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近現代的一百多年曆史，沒有哪個民族如同中華民族一樣，在動盪與戰火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歷史往事中，沒有哪個事件比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戰爭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創傷更為慘重。 那場戰爭，中國戰史稱之為“抗日戰爭”，日本戰史稱之為“中國事變”。 日本，太平洋北部一個由四個大島和無數散碎小島組成的島國。在並不遙遠的過去——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島國上衣衫襤褸的農夫、飢腸轆轆的武士、陰鷙貪婪的莊園主在狹窄的火山縫隙裡構成了一幅貧窮混亂的社會場景。自公元六百多年始，島國上的海盜、浪人以及官員們，年復一年地乘船向西——無論是為了搶劫、偷盜還是朝貢——當他們踏上隔海相望的巨大大陸時，總是戰戰兢兢的。他們長久地把這個國土面積足有日本三十一倍之多的富饒國度稱為“天朝上國”。

中國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塊未開發的“新大陸”。當哥倫布還沒有發現美洲、庫克船長還沒有在澳洲登陸的時候，中國已經殿宇金碧輝煌，城郭密如繁星，江河舟楫穿梭，沃野稻黍搖曳。數千年來，中國的哲人們捧讀經典洞察玄機，詩人們淺唱低吟華章如錦，農人們參悟天象耕雲播雨，武人們琴心劍膽橫刀立馬。中土廣袤，邊塞飄雪南嶺飛花；中國人口眾多，挽手為岳哈氣成雲；中國人傑地靈，豪傑輩出聖賢代代。 這樣的中國，屹立在日本人可望不可即的大海的另一邊。 然而，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長達數年的中日戰爭，卻使中國大半國土淪喪在日軍的鐵蹄之下，近兩千萬中國軍民在戰火中喪生。 時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舊認為，日軍對中國殘暴的戰爭行為，是值得大和民族驕傲的壯舉。

而中國人是否知曉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 四百多年前，中國明朝萬曆年間，首次完成國家統一的日本莊園主豐臣秀吉，在向榮立戰功的將領們分發領地時，明確意識到日本本土狹小與貧瘠的局面必須改變。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指揮二十萬日軍跨海衝進東亞大陸。為計算並領受戰功，日軍將領和士兵用鹽和醋保存了無數朝鮮人的耳朵和鼻子——這些耳朵和鼻子一部分是戰死的朝鮮官兵的，另一部分是割下來的朝鮮老弱婦孺的——它們被當成戰利品，埋葬在日本京都方廣寺的西側，被稱為“鼻塚”。 毫無疑問，中國有世界上為數最多的耳朵和鼻子，還有足夠分賞的無邊無際的肥沃土地。豐臣秀吉發誓，終有一天要讓日本天皇去中國當皇帝，把中國分割成無數碎塊，成為日本將領和大臣的私屬領地：“準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幸唐都，呈獻都城附近十國（州）予皇室，諸公卿將予采邑。”豐臣秀吉的最終目標是：

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直入大明國，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此乃吾之宿願。 這一發聲於四百年前的狂言，不僅表明地處彈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對中國懷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驚的是，在看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日本從那時起就不認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們把野蠻入侵別國國土叫作“直入”——四百年後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裝侵略中國叫作“進入”。這個星球自有人類以來，發生過無數入侵別族或別國的行為，但是從認知邏輯上喪失“侵略”與“被侵略”這一常識判定的國家，前所未有。 十七世紀初，日本進入德川幕府掌權的江戶時代，豐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並河天民在其《開疆錄》一書中，第一次提出將“小日本”變成“大大的日本國”的擴張理念，擴張的目標直指中國：“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大大日本國也。”

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日本仍舊是“小日本”。與近代中國一樣，長達兩百多年的閉關鎖國，使得日本經濟凋零，吏治腐敗，武備廢弛。一八五三年，一支美國艦隊在海軍準將馬休·佩里的率領下，“直入”日本江戶（東京）海岸的浦賀，美國人要求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並進行商品貿易，日本近代史稱之為“黑船事件”。無力抗衡美國軍艦的日本被迫簽訂了《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下田和函館兩個港口，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日本的黑船事件與中國的鴉片戰爭大致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但從別國“直入”的角度講，黑船事件無論性質和後果都無法與鴉片戰爭相比。西方列強既沒有在日本劃分勢力範圍的企圖，更沒有佔領那個大海中的島國的打算，美國人不過是想跟日本人做做生意。但是，當西方列強的艦炮在中國海岸轟鳴時，當中國人還在懵懵懂懂地觀望洋鬼子如何爬上中國的海灘時，數千公里之外的日本卻舉國人心惶惶了。

日本人的危機意識與生俱來。 日本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海嘯、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不斷發生，狹窄的耕地面積使得糧食產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漿堆積的新生陸得幾乎沒有可供開采的礦產，而日本卻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有限土地出產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國民之增加無限，國民終多於國產，國產少於所增之國民，終難遂之所欲。”——無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機意識的地緣因素。 因此，當看到“天朝上國”被西方列強打敗後，日本人迅速生成了一種極度焦灼的情緒，這種混雜著不解與震驚的情緒，其核心還是生存危機意識。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同樣面臨著生存危機，與近代中國的當權者和謀臣們不同，島國上的人從來沒有試圖固守疆土以便苟且偷安。黑船事件發生後，日本的下級武士和豪商志士開始激烈地反對封建幕府，呼籲改革，暢想由“小日本”變為“大大日本國”的宏偉藍圖，其主張與豐臣秀吉等人的擴張思想混合在一起，產生出一種極為日本式的開國方略和邏輯準則。

至今影響著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維邏輯，產生於中國大清咸豐年間，名為“補償論”。 出生於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陰，是這一論述的鼻祖。據說他十五歲就已經飽學中國儒術，十七歲提出日本必須向東亞大陸擴張的主張。近代中國的政客謀臣們，一旦國家面臨危機，他們給皇帝提出的方略通常都是如何“議守”或“議和”。而吉田松陰給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國方略卻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擴張”。他建議從距離日本最近的朝鮮半島登陸，然後橫掃整個中國。以四百多年後依然是危機導火線的竹島（韓國稱獨島）作為“直入”中國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陰最早提出的：“一旦君臨滿洲朝鮮，竹島是最好的落腳點”，它是“日本將來進軍大陸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進軍”中國的目的是什麼？ 是劫掠。 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於夷狄。但必須嚴訂章程，敦守信義，趁機養蓄國力，割取易取的朝鮮、滿洲、中國，在交易上失之於美俄的，應以朝鮮和滿洲的土地求得補償。 “補償論”的基本含義是：在強國面前，隱忍所有的屈辱和損害，同時向弱國動用武力，把在強國那裡的損失——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統統補償回來。 “把美國視為東藩，西洋作為藩土，與俄國結成兄弟唇齒之邦，略取附近之國家是第一要緊的事。” 這種邏輯違背了常理。 常理應該是：受到劫掠，弱者順從屈服，強者奮起反抗，兩者必選其一。而日本兩者都沒有選，不去劫掠者那裡討回損失，卻去劫掠別人以挽回損失。這是弱，還是強？通常的邏輯是：凡極度狂妄和偏執者，多內心極度自卑；凡對強者奴顏婢膝者，多對弱者殘忍凶狠——自卑和凶狠需要相互補償，這才是“補償論”的真諦。

當時，中國和日本都是封建國家，而日本在封建社會跨越式地產生出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代的殖民擴張思想，這在歷史發展規律上也不合乎邏輯。 日本的近代史是世界史中的特例。 為了實現“大大日本國”的宏偉目標，依照“補償法”的基本原理，在確定劫掠目標時，日本人認為最易得手的莫過於中國：“凡經略他邦之法，由弱易取之處開始。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由皇國易取之土，莫過於中國之滿洲。何也？滿洲之地，於我日本之山陰，與北陸、奧羽、松前等地隔海相對，總八百餘里。固知其勢易擾。騷擾也當以不備處始，西備亂妨東，東備騷擾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彼奔走之間，以知其虛實強弱，而後避實就虛侵它……如此黑龍江之地方悉為我有。” 日本人設計了佔領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後大舉南下佔領整個中國的軍事計劃：

軍船由此入侵渤海邊，趁其混亂，大軍攻盛京……盛京危機，清皇帝必走陝西，或不走，我大軍集結山海關，不得守固。這之間，大泊省的日向、薩摩諸軍由琉球取台灣，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寧波諸州……先頭兵直衝江南，取南京應天府…… 這一計劃現在讀來仍會令中國人心驚。 佐藤信淵，生於一七六九年，卒於一八五〇年，日本著名學者。他的上述言論，大約產生於一八三二年，即中國大清道光年間。一百年後，日軍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線，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先東北，再華北，再東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頑固持守令人難以置信。 一般認為，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歷史轉折點，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始。曾在侵華戰爭中出任日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的服部卓四郎對此闡釋道：“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打破了持續三百年之久的鎖國政策下的世外桃源迷夢，從封建國家走上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它既對歐美先進國家燦爛的物質文化瞠目而視，同時又對這些先進的帝國主義列強侵入東亞的鋒利勢頭感到驚愕……日本的朝野人士便不約而同地把視線轉向海外，把所謂富國強兵作為國策，力圖建成一個能與列強為伍的國家。日本的國家主義乃至軍國主義傾向，實際上就是在明治維新和以後日本所處的客觀形勢中開始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值得中國人反思的是，面對“歐美先進國家燦爛的物質文化”和“先進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侵入”，近代中國與日本一樣“瞠目而視”並“感到驚愕”，但是，“瞠目”和“驚愕”之後，兩個國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歷史結論。中國致力於固守疆土，購買軍艦橫陳港口，修建砲台把守海岸，千方百計地要把列強阻擋在國門之外。而日本卻把富國強兵作為國策，把疆土防線從本土推向海外。這種向內消極防禦和向外積極出擊的文化差異，是造成中國近代以來悲劇歷史的根源之一。 一八六八年初，中國大清同治七年，日本以中下層武士為首的倒幕府派，以天皇的名義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推翻了封建幕府持續了六百八十二年的統治。九月，睦仁天皇改元“明治”，並開始了將日本引向資本主義強國的維新改革。日本模仿西方訂立民法、刑法和商法；廢除身份制度；結束藩主割據，廢藩置縣，將權力集於中央；統一貨幣；依照德國和英國的模式重編陸軍和海軍，規定全國凡二十歲以上的男子一律須服兵役……在迅速完成向資本主義國家體制的過渡後，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義頒布施政綱領，提出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基本國策。 基於這一對外擴張的國策，第一要務便是建立強大的軍隊。在設立兵部省、外務省和發展軍工的工部省後，日本又設置了由天皇直轄的軍部。軍部凌駕於內閣之上，直接對天皇負責，從此確立了軍閥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軍隊稱為“皇軍”，即天皇統領下的軍隊，要求皇軍為擴張戰爭奉獻生命乃至一切。一八八二年，天皇又頒布《軍人敕諭》，要求日本皇軍遵循忠節、禮儀、武勇、信義、樸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 “神道”和“武士道”的確立，是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國家體制的重要標誌。 “神道”的基本含義是：在這個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國家，而是一個“神國”。日本是單一民族，萬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潛存著一種強烈的優越感和排他性。 “國是神國，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億的世界；一神的附屬，永傳萬乘之王道。”由“神國”引申，便是“神國中心論”，即：日本在東方，“東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開闢，由東方開始……” 日本人的“神國”論衍生出兩個重要概念： 其一是絕對尊皇。中國也是帝制形成很早的國家，但同時又是世界上少有的泛神論國家。中國流行過各種各樣的宗教，但沒有哪一種宗教能夠成為國民的信仰主流。自古以來，中國人可以什麼都信，也可以什麼都不信，信與不信的確立大都出於功利目的。中國人會向神靈索取自己需要的一切，從發家致富到消災避禍，再到家裡生下一個男嬰。對於普通中國百姓來講，雖然國家有一個皇帝，但是皇帝與他們既沒有精神上的融合也沒有利益上的關聯。因此，中國人除了懼怕直接管轄他們的官府惡吏、鄉間惡霸以及突然闖入家門的兵丁和散匪之外，談不上由衷地敬畏什麼。而日本國民對“天皇是神的後裔”之說確信不疑。率先指揮日軍入侵遠東的豐臣秀吉就曾向國人宣布：“夫日本神國，神即天帝（天皇），天帝即神，全無差別。”尊皇為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子民無條件地服從。日本人對“神”即天皇的絕對敬畏和服從，已經超出宗教的範疇，成為延續至今的日本文化的核心。 其二是從“神國中心論”到“神國所有論”的延伸。中國也曾長久地視天下別的國家為“夷”。經歷兩次鴉片戰爭後，一八五八年，西方列強將禁止中國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寫進了《天津條約》。特別為一個字的使用制定一條外交條款，這在國際關係史中為罕見的一例。大清政府被迫通告全國，在外交公文往來中一律將“夷”改用為“洋人”。但是，即便如此，中國人也從沒有產生過世界屬於中國的想法。而日本宣稱自己位於開天闢地的起始之地，是為了證明整個世界本該屬於日本。對此，佐藤信淵的表述是：“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係可為郡縣，萬國君長皆可為臣僕。”“以此神州之雄威，徵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 從尊皇到“神國”，最終形成了日本人，特別是日本軍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為準則，即“武士道”。 武士本是日本封建莊園制的產物。為了保護莊園不受外侵，莊園主武裝了部分莊民，這些莊民逐漸脫離生產成為專職武士。在日本國內長期的戰亂中，各個政治集團都擁有效忠於自己的武士集團，這些武士集團成為日本社會一個特殊的階層。自一一九二年第一個武士政權鎌倉幕府建立，至一八六七年最後一個武士政權德川幕府被推翻，上層武士集團統治日本長達六百七十五年，武士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在漫長的浸染中逐漸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 武士道的精神內涵複雜，主要由兩個層面組成。 一是沒有善惡評判的服從。神道是武士道的精神來源，是武士道存在的基石。神道的核心是忠，從對祖先的尊敬，對父母的孝行，直到對神即天皇刻骨銘心的忠誠。這是一種絕對的盲從。倒不是日本民族沒有善與惡的概念，而是判定善與惡的最高標準就是“忠”與“不忠”。 ——“不為輿論所迷惑，不問政治，而專念於守本分之'忠'節，牢記義重於山岳，死輕於鴻毛。” 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尚武求勇，而要做到勇猛，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生死界限。武士道要求沉靜地面對死亡，甚至要求厭惡生而親近死：“晝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時之死生，只是尋常事”，“死生榮枯只是一氣之消息盈虛”而已。被稱為日本武士道經典的《葉隱論語》一書，對此說得最為精到：武士道，即赴死之道。 武士道由一種職業操守，上升為一種人生境界，不但被普及為日本國民的集體信念，更成為近代以來日本軍人的精神支柱。 日本軍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發揮到極致，使得持續多年的中日戰爭遍布令人驚悚的血腥氣息，令“大日本皇軍”一詞至今仍是中國人記憶裡兇殘野蠻的代名詞。 但是，日本的右翼政客不這麼認為。他們的理由是：日本人是真正的文明人，皇軍屠殺的中國人乃至除日本民族之外的所有亞洲人，統統都是野蠻人。 ——既然是文明人面對野蠻人，就沒有什麼道理可講，也沒有什麼邏輯可循。 被稱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澤諭吉，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啟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東亞盟主論”，也是“化我國為歐洲帝國，化我人為歐洲國民”的“脫亞論”的鼓吹者。他認為西方列強入侵亞洲是文明人的舉動，呼籲同屬亞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邊，“共狩共食野蠻國家”。 ——“共狩共食”一詞用得極為陰險——中國人是愚昧野蠻的獵物，是“文明人”獵殺的對象，日本人不但要脫離亞洲成為文明的歐洲人，還要和歐洲人一起獵殺中國並分享之。 福澤諭吉“共狩共食”的理論依據是：這個世界上任何的國際公法以及和平條約，都不如一門大砲和一筐彈藥來得實在——“百卷萬國公法不如幾門大砲，數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各國交際之道，或使他國滅亡，或為他國滅亡”。福澤諭吉所說的“他國”即指中國：“如果滿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話，那麼所謂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的地步實是一場空話。無論如何，若把這個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後另行改組，則人心也許會為之一變。”——福澤諭吉替代“侵略”的詞語是“改組”。 自鴉片戰爭始，西方列強不斷染指中國，這使得在明治維新後國力不斷強大的日本“改組”中國的慾望愈加強烈。一八七九年，日本參謀本部首任長官山縣有朋在給天皇的上奏中呼籲，當前日本第一位的是“強兵”，因為“兵強，國民志氣始可旺，國民自由始可言，國民勞力始可積，然而國民之富貴可守”。沒有哪一個國家不想強國富民，但以強大的武力掠奪他國，達到強國富民目的，這是日本獨有的邏輯。 這一年，日本佔領沖繩，將屬於中國的琉球改為沖繩縣，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中國島嶼強行納入日本版圖。 大清王朝北洋大臣李鴻章請求美國出面調解，無效。 一八八七年，中國大清光緒十三年。這一年的中國看上去似乎並無動盪：五月，總理衙門大臣奕劻、孫家鼐與法國駐華公使在北京簽訂《中法續議商務專條》和《續議界務專條》，中國再度降低邊界貿易的進出口稅率，開放廣西龍州、雲南蒙自兩處通商口岸，給予法國在中國南境、西南境享有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十月，總理衙門大臣奕劻與葡萄牙全權代表在北京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其主要內容為：中國允葡萄牙永駐和管理澳門以及澳屬之地；允葡萄牙派駐北京公使；允葡萄牙在中國通商口岸設領事，並享有領事裁判權。各種條約被蠅頭小楷寫成奏摺送往頤和園。在頤和園休養的慈禧太后很喜歡昆明湖上那個被荷花簇擁的小島，她並不認為大臣們不斷向她提起的遠在東海深處的琉球群島和釣魚島以及南面的那個澳門半島，與她的大清國和她當下怡然的心境有什麼要緊的關係。這一年中國的民間看上去似乎也無大事。北方，黃河於九月在鄭州附近再次決口，災民們照例開始四處移動。南方，一個男孩兒出生於浙江溪口鎮的一戶富商家裡，沒人會料到這個名叫蔣介石的中國人日後會成為日本人的死敵。 但是，一八八七年，在日本卻出現了一件與中國相關的大事：自明治維新以來一個最為囂張的侵略中國的藍圖出籠了。 小川又次，福岡縣人，職業軍人，日本陸軍對外實施擴張戰爭的倡導者。這個在中日甲午戰爭時任日軍第一軍參謀長的軍官，被認為是影響了日本陸軍數十年的戰略家。他在一八八七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當時他的軍銜是大佐，任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這一作戰計劃被日本軍方視為全面侵華的重大軍事機密，名為《清國征討方略》。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始終抱有一個荒誕的邏輯，即“日中連帶論”。這個邏輯的核心是：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從來不是兩個獨立國家的關係，而是日本一國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來與中國緊密相關，中國的歸屬決定著日本的命運。如果中國被西方強國搶先佔領，那麼日本的前途不可預料；而日本搶先佔領中國的種種障礙，除了西方列強的窺視外，最為重要的是必須先下手為強，絕不能坐等中國強大起來。 ——“清國雖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國，自尊傲慢成風，自稱中國”。 “清國自尊傲慢，若實力達此程度，即便對無關鄰國，亦欲玩弄實力”。因此，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國還沒有強大時滅亡它：“趁彼尚幼稚，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之不能活動，我國始能保持安寧，亞洲大勢始得以維持。” 鑑於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國的詳盡作戰計劃：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動六個師團，在海軍的支援下，於渤海灣登陸，直接攻擊北京，佔領中國都城並俘獲中國皇帝。同時，在中國的南方實施助攻，動用兩個師團和海軍一起自吳淞口衝進長江，水陸並進，佔領長江沿岸的鎮江、南京、安慶、荊州等城市，以牽制長江以南的中國兵力使之無法北上救援——在七年後的甲午戰爭中，乃至五十年後的中日戰爭中，這一作戰計劃被按部就班地執行了。 武力佔領中國後如何處置這片偌大的國土？ 小川又次提出的方案是： 自山海關至西，長城以南，直隸、山西兩省之地，河南省之黃河北岸，山東全省，江蘇省之黃河故道、寶應湖、鎮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東北之地以及旅順半島、山東登州府、浙江舟山群島、澎湖群島、台灣全島、揚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屬於日本版圖；東三省及內興安嶺山脈以東、長城以北之地，分給清朝，使之獨立於滿洲；於中國本部割揚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後裔，建王國，並使之成為我國之保護國，鎮撫民心；揚子江以北、黃河以南，再建一王國，使之屬於我國；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達賴喇嘛；於內外蒙古、甘肅省、準噶爾，選其酋長或人傑為各部之長，並由我國監視之。 也許由於上述計劃過於露骨，為說明佔領並分割中國“並非暴舉”，小川又次費盡心思地做了一番離奇的辯解。首先說，當年清朝奪取的是屬於明朝的中國，既然清政府沒能把中國引向文明，就應該讓清人退回到滿洲老家去，將拯救中國的責任交由日本承擔；但讓中國的明朝復興，又無異於製造出一個新的大清王朝，這樣中國還是沒有任何改變，所以不如把中國分割成塊以便利於日本統轄。然後說，日本人的這種分割，充分尊重了中國人的意願，日本可以讓中國人建立一個王國，這個王國不但能恢復明朝漢人的統治，而且日本還將負責地為中國尋找一個“關羽後裔”來當國王——中國人喜歡財，關羽是國人的財神，中國人自然會擁戴這個決定。 ——當然，即使是“關羽的後裔”也應該在日本的庇護之下。至於西藏、內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令其保持原狀，由日本冊封幾個酋長，只要聽從日本的管轄，將保證其社稷安寧人民幸福。 ——如此周全仁厚的方案，“誰能一味視我國為土地掠奪者”？ 與豐臣秀吉一樣，雖然出籠的是侵略計劃，小川又次仍迴避著“侵略”二字。在《清國征討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詞語是“進取”。 一八九〇年，日本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這是資本主義高速發展帶來的一種必然。農民失去土地，農村更加凋敝，城市的發展與農村的落後形成社會衝突的爆發點，資本主義經濟的需求與國內市場的狹窄以及資源嚴重短缺的矛盾也日益凸顯。日本是後起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很難與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競爭，因此必須擴張資本並尋求海外市場。這個時候的日本，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發動戰爭。 四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內閣參事官德富蘇峰發表了《大日本擴張論》。不但狂熱地吹捧日本正在進行的戰爭是“開國五十年來所淤積之磅礴活力的發洩”；而且毫不掩飾地聲稱日本對華作戰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國，在自己狹窄的國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 時至今日，就像住一間房子裡的兩個人一樣。在貧窮的國土上，每年增加四十萬人口，照此計算，這樣不斷積累的話，人就只能住在人上面了……我國向世界各地擴展人口之時，成為阻礙之大敵的不是白色人種，而是支那人種。據我所想，我國將來的歷史，是日本國民在世界各國建設新故鄉的擴張史。如果我們日本能夠戰勝土地是我們十五倍、人口是我們的十倍的大清國，不僅可以揚祖宗之名，留名於子孫，面向世界，永遠立步，還可以增強我們站穩世界的自信心。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僅僅是為了在世界上建設擴張性的日本而戰，還是為了建設擴張性日本的自信心而戰。 《大日本擴張論》也對侵略進行了辯解，只是這個辯解更加聳人聽聞： 三百年來緊縮的日本一躍而為擴張膨脹的日本的大好時機，不在此刻又在何時呢？這對於我們自身來說，也是為了日本國的開放解脫；對周邊國家來說，給世界上的頑固主義以一大打擊，把文明之榮光注入野蠻的社會……宣戰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東洋的永久和平。要確保永久和平，不對大清國進行十二分的懲罰是不可能的……我們之所以與清政府發生戰爭，是因為大清國反對保有我們的正當權利、國運振興和國民的向外擴張。 這位內閣參事官秉持的無賴邏輯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尋找新的住處，但身邊那個房子寬敞的鄰居不肯把房子讓出來，這是嚴重侵害“我們的正當權利”的行為，所以我們要對這個鄰居進行“十二分的懲罰”，而懲罰的方式是“發生戰爭”。 儘管大清王朝在一八八五年就成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並於《清國征討方略》出籠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八年，成軍了具有二十五艘戰艦、總噸位堪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但是，僅僅六年後，大清王朝的北洋艦隊即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 一八九五年，戰敗的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予日本，同時賠償日本軍費白銀兩億兩。儘管後來在列強利益關係的製衡下，日本被迫歸還了遼東半島，但中國需要再多賠償日本白銀三千萬兩，此項賠償被稱之為“贖遼費”。 ——自己的國土竟要從劫掠者那裡贖買回來，這樣的邏輯在國際關係史中絕無僅有。 在未獲得這項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從未讀到數万萬的大數字。國庫收入僅達八千萬元。因此兩億三千萬元巨款流入國內，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 在日本為巨額賠款舉國狂喜的同時，中國北洋艦隊殘剩的戰艦被拖到日本，停靠在一個海港的民用碼頭，被用於漁船停泊時人員和貨物登岸的“躉船”。日本人對此舉所作的說明是：永久地侮辱厚顏無恥的大清國和那個低劣的支那族。 近代以來，日本給與中國人的精神侮辱，遠比物質搶劫更為深重。二十世紀前後，西方列強爭先恐後地在中國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為佔據並保護各自的在華利益，他們幾乎同時提出了“保護中國”的建議——這顯然是坐地分贓的伎倆。看到獨霸中國已不可能實現，一八九八年，日本時任首相大隈重信，發表了題為《中國保全論》的演說。聲稱中國陷於被瓜分的局面，不在於外來勢力過於強大，而是中國內部的腐敗和傾軋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沒有哪個國家能保護和扶持引導中國。作為中國的鄰國，且人種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義務和實力保護中國，拯救中國國民”。 一九〇〇年，大清光緒二十六年，列強們果然一起來“保全”中國了。他們聯合入侵並佔領京城，大清皇室倉皇出逃，列強們的軍隊在紫禁城閱兵後，開始了大規模的搶劫。在對中國入侵和搶劫的八國聯軍中，第一次加入西方陣營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簽訂的《辛丑條約》，獲得三千四百七十九萬三千一百兩白銀賠款。有了這筆賠款，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產業革命，支付了巨額的擴軍軍費。 ——兩年後，日本陸軍總兵力已是甲午戰爭時的兩倍以上；四年後，日本購買並建造了大量戰艦，其海軍軍力一躍成為世界第四。更為嚴重的是，《辛丑條約》令日本獲得了在中國的天津和北京以及華北腹地的駐兵權，其駐軍被稱為“清國駐屯軍”。這就是三十多年後的中日戰爭為什麼爆發於北京盧溝橋的歷史原因。 列強們在庚子事變中所獲甚多，但他們侵占的只是中國的一隅，他們知道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占並統治巨大無比的中國，他們也不願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獨自享用如此廣袤的疆土和豐饒的物產。日本雖對西方列強成為其全面佔領中國的障礙萬分惱怒，但也不得不與列強們妥協：“維持中國獨立，保全領土，各國在華之商業，持機會均等主義。”——只是，以日本人特有的慾望和境況，如何甘心與西方列強“機會均等”？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不但無暇顧及中國，且都在戰爭中削弱了各自的實力。日本人認為，他們獨霸中國的機會終於來了。八月，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從中國山東半島登陸——此前那裡是德國在華的勢力範圍。日本人佔領了濟南、青島和整個膠州灣，使得中國的東海幾乎成為日本的內海。這個時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其主要內容是：中國承認日本在山東的一切權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及南滿、安奉鐵路的經營管理期延長為九十九年；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東部的開礦、購地特權；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割讓或租借他國；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顧問，中國軍械廠由中日合辦；將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間的建築權讓給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內修築鐵路、開礦等投資的優先權，等等。這是一個要將整個中國變成日本附屬國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強調，中國是日本的“利益線”，日本成為中國的“保護國”理所當然：“按中國之現狀，並無自保之力，外國則除日本外無此資格。蓋中國之保全與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離之事實，則只有日本負此責任。” 日本內務大臣後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脹論》一書中，將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孫樹”——公孫樹，稀少名貴的木種——具有偉大的品性卻生長在花盆裡，因而不能伸展枝幹。所以，應該“把日本民族從這狹小天地拯救出來，移植於世界的沃野中”，讓這棵名木“於廣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姑且不論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後藤新平為“侵略”二字又發明了一個新的替代詞：“移植”。 那麼，日本應該向哪裡“移植”呢？ 日本人的結論是：我們知道對岸有合適的地方。 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強入侵的行動中，中國從未贏得過勝利。一九一一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名義上主權獨立的中國已成為國土最為破碎的國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個東北；日本在佔領台灣後，又佔據福建和東北南部；法國割據廣東、廣西、四川以及雲南；英國占領香港後，染指長江流域的大半個中國，並武裝入侵西藏；德國的勢力佔據山東；葡萄牙進占澳門。在中國的主要城市和通商口岸，遍布著列強們掠取的租界；不平等貿易使中國的經濟幾近癱瘓，巨額的戰爭賠款又讓列強們以藉款的名義控制了中國的金融、礦山、冶金、交通等一切國之命脈。中國的當權者——無論是皇上還是大總統——一直奉行著“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苟且政策。結果是國家一貧如洗、國民苦難深重。 但是，給中國造成巨大苦難並在中國的苦難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卻認為他們也處在無邊的苦難中。一戰結束後，美英為遏制日本崛起後的擴張勢頭，規範東亞地區的國際殖民秩序，於一九二一年末至一九二二年初召開華盛頓會議，會議產生的公約和條約促生了一種新的國際體系——華盛頓體系。華盛頓體係不但將日本在亞洲的擴張進行了種種限定，比如確認滿蒙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容別國占領，而且還給太平洋地區的國際殖民秩序排出了名次：美英為一流帝國，日本為二流帝國，法國和意大利等為扶助角色。 ——覬覦著整個亞洲的日本，被列強們列入了二流，這讓日本人感到憤懣和難堪。 更讓日本嚴重不安的是中國日益增長的反日情緒。 近代中國對洋人的蔑視，最甚莫過於對日本人。確切地說，中國人從沒把日本人當洋人看待過。這不僅因為日本人除了說話之外，相貌和體徵與中國人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歷來把那個島國視為一塊沒有開化的蠻荒之地，只不過秦時從中國去了幾對男女才讓島上有了人煙。自唐開始，中國的國土上就能看見從那個島國來的人，除了學經的和尚，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中國人將他們統稱為“倭”，將那個島國稱為倭奴國：“倭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十四世紀，日本人開始在中國沿海以搶掠劫盜為生，中國人對之始稱“倭寇”，意為“矮小的強盜”。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持續不斷，中國人的排日情緒逐漸高漲，民間不斷地發起抵制日貨的行動，官方更是把日本視為最陰險的外交對手。出於自身境況的考慮，中國一直採取依賴美英、牽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一戰結束後，中國北洋政府依靠美英迫使日本交還山東主權，並表示擁護華盛頓會議簽訂的《九國公約》，希圖以此遏止日本打破列強在中國的均勢從而攫取更多利益的圖謀。 面對中國，日本的苦悶源於這樣的邏輯：中國很貧窮，日本很強盛；中國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聰明；中國人很野蠻，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國為什麼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為一個“沒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國家，與其讓西方列強們瓜分，不如成為同屬亞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國為什麼寧可接受西方列強而堅決的抵制日本？ 這種苦悶催生了日本軍界的法西斯主義思潮。 一九二一年，幾名被派往歐洲的日本少壯派軍官，依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在萊茵河畔的巴登溫泉訂立盟約，約定回國後在軍界“消除派閥、刷新人事、改革軍制、建立總動員態勢”，全力推進日本的軍國主義國家改造，史稱“巴登巴登密約”。參加訂立“巴登巴登密約”的軍官們，均畢業於日本帝國陸軍士官學校，有時任日本駐瑞士武官永田鐵山、日本駐德國武官東條英機、日本駐俄羅斯武官小畑敏四郎，還有專程赴歐洲考察的岡村寧次少佐。一年或兩年後，他們先後歸國，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團體隨之紛紛成立，這些團體逐漸控制了陸軍省、航空部、資源局等要害部門。而那些帶頭髮起組織法西斯團體的青年軍官，後來絕大多數成為日本軍政首腦人物以及侵華戰爭中的軍事將領：石原莞爾、岡村寧次、板垣徵四郎、東條英機等。 也是一九二一年，日本在企圖扶持中國東北軍閥張作霖的同時，明確表示：“滿蒙地區與我國領土相接，對我國防及國民經濟生存，關係極為密切。以此兩個利益為主，在滿蒙地區扶植我之勢力，此乃我對滿蒙政策之根本。” 還是一九二一年，在中國的上海，一個新的政黨出現了。這個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在後來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中，成為抱有最不妥協態度並擁有最頑強意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同懷拯救衰弱中國的夢想。儘管兩黨在政治上存在巨大差異，但在拼死抵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上不存在分歧——過去是這樣，現在依然是這樣。 可是，一九二一年的中國已深陷軍閥混戰中。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去世後，各路軍閥為爭當統治者接連開戰，整個中國在你來我往的廝殺中四分五裂。一九二〇年，直系軍閥吳佩孚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支持下，通過大戰取得對皖系軍閥段祺瑞的勝利，北洋政府權落直系與奉系手中。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系戰敗的結果導致張作霖退守山海關。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這一次奉系軍隊戰勝直系軍閥吳佩孚，張作霖推戴段祺瑞再掌北京政權。此時，在中國的南方，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四年成立黃埔軍校，一九二五年開始北伐戰爭，孫中山希圖通過北伐結束軍閥混戰，將中國引向統一和強盛。一九二六年初，為防止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入侵，張作霖通電全國宣布東三省獨立，並隨之開始全力擴充軍隊。 無論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從戰場距離上看與中國的東北地區相距多麼遙遠，對日本人來說，他們與張作霖一樣，依舊認為北伐將對其在東北的“特殊利益”構成威脅。一九二三年日本關東發生大地震，不但造成二十四萬人傷亡，還給日本經濟造成極大重創。經濟危機使得執政內閣倒台，新任首相是曾在日俄戰爭中出任滿洲軍總司令部作戰部參謀的田中義一。這位軍人出身的首相上台伊始，便否定西方列強堅持的滿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他的強硬立場立即得到因在中國遼東半島南部設置“關東州”而得名的關東軍的支持。以至於日本軍部把能夠動員的三十二個師團中的十六個師團，直接針對著中國的東北、京津、山東、華北、上海和福建方向，甚至還策劃了對中國心臟地區漢口的作戰藍本。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仍在北伐期間，蔣介石以國民黨武漢政府受共產黨控制為由，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武漢政府下令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並準備出兵征伐南京，史稱“寧漢分裂”。無論國民黨內部矛盾紛爭如何激烈，但雙方很快在一個政治目標上達成了一致，那就是必須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清除共產黨。國民黨開始了對共產黨人的殺戮，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徹底決裂。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分道揚鑣，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機從國民黨人那裡獲得對其在東北地區權益的承認。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田中義一的主持下，日本內閣召開專門討論中國局勢的東方會議，宣稱中國目前的混亂局面使得日本的在華權益受到威脅，特別是中國的東北地區關乎日本生命線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須刻不容緩地採取“自衛措施”。會後，田中義一起草奏摺，於七月二十五日呈送天皇，明確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國策。這就是最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裡，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國三分之一。不唯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同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 《田中奏摺》首先說明，自明治維新以來，憑藉與中國“共存共榮”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產豐富的中國東北地區建立起龐大的殖民機構，南滿洲鐵道會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著，《田中奏摺》闡述了日本應對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的基本策略，這一政策概括起來就是：佔領中國的東北地區，進而以發展貿易的“假面具”將日本勢力推至全中國，然後利用中國豐厚的資源進軍亞洲乃至世界：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地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況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中國國土也……。 當然，日本仍需為侵略中國東北地區尋找理由。 《田中奏摺》認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誤，就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以及在列強的壓力下承認東北地區是中國領土。這一失誤必須糾正，日本要向中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中國東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塊無主的土地，只有在這樣的藉口下日本才能“得寸進尺”：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最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佈告明認滿蒙為支那領土；又華盛頓會議時，九國條約亦認滿蒙為支那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支那為主權。因二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我國此後有機會時，必須闡明滿蒙領土之真相予世界知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 《田中奏摺》，這份通篇都在宣揚武裝侵略佔領別國的軍國主義文件，最終成為日本入侵中國的重要依據和指南。 《田中奏摺》呈送天皇兩個月後，為迎娶宋美齡，蔣介石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期間，他密會了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日本軍政首腦，以謀求日本對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田中義一表示，北伐軍不應急於北上，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共產黨，如果國民黨不能控制中國南方，共產黨就會重新崛起，日本對此不會袖手旁觀。因為一任共產黨在中國蔓延，不但有礙日本的在華利益，還會影響到日本國內的政治傾向，從而危及日本的國體。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國共產黨，竟可能危及日本的“國體”，這顯然是誇張之辭。田中義一的真實意圖是：倘若北伐軍順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他希望蔣介石“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而蔣介石則表示，“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因為“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變對華政策，放棄支持軍閥張作霖——“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對象。” 一九二八年初，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他發布《告全黨同誌及全國同胞書》，言歷史賦予的使命是：“誓竭全力，冊勵軍心，會師前線，重申北伐，擁護中央，以固根本，震懾紛亂，以蘇民生。” 五月一日，北伐軍進入濟南，結束了奉系軍閥張宗昌的統治。然而，蔣介石進入山東督辦公署還不到三個小時，日軍就在派遣軍司令官、第六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中將的率領下開進了濟南城。日本人的藉口是：保護“居該地的帝國臣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沒人相信日軍是來“保護僑民”的，因為北伐軍的作戰目的與日本僑民沒有任何關係，且當時濟南城裡的日本僑民不及兩千，而從青島和天津陸續抵達的日軍多達三千五百人。面對中日兩軍一觸即發的對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統一中國的蔣介石決定隱忍。蔣介石派人與日方秘密聯絡，表示願意承擔日軍軍費，條件是日軍撤回青島。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軍的北進將成為日本控制中國東北乃至華北地區的嚴重威脅。 五月三日，日軍開始砲擊濟南城區，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被迫還擊。深夜，日軍包圍了山東省交涉公署。中國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長、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與日方交涉，因拒絕向日軍下跪並破口大罵，被日軍割掉耳朵、鼻子和舌頭後，連同其下屬十七人被槍殺。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黃郛再次前去與日軍交涉，日軍軍官脅迫這位中國外交部長在所謂中國軍隊槍殺了一個日本軍曹的“調查報告”上簽字，直到黃郛被迫籤上一個“閱”字後才將他放回。蔣介石認為日軍正逼他趨於“無可忍”，以為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尋找藉口，因此下令北伐軍“全數撤離”設防地域。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恥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然而，北伐軍撤離後，日軍並沒有停止進攻，十一日濟南全城淪陷。日軍燒殺搶掠，姦淫婦女，濟南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史稱“濟南慘案”。 此時，在日本國內，田中義一內閣決定駐紮在名古屋的陸軍第三師團迅速開往中國山東，同時對外宣稱：日軍在濟南與中國軍隊的衝突是“中國人日積月累輕蔑日本人心理的具體體現”；日軍的回擊性行動是為“顯示皇軍的威武”，是對中國人進行的“斷然懲處”，是為“使全中國感到震駭”。 ——把入侵中國和屠殺中國人稱為對中國的“懲罰”和“懲處”，在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這成為日本官方和軍方慣用語。 早在“濟南慘案”發生前，日本關東軍就已形成共識：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入中國北方後，如果張作霖的奉系軍隊頂不住，勢必會退守他們的大本營東三省，那將極大地“威脅”日本百萬移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更不要說北伐節節勝利的蔣介石從沒認可日本對中國東三省的統轄權。 果然，不出日本人所料，“濟南慘案”發生後，蔣介石指揮北伐軍繞道濟南直逼京津，張作霖的北洋政權岌岌可危。日軍緊急將山東的一部分兵力派往天津，同時向蔣介石和張作霖發出了武力威脅：奉軍如不主動撤軍將被解除武裝；奉軍撤退，如北伐軍追擊至山海關外也將被解除武裝，因為維持滿洲的治安秩序是日本的責任。蔣介石的態度是：如果張作霖的部隊撤出京津，北伐軍在天津方向將“進至靜海止”，在北京方向將“進至長辛店止”。於是，日本人轉而逼迫張作霖放棄北洋政權，不給北伐軍進攻東北地區以藉口。 張作霖眼見大勢已去，決定奉軍退回東三省。他並不知道，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針對他的暗殺行動已經佈置完畢。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五時許，當張作霖乘坐的專列從北京行進至奉天附近的皇姑屯時，伴隨著轟然一聲巨響，專列被炸翻，沖天的大火將列車焚毀，身受重傷的張作霖於四個小時後死亡。 “皇姑屯事件”為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目的是“殺死中國東北的巨頭，以徹底解決滿蒙問題”。具體實施者是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曾表示：“貫徹執行國策，解決滿蒙問題，是我的夙願。” 張作霖死後，其子張學良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國民政府勸說張學良改旗易幟，日本人勸說張學良在東北獨立。面對國恥家仇，張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電全國，宣布奉軍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為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稱“東北易幟”。 張學良的“易幟”令關東軍極為惱怒。 但關東軍並沒有即刻動武，原因是日本陷入了新的危機。 “濟南慘案”發生後，抵制日貨運動遍及中國的各大城市，僅一九二八年的七、八兩個月，日本對華貿易損失高達一千七百萬日元。皇姑屯事件發生，導致中國人的反日情緒更加劇烈。因對華貿易額大幅度萎縮，田中義一內閣遭到了日本財界的猛烈抨擊。同時，美、德、意、英、法等國相繼與中國締結新的關稅條約，致使日本在國際上陷入外交孤立。一九二八年七月，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國民政府後，中國在外交上開始強硬起來，宣佈業已期滿的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和一九〇四年的續約失效。隨著北伐軍自南向北的推進，國家統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風靡中國，且矛頭直指日本，中國人喊出了“收復旅順和南滿鐵路”的口號。接著，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席捲日本。這場經濟危機以紐約華爾街金融交易所倒閉為開端，迅速波及全球，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受到的衝擊最為猛烈。出口美國的主要生絲商品價格暴跌，對外貿易和工業產值全面急劇下降。經濟危機引發了各國的關稅戰，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各國建立起森嚴的貿易壁壘，實施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而日本隨著工業化的推進，需要從海外進口更多的物資，並開闢更多的海外商品市場，但是在列強們的一系列保護措施面前，日本的結局只能是從世界市場中逐漸地被排擠出去。人口過剩、資源匱乏、資金不足、銀行倒閉、生產萎縮、工人失業和貿易衰微相互交錯，日本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 一九二九年，田中義一內閣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濱口雄幸。 濱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於明治維新時期的首相。 上任伊始，出於挽救經濟的目的，濱口內閣採取了修復日中關係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達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氣氛”的共識。但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剛剛上任兩個月的佐分利貞男在回國述職期間遭到暗殺。濱口內閣再派小幡酉吉繼任駐華公使，但因國民政府認為他是“二十一條”的參與者而拒絕。一九三〇年，日本內閣任命駐滬總領事重光葵代理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一戰期間曾任日本駐英大使館書記官，極其厭惡軍國主義，在他的努力下中日關係逐漸顯出回暖徵兆。 國民政府沒能認清日本人的行事邏輯。 歷史證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談“改善對華關係”之時，便是日本軍人策劃對中國更大規模侵略之日。 當時的日本，決定政策和國策的不是政客而是軍人。 駐紮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認為，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國擴展本國利益，世界上還沒有成功的先例： 對於推行以經營滿蒙謀求穩定我國民生活之國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親善，結果使我舉國上下汲汲於逢迎中國，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覺，徒使趨炎附勢之中國人妄自驕傲。求得中國方面之善意固屬當然，但須首先具有發動本國國力之決心方可。企圖在別國擴展本國之國力，而對該國官民僅感之以善意，如此國策，未聞有成功之先例。 儘管用“在別國擴展本國之國力”這樣的隱晦言詞替代了“武裝侵略”，但關東軍還是明確建議日本內閣對於中國要“斷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國人指責這是侵略行為，因為從根本上講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心悅誠服他國的入侵： 在執行發展國力之國策時，縱為對方所不滿，亦不應躊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並不在於印度人之善意歡迎；法人在阿爾及利亞雖無人望，但亦不放棄其國策；而美國人在中美則被視為蛇蠍。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簞食壺漿以迎入侵者。唯獨吾人之執行對華對滿政策，卻片面恐懼中國之排日感情，實難理解……當前之對策，每逢機會即應首先向天津、山海關、洮南、吉林、臨江、間島各地斷然增兵或派兵…… 一九三〇年九月，日軍陸軍省的一批年輕軍官，在參謀次長二宮治重中將、陸軍省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少將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法西斯團體“櫻會”，其綱領是推翻政黨內閣，建立軍人政權，全面推行對外武力擴張政策。一個月後，右翼分子在東京車站狙擊首相，濱口雄幸身負重傷，日本內閣受到沉重打擊。這一年的年底，日軍在製訂《1931年形勢判斷》時，就如何解決滿洲問題進行討論，最後決定了三個階段的實施方案：打破現狀，建立親日政權，完全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基於此，參謀本部對內閣發出的威脅是：“在滿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隨，就決心發動軍事政變，使滿洲問題易於解決。”——“惹起事端”這一措辭證明，日軍已有在中國東北製造引發戰爭事端的計劃了。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經濟危機達到高峰。這一年，日本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對外貿易總額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近乎一半。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儲備黃金源源外流，國內市場嚴重萎縮，工農業產品價格一路猛跌，中小企業的倒閉如大壩決口，失業與半失業人口將近四百萬。一般的規律是：帝國主義國家在發生經濟危機時，唯一的解決之道是：猛烈擴充能夠帶來高額利潤的軍事工業。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強力扶持以軍事工業為母體的財閥，致使三菱、中島、川崎等著名企業開始了大規模的軍火製造。 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終於發動了。 一九三一年，注定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刻骨銘心的年份。 這一年，中華民國進入了第二十個年頭。新年到來的時候，國民政府要員拜謁了國父孫中山的陵墓。此時的中山陵剛建成兩年，陵墓四周栽下的樹木還沒有成萌。之後，在南京機場舉行定都南京後的第一次閱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邀請各國使節前來觀看的用意很明顯：贏得上一年中原大戰的勝利後，中國南北統一的大業已經完成。南京市區的街道上立起了五彩牌坊，普通人家的大門上也貼上了春聯。這一年，中國共產黨蘇區的紅軍戰士用上了新的識字課本，上面寫著：“工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天不怕，的不怕。”剛剛識字的紅軍士兵打敗了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毛澤東在寫《興國調查》時顯然心情不錯，他認為蘇區的百姓已在享受革命的成果：分了田，分了山，分了地主的穀子，大家都吃上了價格便宜的米，年輕人不用非得有錢才能討老婆了，因為蘇區主張婚姻自由且嚴格禁止買賣婚姻。這一年的上海，人口已經超過三百萬，成為繼倫敦、紐約、巴黎和柏林之後世界第五大城市，全球最時髦的商品都可以在這座扼守著長江入海口的大都市裡找到。只是，入夏以來，全國性的洪災給這個國家的歡樂蒙上了陰影，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洪水氾濫，四十多萬人死亡，超過五千萬人無家可歸，連被外國人稱為“東方芝加哥”的武漢也在洪水里浸泡了一百多天。這一年，在中國的北方，城市規模位列全國第四的瀋陽人口約為七十萬，其中日本人多達二十萬，他們不叫“僑民”而叫“移民”。在關東軍的保護下，這些“移民”儼然把瀋陽視為了一座日本城市，瀋陽商埠區的地名一律以“町”命名，日本兵、俄國人、朝鮮人、從關內來的內地人以及這些日本“移民”使這座城市混亂而熱鬧。關內的時髦之風已經吹了過來，滿城都可以聽見南方味道的《毛毛雨》： 一九三一年，沒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國家已經大難臨頭。 這一年，軍國主義在日本已經形成強大勢力，主張占領中國東北地區的叫囂已經完全公開化。來自關東軍的聲音是：“要建設大日本超級大國，很顯然，必須取得相應的領土或具有同等價值的東西……這就需要把滿洲置於我國絕對權力的統治之下。”在主張武力擴張的日本軍人中，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和作戰主任石原莞爾中佐最為激烈而強硬，他們提出了以“佔領滿蒙”來“轉變日本國運”的侵華建議。 石原莞爾認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洋文明”和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洋文明”必然開戰，而下一次世界大戰將是“人類最後的大戰”。為了備戰，同時也為解決日本國內危機，必須入侵中國——“武力解決滿洲問題已成為陸軍省部主要課長等幕僚的堅定信念。”因此，關東軍的首要任務是佔領滿蒙地區。板垣徵四郎強調：“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重要的關係。”石原莞爾的建議本不新鮮，但在日本深陷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的時刻，這一建議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熱烈追捧。 ——日本軍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擴張擺脫國內危機的策略上達成了高度一致。 四月，日本將由北方士兵組成的第二師團，與駐紮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第十六師團調防，以適應中國東北地區的嚴寒作戰。七月，日本軍事參議官會議決定，再調一個陸軍師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同時密令駐紮在中國東北的守備隊向蘇家屯、瀋陽一帶集中；之後又向朝鮮增派了一個師團的兵力，準備於必要時渡江參戰。八月，日軍進行了異常的人事調整，任命本莊繁中將為關東軍司令、土肥原賢二上校為瀋陽特務機關長。之所以“異常”，是因為這兩人都是有名的“中國通”：本莊繁曾當過張作霖的顧問和駐華武官，土肥原賢二則是長期在中國活動的特務頭子。八月三日，日本陸軍在東京召集關東軍、朝鮮軍、台灣軍司令官和師長會議，傳達滿洲作戰計劃。天皇分別接見了各位司令官。將領們都明白，這就意味著天皇知道並批准了“最近和將來要發生的事”。而在皇宮外面的大街上，日本右翼分子在演講結束時高喊：“我們站起來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