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愚昧這兩個對立物影響著極大多數人類。在一個國家裡，隨便哪一方佔上風，政府機構都容易存在下去。理性服從它自己；愚昧則屈從於對它發出的任何命令。
當前，世界上流行著兩種類型的政府，第一種是實行選舉的代議制政府；第二種是世襲繼承製政府。前者通稱共和國；後者通稱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
這兩種截然不同而又對立的形式是建立在理性與愚昧這兩種截然不同而又對立的基礎之上的。由於執政需要才智和能力，而才智和能力是不能遺傳的。因此，顯而易見，世襲繼承製要求取得一種非人的理性所能接受而只能建立在他的愚昧之上的信仰；一個國家的人民越是愚昧無知，就越適應於這種類型的政府。
反之，在一個組織建全的共和國里，政府卻無需取得超越人的理性的信仰。他理解整個制度及其來歷和實施；而且，由於理解最深，支持也最有力，人的才能就可以大膽發揮，並且可以在這種形式的政府下發揚一種巨大的英雄氣概。
由於這兩種形式的政府是在不同的基礎上活動的，一種靠理性而另一種靠愚味自由行動，我們下一步就得研究推動稱為混合政府的那種類型的政府究竟是什麼，這種政府有時還荒唐無稽地標榜為無所不包的政府。
這種類型的政府的動力是必須行賄。不管混合政府的選舉和代表性是多麼不完善，它們總還得比世襲政府多講一些理性；因此，就非收買理性不可。
混合政府是個不完善的混合體，通過賄賂把許多不協調的部分結合起來，作為一個整體活動。柏克先生對法國決定舉行革命而未採取他所謂的“一部英國式憲法”深痛惡絕；他在這方面所表露出來的遺憾心情，叫人疑心英國憲法需要某些東西來把它的種種缺陷掩蓋起來。
混合政府中無責任可言；各個部分相互包庇以至於喪失責任；推動政府機器的賄賂同時也就是為自己謀出路。一旦把國王不會犯法這話作為箴言，就把他同自痴和瘋子置於同樣安全的地位，對他本人說來也就談不上什麼責任了。於是責任就落在受議會多數庇護的首相身上，首相利用地位、卹金和賄賂總是能發號施令；而議會中的多數也利用它保護首相的同樣權力為自己辯護。政府的各個部分和整個政府就以這種循環方式，把責任拋到了九霄雲外。
如果說政府的某一個部分是不會做錯事的，那就意味著它什麼也不做，而僅僅是另一種力量的工具，按後者的旨意行事。在混合政府中，取代國王地位的是內閣；由於內閣總是議會的一部分，其成員又為其言行不一而辯護，於是混合政府就始終是個謎，由於使各方結合要大量行賄，就讓國民承擔同時維持政府的一切形式的費用，最後變成了委員會式的政府；在委員會中，顧問、行動者、贊同者、辯解者、負責任者以及不負責任者都是同一夥人。
通過這種啞劇般的計謀以及場面和角色的變換，這個政府的各個部門互相幫著去做非任何一方獨立所能做的事情。一旦有錢可撈，形形色色的幫派就化為烏有，各部門拼命互相吹捧，各方都驚異地讚美另一方的明智、大度和廉潔；而所有各方都為國民的沉重負擔發出悲嘆。
但是在一個組織健全的共和國中，任何這種結合、讚美和憐憫都不會發生；代表制是全國平等並且完善的，代表無論被安置在立法部門還是行政部門，他們都有著同一個自然來源。政府的各個部門並不像民主制、貴族制和君主制那樣彼此見外。由於不存在傾軋，也就無需通過行賄而妥協或通過陰謀詭計而混淆是非。公共措施靠國民的理解，以本身的成就為依據，而不乞助於阿諛奉承。混合政府對賦稅過重發出的哀鳴，不論如何行之有效，是同一個共和國的觀念和精神格格不入的。如果有必要徵稅，那麼徵稅當然是有利的，但如果徵稅而需要表示欠意，這種欠意本身就意味著應受責難。那麼，人為什麼要上當，或者為什麼要讓自己上當呢？
每當人們被稱作君主和臣民時，或者每當政府在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等個別的或兼有的銜頭下被提到時，一個有理性的人是怎樣理解這些字眼的呢？如果世上確實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各自不同的人類權力的因素，那麼，我們就應看到多種可用這些字眼加以描述的根源；可是，既然人只有一種，也就只能有一種人類權力的因素，而這種因素就是人本身。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不過是想像的產物；這樣的東西，除了這三種外，還可以想出上千種。
從美國和法國的革命以及其他國家出現的種種跡象可以明顯地看出，界世輿論對政府制度已有改變，革命也不在政治推測的範圍之內了。用時代與形勢的發展——人們把它歸因於大變革的成功——去衡量革命據以產生的精神力量和迅速反應，未免太機械了；那些已發生的革命使所有的舊政府大為震驚，這些革命曾一度被認為比現在歐洲普遍發生革命更屬不可能，而且是更為不可思議的活題。
當我們觀察人類在君主制和世襲制政府的統治下，被一種勢力從家鄉拉走，或者被另一種勢力趕了出去，並且被比敵人更兇的賦稅搞得窮困不堪而趨於悲慘的境地時，就顯然可以看出這些制度都是壞的，從而有必要徹底改革政府的原則和機構。
政府不就是管理一國的事務嗎？它不是，而且按它的性質來說，也不可能是任何特定的人或家庭的財產；而只能為全社會所有，因為它是由全社會出資維持的；儘管已通過暴力和奸計將它篡改成世襲的政府，但是篡奪並不能改變事物的本來面目。主權作為一種權利只能屬於國民，而不屬於任何個人；一國的國民任何時候都具有一種不可剝奪的固有權利去廢除任何一種它認為不合適的政府，並建立一個符合它的利益、意願和幸福的政府。把人荒誕而又野蠻地區分為君主和臣民，雖然合乎廷臣的口味，但不適合公民的身分；這種做法為當今的政府賴以建立的原則所打破。每一個公民都是主權的一分子，因此不能屈從於個人：他只能服從法律。
當人們考慮什麼是政府時，首先必須假定它懂得它將要對之行使其權力的一切目標與事務。從這個觀點來看政府，美國和法國所創建的共和製的作用已遍及全體國民；而對政府各部門的利益所必不可少的知識，則掌握在由各部門選舉出來的核心手中。但是舊政府是建立在排斥知識和幸福的基礎之上的；由那些對寺院以外的世界一無所知的僧侶統治的政府同由國王統治的政府毫無一致。
以往號稱的革命，只不過是更換幾個人，或稍稍改變一下局部狀況。這些革命的起落是理所當然，其勝敗存亡對革命產生地以外的地區並不能發生什麼影響。可是，由於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我們看到現在世界上事物的自然秩序煥然一新，一系列原則就像真理和人類的存在一樣普遍，並將道德同政治上的完美以及國家的繁榮結合在一起。
“一、在權利方面，人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因此，公民的榮譽只能建立在公共事業的基礎上。
“二、一切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天賦的和不可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自由、財產、安全以及反抗壓迫。“三、國民是一切主權之源；'任何個人'或'任何集團'都不具有任何不是明確地從國民方面取得的權力。 ”
這些原則中沒有任何可以因煽動野心而使國家陷於混亂的東西。它們意在喚起智慧和能力，使之為公共利益服務，而不是為特定的一夥人或家族升官發財效勞。作為人類公敵和不幸源泉的君主權被擯棄了；主權本身恢復了它自然的和原有的地位，歸還給國民。如果這種情況遍及歐洲，戰爭的根源就可以消除掉。
大約在1610年，法王亨利四世——他是一個心地寬宏仁慈的人——提出了一項在歐洲消除戰爭的建議。該計劃是設立一個全歐代表大會，或像法國發起人所說，設立一個和平共和國，由各國指派代表組成，這些人在國與國之間一旦發生爭端時起仲裁法庭的作用。
倘若這個計劃在提出時就被採納，那麼，作為兩個當事國的英國和法國，它們的賦稅比法國革命開始時，各自每年至少可以減少一千萬鎊。
要研究這一計劃為什麼未被採納（防止戰爭的大會沒有開，僅僅在經過多年的無益耗費後開了一次會來結束戰爭），就必須把政府的利益看作是同國民的利益截然不同的利益。
不管對國民徵稅的原因何在，它總之是政府增加收入的手段。每一次戰爭都以增稅而告終，政府的收入也隨之增加，在以現有的方式發動和結束的任何戰爭中，政府的權力和利益都得到了增長。由於戰爭容易給必須徵稅和增設職位提供藉口，所以，從其頻頻發生來看，它乃是舊政府體制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而要確立任何消滅戰爭的方式方法，不論它如何有益於國家，就會把這樣的政府中最有利可圖的那個部門取消掉。因為一點小事就輕率打仗，表明各國政府維護戰爭體制的意向和貪欲，並且暴露了它們發動戰爭的動機。
共和國為什麼不投入戰爭呢？就因為它們的政府的性質不容許存在一種與國民利益相違背的利益。即使象荷蘭這樣一個結構不建全、貿易遍及全球的共和國，也將近有一世紀沒有發生戰爭了；而法國政府的體制一改變，和平與國內繁榮以及節約等共和原則就同新政府一道興起；同樣的結果也會遵循這條道路在別的國家出現。
由於戰爭是建立在舊結構上的政府的規律，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仇恨不過是這些政府用以保持這種規律的活力的策略而已。每一個政府都譴責另一政府背信棄義、詭計多端和野心勃勃，藉以刺激各自國民的想像力，煽動他們採取敵對行為。若不是政府從中作梗，人類本來是不會相互為敵的。因此，與其大聲疾呼反對國王的野心，還不如把呼聲指向這些政府所推行的原則；與其謀求改造個別的人，還不如把國民的智慧用於改造政府的體制。
在這裡，姑且不論目前仍在推行的政府的種種形式和準則是否適應於它們建立時的世界局勢。這些形式和準則愈陳舊，它們就愈不能適應事物的現狀。時間以及形勢和見解的改變使政府體制逐漸趨於過時，正如使風俗習慣逐漸過時一樣。農業，商業，製造業和藝術能最好地促進國家繁榮，它們需有一種不同於過去時代的政府制度，也需要有一種不同的知識來指導推行這種制度。
從人類進步的角度不難看出，世襲政府正頻於衰亡，而建立在國家主權與代議政府的廣泛基礎上的革命則正在歐洲取得進展，預見革命的來臨，並運用理性和適應性來促使革命發生，而不聽任它們成為騷亂，這才是明智之舉。
從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來說，政界的任何變革都不是不可能的。現在是革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用以維持戰爭體制的各國宮廷所施展的陰謀也許會招致一個國際聯盟來消除戰爭；並召集一個歐洲代表大會以贊助自由政府的進展和促進各國的文化交流，這方面的可能性要比以往的法美革命和同盟來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