六中隊，武漢地區的航空部隊、通信情報部隊以及氣象部隊；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所屬鹿屋航空隊、高雄航空隊，第二聯合航空隊所屬第十、第十二航空隊以及第十四航空隊的華中派遣隊。上述作戰飛機分別集結於武漢、孝感、宜昌和運城機場。五月十三日，日軍大本營下達作戰命令：“密切協同進攻內地，以挫傷敵人的抗戰意志，壓制敵之軍事、政治中心的航空勢力，然後摧毀其主要設施”。攻擊目標是“重慶、成都及其附近之敵航空勢力”和“重慶及成都市區周圍潛在之敵軍事及政治主要設施”。
五月十八日，日軍對中國空軍各機場實施了連續突襲。二十六日開始轟炸重慶廣播電台、報社和鋼鐵廠，二十八日的轟炸目標是兵工廠、機場和市中心。日本海軍第十三航空隊的三十二架戰機，投彈一百九十枚，轟炸了重慶川東師範學校一帶的平民區，造成包括復旦大學教務長孫寒冰教授在內的上千名平民傷亡和千餘間民房焚毀。六月十一日，日軍的炸彈落在重慶市中心，包括蘇聯大使館、德國和法國通訊社在內的大量房屋被炸毀，上千平民死傷。十二日，日軍出動一百一十一架戰機，對前一天被毀的城區進行再次轟炸，重慶著名的古寺長安寺化為灰燼。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日軍連續出動一百多架戰機對重慶進行反复轟炸，“一波波的空襲通常長達八九個小時”，其中投擲的燃燒彈達一千餘枚，日夜不斷的熊熊大火席捲重慶全市。
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記述道：
……攀附在山坡上的房子絕大多數是木造房屋，底下以長柱頂住，一燒即成燎原之勢……重慶這座城市房屋稠密，堆積在一個又長又高的地岬上，周遭都是峭壁。房子從坡的一路向山頂攀登。它們靠狹窄的石頭巷路連通，每戶房子只有一個門。當燃燒彈把前門燒了，老百姓沒有後門可逃生……為人父母的只能眼睜睜看著子女活活燒死。有些子女看著父母奮力想要從烈火中衝出一條生路，卻被落下的樑柱吞噬。垂死者的哀號、受傷者夜裡的呻吟，唯有不間斷的大火才能掩蓋下去……
美國記者韓素音認為：“日本人，對重慶似乎有一種執迷，彷彿生命在兩江之間大巖嶺上繼續存在，是對其力量的侮辱。”
接下來的七月到八月，日軍轟炸重慶，最少的一次出動戰機五十四架，最多的一次達一百三十五架。中國空軍力量薄弱，但在蘇聯空軍的支援下，還是不惜一切的作戰。當時，蘇聯航空志願隊有五十架戰機進駐重慶，在日機轟炸重慶期間，中國和蘇聯飛行員以最大的努力給予日軍殺傷。但是，當日軍的“零式”戰機參戰後，由於飛機性能相差太大，中國空軍一天之內被擊落戰機十三架、擊傷十一架。儘管如此，根據日軍的統計，在“第一〇一號作戰”中，日方被擊落或擊傷戰機達四百架之多。
美國記者韓素音在日本人歇斯底里的轟炸中，見到了和他的幕僚們一起躲在重慶防空洞裡的蔣介石：
其他將領低頭交談或看文件。委員長卻坐在木椅上全身挺直，雙臂環抱，背部離椅背有十五公分距離。他閉目養神。從來沒有人見過他放鬆、低頭走路或兩腿交疊。他動也不動。頭頂上炸彈爆開，防空洞裡其他人不免抬頭張望。他們嘴巴張開，有人豎耳傾聽。蔣介石則不然。他臉上的表情是壓制的慍意，彷彿努力不去聽無聊的演講。他兩眼直視，不動如山。
重慶承受著大轟炸的摧殘。
蔣介石無可奈何地壓抑著他的慍怒。
六月二十二日，“宋子良”通知鈴木卓爾，中方原則上同意蔣介石、板垣徵四郎、汪精衛三人會面，地點必須在長沙。
長沙，中日軍隊主力對峙的前線。
但是，第二天，“宋子良”變卦了：蔣介石不同意與汪精衛見面，只同意與板垣徵四郎單獨會晤。
這是一個讓南京偽政權很是驚恐的消息。
“七月十四日夜，週佛海、梅思平、陳公博等汪政權的首腦集聚一堂研究了形勢，談論中甚至提到，在全面和平後的一年內，為了對日談判蔣介石會重用我們，但一年後恐怕就要遭到暗殺。”
反复討價還價之後，七月二十二日，重慶方面與日本方面達成會談備忘錄，即蔣介石與板垣徵四郎在長沙會面。前提是：日本首相要給蔣介石寫一封親筆信，明確廢除“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就在此刻，在四川成都，蔣介石麾下的軍統和中統聯合行動，突然逮捕了數十名共產黨人，罪名是煽動民眾搶米。宜昌淪陷後，江河運輸阻斷，湘米無法入川，加之春寒夏旱，四川稻米收成銳減，價格隨之暴漲，民怨鼎沸。而四川軍閥劉湘的老婆囤積的倉米因為發霉變質往河裡傾倒，結果引發大批饑民衝進劉家倉庫，搶走一千多石大米，並與前來鎮壓的警察發生流血衝突。國民黨當局立即把事件定性為“共產黨策劃的暴動”，由此逮捕了包括第十八集團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羅世文、中蘇文化協會理事車耀先等在內三十多位共產黨人。只是，搶米風潮依舊如火如荼，不但沒有平息的跡象，還蔓延到四川各地。搶米者除了飢餓的百姓，還有國民黨軍官兵：“本市發生米荒以來，各軍不受秩序，任意阻擋車運，已為公然事實。”九月二十一日，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蔣介石發布《告川省人民書》：“前兩年四川糧食豐收，今年二月以來糧價繼續上漲，越出常理常規，這種畸形姿態，完全不是天然缺糧，而是人為造成。我多方細查結果，知曉其中固有少數豪猾商賈囤積居奇，政府自應嚴厲徹查，從嚴取締。”——搶米風潮緣於奸商的囤積居奇，與共產黨人沒有任何關係。
重慶遭遇著慘無人道的轟炸，四川盆地內的米價尚未跌落，與日本人的談判前景凶險詭異，就在這時候，蔣介石接到了一個令他十分吃驚的消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華北敵後戰場向日軍發動了一場空前規模的作戰。
更感吃驚的是日本方面：
在這昭和十五年六月中旬以後約一個月時間內，的確出現了似乎事變行將解決，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剎那。所以如此，應該說在八年的日中戰爭中，蔣介石感到危機最嚴重的，實際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時候。中共察覺到日中進行和平談判的危機，突然發動了“百團大戰”。
“日中兩國最接近的一剎那”，顯然是指重慶方面與日本方面的媾和只有一步之遙了。
在這危機四伏的“一剎那”，自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晉察冀軍區、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和第一二〇師，合力發動了以破襲正太路為主要目標的大規模戰役。因戰役發起的第三天參戰部隊便達一百零五個團，史稱“百團大戰”。
這次大規模的出擊作戰，以其所發生的歷史節點的至關重要，成為中國抗戰史上的著名戰役。
沒有史據表明，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已經具備了可以與日軍進行大規模正面作戰的實力。與之相反，中國共產黨的敵後抗日武裝正值抗戰最艱苦的歷史階段。
一九三九年以來，特別是武漢會戰後，中國抗戰的兩大戰場格局基本形成，即正面戰場以國民黨軍隊為主，敵後戰場以共產黨軍隊為主。兩個戰場在整個戰爭中相輔相成，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正面戰場上，由於國民黨軍隊絕少主動出擊，採取的是防禦式的陣地消耗戰，在日軍不再擴大佔領區，不斷縮減與國民黨軍的對峙規模的情況下，正面戰場的作戰次數大幅下降；而在淪陷區，由於日軍必須鞏固後方，所以始終保持著巨大兵力。這種態勢，使處於敵後戰場的共產黨抗日武裝始終面臨著一個兩難的境地：敵後作戰牽制的日軍兵力越多越好，這樣可以減輕正面戰場的軍事壓力；但自己的武裝力量無論兵力規模還是裝備質量，都還不能與強大的日軍進行大規模的抗衡。於是，被牽制在敵後戰場的日軍越多，共產黨抗日武裝的生存就越艱難。
一九三九年以來，華北日軍大力推行“治安肅正”計劃，其作戰目的即是全力剿滅共產黨抗日武裝。日軍採取以鐵路為柱、以公路為鏈、以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不斷地擴張增設據點，封鎖並切割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根據地集中的地區，日軍的封鎖據點遍布於城鎮、車站、橋樑和隧道，日軍利用鐵路和公路築成嚴密的封鎖線，不斷壓縮共產黨抗日武裝的生存空間，使之成為相互不能聯繫的孤立地區。除了軍事進攻以外，日軍利用政治誘降、經濟封鎖和文化欺騙等手段，竭力使抗日根據的發生給養困難，偽軍的大量出現也是嚴重的安全威脅。到了一九四〇年上半年，華北抗日根據地大多變成了游擊區，共產黨抗日武裝控制的縣城只剩下太行山的平順和晉西北的偏關。
對於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來講，更為艱難的是政治環境的嚴重惡化：與國民黨軍隊以及政治立場曖昧的地方軍閥武裝之間不斷發生的摩擦似乎已經到了必須作戰的程度。
首先向共產黨人發難的是山西軍閥閻錫山。
閻錫山有著中國舊軍閥最重要的特徵：將其統轄的地盤視為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只屬於自己的王國，為了自己在這一地盤上的統轄權甚至可以置國家利益於不顧。閻錫山有自己創立的一整套處世哲學，亦即地方寡頭翻雲覆雨隨機應變的生存之道。他反蔣但聯蔣，反共也聯共，反日卻聯日。可以說，他把中國地方軍閥的只顧自己不計其餘發展到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境地。
一九三八年，晉南重鎮臨汾失守後，閻錫山退守山西吉縣，在日軍的進攻中曾一度西渡黃河跑到陝西的秋林鎮。一九四〇年，他從秋林鎮回到吉縣的南村坡，名曰自己在“向敵推進”。他把村名改為“克難坡”，把他的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改名為“克難城”，還把他重回山西的這一年命名為“克難年”。閻錫山在“克難坡”一待就是五年，沒有向任何方向再推進一步，直到抗戰勝利。
“克難坡”距吉縣縣城三十公里，坡下是黃河東岸的一個小渡口，黃河水奔騰而下，直瀉壺口瀑布。中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就駐紮在這裡。閻錫山在黃土山坡上挖出上千孔窯洞，用於公共場所的大窯洞都被他取了名：“實幹堂”“樂幹堂”“合謀堂”“克難室”等等。雖然身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但閻錫山的實際轄的只有吉縣、鄉寧、汾陽等七個完整的縣以及臨汾、介休、離石等十幾個不怎麼完整的縣。轄地的北面是共產黨區域，東面是日軍佔領區，南面有蔣介石的中央軍部隊——閻錫山說自己做夢都會有一種深陷包圍的恐懼。更主要的是他的晉軍——他稱之為舊軍——已經所剩無幾了。晉軍在忻口會戰和太原會戰中損失嚴重，雖仍保有四個集團軍的番號，實際上不少部隊徒有虛名。在統一戰線旗幟下產生的山西抗日部隊和犧盟會，相對於閻錫山的“舊軍”而言，被稱為“新軍”，這些抗日武裝卻發展迅速。在閻錫山統轄的七個行政區中，由新軍政委兼任專區專員的有四個，一百多個縣長中半數以上由犧盟會會員擔任，新軍的人員和武器均超過了閻錫山的舊軍，為此他頗有一種大權旁落的失落感。
苦悶恍惚中，閻錫山開始了他的一系列“哲學”思考。
首先，受國民黨內部妥協風潮的影響，他用“中”的理論寫了一首詩：“主和主戰莫紛紜，自古和戰意難同。和戰果與國有利，主戰主和有何分。”閻錫山的核心觀點是：“假若對方於我們一個頂有利的條件來妥協，妥協並不是滅亡。”
閻錫山所說的“國”，指的不是中國，而是他的山西；“頂有利的條件”，則指對鞏固他的地盤有利的條件。在這樣的前提下，閻錫山認為抵抗與妥協之間沒什麼區別。
接著，他開始思考“扶舊”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把抗日新軍壓制下去，把他的舊軍扶持壯大起來。閻錫山在晉綏軍官訓練團訓話時，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稱為“某友軍”，把他起家的舊軍稱為“我軍某部”：“某友軍自抗戰以來，人員增至四倍，我軍某部抗戰以來，減少了一半。按這個比例，再過十個月，就是友軍的一變成十六，我某軍的一變成四分之一，這就成了六十四比一了，你們看可怕不可怕？知此而尚不覺悟豈非自殺？”閻錫山強調，共產黨、蔣介石以及日軍是山西地盤上的三個威脅，其中共產黨的威脅最大。 “我們現在已處於抗日的最前線，陷入日軍攻擊與八路軍的包圍中。蔣介石不足畏，毛澤東倒是個可怕的人物。請看今日之華北，竟是誰家的天下。現在的形勢是，蔣要拋棄異己，看來是想藉日軍之手消滅我們。處在這樣的環境裡，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由於閻錫山拒絕在山西恢復國民黨省黨部，蔣介石開始故意給第二戰區製造困難。但是，閻錫山明白，自己還是要依靠蔣介石支持；而蔣介石也明白，要壓制共產黨武裝，不拉攏閻錫山不行。於是，閻錫山派出代表去見蔣介石，蔣介石立刻表示出和好的熱情：“二戰區處於抗戰和防共鬥爭的最前線，不僅肩負著抗戰的重任，而且必須打好反共復興的基礎。”“閻先生同共產黨鬥爭是有經驗的，在這方面閻先生無論有什麼困難，中央一定無條件地給予支援。”於是，閻錫山不但同意馬上恢復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而且要求山西的軍政高級幹部統統加入國民黨。
閻錫山的曖昧立場被日軍所掌握。日軍專門製訂了“專打八路軍，不打晉綏軍”的策略，與“桐工作”遙相呼應，試圖對閻錫山實施誘降。閻錫山自然有他的算盤，他不會貿然做汪精衛第二，但在第二戰區他的部隊則開始“遊而不擊”。日本人把對閻錫山的誘降工作稱為“對伯工作”，由華北方面軍第一軍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和參謀長花谷正少將負責。 “對伯工作”的展開要比“桐工作”直截了當得多。一九四〇年春，日本人先與閻錫山的警衛軍軍長傅存懷商洽了防共問題，隨後便直接去吉縣會見了閻錫山，雙方開始商議在山西境內停戰的問題。閻錫山派他的機要處副處長劉迪吉等人數次去太原，與日軍及偽省政府取得聯絡。到這一年的年底，閻錫山的親信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與日軍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開始正式談判。閻錫山提出的“四項原則”是：“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達成的秘密協議是：一、晉綏軍改編成“中國抗日忠勇先鋒軍”，名義上抗日實際上反共，但日軍須從隰縣、午城等地據點撤退；二、日軍須幫助晉綏軍剷除山西境內的八路軍和決死隊；三、山西晉軍各將領的住宅和財產，日軍須完全歸還；四、日軍須接濟晉綏軍的武器彈藥。
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閻錫山一不做二不休，突然向新軍和八路軍動手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下旬，閻錫山任命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兼第六十一軍軍長陳長捷為“討逆軍總司令”，調集第十九、第三十三、第六十一、第八十三軍共四十七個團，兵分三路向八路軍晉西支隊和決死二縱隊發動進攻。十二月三日，第六十一軍和第十九軍將決死二縱隊第一九六旅旅部包圍，旅部全部政工人員被扣捕，大寧、永和等六個縣的縣政府、公安局和犧盟會等被搗毀，大批共產黨人和進步分子遭捕殺。之後，閻錫山開始進攻位於晉西的新軍部隊，新軍北撤後，八路軍晉西支隊後方醫院的數十名傷病員慘遭殺害。在晉西北，八路軍和新軍擊敗了閻錫山的進攻。但八路軍總部所在地晉東南形勢嚴峻。十二月四日，舊軍突襲陽城，抗日干部群眾百餘人被殺。隨即，晉城、浮山等七個縣都發生了殺害共產黨人的慘案。二十三日，決死三縱隊部分軍官譁變，縱隊四個團的政工人員全部被殺。
為反擊閻錫山的進攻，八路軍集中兵力打擊晉軍中製造慘案最積極的孫楚部。在黃克誠的指揮下，八路軍第三四四旅和決死三縱隊的攻擊令孫楚部受到重創，閻錫山的全面進攻被初步遏制。
對於閻錫山嚮共產黨武裝發動的進攻，蔣介石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其意圖是：趁閻錫山與共產黨武裝打成一團的時候，把中央軍的勢力布防進閻錫山的地盤。蔣介石命令程潛去山西，名義上是與閻錫山交換反共意見，實際帶有“考察晉綏軍內部情形是否仍伏危機”的任務。接著，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將領胡宗南直接提出，擬派兩個軍東渡黃河“增援晉軍”。閻錫山即刻識破了蔣介石的企圖，當即命令進攻共產黨武裝的部隊迅速撤回原駐地。
事後，閻錫山算了一筆賬，發現此戰令他很是受傷：自己的地盤沒有擴大反而縮小了，舊軍全部被趕出了晉西北，中央軍趁亂進入了晉東南，他的地盤損失近四分之三。其次，除一部分決死隊隊員被他收編外，新軍全部背他而去，調出山西被蔣介石收編了。盛怒之下的閻錫山處分了一批作戰不力的舊軍軍官，結果導致舊軍也對他怨聲載道，紛紛投向蔣介石：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去了重慶就不再复返了；第八十三軍軍長杜春沂和第十九軍軍長孟憲吉先後脫離了第二戰區，前者調任重慶辦事處處長，後者調任重慶的軍事高參；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孫楚、第二戰區參謀長楚溪春等，這些從前的心腹也都開始頻頻向重慶匯報軍情。更嚴重的是，閻錫山在政治上損失慘重：抗戰初期的“模範戰區”稱號蒙上了陰影，原來慕名來山西的進步人士和抗日青年紛紛離開，全國輿論再也不把他列入“抗日先鋒”了。
在閻錫山最痛苦的時刻，共產黨人主動接近了他。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以八路軍留守處主任肖勁光的名義向閻錫山提出調停。儘管閻錫山對抗日進步力量的殘害罪行累累，但共產黨人仍願顧全抗日大局和平解決山西問題，以免被日本侵略者或是國內的投降勢力所利用。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決定派肖勁光和王若飛赴陝西秋林與閻錫山談判。臨行前，毛澤東特別囑咐肖勁光和王若飛：“你倆去給閻錫山講清楚，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你們為什麼要同室操戈，製造摩擦，殺人掠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抗戰初期，你閻錫山同我們合作得還可以嘛！為什麼現在跟著蔣介石的指揮棒轉，同我們過不去呢？我們也不是好惹的。”
肖勁光和王若飛給閻錫山帶去了毛澤東的親筆信：
抗戰以來整個華北在先生的英明領導之下，創立了抗日根據地，實施了進步政策，使抗戰各軍團結一致，屏障中原，保衛西北，功在國家，萬方敬仰。八路軍久隸屏蒙，獲有某些進步，亦無非受先生之賜。目前國際形勢日見有利於我之抗戰，國內關係雖有一班不明大義幸災樂禍分子，進行挑撥離間，然深明大義者固居多數。近來山西境內發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取勢所趨，終必和平解決，由因先生領導提挈至明至慎，必能處理悉當，益臻進步，團結之途，無可疑者……
毛澤東的信令閻錫山尷尬無措，同時又“不勝感謝”。
共產黨人不但對閻錫山寬大為懷，針對新軍被收編的問題也給予了他極大理解。共產黨人的態度，贏得了閻錫山和其他晉軍將領的認同，雙方最終一致同意停止軍事行動和政治攻擊。
閻錫山致信毛澤東：“肖主任等來獲讀手書，如親握晤。抗戰以來，端賴全國團結一致對外，使國家地位日益增高，今於抗戰第四年代，勝利業已在望之際，仍盼共同努力，克服當前一切困難，以竟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詳情，肖主任當能面悉不贅。”
會談結束時，肖勁光向閻錫山特別申明了毛澤東的這樣一句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閻錫山聽後，再次尷尬，忙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以接受，“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似乎太強硬了些”，能否回去“禀報一下毛先生，是不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衛'”？肖勁光和王若飛回到延安後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的回答是：“一個字也不能改。”
除了閻錫山之外，在共產黨抗日武裝創建的各個根據地內，國共之間的政治和軍事摩擦不斷發生。特別是閻錫山進攻八路軍和新軍時，蔣介石竟藉機命令朱德和彭德懷放棄太南和太岳抗日根據地，同時命令位於中條山的范漢傑、位於太行山的龐炳勳、位於豫北的朱懷冰和孫殿英等部北上，位於冀南的石友三、位於冀魯豫交界處的高樹勳等部西進，割斷西北與華北抗日根據地之間、西北與江南新四軍之間的聯繫，以達到日軍“肅正作戰”沒有達到的目的。蔣介石命令的這些國民黨軍隊，除范漢傑的部隊外，後來都成了清一色叛變投敵的偽軍。朱德和彭德懷只有命令八路軍各部隊堅決保衛得之不易的抗日根據地。
在向八路軍進攻的幾路國民黨軍中，身處冀南抗日根據地腹地的石友三部最具特點——他奉的是蔣介石的命令，但配合其作戰的卻是日軍。石友三在中國抗戰史上是一個畸形的另類。
馮玉祥護兵出身的石友三，以沒有人格反复無常聞名。蔣馮大戰時他背叛馮玉祥投靠蔣介石，不久又背叛蔣介石投靠閻錫山；中原大戰時他背叛閻錫山投靠張學良，後來又聯合粵軍起兵反張，結果被張學良和蔣介石的聯軍打得很慘。後來他投奔宋哲元部，被宋哲元委任為冀北保安司令。全面抗戰開始後，為了擴充部隊，他向蔣介石表示忠誠。閻錫山開始進攻八路軍時，他率部向抗日根據地發動攻擊，兩個月內殺害二千多名共產黨人。共產黨方面獲得石友三已秘密投降日軍的情報後，朱德和彭德懷專門給重慶呈送了兩份繳獲的機密文件：一份是石友三策劃進攻八路軍的會議決議，內容是“奉總裁命令，決定進行肅清共匪的作戰，進攻抗日根據地，希望取得國軍的支援”。決議還制訂了派出間諜抓捕共產黨人的辦法：“搜到共匪重要分子，即行槍決”。另一份文件竟然是與日軍達成的“聯絡辦法”：
一、開始與日軍接近後勿發生誤會，彼此漸趨融洽，雙方派員聯絡說明。
二、飛機來時，可用白佈在屋頂上鋪蓋，不准射擊。
三、各部隊不准超界線徵發給養，以團武裝部隊活動（受匪軍壓迫時不在此限）。
四、晝間聯絡法用識別旗（或白旗）左右搖動，夜間用紅電筒聯絡“縱滅”。
五、晝間行軍，應距其駐地十里（最小限制）。
六、在黃河以南行動，應在日沒前，不得在午後八時以後。
七、本軍反對匪壓迫，須向駐軍區以外活動時，應一面活動，一面通知之。
八、彼已通知各駐軍，遇我須要派部隊時，即隨援助（但兵力不能限）。
重慶方面對這兩份文件概不承認。
給八路軍總部的回復是：這是敵偽的反間，勿信讒言。
八路軍決定把石友三這個漢奸連同他的部隊消滅掉。
石友三名義上是集團軍，實際上只有一萬多人，依附他的雜亂武裝也只有四千多人。
劉伯承、鄧小平的第一二九師集中兵力發動了“討石戰役”。
仗還沒打，得到消息的石友三就開始率部逃跑。八路軍各部隊立即窮追猛打，石友三部被打得七零八落。八路軍正在對之實施合圍時，日軍出動來接應石友三了。八路軍只好先與日軍打，打完了再繼續追。日軍發現無法阻止八路軍對石友三的追擊，於是調動上千兵力試圖抄襲八路軍的後路，而在正面一面攻擊一面施放毒氣。兩面受敵的八路軍追擊部隊只好撤退，石友三得以僥倖逃脫。其後，在日軍的配合下，石友三又數次向抗日根據地進行騷擾性進攻，直至有一天石友三突然消失得沒有了踪影——由於投敵證據確鑿，重慶方面以叛國罪將石友三槍斃了。
在一系列反共事件發生之後，朱德代表中共中央給重慶的國民黨大員們發出一封長電。電報的抬頭十分壯觀，幾乎囊括了國民政府的所有要員：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監察院院長於右任、立法院院長孫科、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司法院院長居正、考試院副院長覃振、西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程潛、國民參政會諸位參政員、中央黨部各位委員和戰地黨政委員會委員們。而電報的簽署者也頗為壯觀：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第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政委關向應，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委鄧小平，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冀中縱隊司令員呂正操、政委程子華，山東縱隊司令員張經武、政委黎玉以及陝甘寧邊區留守處主任肖勁光。
長電行文洶湧，言辭尖利：
據報，政治部陳誠主任在韶關演說，有謂八路軍遊而不擊，延安無一傷兵就是證據等語。事之真實與否未可知；然自汪精衛倡言八路軍遊而不擊以來，奸人四方傳播，竟以此為破壞職軍信譽、破壞國共團結之口號，陳主任賢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負責任毫無常識之讕言。然職軍將士聞之，未免寒心，憤慨之情，殊難禁遏。群以八路軍抗敵所及，東至東海，北至於沙漠，可謂處在國防之最前線。敵國來華四十個師團中，與八路軍新四軍作戰者十七個師團，佔總數五分之二以上。兩年半中，八路軍新四軍所有防線，未嘗後退一步，歸綏、大同、張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煙台、青島、徐州、浦口、南京、鎮江、無錫、蕪湖，離城十里八里即飄揚我祖國國旗者，始終是八路軍新四軍。兩年半中，我八路軍傷亡達十萬，而敵偽傷亡則達二十餘萬，我軍俘虜敵偽達二萬，繳獲敵偽槍達四萬。全軍二十二萬人，月餉不過六十萬元，平均每人每月不過二元七角二分。而幣價跌落，實值十五萬元，則平均每人每月不過六角七分，全國無此待遇菲薄之軍。有二三千人而升級為軍者，有七八千人而升級為集團軍者，我八路則至今三個師，始終不予升級。八路對於國家民族亦可謂無負矣。而毀謗之來，則為遊而不擊，謂發動民眾為非，謂實行三民主義與抗戰綱領為非，謂恢復失地建立抗日政權為非，謂培植民眾武裝鞏固抗日根據地為非，事之可怪，未有過於此者也。冰天雪地，衣單食薄，彈藥不繼，醫療不備。而奮戰未嘗少懈，執行上峰之命令未嘗少懈，遵循人民之指導未嘗少懈，八路之於國家於民族，亦可謂無負矣。而一切怨毒之矢，不入耳之言，則集中於八路，奇冤大辱，又有過於此者乎？我八路在晉綏，在河北，在察熱，在山東，收復淪陷區，建立根據地，屏障中原，保衛西北，天經地義，至迫切，至正當也。而論者謂為非是，必欲破壞之，昨日敗軍之將，喪地之官，望風而逃，惟恐不及者，今日貌堂皇，聲罄款，戟指而罵，揮軍而進，從八路陣後打入亦謂之“恢復失地”，摧毀我根據地，消滅我游擊隊，取消我民眾團體，殺戮我工作人員，百端磨擦，必欲同歸於盡而後快，古今奇事怪事，又有奇怪於此者乎？陝甘寧邊區，八路軍之後方也，區區二十三縣，至今不予法律上之承認。且點線工作佈於內，大軍包圍發於外，今日襲一城，明日奪一縣，亦謂之“收復失地”，更謂之“打倒偽邊區”，“消滅偽八路”。警報紛傳，後方不固，磨擦事件，百次千迴。而我前線猶死撐硬打，一步不退，八路亦可謂無負國家民族矣。咸榆公路，隴海鐵路，八路必經之交通線也，三民主義青年團，攔路劫人。特務機關，關卡林立。凡赴八路之青年，一概阻攔，設立招待所，謂之“喚醒盲從八路者”。抗大學生，無走路之自由權，一經被劫，再無踪影，勒寫悔過書，綁入乾訓團。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盜竊八路軍車，偽造八路護照，物證具在，可以復按，如此例他，他可知矣。此等行為，傷國家之體制，毀中央之尊嚴，法紀墜地，貽笑萬邦，其不可為訓，亦彰彰明矣。特務機關，恣意橫行，勾引八路與共產黨人員，立有賞格，上級二百元至三百元，中級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下級四十元至一百元。造作謠言，則有千百件之情報，厲行破壞，則用無數万之金錢。在湖南則有平江慘案，在河南則有確山慘案。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之不足，繼之以《對於異黨問題處理辦法》，又不足，再繼之以《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開訓練班，上磨擦課，“限共”、“溶共”、“反共”之聲甚囂塵上。山雨欲來風滿樓，意者又將重演十年前之慘禍乎？然而我八路歷千辛，冒萬苦，忍辱負重，不敢告勞者，大敵當前，抗日第一，為國家民族負責，寄希望於光明之前途也。抗戰兩年半，全國事實昭示，軍事有進步，政治無進步，貪官污吏，到處橫行，土豪劣紳，作惡無盡，彼輩發囯難財，吃磨擦飯，黑暗重重，屈指難數。而官官相衛，壅於上聞，此亡國之氣象也。古人有言，“大官不言，則小官言之”。今且污辱及於苦戰之軍，紛擾及於後方之地，阻撓及於交通之途，此而隱忍，則國家民族危矣。凡此將士之呼聲，德等未敢充耳不聞，默然不告，誠以如此下去，絕不利於抗戰，絕不利於團結。再四思維，惟有請求鈞座派遣陳主任誠，親臨前線，實地考查，究竟傷亡幾人，俘獲幾事，复地幾里，攻戰幾回，後方之紛擾幾端，道路之阻撓幾次，倶可一覽了然。陳主任賢者，維護前線將士之心，至深且切，必不憚於一行。德等恭候蒞臨，如旱望雲，如飢望歲，鈞座一紙遣之令，陳主任欣然命駕必矣。如此則流言可銷，誣謗可止，紛擾可靖，阻撓可息，奸人可以斂跡，正氣可以伸張，而前線與後方團結一致，抗戰之勝利可期矣。所有請派陳主任誠到前線考查職軍情形，以雪冤誣，杜磨擦，固團結而利抗戰一節，敬謹上呈，是否有當，敬祈裁決示遵，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國民黨方面不是不知道，如果置侵華日軍於不顧而專門剿滅共產黨武裝，後果將是敵後戰場的癱瘓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而一旦敵後戰場不存在了，日軍獲得了穩固的後方，其侵華兵力的全部就能用於正面戰場，正面戰場將會不堪重負乃至崩潰。但是，促使國民黨方面這樣做下去的原因，參謀總長何應欽在寫給蔣介石的報告中闡述得很露骨：
一、華北游擊戰將暫時失效，但不如此，更將長期失效。
二、對十八集團軍有引起全般破裂之虞，但此時不加製裁，將來羽翼長成，更難收拾。
三、此時破裂，十八集團軍之力量尚小，在策略上中央尚可作為地方事件，逐次解決，若將來破裂，中央即少迴旋餘地。
四、對於國際觀聽，固屬不好，但制裁有效，亦可使英、法、美對中國減少赤化疑慮，增加信心。
五、對蘇俄關係，雖云投鼠忌器，但蘇聯之根本策略，在利用他國之人力物力，以消耗其假想敵國之國力，而便於自國之坐大，對歐洲對遠東莫不如此。在遠東方面，假使“中共”根本失勢，在彼惟有幫助中國中央政府，乃能消耗日本。反之，若“中共”極端得勢，則蘇聯對中國之外交策略，即有不可測度者矣。故中國製裁共黨愈有效或十八集團軍愈無力，則中國對蘇聯之外交將愈見順利，雖實施制裁之初，不免稍稍隔閡，但經過相當時期後，即不難使其諒解。
總之，此次戰爭，對外即為長期抗戰，對內即須鞏固政權。如此，乃能操最終和戰之局，而導國家於有利。假使在戰爭過程中，顧慮當前之影響，忽略最終之結局，而聽任共黨勢力自由擴張，將來必大受牽制。
國共兩黨的衝突，是意識形態的根本衝突。
如果不是外敵當前，也許將繼續兵戎相見。
而正因為外敵當前，民族大義為最重，毛澤東主張在團結抗戰的原則下忍耐：“我之任務在於極力緩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論行動。我軍則謹守防線，深溝高壘，以備不虞。對其軍事挑釁，極力忍耐，不還一槍，多寫誠懇堅定而無刺激性的函件、傳單、標語，達到緩和其情緒，穩定我防線，使山西河北兩省歸於平靜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發生軍事衝突。”而一旦國民黨軍“迫於某方命令向我進攻時，我應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條件下，先讓一步，表示仁至義盡，並求得中途妥協，言歸於好……當他們不顧一切向我進攻妨礙我之根本利益時，我應對其一部分給以堅決打擊作為警告，打後仍求得互相妥協……只有中間派轉變成了堅決的不可變化的頑固派……才採取完全決裂政策，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
無論如何，強敵入侵國土之時，中國內部的諸多問題，加劇了歷史演進的多變性和復雜性。
身處亂局之中，中國共產黨人最大的憂患就是國民黨方面可能的對日妥協。反復權衡利弊後，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只有用決死的作戰才能在影響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剎那”，對逐漸瀰漫的對日妥協風潮起到警醒、遏制乃至阻止作用。
日軍得到了共產黨武裝將在華北有大動作的情報，並對這一大動作的性質作出了初步判斷，依據是朱德在延安干部會上的講話：“我堅決相信有了華北抗戰近三年所奠定的基礎，有了全國抗戰的配合，特別是有了我們黨中央堅強的正確領導，我們一定能夠堅持華北抗戰到底，參加全國反攻，而一直打到鴨綠江邊去。”日本方面認為，共產黨此舉有政治目的：“看來，這種激烈的主張，是針對當時成立的汪政權和重慶陣營內的動搖分子而發的，為的是使之轉向積極抗日。這也可以說，中共根據當時的國共關係，以誇耀中共軍的實力，來達到其政治目的。”
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兵力有限，武器簡陋，沒有接濟，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前線均處在與日軍、偽軍或國民黨軍敵對的境遇裡。因此，共產黨方面完全可以預料主動發動大規模攻擊的艱難程度，儘管值此抗戰歷史重要的“一剎那”必鬚髮動這樣一場苦戰。
這場艱苦的大戰，便是“百團大戰”。
一開始並沒有“百團大戰”之稱，作戰計劃的名稱叫“正太路破襲戰”。
之所以把作戰目標確定在交通線上，八路軍的將領們基於這樣一個思考：日軍在中國的佔領區域廣闊，從內蒙古的大青山到廣西欽州達千多公里，從東海海岸到湖北宜昌也有一千多公里，為了維護所有的佔領區，日軍必須依賴交通線的安全和暢通。在華北敵後，八路軍與日軍的作戰，主要圍繞著交通線爭奪；即使在正面戰場，日軍發起的大規模戰役，也都與打通交通線或占領交通線上的要地有關。日軍的機械化程度越高，對交通線的依賴就越大，只有保住交通線，日軍才能有效地統轄佔領區。在華北，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施封鎖和壓縮的主要手段，便是利用鐵路或公路交通線編織連接成網狀的封鎖線。在八路軍總部的作戰地圖上，華北地區幾乎所有的鐵路或公路兩側，都密密麻麻地佈滿了日軍修築的碉堡和據點，簡單數一下，僅冀中地區日軍沿交通線修築的碉堡和據點就有五百多個，幾乎每十公里就有一個。山西境內更為密集，僅沿白晉路日軍就修築了八十多個碉堡和據點，平均每兩公里就有一個。舉著油燈在作戰地圖前苦苦思索的八路軍將領們，逐漸形成了這樣一個作戰思路：如果向日軍佔領區內的主要交通線全線出擊，既可以摧毀日軍佔領的基礎，使其機械化裝備癱瘓，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