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3)

於是，我開始覺得，人生只不過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組合。 我們應對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將決定我們的未來。 而我生命中的兩個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發生在米德爾布里學院。 一個是遇到了伊朗國王的顧問兼將軍的兒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做安的美麗女子——與我童年時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樣，她後來成了我的妻子。 將軍的兒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羅馬的職業足球隊員。 他有很高的體育天賦，擁有一頭漆黑的捲發，一雙溫和的胡桃色眼睛，還有著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無法抗拒的魅力。 他在許多方面都與我截然相反。 我努力和他套近乎，並且贏得了他的友誼。 從他身上學到的很多東西讓我在往後的日子裡受益匪淺。

我遇見了安，儘管當時她正與另外一個學校的男生打得火熱，但是她卻並沒有拒絕和我交往。 一開始，我們之間維持著一種柏拉圖式的關係，可她讓我第一次體驗到什麼是真摯的愛。 法哈德慫恿我喝酒、參加派對，無視父母對我的教誨和嚴格要求。 於是，我故意疏於我的學業，因為我要打斷“學業”的腿，來報復我的父親。 我的成績一落千丈，進而丟掉了獎學金。 大學二年級的一天，當課上到一半的時候，我決定中途輟學。 父親揚言要與我斷絕父子關係，法哈德卻繼續火上澆油。 頭腦發熱的我一頭撞進了校長辦公室，於是我退學了。 這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關鍵時刻。 我離開學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當地一個酒吧痛飲慶祝。 旁邊一個身材魁梧的醉漢，說我勾引他老婆，他將我倒頭提起，朝著牆壁扔過去。

法哈德走過來將我們倆分開，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傢伙臉上劃開一道口子。 接著法哈德拽著我離開酒吧，他將我從窗口推出去，推到酒吧外邊的“水獺河”（Otter Creek）上一個突出的窗台上。 我們跳下去，然後沿著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盤問我的時候，我撒了謊，我矢口否認法哈德干過那件事。 不過，後來法哈德還是被趕出校門。 後來，我們倆都搬到了波士頓，租了間房子住在一起。 我在赫斯特的《紀錄美國/星期天廣告人報》（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給該報的總編當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幾個同事被徵召入伍。 為了逃脫同樣的命運，我到波士頓大學商業管理學院進修。

那時候，安已經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經常從米德爾布里過來看我。 我當然很感激她對我的關心。 1967年，安從米德爾布里學院畢業，當時我在波士頓大學還有一年才能畢業。 安堅持在我們結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 雖然我一邊開玩笑說自己被綁架了，但是也對自己從父母那兒沿襲的古板、假正經耿耿於懷。 我和她在一起很開心，可我想要更多，於是我們結婚了。 安的父親智慧超群，是導彈導航系統的主要策劃人，因此，他在海軍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他的一位好友，安稱之為“弗蘭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國家安全局（NSA）的最高級部門的官員。 國家安全局是美國最不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間諜組織。 結婚後不久，軍隊召集我去體檢。

不幸的是，我通過了體檢，這也就意味著我畢業後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 儘管我對戰爭很感興趣，可我非常不願意到遠在東南亞國家的戰場上去。 我是聽著那些殖民開拓者的祖先們的故事長大的——像托馬斯? 潘恩（Thomas Paigne）和伊桑? 艾倫（Ethan Allen）。 我參觀過位於新英格蘭和紐約北部的很多戰場，包括法國和印第安人作戰的戰場以及獨立戰爭時期的所有作戰場地。 我讀過我可以找到的每一本歷史小說。 事實上，當讀到相關陸軍特種部隊首次進入東南亞情形的時候，我倒是很想參軍。 後來，媒體曝光了美國政策的殘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變了想法。 我不知道潘恩會站在哪一邊，可當時我想，他肯定會站在越共那邊。

弗蘭克叔叔救了我。 他告訴我到國家安全局工作可將我的徵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裡的人進行了一系列面談。 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盡，因為那一整天我都在測謊儀監控下回答問題。 他們告訴我，這些測試能判斷出我是否具備在國家安全局工作的潛質，如果我有這方面的潛質，他們將對我的優點和弱點進行測評，而這些測評是日後給我安排具體工作的依據。 當時我就認為，鑑於我對越戰的反對態度，我肯定通不過測試。 在測試中，我承認我是一個忠誠的美國公民，我反對戰爭。 我很驚訝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窮追不捨。 相反，他們更加關注我的成長經歷，我對父母親的看法和態度，還有我作為一個窮學生在那些有錢的預科生、富人堆里長大的心理情愫。

他們也仔細探討了我對缺乏女人、性和金錢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帶來的幻想症等。 他們對我和法哈德之間的友誼很感興趣，尤其是我向校警撒謊，維護法哈德的那件事，這讓我感到很納悶。 一開始，我以為這一切都對我有害無益，我注定要被國家安全局拒之門外，但結局出乎我的意料。 多年之後我才明白，從國家安全局的角度來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徵正是他們所欣賞的。 他們看重的不是我對國家有多忠誠，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 對父母的怨恨、對女人的性幻想、對豐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誘惑，所有這些“特質”讓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可造之才。 我在學校和體育上力求出眾的決心、我對父親的反叛、我與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我對警察的謊言，都是他們看中的品質。

後來我發現，法哈德的父親也為美國情報機關在伊朗本土服務，而我和他兒子的友情無疑成了我進入國家安全局的一個重要籌碼。 測試後幾個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並且開始了我的間諜技巧培訓，當然這是從波士頓大學畢業幾個月後才開始的。 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許可之前，我又衝動地參加了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招募者在波士頓大學的講座。 他們的主要“賣點”也和國家安全部一樣——能去那里工作的學生也可延遲參軍。 決定去聽那個講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幾個重要的“偶然”之一，當時看起來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卻決定了我以後的命運。 招聘人員介紹了全球幾個最需要志願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亞馬遜熱帶雨林。 在歐洲人踏足這片土地之前，當地人過著原始的土著生活。

從我的先人們在新罕布什爾安家時起，我就一直夢想可以過著像當地印第安阿布納基土著人（Abnakis）那樣的生活。 我清楚我的血管裡有著阿布納基人的特質，我希望像他們那樣對森林知識瞭如指掌。 在講座結束後，我走到招聘人員面前，問他我被選中派遣到亞馬遜森林的機會有多大。 他說，他們需要大量的志願者，我應該有機會。 於是我立刻致電弗蘭克叔叔。 讓我意外的是，弗蘭克叔叔鼓勵我加入美國和平隊。 他坦白地說，在攻克河內之後，亞馬遜河流域將是下一個目標。 “那裡石油資源非常豐富。 他說，“我們要派一些能人去那裡——要能理解當地人的人。 他說和平隊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場”，他還要我練好西班牙語和當地土著部落的方言。

他笑著說，“你最後可能是給私人企業而不是給政府工作。 ” 那時候我還不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 不過現在看來，當時的我已經從一個間諜升級到經濟殺手，儘管之前我從來就沒有聽過這個詞，那之後的幾年裡我也沒有聽到這個詞。 那時候我壓根兒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佈著幾百人，為諮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業工作，他們從未從政府那裡得到一分錢，卻在為建立全球帝國服務。 我沒有想到，這一群人會在20世紀末發展到如此大的規模；我更沒有想到，我在這一支不斷壯大的隊伍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國和平隊提交了申請，要求被派遣到亞馬遜。 接到通知書的那一刻，我感到極端的失望。 因為通知書上說，我們可能被派到厄瓜多爾。

哦，天哪！我想去亞馬遜地區，卻讓我去非洲！我連忙去翻閱地圖冊，查找厄瓜多爾這個地方，可是讓我感到沮喪的是：我在非洲大陸上找不到它。 我翻查目錄，才發現厄瓜多爾原來在拉丁美洲。 在其中一幅地圖上，我看到，從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匯成了氣勢磅礴的亞馬遜河源頭。 我接著讀下去，才知道厄瓜多爾森林是全球物種最多樣化和最豐富的森林之一，幾千年來，那裡的土著人周而復始地過著他們樸實的原始生活。 於是，我們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隊的訓練，1968年，我們一同前往厄瓜多爾。 在亞馬遜地區，我們與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們的生活方式確實與殖民者到達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無異；在安第斯山脈地區，我們和印加人的後代一起勞動。 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地球上還有這樣的地方存在。 在那之前，我遇到過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親任教學校裡那個富有的“預科生”。 我發現自己漸漸與當地以狩獵和種地為生的土著人產生了共鳴。 奇怪的是，我還覺得自己與他們有某種不可言喻的血緣關係。 不知怎的，他們讓我想起了那些下賤的提爾頓“鎮民”。 有一天，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艾納? 格列夫（Enar Greve）乘坐飛機來了，他是查斯? T . 美因顧問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總裁。 這個國際諮詢公司當時正為國際銀行調研一個項目——國際銀行向厄瓜多爾和其周邊國家貸款數十億美元的可行性研究。 該筆貸款用於修建水力發電站和其他基礎設施。 艾納以前是美國預備軍（U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訴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國和平隊之前曾經被國家安全局相中，並正在考慮重新加入國家安全局。 他也告訴我，他曾經在國家安全局當過“聯絡員”，他看我的眼神讓我覺得他肩負著另一個使命——評估我的能力。 我現在才知道，他的確是在不斷跟進我的情況，他要評估的是：在這種北美人認為是極端惡劣的環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們一起在厄瓜多爾呆了幾天，後來就以書信來往。 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爾的經濟評估報告。 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機，也正好喜歡寫寫東西，於是我欣然答應了他。 在那之後大約一年裡，我給艾納發了至少15封長信。 在信中，我預測了厄瓜多爾的經濟和政治在未來的發展方向，評價了這裡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漲的反抗情緒——他們奮力抵抗國際石油巨頭、國際發展機構和其他任何要將他們帶進現代社會的力量。 我結束了在美國和平隊的厄瓜多爾之行回到美國後，艾納邀請我到美因公司位於波士頓的總部進行面談。 他告訴我美因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工程建築，但他們最大的客戶——世界銀行，最近要求他們招募經濟師，對某些相關的領域進行經濟預測，並且就工程項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進行評估。 他說，他之前聘任過3名高資歷的經濟師，他們都有無可挑剔的學歷和資格背景——其中2名擁有碩士學位，另外1名擁有博士學位，可他們都慘敗而歸。 他說：“在這些國家，並不存在著可靠的經濟統計數據，他們三人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掌握在這些國家進行經濟預測的方法。 然後他又對我說，除此之外，他們都覺得不可能按合同規定完成他們的使命，合同要求他們到遙遠的國度，像厄瓜多爾、印度尼西亞、伊朗和埃及等，並親自與當地領導人會面，向他們提供針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的特徵所作的評估報告。 他們中有一個人被派到巴拿馬荒蕪的村莊，結果弄得精神失常，後來不得不由巴拿馬警察護送到機場，坐上返回美國的飛機。 “儘管在厄瓜多爾你沒有取得具體的經濟數據，但從你的來信中，我覺得你是非常努力的。 你在厄瓜多爾那樣的環境裡都能待下去，可見你在其他的環境裡也不會有問題。 他還告訴我說，他已經辭退了一名經濟師，如果我願意到美因工作，他會解僱另外兩個人。 就這樣，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經濟師的稱謂。 那年我26歲——徵兵這種事情再也輪不到我的頭上。 我向安的家人徵求意見，他們都鼓勵我接受這份工作，我想這應該也是弗蘭克叔叔的態度吧。 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後要到私人企業工作。 儘管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但毫無疑問的是，我能在美因諮詢公司得到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蘭克叔叔安排的結果，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爾生活的經歷，以及我願意動筆撰寫那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報告。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一直頭腦發熱，自負得幾欲膨脹。 我只不過是在波士頓大學讀了個學士學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樣高級的諮詢公司獲得經濟師的頭銜，但是我得到了。 我知道許多大學同學在成功逃避參軍之後，繼續攻讀工商管理碩士（MBA）或者其他碩士學位。 如果他們知道我現在的頭銜，也許會嫉妒我吧。 我想像著自己是一個闖勁十足的秘密間諜，隻身前往異國他鄉，躺在豪華酒店的游泳池邊曬太陽，身邊圍繞身穿比基尼、舉著馬提尼美酒的美女。 當時的確是種幻想而已，但在之後的許多時候這種幻想也在我身上應驗了。 雖然我的職稱是經濟師，但是我發現我的工作遠遠不只是做評估和預測那麼簡單，事實上，我的工作與詹姆斯? 邦德（James Bond）（電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截然不同的耶穌 我的腦海裡不斷湧現出那天晚上達朗在萬隆表演木偶戲的情景，那個漂亮的英語系女生的話也時刻縈繞在我的耳邊。 那個晚上的經歷，讓我的思想躍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當然我還不至於完全忘掉我們到印度尼西亞所肩負的任務，只不過，此刻我的反應完全被情緒所控制。 通常我都能夠找到很好的理由讓自己冷靜下來——從歷史事件中尋找慰藉，或者是完全依靠個人的自製力控制情緒。 我覺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於人之常情——艾納、查理、我和其他所有人在做的，都是作為一個男人應該做的事情：賺錢養家活口，照顧自己以及親人。 與那一班印度尼西亞年輕人的討論，逼著我要正視問題的另一方面。 透過他們的眼睛，我意識到，美國所謂的援助政策對於幫助像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的人民來說是毫無用處的，並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目光短淺的。 從當前的形勢來看，要蒐集用於經濟預測報告的資料，我就必須到雅加達去。 我把空閒時間都用來思考這些問題，並將這些寫成日記。 我在雅加達的街道上溜達，不時向街頭的乞丐施捨一些零錢，我還嘗試著去接近麻風病人、妓女和街童，與他們聊天。 同時，我開始反思外國援助的本質。 究竟在幫助不發達國家（LDCs）減輕他們的貧窮與困難的過程中，發達國家（DCs，世界銀行的術語）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才合理？我還想知道，外國援助究竟什麼時候是真誠的，什麼時候只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貪婪與私慾。 事實上我已經開始懷疑這種援助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利他主義，如果不是的話，這種狀況要怎樣才能改變。 我肯定，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有能力幫助全球受疾病和飢餓困擾的人，可我也同樣肯定，我們採取援助政策的目的很少是幫助這些受苦的人——如果美國曾經也有過幫助他們的念頭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