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兵與日本士兵保持著對視姿態，但彼此都看不清對方的面容，因為下著雨，天空霧氣迷濛。
距北平三十里的宛平縣城，是一座被掩映在茂密莊稼地裡的孤零零的小城。城門外的大道上泥濘濕滑，深深的車轍裡淌著渾濁的雨水。城牆上架設著機槍，中國士兵在城門口持槍荷彈。距離城門不遠的地方，一隊日本士兵也站立在大雨的泥濘中。
日本士兵要通過城門，中國士兵不允通過。
從凌晨開始，雙方已經這樣對視了十多個小時。
入夏以來，中國北方陰雨連綿。暑氣和水汽糾纏蒸騰，四野瀰漫著青草、樹木和莊稼的青澀氣息。濕透了的城郭和村莊疲憊地臥在泥濘裡，大塊的雨雲在鉛灰色的天空中飄來蕩去。
在這個連人心都被雨水泡軟的季節裡，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到在中國這片偌大的國土上，一座小城的城門口到底發生了什麼。這裡除了雨聲之外沒有其他特別的聲響，除了這種對視之外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是沒有什麼可以載入歷史的普通的一天。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
此刻，中國平津地區的統轄模式已經支離破碎。
自國民政府在日本人的脅迫下簽訂《何梅協定》後，國民政府北平軍分會、中央軍、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以及北平和天津的國民黨黨部在平津地區的管轄權岌岌可危。這塊地域至少有三股勢力同時存在：屬於西北軍系的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進入平津地區，成立了冀察政府，總部設在北平城，軍長是西北軍係將領宋哲元。西北軍是一支不曾佔據過中國要地的軍隊，入駐北平令宋哲元格外重視，為了保住這一顯要地盤，他既要防止蔣介石的中央軍重返平津，還要警惕共產黨人力量的滲透，更要防止日本人在平津地區反客為主。宋哲元的日子過得可謂耗盡心力。因此，當日本人強迫宋哲元簽訂一個允許日方在華北地區修建鐵路的協定而南京中央政府堅決不准時，誰也惹不起的宋軍長跑回山東樂陵老家躲了起來。在北平的東面，還存在一個“政府”，即以殷汝耕為首腦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地點在通縣。這是一個無可爭議的傀儡政權，幾名“政府要員”除了為日本人唱讚歌和組織保安隊為日本人維持治安外，無公可辦。因此，這個漢奸組織談不上是個“政權”，更何況此時的殷汝耕必須躲來躲去，因為抗日誌士們正四處打聽他的下落，準備要他的腦袋呢。通過數年的努力，日軍在中國華北的滲透已經取得成效。司令部設在天津的駐屯軍，除了軍事上處心積慮的策劃如何擴大佔領範圍外，還涉及了經濟、貿易、政治、外交、財政等一個政府所應承擔的所有職能，儼然一副中國華北地區的真正統治者的姿態。只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日本駐屯軍正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因心髒病發作正在醫院裡搶救。
但是，從中國士兵與日本士兵在大雨中對視的眼神上已能夠窺見，這裡將是中國歷史上隱藏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險的區域。
日軍已經佔領東三省、熱河和察哈爾東部地區，關東軍把部隊的前鋒推進到長城沿線的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和獨石口等關隘的兩側。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八個師約四萬人，駐紮在北平西北部的張北、尚義和寶昌等地——對於中國華北的平津地區來講，日軍實際上已經兵臨城下。
當時，日本在中國華北的軍事力量，是以“中國駐屯軍”的名義存在的。之所以有這一名稱，是根據一九一一年大清王朝與各列強國簽訂的《辛丑條約》，條約中規定了各列強可以在中國駐軍的條款。除日本軍隊外，在中國華北駐屯軍隊的國家還有英、美、法、意等國。其中英國駐屯軍在天津有七百二十二人、北平有二百三十六人，歸駐香港的英軍司令官管轄；美國駐屯軍在天津有六百五十八人、北平有五百零八人，歸美軍駐菲律賓司令官統轄；法國駐屯軍在天津有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北平有二百二十九人，歸法軍駐天津司令官統轄；意大利駐屯軍在天津有二百二十九人，北平有九十九人，歸意軍駐上海遠東艦隊司令官統轄。 ——國力衰敗的中國可謂渾身千瘡百孔。在中國平津地區駐屯的列強軍隊中，以日本軍隊人數最多，達到五千六百多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平津地區中日兩軍對峙的軍事態勢是：
天津到北平之間的通縣、懷柔和順義一帶，部署著“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統轄的五個偽保安隊總隊，約一萬五千多人。此外，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由一個步兵旅團、一個砲兵聯隊和直屬分隊組成，主要部署在山海關至北平丰台的鐵路沿線上，其分佈是：軍司令部、步兵第二聯隊、第一聯隊第二大隊和直屬分隊駐紮在天津及附近地區；第二聯隊第三大隊分佈在唐山、溧縣和山海關地區；駐紮在北平地區的是步兵旅團旅部和第一聯隊（欠第二大隊），其中第一聯隊的第三大隊駐紮在丰台。
駐紮在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副軍長秦德純、佟麟閣，轄四個步兵師（每師四個旅）、一個騎兵師、一個騎兵旅、個特務旅和一個保安隊，總兵力十萬人。其軍力部署是：北面，第一四三師劉汝明部轄保安第一、第二旅，獨立第二十九、第四十旅以及騎兵第十三旅，駐紮在張家口和宣化地區；東面，第三十八師張自忠部轄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獨立第二十六旅，駐紮在天津以及北寧路平津沿線；南面，第一三二師趙登禹部轄第一、第二旅和獨立第十七、第二十八旅，駐紮在河北任丘和河間一帶。駐紮在北平的，是第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和騎兵第九師鄭大章部。其中第三十七師所轄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旅和獨立第二十五旅駐紮在北平西苑一帶；騎兵第九師和軍部特務旅、獨立第三十九旅以及冀北保安隊分別駐紮在北平的南苑、北苑與黃寺。
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由中原大戰後張學良收編的馮玉祥西北軍殘留部隊編成。西北軍素以勇猛善戰聞名，在長城抗戰中，西北軍部隊與日軍苦戰一個多月，戰後在調防北平、冀中和察哈爾的過程中大力擴編部隊，成為西北軍留存部隊中兵力最為雄厚的一支。
新加入第二十九軍的年輕官兵，大多是樂觀的速勝論者，認為中國國土太大，日軍也就幾十萬人，要把中國全佔領了，一個縣也擺不進幾個兵，且中國軍隊有兩百多萬，又是在自己的地盤上打仗，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同時，第二十九軍官兵又多是必戰論者，認為中日之間的戰爭，不是打與不打的問題，而是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強。不知是否是宋哲元的有意安排，第三十七師駐防北平，這讓日本人感到了隱隱的不安。在日本人看來，第三十七師從師長馮治安到每一個官兵都是抗日的死硬分子。在長城抗戰中，這支部隊的官兵半夜舉著大刀摸進日軍軍營專砍人頭的事，至今仍是日本兵的噩夢。
第三十七師駐防北平後，中日兩軍駐地和活動區域最為接近的地點，是控制北平進出的丰台車站以及宛平城這兩個交通要道。為了防範日軍挑釁，宋哲元在這兩個敏感地區派出了他最得力的部隊：由旅長何基灃指揮的第一一〇旅二二〇團。團長戴守義把張華亭營長的二營部署在丰台車站駐防，張營長隨即命令以車站為中心構築工事，這一工事距離東面的日軍軍營只有四百米。同時，第一一〇旅的二一九團駐紮在宛平與長辛店地區，團長吉星文命令該團一營、二營以及團部集結於長辛店，戰鬥力最強的三營則被派往最敏感的宛平城與盧溝橋一帶。三營是一個由營長金振中指揮的名副其實的加強營，擁有四個步兵連，輕重迫擊砲和重機槍各一個連，全營一千四百人。金營長把戰鬥力最強的十一連部署在鐵路橋的東側，十二連部署在宛平城的西南角，九連駐防宛平城內，十連為營預備隊。
兩軍近在咫尺，往往目光相對，中國官兵流露出的除了警覺即是仇恨。日軍駐守丰台的官兵常常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地在車站站台上亂逛，與警戒的中國士兵常因彼此多看了對方一眼就扭打起來。張華亭營長多次向日軍聯隊長交涉，要求他們停止挑釁行為，但日軍變本加厲，反而在中國士兵的眼皮底下開始演習，誇張地做出向中國駐軍衝鋒的姿態，甚至一度衝到中國士兵的警戒線內，結果又是一場拳打腳踢扭成一團。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一天，日軍聲稱他們的一匹軍馬跑到了中國軍隊的警戒線內，要求送回，不然就武力解決。中國官兵回答，要馬沒有，要打就打一仗。結果兩軍真的交火了。日軍在砲火支援下向營防區發起進攻，三營官兵堅守不退，戰事越演越烈，直到馮治安師長命令第二二〇團的兩個營前往增援，日軍這才撤退。
為了緩和局面，宋哲元軍長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設宴招待日本駐屯軍步兵旅團司令官河邊正三以及所有中隊以上軍官，由宋哲元出面率領第二十九軍駐北平團以上軍官作陪。中日兩軍的軍官們，相互交叉地整整坐滿了十張大桌。但是，酒還沒喝兩盅，一個日本軍官就跳上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第一一〇旅旅長何基灃也跳上桌子唱起了中國歌曲，第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乾脆跳上桌子上吼出一段怒氣沖衝的京劇黑頭腔。日本軍官又開始跳舞，在馮治安師長的示意下，兩名中國軍官舞起了充滿殺氣的中國拳術。日本人又要比寫中國字，日本軍官中確有漢字寫得精彩之人，但那天宋哲元還請來了老軍閥吳佩孚作陪，吳佩孚的書法是出了名的，一幅“醉筆”寫得“龍飛鳳舞，氣勢磅礴”。日本軍官們又把宋哲元軍長和秦德純副軍長舉了起來，邊喊號子便往上扔，中國的旅長團長們立即把日軍河邊正三旅團司令官也舉了起來，而且扔得更高。最後，兩軍軍官竟然拔刀相向，第三十八師獨立第二十六旅旅長李致遠“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招呼他的傳令兵取來“用最好的鋼打造而成的柳葉刀”， 劈了一趟十多歲時學來的滾堂刀，以壓倒對方的驕橫。
進入一九三七年以來，為實現攫取中國華北的企圖，日軍在平津地區開始了緊張的軍事準備：從日本本土和關東軍抽調作戰飛機、坦克和大砲，充實中國駐屯軍的實力；日本的軍界要人也頻繁地出現在北平地區視察軍情。此刻，日軍已經基本控制了北平城的對外交通，惟有西面的宛平城一帶仍由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掌控，而宛平城與盧溝橋是平漢鐵路通往內地的交通要地，不控制這兩個要的日軍就不能說扼住了北平的咽喉。因此，日軍開始加強對宛平城和盧溝橋一帶的軍事準備。
《中國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戰鬥詳報》：
平時在盧溝橋附近的城內駐有營部和一個連，長辛店約駐一個騎兵連。到五月中下旬之間，城內兵力似無變化。宛平縣城外增加步兵約一個連，盧溝橋下河道的島上分別配置約兩個步兵連。六月，長辛店新增步兵第一二九團約兩個營。在長辛店北面高地，原在地腳一側設有永久性機槍陣地兩處，高地上設有野炮陣地。而六月以來，又構築了新的散兵壕。在盧溝橋附近，自龍王廟以至鐵路線間堤防上以及東面高地，修改和加固了固有的散兵壕。而且夜間施工掘出了過去用沙土掩沒隱蔽的碉堡（以盧溝橋為中心，原在永定河左岸構築的十幾個橋頭堡，用以沿湖向北平進攻或退卻）。
面對日益危險的局勢，出於高度的警覺，中國軍隊開始禁止日軍駐丰台部隊通過宛平城去盧溝橋進行軍事演習。
盧溝橋附近一帶是採掘北寧線路用的砂石地區。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只能種些花生等農作物。當夏季農作物如高粱等茂盛時期，丰台駐屯部隊將此作為唯一的演習場。然而，最近，當我演習時，中國軍隊卻說我侵入農田，或要求我夜間演習須事前通報，或對我夜間實彈演習提出抗議等，對我屢施警戒。過去龍王廟堤防及該處南面鐵橋地區，我方可自由行動。但最近，特別是自六月下旬，禁止行動了……
中國軍隊雖無法禁止日本駐屯隊演習，但不讓他們通過宛平城門是可以做到的。於是日本軍隊來一次，中國軍隊就堵截一次。
不讓你過去，你可以退回或者繞道，但是日本人不走，他們在城門外站著，一站就是一天，天黑了撤回去，第二天早上再來，依舊站在城門外。這樣一次又一次，讓中國士兵感到古怪又詭異。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在宛平城門外的大雨裡與中國士兵對視了整天后，日軍撤了回去。
第二天，日軍又來了。
這一天，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
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日軍下午才出現，他們繞過宛平城城門，直接奔向了盧溝橋以北。這支日軍是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八中隊，中隊長清水節郎。這位日軍大尉的日記，後來成了中日關係史上重要的歷史檔案。日記里關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記述，支離破碎且前後矛盾：
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下午（昭和十二年即一九三七年），第八中隊為了進行夜間演習，從丰台兵營出發，開向盧溝橋西北約一千米的龍王廟。當晚演習的題目是：黃昏時接近敵主要陣地與拂曉時的攻擊。預定從龍王廟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窯進行演習。下午四時半左右，去演習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國兵，穿著白襯衣正在構築工事……開始演習的預定時刻過去了。到了下午六時，他們的工作不像有停止的樣子……這天晚上，完全無風，天空晴朗而沒有月亮，星空下面僅僅可以看到遠處若隱若現的盧溝橋的城牆（即宛平城城牆），以及旁邊移動著的士兵的姿態，是一個靜悄悄的黑夜……晚上十時半左右，前一階段訓練完畢。為了休息到次日黎明時為止，我叫傳令兵對各個小隊長和假想敵司令傳達演習終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軍號是可以迅速集合的，可是中隊為了訓練的必要，已經習慣了晚上盡量不用軍號。我站起來看了一下集合的情況，驟然間假想敵的輕機槍開始射擊起來。我以為是那邊的部隊不知道演習已經終止，看到傳令兵而射擊起來。這時，突然從後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可是，我方的假想敵好像對此還沒有註意到，仍然繼續進行著空彈射擊。於是，我命令身旁的號兵趕緊吹集合號。這時，從右後方靠近鐵路橋的河堤方向，又射來十幾發子彈。回顧前後，看到盧溝橋的城牆上和河堤上有手電似的東西一明一滅（似乎打什麼信號）。中隊長正分別指揮逐次集合起來的小隊做好應戰準備的時候，聽到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報告，就一面立即開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隊長報告這種情況，等待指示。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發現。我命令傳令兵向大隊長報告，對於中隊以後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作了種種考慮，但下不了決心。可是，等到好像在東北方的高粱地裡出現怪火，終於決意撤離當地，向西五里店移動。
日記的大意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時，聽到了不明來路的槍聲，然後就發現一名士兵失踪了，於是趕快向上級報告，可不一會兒那個士兵自己回來了。其餘的敘述，諸如“突然從後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從右後方靠近鐵路橋的河堤方向，又射來十幾發子彈”“盧溝橋的城牆上和河堤上有手電似的東西一明一滅”，以及“東北方的高粱地裡出現怪火”等等，後來都被認定為子虛烏有。
與中國方面的相關記載對照，只有一點與這篇日記記述一致，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二十二時三十分左右，宛平城的中國守軍也聽到了從盧溝橋方向傳來的機槍發射的聲音，並為此加強了警戒。 ——後經查實，駐守宛平城的中國軍隊，當晚官兵的子彈一發未少，清水節郎所說的子彈飛來的方向，根本沒有中國軍隊存在。而那個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士兵，當晚因為鬧肚子拉稀去了，拉完後很快跑了回來。對此，清水節郎明確無誤地再次向駐軍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隊長報告：“行踪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發現。”
至此為止，這個連綿陰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並沒有十分特別的異樣。可是，接下來，日本各方顯示出的態度之蠻橫與激烈，既出乎正常反應又令人疑竇叢生。
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接到盧溝橋事件的報告後，立即指示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大佐：“機不可失”，馬上派人與中國方面交涉，“佔領宛平城東門，俾軍使交涉順利”。
於是，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經歸隊的情況下，松井太久郎還是打電話給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聲稱：“有日本陸軍一中隊在盧溝橋演習時，彷彿聽見由駐宛平城內的軍隊發出的槍聲，使演習部隊一時紛亂，結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軍隊今夜要入城搜索。”
八日凌晨二時，宛平縣長王冷齋，冀察政府外交委員會主席魏宗瀚、委員孫潤宇、專員林耕宇與冀察政府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一起，開始與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軍日本顧問櫻井德太郎談判。王冷齋縣長反复解釋說，經過調查，中國軍隊七日夜晚沒有開槍，軍中“每人所帶子彈並不短少一枚”；經過中國警察搜尋，宛平城內“也未發現有所謂失踪日兵的踪跡”。況且，“夜間宛平城門已閉，日兵在城外演習，怎麼能在城內失踪”？但是，松井太久郎仍堅持日軍必須進城，強調王冷齋身為地方行政長官，“應負當地處理的全責”，企圖脅迫王冷齋當即速訂一個有利於日方的協議，從而使日軍不戰而得宛平城。王冷齋堅持先調查後處理的原則。雙方正僵持中，有人報告說，日軍駐丰台的一個大隊五六百人，攜帶六門火砲，由一木清直大隊長率領正向盧溝橋方向開進。中國方面的談判代表與櫻井德太郎、日本北平特務機關輔佐官寺平忠輔、秘書齋藤栗屋一起前往現場。車行至距宛平城約兩里地的地方，王冷齋發現公路兩側和鐵路涵洞已被日軍佔領，機槍大砲架設著，日軍士兵都橫著刺刀。寺平忠輔認為已達到了威嚇中國縣長的目的，再次提出中國軍隊撤離宛平城的要求：“事態已十分嚴重，現已不及等待調查談判，只有請你速令城內駐軍向西門撤出，日軍進至東門約數十米地帶，再商解決辦法，以免衝突。”王冷齋再次予以拒絕。寺平忠輔凶狠地說，之前日軍經常穿城而過，今天不能進去，這顯然是中國方面別有用心。
王冷齋縣長認為自己守土有責：
我再駁斥說：“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忠輔接任不及三個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這裡從未允許你們演習部隊穿城而過，你所謂先例在何月何日？請給我一個事實的證明這時，日本指揮官森田（森田徹）聯隊副，脅迫我行至戰線，欲以武力恫嚇。他們兩人這種舉動大似綁票。我仍堅持調查原議，斥責他們前後不應該如此矛盾，萬一事態擴大，他們二人當負全責。雙方相持十餘分鐘，森田見威脅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我進城調查。”
就在中國縣長與日本輔佐官在宛平城外的暗夜裡爭吵不休的時候，凌晨三時，遠在天津的日本駐屯軍司令部裡燈火通明，主任參謀大本民枝只用了兩小時，便把一份旨在擴大盧溝橋事端的軍事計劃擬了出來。日方把這份軍事計劃定名為“宣傳計劃”——把一份典型的侵略計劃稱之為“宣傳計劃”，這完全符合日本人陰暗詭秘的心理——這份“宣傳計劃”顯示出日軍好戰軍官的毒辣：
首先，“必要時不顧敵我雙方的損害，果斷地攻擊”，“佔領盧溝橋”，“至遲於九日正午前佔領宛平城”。其次，“立即將秦德純、馮治安綁架至北平警備隊內，不許自由發表言論和行動”，這一任務由北平特務機關實施，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援助。至於如何對付尚在山東老家的第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境公署主任宋哲元，“宣傳計劃”擬訂了五種方案：一、催促宋哲元乘火車迅速返回北平；二、或者讓其乘坐飛機去天津；三、如果宋哲元不回，就嚴密監視；四、讓宋哲元去青島退避；五、以上若均不行，濟南的特務機關“可果斷採取最後手段”，由中國駐屯軍負責實施。 ——誰都明白，日本特務機關的“最後手段”是什麼。
此份“宣傳計劃”還附加了特別“說明”，強調要千方百計地“證明事件發生非我方有計劃之行動”。只是這種宣傳要有分寸，不然很可能適得其反——“過多強調，將陷於自我辯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發生在盧溝橋的事件，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精心策劃，上述“宣傳計劃”已經顯出些許端倪。
宛平城的談判依舊在僵持中，突然傳來一聲砲彈的爆炸聲，急於佔領宛平城的日軍已經等不及了，於凌晨四時二十分向宛平城內開砲了。
一木清直大隊長指揮五百日軍向宛平城中國守軍發起了攻擊。中國守軍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立即向師長馮治安和旅長何基灃報告。馮治安師長的命令十分嚴厲：一寸土地都不許退讓。中國守軍扼守宛平城東門，任日軍如何衝擊，城門堅固如鐵。日軍的砲彈呼嘯著飛過城牆，瞬間就將宛平專員公署炸塌了。此時的王冷齋在砲聲中想起一個細節：指揮攻擊的那個日軍大隊長一木清直，曾在宛平專員公署成立的時候前來表示祝賀。奇怪的是，從日軍駐地到宛平城好幾里地，一木清直那天沒有像往常一樣騎馬，而是徒步走來的。現在才明白，這個日本軍官是在用步子測量砲兵射擊的準確距離。
伴隨著炮聲，談判雙方的情緒都異常衝動。中國軍隊宛平城守軍三營營長金振中，這個態度強硬的中國軍人，堅決不允許日軍踏入宛平城，過去不允許，現在不允許，將來也不允許。日方威脅說，如不允許，就要動用武力強行佔領。怒火萬丈的金振中營長踢翻了桌子，幾乎與日本軍官扭打起來。
此時，日軍正面攻擊宛平城未能得手，隨即改變攻擊方向，集中兵力猛撲盧溝橋鐵橋和龍王廟的中國守軍防區。兩軍在龍王廟附近遭遇，中國守軍只有兩個排約七十多人，而日軍有兩個中隊五百多人。在日軍的輪番攻擊面前，中國士兵用步槍、機槍和手榴彈頑強阻擊，最後用大刀進行白刃戰，日軍傷亡百人以上，兩個排的中國守軍全部陣亡。 ——從兵力對比上看，這近似一場蓄意屠殺。
天亮了，雨云密布。
七十多名中國官兵的遺體，血跡斑斑地散落在永定河邊的沙坎上，一雙雙死不瞑目的眼睛望著灰濛蒙的天空。
此刻，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傳到了日本東京。
日軍陸軍部接到中國駐屯軍第一封電報的時間是凌晨五時五十四分：
丰台駐屯部隊的一部在夜間演習中，二十二時四十分因受中國軍隊的不法射擊，立即進入敵對狀態，派出問罪使者使其承認事實，開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項。
八日十時二十分，日軍陸軍部接到中國駐屯軍的第二封電報：
丰台駐屯部隊當對不法射擊進行交涉時，又遭到龍王廟中國軍隊的射擊。我軍於五時三十分對其進行攻擊，並佔領永定河堤防線。對盧溝橋城內的中國軍隊，正予以解除武裝中。
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說：“鑑於六年前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時使用的“詭計”，東京的軍政要員們一致認為，中日兩國這次是“又乾起來了”。
在如何應對盧溝橋事變上，日本內閣和統帥部內部形成了“不擴大派”和“擴大派”兩種不同意見。無論是“擴大派”還是“不擴大派”，在侵華問題上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分歧，分歧僅僅在於選擇全面侵華戰爭的時機上。 “不擴大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戰爭指導課主任參謀堀場一雄以及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等人為代表，他們擔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發動對華全面戰爭，很可能陷入長期戰爭的困境，並格外擔心蘇聯會從遠東方向出兵夾擊日本。 ——“目前我國正專心致志完成滿洲建設和對蘇戰備以鞏固國防，不要因插手中國而弄得支離破碎。”“不擴大派”認為，在沒有動員十五個師團，“發動軍需動員準備量的半數”，籌備五十五億日元軍費、作戰期限限時於半年的條件下，全面出兵中國將是一種失策。相比“不擴大派”，日本軍政高層中“擴大派”的人數眾多，包括陸軍大臣杉山元、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中國課課長永津佐比重、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以及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等人。他們認為，中國是個不堪一擊的國家，只需動用三四個師團的軍力，就可以征服中國。永津佐比重甚至揚言，只要將軍艦開到塘沽附近，即使日軍沒有登陸，“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將會投降”。至於對蘇聯出兵的擔憂，“擴大派”更是不屑一顧，認為蘇聯正在經歷政治大清洗，很多紅軍的高級將領都被斯大林處決了，嚴重的軍心渙散將導致蘇聯無力介入。而英國在歐洲受到納粹德國的牽制，美國因奉行孤立主義也不會介入遠東戰爭。這樣的國際環境於日本非常有利，應該利用盧溝橋事變這一“千載難逢的良機”，發動對華全面戰爭。為此，杉山元大將上奏天皇，信誓旦旦的表示，如果增派大量的部隊，“事變大約一個月就可以解決”。
日本關東軍軍官幾乎都是“擴大派”，得知盧溝橋“又乾起來了”的消息後欣喜若狂，認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時機應對冀察給予一擊”。為此，他們報告參謀本部“鑑於華北形勢，已以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之主力及空軍一部作好立即出動準備。”關東軍高級參謀田中隆吉——那個上海事變中的點火人——此時已經跑到了天津，建議關東軍和駐屯軍聯合起來，對中國華北地區發動全面作戰；而關東軍參謀辻政信甚至跑到了盧溝橋，直接對第一聯隊隊長牟田口廉也說：“關東軍支持你們，徹底地擴大下去吧！”
當時，七十三歲的皇族參謀總長載仁親王未理部務，參謀次長今井清中將也在生病療養中，因此，參謀本部的工作實際上由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主持。作為“不擴大派”的核心人物，八日晚六時四十二分，石原莞爾以參謀本部“臨命第四〇〇號”指示，向中國駐屯軍發出了命令：“為了防止事態擴大，應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
石原莞爾的命令遭到“陸軍部內的強烈反對”。陸軍部的軍官們已擬出向中國增兵的計劃：從關東軍抽調兩個旅團，從朝鮮軍抽調一個師團，從日本國內派遣三個師團，共赴中國華北地區作戰。海軍部也下達了命令：“一、在台灣演習的第三艦隊返回原防地；二、加強警備，以備事件擴大，禁止任意行動；三、準備好機動兵力，以備對華緊急出兵。”八日深夜，陸軍大臣杉山元下達命令：“京都以西各師團，原定七月十日復員的步兵聯隊二年兵延期復員。”這樣，日軍等於又“增加了四萬兵力”。
石原莞爾的命令剛一下達，中國盧溝橋再次爆發戰事。
黎明即將來臨之時，大雨又至。中國軍隊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二營由長辛店馳援永定河，於河西岸向日軍發動了反擊，雙方在鐵路橋和龍王廟陣地的爭奪中反复拉鋸。為奪回並鞏固陣地，何基灃旅長親自率領西苑駐軍前來助戰。二一九團組成突擊隊，乘著夜色用繩梯悄然爬出宛平城，在青紗帳的掩護下，沿著永定河向鐵路橋靠近，然後突然向日軍發起了衝鋒。突擊隊員們沒有開槍，而是使用了西北軍最著名的大砍刀，日軍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橫飛，鬼哭狼嚎。其中一位年僅十九歲的突擊隊員，連續砍殺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時生擒了一名。瓢潑大雨之中，一個中隊的日軍幾乎全部被砍倒在鐵路橋上。新的一天到來時，奪回了陣地的中國士兵站在永定河鐵路橋上，背著的大砍刀在薄明天色的映照下寒光凜冽。
盧溝橋事變猶如一道大堤出現的一條裂縫，裂縫迅速擴大，以致洪水洶湧而出——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自己的國家是何等的貧弱，自己的國民曾經何等的隱忍，但是，因貧弱一直隱忍的國民不等於沒有國家與民族尊嚴的最後的底線——驟然間，底線的堤壩轟然垮塌：
一位名叫麥新的中國作曲家創作的這首名為《大刀進行曲》、副題為《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的歌曲，墨跡未乾便怒吼於整個中國。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正在江西廬山。八日上午，他收到了宋哲元關於盧溝橋事變的電報：
蔣介石的第一個反應是：全面戰爭可能真的來了。
蔣介石復電宋哲元：
無法確切地知道，至少在名義上是中國軍政首腦的蔣介石，於廬山上那個雲霧繚繞的早晨思考了什麼。這個生於中國浙江的南方人，對北方的盧溝橋並不特別熟悉，然而他一旦面對軍用地圖，就可以立即得出結論：日軍之所以要佔領那座橋，是因為那座橋扼守著平漢鐵路。一旦日軍控制了這個由北平向南一直延伸到華北大平原的交通要點，不僅可以把整個北平收入囊中，還可以打開沿著平漢鐵路南下中國的大門。這麼多年與日本人打交道的經歷，讓蔣介石作為一個大國的首腦歷盡惶恐、迷茫、屈辱和憤怒，往事堆積疊加起來逐漸確立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用中國式的寬容和忍讓求得與日本邦交的正常化，不但可望不可即，而且根本就是中國的一廂情願。由此，蔣介石製定了應對盧溝橋事變的方針：不屈服、不擴大、不求戰、必抗戰。
對於全中國的抗日怒吼來講，“必抗戰”三個字已經足夠了。
蔣介石接連發出的電報，都是基於應戰的準備——他命令開封以西部隊派出一個師開赴黃河以北，再準備兩個師以備隨時出動；命令位於平漢鐵路附近的第二十六路軍抽調兩個師，向石家莊或保定集中；命令第四十軍及第八十四師同時開赴石家莊；命令正在廬山參加暑期訓練團的將領們全部下山歸隊，準備打仗。最後，蔣介石致電南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參謀總長程潛、訓練總監部總監唐生智、軍政部部長何應欽：
毫無疑問，廬山上的蔣介石聽到了全國對日的怒吼之聲，並且他知道這一次的怒吼不同往常。在作出重大抉擇之後，蔣介石希望知道各方民意究竟如何。於是，他給各路軍閥發出了一致抗戰的號召，並召集他們與各界名流一起上廬山，共商國家對日戰爭將要涉及的所有問題。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一直與他爭權奪利，乃至與他開戰廝殺的各路軍閥們，這一次竟對他的號召報以了從未有過的熱烈響應。
在國民黨林立的派系中，蔣介石最強硬的政治對手，是廣西的桂系軍閥。桂系首領李宗仁和白崇禧收到蔣介石共商大計的邀請後，“不假深思，便复蔣先生一電說，中央既已決心抗戰，我輩誓當擁護到底”。桂系決定派白崇禧啟程赴廬山面見蔣介石。四川省政府主席、川系軍閥首領劉湘，雲南省政府主席、滇系軍閥首領龍雲得知後，致電勸阻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認為蔣先生的為人，最尚權詐，萬一籍抗日之名，將我李、白二人騙往中央，加以羈縻，則廣西省政必為蔣系所控制。唇亡齒寒，川、滇兩省也將岌岌可危了。”
李宗仁和白崇禧給這兩位老兄的回電可謂言辭懇切：
隨即，山西的閻錫山、寧夏的馬鴻逵等紛紛表示擁護國民政府抗日；四川的劉湘和潘文華更是表示：“此國難當前，正我輩捍衛國家報效領袖之時”，決定“通電全省，主張於委座整個計劃之下，同德一心，共同禦侮”。
蔣介石更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人的態度。
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救國的唯一出路，並為此決心與國民黨人“親密合作”：
同一天，蔣介石接到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和徐向前的聯名電報，表示共產黨軍隊願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國效命”：
或許日方感受到了中國人對盧溝橋事變的激烈反應，或許日軍在兵力投入與部署上尚未做好全面準備，日方突然提出“和平解決”。
九日凌晨三時，中日雙方在盧溝橋前線達成協議：一、雙方停止射擊；二、日軍撤至丰台，中國軍隊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務由中國保安隊接任，人數約二三百人，於當日上午接防。
但是，當中國保安隊根據協議前往宛平城接防，行至盧溝橋附近的大井村時，突然受到日軍的阻擊。王冷齋縣長反復與日方交涉都沒有結果。中午，日方又提出，中國保安隊的人數限定為五十人，只能攜帶步槍和三十發子彈，並由日軍旅團長在宛平城內監視中國軍隊的撤退。除了第三項，中國方面答應了日方的要求。可當保安隊準備進城時，又遭到日軍的阻擊，日軍旅團長已命令第二大隊向宛平城前進了。
十日上午，雙方再次開始談判，地點在北平市長秦德純的家裡。日方出席的僅僅是第二十九軍的日本顧問櫻井德太郎等，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代表日本軍部，但這幾名日軍下級軍官卻氣焰囂張。剛坐下來，他們就要求中國方面撤換有關軍政指揮官，並向日軍道歉賠禮。在場的何基灃旅長勃然大怒，拔出手槍拍在桌子上厲聲說，這次盧溝橋事件，完全是日方蓄意挑起，日本應該向中國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挑釁侵略，否則中國軍隊就將消滅你們！中國旅長的氣勢讓日方代表一時無言可對。日方要求在盧溝橋保持相當兵力，要求尋找在永定河西岸陣亡的日兵屍體。雙方輪番舌戰，激烈辯論。突然，日方代表們找藉口出去了，而且竟然一去不復返。
很快，中國方面接到了日方提出的新的停戰條件：“一、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本軍錶示道歉，並聲明負責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事件；二、對肇事者給以處分；三、盧溝橋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駐紮中國軍隊；四、鑑於此次事件出於藍衣社、共產黨及其他抗日的各種團體的指導，今後必須對此做出徹底取締辦法。以上要求須向日方提出書面承認。”只有中國承認了上述條件，日軍才會回到原駐地，但“盧溝橋附近須按我方要求進行”。
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派出代表與日方交涉，由於他堅決不同意“永定河左岸不得駐紮中國軍隊”的條件，談判進行了三個多小時沒有任何結果。
中日兩方正在談判的時候，牟田口廉也指揮日軍一部再次佔領龍王廟地區，並向盧溝橋前線的中國守軍發動了夜襲。在施加了一系列軍事壓力後，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冒著大雨來到張自忠家進行交涉，張自忠仍是堅決不答應撤兵和懲處“肇事者”，雙方還是沒有達成協議。
此時，在日本東京，陸軍部的“擴大派”已經制訂了向中國派兵的作戰方案，這令“不擴大派”的核心人物石原莞爾“極為苦惱”。因為派兵就“含有事態擴大的因素”，作為作戰部部長，他希望盧溝橋事件可以“不動員國內師團而就地解決”；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認，中國駐屯軍的現有兵力，確實不足以面對“擴大派”的軍官們一直叫囂的岌岌可危的局面。於是，石原莞爾最終同意向中國派兵。
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日本政府內閣舉行由首相（內閣總理大臣）、外相（外務大臣）、陸相（陸軍大臣）、海相（海軍大臣）、藏相（財務大臣）參加的五相會議，陸相杉山元在會上提出：“為了確保中國方面實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證，必須火速以關東軍、朝鮮軍準備好的部隊增援中國駐屯軍，同時也要從國內抽調必要的部隊（五個師團，目前暫用三個師團和十八個飛行中隊）迅速派往華北。”對此，外相廣田弘毅提出了“保留條件”：“一、雖說是必要時實行派兵，應只限於為保護僑民和中國駐屯軍的自衛安全所必需時，才實行動員；二、關於動員國內部隊，按陸相說明，只能理解為當前的準備性打算。”會議兩點結束，接著又召開了內閣會議，陸軍部的派兵提議得到全體閣員的支持：“議定舉國一致來處理事件”，並決定“本事件今後稱為事變，出兵改派兵”。
內閣會議結束後，首相與參謀總長覲見天皇，天皇批准了向中國派兵的方案。
十一日十八時三十五分，日軍參謀本部參謀總長載仁親王下達了“臨參命第五十六號”，命令關東軍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之主力，偵察機、戰鬥機和重型轟炸機各兩個中隊，高射砲兩個中隊，包括裝甲列車在內的鐵道第三聯隊之主力，電信第三聯隊一部、汽車隊一部和防疫隊一部，隸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指揮，“急速派遣至華”。三個小時後，“臨參命第五十七號”下達，駐守朝鮮的日軍第二十師團被命令：“務須迅速到達華北，編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管轄下。”參謀本部製訂的行動計劃是：獨立混成第一旅團，旅團長酒井鎬次少將，十三日從公主嶺出發，十七日集結於順義；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旅團長鈴木重康中將，十二日從古北口出發，十九日集結於高麗營；第二十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郎中將，十七日從龍山出發，由鐵路輸運，十八日在天津、唐山、山海關附近集結。
這一天黃昏時分，日本發表了《關於向華北派兵的政府聲明》：
從以上事實說明，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
就帝國和滿洲國來說，維持華北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贅言。為維持東亞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國方面對非法行為，特別是排日、侮日行為表示道歉，並為今後不發生這樣的行為採取適當的保證。由此，政府在本日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華北。
然而，維持東亞和平為帝國之夙願，因此，政府為使今後局勢不再擴大，不拋棄和平談判的願望，希望由於中國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態圓滿解決。關於列國權益的保全，當予充分考慮。
這份政府聲明，可視為日本政客和軍人向中國乃至全世界宣布的一份對華髮動戰爭的宣言。
日本戰史承認，上述派兵聲明對中國刺激甚大。
日本駐屯軍聞訊後，更是摩拳擦掌，決定“暫時停止過去的和平談判”，“集結兵力，伺機對河北省的中國軍隊予以徹底的打擊和掃蕩”，從而“以此次事變為轉折，從根本上解決華北問題”。
只是，增援的兵力尚未抵達。
十一日晚八時，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與中國冀察方面代表秦德純簽訂了《盧溝橋事件就地協定》。這份包括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軍道歉、盧溝橋周圍及龍王廟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取締共產黨抗日團體等內容的協定，基本上是按照日方的意願制訂的。即使如此，當協定的內容傳至東京後，“擴大派”的軍官們立即草擬了一篇廣播，並於午夜時分從東京播出：“接到在北平簽訂了停戰協定的報告，鑑於冀察政權以往的態度，不相信其出於誠意，恐將仍以廢紙而告終……”而因為派兵令業已下達、政府聲明業已宣布，“不擴大派”此時也對這份協定懷有了諸多不安：
一、在現地簽訂的協定，雖可認為現在事態大致緩和，但從全面解決目前時局中存在的問題看，還不能安心。
二、對海軍來說，當然不希望事態擴大，但面對席捲全中國的抗日氣氛，要充分戒備，在未看出事情的結果之前，執行現在配備，不能放鬆，須繼續進行。
三、帝國應以嚴肅態度監視中國方面履行協定，國內師團的派兵可以暫停。
此時此刻，對於中國來講，無論東京持有何種立場，國民政府必鬚麵對大量日軍將要踏上中國領土這一嚴重的事實了。
十日，蔣介石給仍在山東老家的宋哲元打電報：“守土應具決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技，務期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同日，再電：“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星夜趕築，如限完成為要。”蔣介石催促宋哲元回到北平主持大局，或者趕赴保定以備指揮一觸即發的戰事。
十一日，國民政府軍政部在“盧溝橋事件第一次會報”會上詳細討論了中國軍隊在軍事上的應變措施，除指示各部隊待命和配備作戰武器外，還命令後勤部門向黃河以北運輸儲存可供二十個師三個月消耗的彈藥、糧食及兩百架飛機使用的汽油。
同一天，重病的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已處於彌留之際，日軍教育總監部部長香月清司於凌晨四時接到了繼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命令。香月清司立即拜會了參謀總長、次長以及陸軍大臣，得到的指示相互矛盾，一會兒說“根據不擴大方針行事”，接著又說繼續大規模向華北增兵，甚至說要動員國內兩個師團去中國的山東——“原定登陸地點是青島，但海軍希望在海州附近登陸，意見還沒有一致。”直到登上飛機飛往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所在地天津時，這位新任司令官依舊心緒紊亂：“陸軍省一片黑雲瀰漫、憂愁沉鬱的狀態，反之參謀本部卻使人感到形勢緊迫已極。那種即時必要的緊急派兵、準備動員國內的數個師團、山東作戰的意向等等，簡直覺得對華全面作戰就要開始了。”
這一天，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動身離開了山東老家。這位五十二歲的職業軍人此刻更是心如亂麻。
宋哲元出生時，家境已經敗落，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貧苦飢寒養成了他倔強暴烈的性格。自一九〇七年進入武備學堂開始軍人生涯後，從加入馮玉祥的部隊當哨長開始，由於作戰勇猛而逐步提升，至一九二六年他已是馮玉祥部第二集團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同時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指揮他的部隊，剿滅了陝西省內由於軍閥混戰形成的各路小軍閥，從而鞏固了北伐軍的後方。在攻克陝西關中西路重鎮鳳翔後，宋哲元做出了一個震驚全國的舉動：將五千俘虜全部砍頭。行刑時，他坐在刑場的一邊，面對如此規模的屠殺場面，聲容絲毫不為所動。這場駭人聽聞的屠殺血跡未乾，陝西的大小軍閥紛紛前來跪倒在地懇求開恩。一九二九年，日本與國民政府簽訂協議退出濟南，協議規定濟南將由負責山東防務的西北軍接收，但是蔣介石通知日方濟南必須由中央軍接收。這一事件導致蔣介石與馮玉祥的矛盾公開化。馮玉祥宣布反蔣，蔣介石欲解決馮部，始終追隨馮玉祥的宋哲元受到蔣介石的通緝。隨即爆發的蔣馮大戰，以馮玉祥部敗退告終。接著，馮玉祥聯合閻錫山再度反蔣，蔣馮大戰持續五個月，馮玉祥部再度敗退。宋哲元一戰再戰，實力盡失，西北軍殘剩部隊被張學良收攏改編為第二十九軍。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宋哲元被委任為第二十九軍軍長，軍部設於山西陽泉。一九三三年初，第二十九軍奉張學良之命開往北平附近，接著就被調往長城戰場。在長城堅守喜峰口的戰鬥中，第二十九軍名聲大噪，宋哲元也獲得了“抗日英雄”的美譽。他讚賞他的大刀突擊隊殺鬼子就像砍瓜一樣痛快，他大情大義地收養了長城抗戰烈士的遺孤。當國民政府向日方妥協，撤出在華北的勢力後，華北地區便失控於南京中央，宋哲元藉機迅速擴充部隊，並將北平的各種稅收納入他的管理之中，他的地盤囊括了河北、察哈爾兩省與北平、天津兩市，可謂大權在握。
但是，宋哲元的日子並不好過。首先他要對付日本人。作為平津地區的掌權人物，他自然成為日本人拉攏的對象。雖然他和他的第二十九軍將士打心眼裡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他又不得不與日本人“和平相處”，他不想在他的地盤上發生戰爭，他深知一旦戰爭爆發，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平津地區不是被日本人佔領就是被蔣介石的中央軍控制，而自己瞬間就會連立身之地都沒有了。宋哲元還必須與南京國民政府周旋，因為蔣介石與馮玉祥矛盾很深，歷史上曾經幾次兵刃相見，他是馮玉祥的老部下而不是蔣介石的嫡系，所以絕不能不提防蔣介石的暗算。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下令免去他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職務，此事至今還令他備感難堪和怨忿。宋哲元曾表示，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他決不會投降日本人。但不可否認的是，眼下他確實存在著利用日本人在華北的存在遏制蔣介石的中央軍北上的想法。另外，受到馮玉祥的影響，宋哲元還要處理好與共產黨的關係。他贊同反共但不贊成“剿共”，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成不了氣候，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不主張採取血腥鎮壓的方式。
由於處在特殊而敏感的位置，宋哲元最大的心結是怕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賊。他是有血性要臉面的人，承受不了這種指責。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時，有人向他建議與蔣介石、張作霖一樣，製作一批“宋委員長就職紀念郵票”，他一听就火了，認為這是在暗示他獨立，表示除了服從中央之外，他沒有任何個人野心，並說以後誰再出這種主意以漢奸罪論處。
至少在抗日戰爭初期的歷史中，宋哲元的名字似乎與妥協派甚至是投降派連在一起。他的副軍長秦德純曾為他辯解說，國內外人士之所以責難頗多，是因為不明就裡。宋哲元軍長身處特殊時期和特殊位置，除了委曲求全之外別無他路。秦德純對宋哲元的理解，也源於蔣介石曾託他轉告宋軍長的這樣一番話：
“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怎樣理解並落實蔣介石的這句話呢？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的“維持”，又該是什麼分寸？如何才能做到讓日本人老老實實，不挑釁？讓共產黨不要在自己的地盤上煽動抗日？讓蔣介石的中央軍沒有藉口重返平津而把自己的第二十九軍再擠到貧瘠的西北去？怎麼才能即使不在全國輿論中有個好口碑，但至少不能落一個千夫所指遺臭萬年的下場？ ——自認為見多識廣的宋哲元，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終是不知如何是好。
作為中國華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宋哲元沒有按照蔣介石的電令要求返回北平或到保定開設作戰指揮部，而是直接去了天津，這讓南京的中央政府頗感意外。
十一日夜，抵達天津的宋哲元與第二十九軍高級將領開會研究對策。在第二十九軍內部，將領們在如何處理與日軍的關係上分歧很大。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等人主張堅決抗擊，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等人則主張與日方交涉和平解決。至於張自忠等將領為何主張和平解決，不是他們對日方抱有希望或是對日軍懷有畏懼，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們都是對日作戰中的中堅力量，與宋哲元一樣，他們歸根結底還是捨不得西北軍好不容易到手的平津地盤。盧溝橋事變時，當張自忠得知與日軍發生了武裝衝突後，曾在電話裡訓斥過何基灃旅長：“打起來對共產黨有利，遂了他們藉抗日擴大勢力的野心；對國民黨有利，借抗日消滅雜牌。我們西北軍辛辛苦苦搞起來的冀察這個局面就完蛋了。”在第二十九軍高級將領會上，張自忠的主張占據了上風。宋哲元決定接受日方的苛刻條件，並讓張自忠轉達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哲元從現在起留在天津，願遵從司令官的一切指導。”會後，宋哲元發表了公開談話，懇切地談到“東亞和平”和“人類責任”：“此次盧溝橋發生事件，實為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尚為不幸中之大幸。東亞兩大民族，即是中、日兩國，應事事從順序上著想，不應自找苦惱。人類生於世界，皆應認清自己的責任。餘向主和平，愛護人群，決不願以人類做無益社會之犧牲。合法合理，社會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負責任者以東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為吾人所能意料也。”接著，宋哲元向第二十九軍下達命令：
一、從十四日早開始第一班列車以後，列車運行正常化；
二、解除北平戒嚴；
三、釋放逮捕的日本人；
四、嚴禁與日軍摩擦。
宋哲元的態度令南京方面異常驚駭。此刻，國民政府已經啟動了應對戰爭的準備：蔣介石向位於陝西、河南、湖北、安徽、江甦的部隊發布了正式動員令，命令以上地區部隊向以鄭州為中心的隴海、平漢鐵路沿線集結，同時命令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擔任津浦路北線的防衛任務，命令平漢、隴海、津浦三個鐵路局集結軍用列車，所有的輪船公司將船舶回航到指定地點待命。鑑於此，軍政部長何應欽以特急電報再次催促宋哲元速去保定準備作戰：“津市遍布日軍，兄在津萬分危險，務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鎮主持，無任盼禱。”而宋哲元一面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電報，請求暫緩派中央軍北上；一面向日方表示，“對日決不抵抗，對南京抗爭”。
新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於十二日上午十一時飛抵天津。他聽取了參謀長橋本群的匯報，然後召集參謀會議，並於十三日晨草擬出一份《七月十三日的中國駐屯軍情況判斷》，以緊急電報的形式發給了東京的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 《判斷》的主要內容是他所指揮部隊集結的位置以及集結的目的：“軍將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師團）合併使用，必要時一舉殲滅第二十九軍。”為了給中國方面施加壓力，香月清司向冀察政務委員會提出七項要求：一、徹底鎮壓共產黨的策動；二、罷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駐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統各機關；四、撤去冀察排日團體；五、取締排日言論及宣傳機關和學生、民眾的排日運動；六、取締學校、軍隊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備將來由公安部隊負責，城內不得駐屯軍隊。如不答應上述要求，即解散冀察政務委員會，第二十九軍撤出冀察。
香月清司擊中了宋哲元的要害。
如果不答應日方提出的條件，日方將以武力將第二十九軍驅逐出平津地區。
宋哲元感到了心力交瘁，他對日方表示：原則上沒有異議，只希望延緩實施。
面對宋哲元滯留天津，且有向日方妥協的傾向，焦灼的蔣介石於十三日給宋哲元發去一封立場鮮明卻又言辭懇切的電報，表示中央已定“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的作戰決心，要求宋哲元務須與中央保持一致，“共同生死，義無反顧”。蔣介石向宋哲元強調，這是“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問題：
十三日這天——七七事變爆發近一周後——中國國民政府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以蔣介石為大元帥的戰時體制，任命陳潛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同時命令作戰部門開始編制戰爭爆發後各戰區所屬集團軍、軍團、軍、師及獨立旅的戰鬥序列。
十四日，宋哲元給何應欽回電，拒絕了讓他赴保定指揮部隊做抗戰準備的命令：“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當要衝，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頭緒，即行赴保。辱蒙關切，至為感謝。”宋哲元依舊對香月清司抱有幻想，他很想與這位新任司令官面談，但香月清司對他反應冷淡，只派了一名少佐參謀見了他一面。宋哲元只能再派張自忠去找橋本群談判。張自忠因兼任天津市長，與司令部位於天津的日本駐屯軍比起宋哲元要熟稔些。張自忠開列的妥協條件是：處罰盧溝橋事變中的中國營長；由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出面向日方道歉；將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調出，由張自忠的第三十八師接替北平城防；立即取消一切抗日活動等。但是，日方的態度依舊蠻橫，說這些條件仍未能滿足日方的要求。
同一天，宋哲元再次向南京發電，言他會本著“中央之意旨”處理相關事宜，但因他的部隊均處駐防狀態，散落於平津各地，集結需待時日。且天津“大沽小站一帶”已非常危險，請示南京是否應該放棄駐防。蔣介石立即回電，告知宋哲元“天津絕對不可放棄”，同時切望第二十九軍“從速集結兵力應戰”。為促使宋哲元盡快行動，蔣介石專門抽調了六個高射砲連開赴保定，命其歸宋哲元指揮，並命令軍政部部長何應欽“速運子彈三百萬顆”給第二十九軍。
但是，宋哲元的態度還是模棱兩可。
七月十四日下午，國民政府軍政部召開“盧溝橋事件第四次會報”會。會議對盧溝橋事件本身沒多議論，話題反而都集中在宋哲元身上。何應欽說，委座要求外交部發表一份對日聲明，但是外交部非常為難，因為據說宋哲元已經認可了日方所提的苛刻條件——“中央尚不知底蘊，仍在調兵遣將，準備抗戰，是中央與地方太不聯繫，故發表宣言，甚難措辭。”何應欽還通報說，日方在北平“對宋大肆挑撥：謂日軍此次行動，系擁護冀察利益，拒止中央軍來佔冀察地盤”。而宋哲元之所以與日方簽約，似乎不是懼怕日軍，而是為了給足日方面子：“宋發表談話，謂代表所簽字承認之條件，系敷衍日方面子。日方興師動眾，非得一點憑據，面子不好看。現在日本全國僅二十個師，用於平津者不過五六萬人。現中央交四個師歸我指揮，決不怕日軍之壓迫。”
在國民黨軍政系統內部，中央派係與地方軍閥派系間的猜忌與傾軋，始終是近代中國諸多問題中的一個死結。
日本人對此心知肚明。
就在宋哲元想方設法與香月清司商談妥協條件時，日軍緊張的準備著進攻北平和殲滅第二十九軍的作戰計劃。這一計劃於十五日報給日軍陸軍部“以突然行動進攻第二十九軍，並將其掃蕩至永定河以南”。同時，“以現有兵力進出保定、任丘之線，增加兵力後進至石家莊、德州一線，並準備與中央軍進行決戰。作戰計劃擬動用的兵力除以河邊正三為旅團長的中國駐屯軍步兵、砲兵、坦克兵和騎兵之外，還有增兵中國的第二十師團，獨立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團以及以德川好敏中將為兵團長的航空兵團。以上部隊均配屬砲兵、坦克兵、騎兵、工兵等特種部隊，航空兵團擁有偵察機七十二架、戰鬥機八十四架、輕型轟炸機三十六架、重型轟炸機三十架，作戰飛機總計二百二十二架。”
中國方面得到相關情報後，何應欽再次急電宋哲元，告知他日軍正在集結，企圖包圍北平並殲滅第二十九軍全部。始終對南京懷有戒心的宋哲元不但將信將疑，而且為了不刺激日軍，竟在這天致電上海各界救亡團體，謝絕了抗日熱情高漲的國民對第二十九軍的慰勞：“遇此類小衝突，即勞海內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雖甚殷感，捐款則不敢受。”
宋哲元對蔣介石中央軍的警惕，比日軍還甚，這讓中央軍派系的大員們感到既惱怒又無奈：“宋哲元猶疑不決，並向中央表示：要抗戰，沒有錢，沒有軍火。中央擬派第二、第十、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八十七等師協同作戰，他拒絕了，並說第二、第十、第二十五各師是失敗過的軍隊，他不歡迎；還表示：河北人民很苦，中央軍如來，最好不要住民房。”
十六日，關東軍的兩個旅團抵達平津地區，朝鮮駐軍的一個師團正在向平津疾進，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團已集結於長城附近待命出擊。
此時，蔣介石召集的各路軍閥和各界名流已陸續上了廬山。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七七事變爆發十天后——蔣介石在廬山上發表了講話。在這個著名的關於“最後關頭”的講話中，中國政府表明的抵禦外侮的決心前所未有：
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讚揚道：“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
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蔣介石之所以選擇“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強硬立場，至少基於三個理由：
其一，此時的國民政府對各地軍閥統轄的地盤控制能力薄弱。華北的宋哲元始終擔憂與日軍進入戰爭狀態後會損兵折將削弱實力，懼怕由此導致中央軍以增援為名進入冀察而喪失地盤，因此一再期望與日方取得和解以求自身的生存。而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雲南的龍雲、廣東的陳濟棠等等軍閥，何嘗不是這樣的心境？軍閥們都對中央抱有如此戒心，那麼，如果不在抗戰立場上表示出沒有餘地的強硬，一旦中日之間爆發全面戰爭將會造成戰局的不可收拾。
其二，不強調“收復失地”而強調“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強調在不喪失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仍望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決危機，但同時又強調“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這是國民政府慣用的一種外交策略，因為在自身國力貧弱的國際關係中，態度越強硬，衝突和平解決的希望就越大。
其三，與日本的國力和軍力相比，中國處於劣勢。中國如果決心應對戰爭，必須拖延開戰的時間以求進行戰爭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