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克先生在美國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來看，我自然應當把他看作人類的朋友；而且，既然我們的給識是在那個基礎上開始的，我如果有理由保持這一評價而不改變它，這對我來說是更為快意的。
柏克先生去冬在英國議會發表了猛烈攻擊法國革命和國民議會的演說，當時我在巴黎，並且前不久還寫信給他，告訴他那裡的事情是進行得多麼順遂。以後不久，我就看到了他打算出版他的小冊子的廣告。由於這種攻擊所用的語言在法國很少有人學習過，懂得的人更少，外加任何東西一經翻譯就會變樣，因此我答應法國的一些革命朋友說，柏克先生的小冊子一出版我就給予答复。當我看到柏克先生的小冊子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我就更覺得非這樣做不可了；小冊子把法國革命和自由的原則罵得狗血噴頭，也是對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欺騙。
我對柏克先生的這種行徑感到格外驚訝和失望，因為，基於我即將述及的事實，我曾經別有期望。
我看到戰爭帶來的災難已經夠多的了，但願世界上永遠不會再發生戰爭，並且希望另外找到一種方法來解決鄰國之間不時發生的紛爭。這是一定可以辦到的，只要各國宮廷願意真心誠意地著手去做，或者各個國家卓有遠見，不上宮廷的當。美國人曾經受過反對法國的同樣偏見的熏陶，這在當時也是英國人的特性；可是經驗以及同法國的交往最有力地向美國人表明了那些偏見是錯誤的；我並不認為，目前任何兩個國家之間存在著比美法之間更為真誠和親密的關係。
當我於1787年春來到法國時，圖魯茲大主教擔任首相，當時聲望很高。
我同首相的私人秘書———位胸襟寬闊善良的人——過從甚密，發現他對戰爭的瘋狂性和對英法兩國的嚴重失策的看法同我完全一致，而認為兩國不斷相互猜疑除了使雙方加重負擔和捐稅之外，不會有別的結果。為了確保我沒有誤解他，他也沒有誤解我，我把我們看法的實質寫成書信送交給他，並向他詢問：如果我在英國人民當中發現任何要想取得比迄今存在於兩國之間的更進一步的和解的意向，我會被授予多大權力，說法國方面也有同樣的意向？
他極其坦率地回了我一封信，這封信不僅代表他本人，也代表首相，據稱這封信是在首相認可下寫成的。
差不多三年以前，我就把這封信交給柏克先生，並留給了他，信至今還在他手裡。當時，我是從以往對他抱有的看法出發，希望他、同時自然也期待他會找機會好好利用這封信，以便消除兩個鄰國由於彼此缺乏了解而產主的錯誤與偏見，這些錯誤和偏見徒然使雙方都受到損害。
當法國革命爆發時，它肯定給柏克先生提供了做些好事的機會，如果他有意於此的話。他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一看到舊的成見正在消失，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撒播新的仇恨種子，好像他唯恐英法兩國不再是仇敵。世界各國有些人專靠戰爭和保持各國不睦為生，這雖令人吃驚卻是事實；但是，假使一國政府裡的有關人物致力於散佈不和並在國與國之間扶植偏見，那就更加不可饒恕了。
本書中有一段話提及柏克先生領取津貼，這個消息已經傳布一些時候，至少有兩個月了。一件事對某人關係重大，他非知道不可，但卻往往最後一個才聽到，正因為如此，我才特意提出，如柏克先生認為必要，就可藉此機會闢謠。
托馬斯·潘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