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第三章尋烏的商業-2

以上十一門是比較用得多的，以下各門都用得少。 蓋市魷魚裡的一種，即是最好的魷魚，請上客才用它。梅縣來。用得不多，每年三兩百塊錢生意。普通的魷魚叫“洋魷魚”。 菜莆就是蕪菁，和蘿蔔相像，醃了的。走信豐來。每年銷得三兩百斤，端午過了才有賣，八月一過就沒有來了。兩毛子一斤，比西粉貴一點。 魚翅四毛子一兩，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參每年用三兩百斤，比魚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魚肚用三兩百斤，價和海參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參必定要用魚肚，便不用假魚肚的豬皮了。 墨魚只用四五十斤，每斤價七八毛，同魷魚差不多。 珧柱銷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貢魚乾僅銷十斤八斤，每斤價二毛。過去可銷七八十斤。

大蝦銷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蝦並不是很大的蝦，它的名字又叫“蝦米”，不比“潮蝦”有四兩一個的。 蝦殼極小的蝦子壓扁起來好像蝦皮一樣，叫做蝦殼。銷得百多斤。過年過節家家要鑲豆腐——把豆腐挖一個口，把豬肉、魚子、香菇連同蝦殼，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醬塞了進去，叫做鑲豆腐。蝦殼價每斤一毛多。 蜇皮三毛子一斤，銷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大的叫做“蠔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銷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沒有賣。 天青一種海魚，大的有扇子大一個。本城少賣。 以上蓋市到天青各種都是海菜，從潮汕來。 金針菜即黃花，兩毛子一斤，年銷四五十斤。 雲耳銷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緒年間每斤不過五毛子，漲了一個對倍。梅縣來。

香菇銷百把斤。冬菇較好，兩塊零錢一斤。春菇較壞，一塊二三毛一斤。本地出產。 冬菜白菜製成罐頭，過去走天津來，近來梅縣也可以造了。銷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豆腐皮捲成條子，兩毛多錢一斤，銷四五十斤。興寧來。 豆腐霉即腐乳，梅縣來。豆腐漿、芋子、麵粉三樣東西做成，與普通人家用豆腐乾做的不同。 胡椒白胡椒，銷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緒年間不過四毛錢一斤，貴了兩倍。烏胡椒，銷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緒年間不過兩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國來的。 欖豉把生橄欖煮熟，去核發霉，即成欖豉，尋烏叫欖角，梅縣叫欖豉。每年只銷得十多斤，每斤價二毛多。 醬油本地做的也有，門嶺來的也有。小黃豆子蒸熟，曬得半乾，攤開使它上黴，再拿了去煮。煮出來的水加進香料和鹽，就成醬油；煮後的豆子就成豆鼓，但這種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沒有濾去醬油的豆子。豆豉和醬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較大。豆豉每月銷得二三百斤，年銷三千多斤，每斤價一毛四。醬油每年銷三幾百斤，每斤價一毛半。

柿花年銷百把塊錢，小的三個銅板一個，大的一毛子兩個。 紅棗黑棗兩樣年銷百零斤，黑棗四毛子一斤，紅棗兩毛子一斤。 龍眼一年只銷十把二十斤。有殼的三毛多子一斤。無殼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藥店裡才有。 荔枝很少有賣。價和龍眼略同。 楊桃乾銷得幾十斤，四毛子一斤。 從柿花到楊桃乾各種均從梅縣來。 瓜仁就是瓜子，信豐、門嶺都有來，三毛零子一斤，銷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種都是水貨店的生意。此外，水貨店還附帶賣洋油和茶油。 水貨店中的盛衰興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順昌老店、順昌興記、盧權利、湯堯階、榮春祥、駱接賜、張均益七家，是水貨生意中大一點的。此外，還有賣水貨的小攤子若干家。其中，順昌老店和張均益是雜貨店兼做水貨。

順昌興記是順昌老店的分支，水貨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塊本錢，每年向梅縣繳得動兩三百元。店主範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飯，生意賺項僅敷繳用。 盧權利，算第二家水貨店，梅縣人，資本千多兩千元。除水貨外，還做桐油、茶葉、香菇、茶油各樣，運往興、梅做“行崗生意”，他做的水貨生意不如興記，這一宗卻是興記所沒有的。他也能在梅縣繳得些些動，因為他是梅縣人，生意頗紅，繳千把八百都是沒有問題的。他自己兩公婆，請了兩個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繳用外，每年至少賺兩三百元，財氣好的年頭，千把八百也要賺。 湯堯階，蕉嶺人，資本二千元，沒有請先生，繳用以外，無錢賺。早幾年開油鹽行很賺錢，前年起蝕本，改做水貨。

榮春祥，本地人，資本七八百元。家裡有幾十擔谷田，七八人吃飯。不請先生。用度呢，生意賺了錢來開支，城外家中的穀子就儲蓄起來，算水貨店第一家好的。蘇維埃成立，把他的田沒收了一部分，不待說心裡是嘔氣的。他小時很窮，幫土豪管賬賺了些錢，買點田起家。 順昌老店主人范興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裡十多個人，請了個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貨生意僅能敷口。他的祖父範淵甫是個大地主，三個兒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擔谷。後來敗下來，土地分散，範興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擔穀子的田了。現在蘇維埃分田，他家還能分一點進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卻能收百多擔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沒有做生意。順昌興記是他共祖公的兄弟開的，有四五十擔谷田，二十多個人吃，蘇維埃分田有點分進去。前清末年到民國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興記、達記、茂記、鈞記、鴻昌、祿豐等七家店子，做的綢緞、布匹、雜貨、水貨各色生意，招牌響得很，贛州繳得動四五千元，和那時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國十一年起漸次衰敗，到民國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興記兩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變動了——洋貨市場代替了土貨市場，即梅縣生意代替了贛州生意，尋烏南半縣不需要贛州土貨的供給了。這個原因，是和郭怡和失敗同樣的。其次是因為子弟很多，生長在那些封建經濟的家庭裡(大地主和初期商業資本的家庭裡)，大嫖大賭，大吃大著，“練腔調”(鬧闊氣)，把個家門了了。那時候(民國十年以前)，尋烏的城東小學(一些地主湊股子辦的，五塊錢一股)是個有名的“畢業公司”。全縣地主子弟練腔調無出息的，拿了錢去這個公司裡坐三年，得張文憑，就大擺其架子，用他們的名片上“城東小學畢業生”幾個字，回到家裡騙祖宗。什麼叫做騙祖宗呢?第一是剛畢業的時候，祠堂裡頭照例賞給畢業生一些錢，叫做“搶花紅”；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舉人有功名的平分學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畢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爺們竟有六七十個進了這個畢業公司。他們畢業後，在他們的大小公堂中，除開搶花紅得穀子外，單分胙肉一門，每年得一百斤。

駱接賜，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個人吃飯，沒有請先生，蒸燒酒，賣水貨，除開銷外，能賺一頭二百塊錢(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從前好嫖，討了個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塊錢討來的)，老實勤快，酒糟又可供豬，所以年好一年，家裡有十多擔谷田。 張均益，做水貨又做雜貨，一頭二百元本，其餘是藉來的。沒有請先生，指揮他的兒子做生意，每年頗有些賺頭。他是本地人，五六年前是個挑夫，幫尋烏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縣，從梅縣挑了布子及鹹魚回到尋烏。他自己挑東西，同時又當夫頭。這種夫頭的職務是能夠賺錢的。尋烏商人拿了錢給他去辦貨，尋烏城的老闆和梅縣的老闆兩頭都給酒錢與他，因此他就慢慢地發起財來。 擺攤子的水貨生意，每家不過幾十元本，多的不過一百元，他們的貨是從本城大水貨店和過往小販那裡買來。這種擺攤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乾髮起財來。本城由擺攤子起家開店的有許多家，潘登記、何祥盛、羅義盛、劉恆泰、范老四都是。他們有家，但沒有開張門面的店，一、四、七挑著擔子趕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著擔子趕吉潭的圩，這樣子掙得幾個錢來。

(9)藥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楊慶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黃裕興、福春堂等七個藥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來是篁鄉人，姓劉。小時因家窮，父母把他賣給潮州池姓藥商。後來他到尋烏開藥材店，本錢千元內外，就當起老闆來。廣東商人有句俗話:“不怕扯，只怕絕。”那些沒有兒子的人，一定要買個兒子傳代，就是為了“怕絕”呢。也有為了勞動力需要的理由而買兒子的。普通買了來，聰明能幹的把他做兒；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5]。百和堂主人自己是買來的，他因生子不育，又買來一個兒子，隨後他自己也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娃子，連他的老婆共七個人吃飯。又帶三個徒弟。有些錢賺。藥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稱了進來，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藥嫩料兩類，粗藥(水藥)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補品，只土豪才買得起。嫩料有價錢講，粗藥聽藥商話價。七家藥店中，只百和堂、楊慶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楊慶仁，樟樹人，過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兒子賭掉幾百塊，現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樹人，百元左右本錢，和尋烏劣紳何子貞及天主堂陳神父(梅縣人)勾結。陳神父借給他四百元，此外還向土娼來鳳子借了兩百元，除藥店外再開了一間洋貨店。來鳳子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她跟了賴世璜[16]部下一個連長，去年回到尋烏，帶來了三百塊造孽錢。王普泰想方法巴結來鳳子借了這筆錢。錢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許多禮物給來鳳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樹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黃裕興、福春堂都是樟樹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藥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慶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黃裕興、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參加反動組織的，反動派會議他必到場，雖然他表面上沒有做什麼官。雜貨店的陳志成，水貨店的寶華祥，火店的同來安，都是以商人幹與政治。蘇維埃勢力進城，四家都被沒收。 (10)黃煙 城裡有兩家製造黃煙的店子。一家叫黃裕豐，上杭人，在尋烏開店開了兩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賣紙張雜貨，賺了萬多塊錢，拿回上杭買了田，現在本城店裡還有本錢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湧泉號，也是自己制黃煙，安遠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開張。 黃裕豐請了兩個工人，一個刨煙，一個打包。湧泉號請了一個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闆的飯，這一點與雜貨藥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無肉吃、無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則平日有吃，因此沒有特別的打牙祭。吃飯也有些不同，先生經常地同老闆共桌吃，工人則人少時和老闆共桌，假如多了幾個工人呢，老闆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喚工人，喚做“師父”。

雜貨店、水貨店的黃煙，多是從這種制黃煙的店子裡買去的。 (11)裁縫 共有用機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劉芹英、黃嫂子、廖接芳、劉森河、劉師父、謝神保、範癩子、謝其龍、何祥古、謝師父、黃老五、黃上先都是用機器的，每家一架“車子”(即縫紉機)。每家的老闆都同時是工人。每人帶個徒弟，縫下子邊，打下子扣絆。這種裁縫店的資本，就是買一架機器的本錢。機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別人用舊了的)。民國九年以前，尋烏沒有縫紉機，一概手工做。民國九年有個興寧人何師父，第一次弄來一架機器開店。他原先是在留車開店，民國九年搬到縣城來。因他“剪刀很利”(尋烏人說裁縫偷布，不說他偷布，而說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帶著車子回興寧去了。前年(一九二八)還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內有幾架是買了別人的舊車子。其中黃老五手藝頂好，生意頂大，勾結官廳及豪紳，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賺錢買了田地。三二五暴動，他即表現反動，這次革命勢力進城，他就跟反動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樣，民國九年何師父創用機器，興“上海裝”(破胸、圓角、打邊)。民國十二年，上海裝不要了，行一種破胸、方角、大邊裝。去年起行“廣州裝”(七扣四袋而身很長)，一小部分人喜歡穿這一種，但多數人還是大邊裝。從來的衣，一律是舊式的“大襟裝”，從興新學起，開始有破胸新裝，到了民國七八年，新裝漸漸多起來。但直到去年，拿全縣人口說，還是舊裝的多，新裝的少。近兩年來，尤其是土地革命勝利後，新裝日漸加多，特別以青年為普遍。青年學生，不待說老早是新裝，青年農民、青年工人，大多數也是新裝了，除非是很窮無錢做衣服的才仍然是舊裝。在青年群眾中，特別是鞋子起了個顯著的變化。去年夏季，南半縣抗租得了勝利，冬季又分了田，農村中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膠底鞋和運動鞋來(這種鞋的底是從廣州運到興寧，興寧做成鞋子，每雙十毛左右)。赤衛隊和蘇維埃辦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們還要佩個電筒，系條圍巾，有些還要穿薄毛羽的夾褂子褲。 城里手工縫衣店至今還剩三家。 手工與車子的比較是:手工做一件的時間，車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價的比較:每套短衣褲手工做七毛，機器做六毛。貨色的比較:車子做的好於手工做的。機器哪得不驅逐手工? 全縣重要圩場吉潭、澄江、石排下、車頭、牛斗光、留車、篁鄉(採用機器比任何一處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處，都有縫紉機，因此全縣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廢除手工、採用機器做衣了，特別尋烏的南半縣機器化的速度更發快。 (12)傘 彭萬合、李祥仁兩家造紙傘。彭萬合是武平人，在尋烏城開傘店，開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來尋烏時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傘逐漸賺了錢，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動前，連田產共有千多兩千塊錢資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親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尋烏南門外田背地方買了六十擔谷田，起了一棟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內做傘生意。田背的田租給農民耕種，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個兄弟，死了四個，還有三個兄弟，六個兒子、侄子，一個母親，三個婦人，五個媳婦，共十八個人吃飯。兒子在初等學堂讀書。他們三兄弟中，他是做傘的，三十歲了。請了兩個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歲，曾在革命派辦的中山中學讀過二十幾天書，就碰著三二五暴動，反動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沒收他田背的家產，燒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東學校畢業，不過老三讀的是在“畢業公司”時代的城東學校，老七時城東學校卻已經是改造過的，即革命的中山學校派辦理的時候了。因此老七於城東學校畢業後，也就進了中山學校，加入“暴徒”隊伍裡。老三自城東畢業後，就在武平當小學教員，現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現在只有四五十元資本了。他父親彭盛祥時代(光緒年間)紙傘還很盛行，那時候社會用的傘有了三成洋傘，還有七成是用紙傘。民國到今，恰好斢了一個方向:洋傘佔去七成，紙傘只有三成。不論城鄉，不論工農商學，凡屬“後生家”和“嫩婦女子”，差不多一概打著洋傘了。洋傘是從梅縣和興寧來，因此彭盛祥時代南半縣的留車、牛斗光要到縣城彭店來買紙傘，現在卻通通往梅縣、興寧買洋傘去了。從前彭萬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紙傘發賣，現在每年不過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從前(光緒年間)彭店僱工六七人，於今只僱兩個人了。傘價從前每把二毛五，於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個南康老表，四十多歲，傘工出身，民國初年當了老闆。四五十元本，每年出傘二千左右，請了兩個工，一個削骨子，一個褙紙，他自己上油。 洋傘有羽綢傘、洋布傘兩種。羽綢傘通是日本貨，中國不能做。洋布傘的洋布和鐵骨也是外國來的，中國人把它繃起來，加上一個傘把子。羽綢傘每把價一塊大幾(謂一塊五毛以上)，洋布傘每把一塊二三。紙傘、洋布傘、羽綢傘的銷行比例是:紙傘、洋布傘各百分之三十，羽綢傘百分之四十。 傘業現在沒有人學徒弟了。拿尋烏城來說，不但現在，近十年來就沒有人喜歡學做傘了。它的原因不外:一、傘業的前途是沒有希望的；二、傘店的學徒比雜貨店的學徒要辛苦，學做傘十三四歲才去學得，要煮一店人的飯，又要買菜，又要掃地，又要撿拾作坊裡一切拉拉雜雜的東西。 (13)木器 從前只有一家，胡東林，贛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開了二十多年，製造各種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鋪、腳盆、衣架、水桶、櫃子、面盆、尿桶、托盤、招牌、匾額(酬神、祝壽、頌德等用)、對聯、書箱、衣箱、壁櫥，學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禮用的扛盒和撐格，等等。 木器店算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銷在城區，而且銷往各區各縣。但他店裡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給工農貧民，而是供給地主階級、中等商人和富農的，因為他的那些東西工農貧民要不了，除非為了嫁女才向他買些小衣箱、小櫃子之類。他家很苦，在贛州。二十年前他從贛州來尋烏幫人家做木工，積了點子錢開個小木店，慢慢發展，盛時請過四五個工，賺了千把塊錢，付了一半去贛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沒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個工人，他自己做，兒子幫一點，僅僅敷口。衰敗下來的原因，完全在於土地革命。北半縣沒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響。地主階級和其他有錢人也不做壽了，也不做熱鬧喜事了，酬神和歌頌功德也停止了，學校也大半關門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敗下來呢? 他的木器的樣式，凡供給封建地主的一概是舊式，但也有一部分是採取進步樣範的，那就是學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師有來往。南門外福音堂和教會醫院的建築，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親戚薛某，去年邀了十個人打了一個“月月標”的會，每人五塊錢，共五十元起本，開個小小木貨店在城隍廟側邊，不請工，兩父子做，一年蝕了本，奄奄無生氣了。 工農貧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場上供給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腳盆呀，飯甑呀，飯盆呀，飯勺呀，水勺呀，鍋蓋呀，傾盆呀(覆菜碗、覆鍋頭的盆子)，砧頭呀，菜板呀(切菜用，圓的叫砧頭，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籃呀(盛了割下來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鬥呀(打禾用)，礱盤呀(推子)，樓梯呀，等等東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裡“做圓木的”匠人們挑了來賣。並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東西，是依了時節和需要而向圩場上供給的。礱盤一種要定做。風車要上杭師父才能造。全縣有十來個上杭師父，每年由上杭來一二次。水車一門，本縣農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縣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著水車這種東西。 南門外還有兩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貧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資本家乃至稍微有幾個錢的佃農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請木匠做棺材。只有極窮人家，或是“抖緊”時候(急用時候)，才會買這種火料子。失了東西或被人損壞了東西的人，常常是這樣破口大罵:“愛割愛絕的!愛絕人毛的!火板子夾的!火料子裝的!”(“愛割”的“割”，消滅的意思。)這就是形容火料子這種棺材是不名譽的人才用它的。有錢人家自己請木匠做棺材，這種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風車的師父們，他們兼著造棺材。 (14)火店 有劉萬利、合昌隆、劉鴻興、溫得利、潘發利、潘金利、湯日恆、同來安、曾記濤、九嫂子、大隻四嫂子、古流芳、劉奀二(兼賣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裡的客人以挑擔子的為最多，佔去百分之八十。賣牛的，背包袱子的(背著包袱子向著別地找生活去)，四鄉到城裡來打官司的，往贛州讀書的，變把戲的，賣膏藥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緣的，行醫的，看風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蓮花落的)，共佔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擔子客人中，大多數是雞鴨客子，少數是挑煙皮客子(煙皮即菸葉)。 開火店不要多的資本，只須幾條舊被窩，幾床粗席子，買點米買點柴火，就可開張。店屋租錢要在幾個月後才交付。 開火店賺錢，靠賺那些撐傘子的和穿長衫子的。他們來了，把點好東西給他們吃，把點好床鋪給他們睡，要走了給他們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擔子的及其他窮人來了，火錢(即歇錢)飯錢都要輕些。吃飯照碗數算，比長衫客子照餐數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會吃的一碗又一個零碗就夠，不會吃的半碗也夠)。吃酒的一壺水酒等於一碗飯價。火錢每夜三個銅殼子(即銅板)，因為要點一盞燈火，還要燒水洗身，故要火錢。冷天蓋被窩，另拿被窩錢，每人兩個銅殼子。火店賣酒飯的利潤，每十毛本賺四毛。真的講起來，開火店的賺錢，還是靠畜豬子，因為火店的糠、飯湯和零飯，是經常有的。 火店的對頭是警察和衙門口的差人，因為警察、差人要盤查，常常藉了盤查為難客子，弄客子的東西，如像借了查煙土，一轉眼把客子的銀錢偷去了。若當戒嚴時候，還要因對答不妥當受那無妄的飛災。以此客子怕上城裡的火店，天還沒黑，就在黃垇、河嶺、長舉、新砦等離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來，火店的生意大受影響。 火店中，同來安店是反動的。店主陳登祺，出身卻是貧農，家在留車，窮得沒飯吃，因為他會兩手打，便在留車一帶鄉下教打。民國七八年他到縣城當法警，民國十四年就開了同來安店，兼做油行。他因與官廳勾結，又跟留車劣紳陳吐鳳要好，三二五暴動時保護縣長謝寅出險，為謝所賞識，政權恢復，被提拔為靖衛隊長。他率領隊兵到雙橋一帶擄人勒款，焚燒革命群眾房屋。謝縣長走了，他回到火店裡。這回蘇維埃沒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滿三千人的尋烏城，卻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尋烏城裡吃飯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價廉，二是方便。尋烏的農村中也是很喜歡吃豆腐的，不如尋烏城這樣厲害，卻也佔了食品的一半。 兩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兩升半的價錢是五毛，豆腐一桌的價錢是六毛半，賺一毛半。所謂“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乾四十六塊，零賣每毛子七塊，三個銅殼一塊。若是小豆腐乾，則每桌九十二塊，每毛十四塊，三個銅殼兩塊。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乾、薄乾子四種。水豆腐銷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乾；薄乾子最少，因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開豆腐店賺錢，主要還是拿豆腐渣畜豬子。因為每天普通只能銷一桌豆腐，特別情況才能銷兩桌，每天只能賺毛半子到三毛子。畜豬子每年可畜兩道“豬媽帶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豬，每店每年可畜四個，約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豬供米要多，還不如畜豬子劃得來。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邊磨豆腐，一邊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學難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稱師父。” (16)理髮 全城理髮店八家。民國元年以前器具都是舊式的，裝式則一律是辮子。民國元年起，開始用洋剪(揮剪和毛剪)，樣式一概和尚頭，沒有別的。民國二年開始興“東洋裝”，器具還沒有大鏡子，也沒有化學梳和輕鐵梳子。民國六七年，興“平頭裝”、“陸軍裝”，還是沒有大鏡子等。民國十年加上贛州來的“博士裝”，尋烏學生到贛州讀書傳來這種新樣。民國十二年開始有了寬八九寸、長尺二三的大鏡子，又將一尺長四個腳的“單凳子”換了有靠背的藤椅子，並且開始輸入了輕鐵梳。這些新式器具都是從梅縣來的。民國十五六年大革命時，開始輸入化學梳。東洋裝的名目消滅了，博士裝也差不多沒有了，但原來在學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頭裝和陸軍裝，卻在青年工農貧民群眾中普遍地盛行起來。 “文裝”、“花旗裝”、“圓頭裝”(梅縣人譏笑這種裝叫“暹羅柚”)這三種，卻是新添的花樣，盛行於小資產學生群眾(這個群眾是接受資本主義文化反對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裝亦名“西裝”，花旗裝就是美國裝，它的來源是從南洋傳到梅縣，由梅縣傳到尋烏的。現在縣城及別的大市鎮中，剃光頭的可以說完全沒有了。鄉村農民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剃光頭。在整個人口中，那種剃平頭、陸軍頭等等新樣子的，還只是一個小部分，這一個小部分又全數屬於青年群眾。 理髮價，剃光頭、揮光頭都一毛，揮各種新裝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開理髮店要四五十元本，師父普通請兩個，少的一個，至多三個。工價以半年計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髮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塊錢生意，普通是一個老闆兩個工人，平均每天能進三元，每年能進千元內外。開銷工錢百多元，其餘都歸老闆，再開銷伙食(以四個人計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內)，可賺四百元內外(老闆自己的工錢在內)。這一筆錢的消耗呢?就是老闆的嫖和賭。 剃頭和裁縫，不論工人、老闆，很少有把賺項儲蓄起來發財的，原因是這兩種人多半聰明伶俐、好嫖好賭、好吃好著。為什麼這兩種人是這樣的呢?大概由於他們社會地位的卑下。前清時候，社會上看剃頭工是屬於“下九流”的。別的地方，縫工的社會地位也很卑下。縫工雖有老婆，但他們仍是好嫖。剃頭工則十個有八個沒老婆。這種沒老婆的人並不覺得苦楚，他們倒在嫖的上面表現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對“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腳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煙銃)，五采茶(男女合唱採茶戲)，六唱戲，七差人，八剃頭，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舉子二流醫，三流問卜四堪輿[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鐵 三家打鐵店，葉師父、楊師父、李師父。楊師父安遠人，葉、李均於都人，每家資本五十元內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頭，鋤頭，鐵鉔(即耙頭)，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鰱鯉刨，梭鏢(尋烏土話“尥子”，梅縣叫“挑筆子”，東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鍋鏟(炒菜用)，鏟子(刨鍋頭用)，火鉗，火鏟，鉤環(挑水用)，鐵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種鐵器(各種刨鐵、各種鑿子、斜鏟、鐵鎚、凳頭鉗、角羅鑽、割刀)，鐵尺(做衫壓布用)，綿刀子(裁縫用)，馬刀，關刀，雙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鐵釘，門鎝(上門用)，鐵箍。除馬刀、關刀、雙刀外，餘均家常用具，銷向城廂附近。打鐵器和打鐵方法，一概舊式。 鐵是城區南廂的黃沙水，雙橋區的鐵鉔水、石塅坑，南八區的車頭、橫徑、大陂角六處地方所產，每處都有爐，鑄鐵，又鑄鍋頭、犁頭、犁壁(犁)。鑄出的鐵不但銷在本縣，大部分還是銷往惠州、石龍，也有銷往門嶺的。鍋頭除銷本地外，約有半數銷往會昌及贛州，還有一小部銷往潮汕。犁頭、犁壁銷在本縣。每個爐子要挑響炭的(響炭即木炭，鑄鐵、鑄鍋都用它，挑的約二十人)，燒炭的(用木燒響炭，每窯三人，五窯炭供一鐵爐，共十五人)，運砂的(鐵砂從山崩下，農民挑運賣與打爐子的，這種工人不便統計)，以及爐廠內的工人(高爐鑄生鐵十人，炒爐鑄熟鐵十二人，鑄鍋頭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櫃和行走三人)，共計一爐鑄鐵需二百人上下。每個爐子單鑄鐵要資本千元，單鑄鍋頭也是千元，鑄鐵兼鑄鍋頭則需二千元，大宗開支是砂子和響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錢。爐廠有獨家開的，也有合股開的。工人的工錢，師父(工頭)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闆的。坐櫃每年七十元。師父和工人以日計，做一天算一天，坐櫃以年計。還有神福、紅包和來往盤纏，都是老闆對工人的繳費。師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蝕本。師父會做的每年可得工資五百元。每間爐廠每年能生產四千元，六個廠二萬四千元。民國以前沒有洋鐵來或來得少，工價又便宜，尋烏的鑄鐵生意比現在大，會做的爐廠每年能生產二萬元以上。前清時雖只有兩間爐廠，卻共能生產四萬餘元。現在爐數加了，每間爐廠的產量卻減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錢貴(工錢貴是因外來工業品貴)和洋鐵侵入。 鐵價現在比三十年前(光緒二十五六年)貴兩倍，那時生鐵每擔(四十斤左右)最貴不過十一毛，現在卻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錢買一斤生鐵。三斤生鐵打成一斤熟鐵，價五毛。 本城三個打鐵店，兩個於都人，一個安遠人。鄉下打行爐的通通是於都人。於都鐵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爐子出門，高爐每座四個人打，矮爐三個人打，共有鐵工一萬三千左右。他們打鐵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廣東，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間爆竹店，鍾老板，會昌人，幾十塊錢本，開了六七年。自己及請的一個師父共兩個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習慣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尋烏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兩塊錢。今年初一反動政府宣布戒嚴，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減。南半縣農民暴動區域徹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鍾老板的爆竹生意減少了，從前梅縣和門嶺兩方輸入尋烏的爆竹，近來也停止了。 (19)打首飾 尋烏的婦女們也和別的封建經濟沒有徹底破壞的地方一樣，不論工農商賈，不論貧富，一律戴起頭上和手上的裝飾品，除大地主婦女有金首飾外，一概是銀子的。每個女人都有插頭髮銀簪子和銀耳環子，這兩樣無論怎麼窮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釧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飯吃的女人就有。銀也是個名，實際是洋鐵皮上面塗一點銀，有些是銅上面塗一點銀。打這種首飾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幾十元做本。他們的首飾，一部分是人家來定做的，一部分是用個小匣子裝著背往四鄉去賣的。七家首飾店中，有四家是一個老闆、一個工人、一個徒弟三個人做事，一家是四個人做，一家是兩個人做，另一家只一個人做。學徒制度與理髮業差不多，不過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爛一些。 (20)打洋鐵 一家，劉俊記，興寧人。前年來本城開店，以前無所謂洋鐵。三幾十塊錢本，一個老婆、一個徒弟和他自己三個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鐵燈呀(不[19]燈)，盛洋油的壺子呀，盛茶油的壺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燒茶吃的壺呀，洋油透子呀(濾子)，酒透子呀，盛茶葉的瓶子呀，各種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這樣一個洋鐵店乃社會需要的。生意也很賺錢，三個毛子一隻洋油瓶，從本城、吉潭、三標、澄江、牛斗光等處雜貨店裡收了來，做成洋鐵器以六個毛子賣出去。此次紅軍進城，劉俊記不知何故跟著反動派跑了。 (21)修鐘錶 也是一家，葉公昌，梅縣人，除工具外，十把塊本錢，專門修理鐘錶。全縣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還有一家。兩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開的。尋烏全縣有十二萬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鐘錶，共有鐘或表二千四百個，所以需要一兩家修理鐘錶的店子。 (22)圩場生意 尋烏城還是個店鋪生意和圩場生意並行著的城子。以尋烏情形說，圩場生意代表半自然經濟，店鋪生意代表商品經濟。店鋪生意與圩場生意的比例是:店鋪佔百分之七十，圩場佔百分之三十，可見商品經濟勢力超過自然經濟很遠了。 圩場生意的要項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鋪不做這門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許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農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運到廣東去。梅縣人或大柘人挑來一擔鹽，兌一擔米回去，叫做“鹽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尋烏城一切生意大。尋烏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鹽(年十萬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貨(十萬元)，第四豆(二萬餘元)。米價，光緒二十六年每擔(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國元年五元，民國十六年旱災有過十六元，本年紅軍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蕗基，從四鄉挑來“赴圩”。木炭(響炭)價，光緒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國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漲到二十二毛，現每百斤十六毛。片柴價，光緒二十六年每擔(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國元年二毛二三，民國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國十六年到現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豬肉。前頭店鋪生意中已講了的三個案子，其實應該講在圩場生意裡面，因為是圩場上的生意。 第四豬子。細豬子(兩個月的)和豬條子(三四個月的)都沒有行，都在圩場上買賣，每圩約三十個，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個上下。現細豬子每斤三毛，豬條子二毛，大肉豬二毛五。為什麼豬條最便宜呢?因為豬條子是四五十斤一個，不是很沒有錢用的人不肯拿了出賣的，但迫得拿了出賣時，人家就卡他的價錢了，他也只得忍痛丟手。 第五雞鴨。本地四鄉來圩上零賣的，為數不多，平常每圩雞鴨兩門十把二十隻，也有時一隻都沒人要的，這證明了尋烏城之苦。過年過節每圩可銷百多只。價錢，雞每斤四毛半，鴨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場出賣的部分已在前麵店鋪生意中木器項下附帶講過了。現在講竹器，谷籮、谷笪(笪讀達，即曬簟)、畚箕(挑灰糞下田的)、雞鴨籠、豬籠、籃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東西的)、磨欄(即欄盤)、糠篩、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撈(撈箕)、筷子、掃把、洗鍋把、掇耳子(即鳶箕，比畚箕小)、角籮(小孩子裝米果吃的小籮子)、簍(即魚籃，摘茶子[20]也可用)、河子(即“得魚忘簽”[21]之簽，別處曰篆)、茶籃、簽麻(斗篷)、菜籃、曬籃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場上賣。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莧菜、蕌頭、脈子、芥藍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絲瓜)、節瓜、甜瓜、黃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廣東人叫吊菜)、鳳菜(又叫空心菜，別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蘿蔔、韭菜、蔥子、茼蒿菜、白菜、菜頭(芥菜頭)、當機(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樹豆子、青豆芽、黃豆芽、馬齒、黃芽白，以上各種小菜都由附近鄉村供給本城居民。 第八魚。有鯇、鰱、鳙、蝦子、鯉、鯽、黃鱔、泥鰍、蝦蟆、蝦公、元魚(腳魚)、河魚子、“搶”等等。普通市上賣的只有鯇、鰱、鯉、鯽、黃鱔、泥鰍、蝦蟆數種，其餘各種不經見。鯇每斤二毛半，黃鱔每毛十兩，泥鰍每毛一斤，蝦蟆每毛七兩。 “搶”是少有的大魚，尋烏城去年曾賣過一個四十斤的，別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帶循河上來，個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軟板子、鐵練板、鐵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魚子板、苧葉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種)。圩期到了，他們就來了，特別是“會景”的時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時候)來的更多。一兩塊錢本錢。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薺次之。此外，批杷、柚子、楊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裡，“老貨”、“嫩貨”有三四十家，什麼昌嬌呀，月娥呀，鐘四妹呀，謝三妹呀，黃昭坤呀，戊秀呀，潤鳳呀，大觀蘭呀，小觀蘭呀，昭娥呀，來昭呀，玉淑呀，五鳳呀，亦娥呀，都是這個苦群眾裡的著名人物。除大觀蘭、亦娥兩個外，都是人們所謂“嫩貨”，潤鳳、戊秀、月娥、五鳳、昭坤五個更加著名。 科舉未廢、文武兩考盛行的時候，也有現時這樣多的娼妓。科舉既廢，逐漸減少，光緒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幾名了。往後又漸加多，到現在又恢復科舉時代的盛況。南半縣革命向北發展，同時紅軍開抵澄江，娼妓們許多跑下鄉去了。她們中間傳說，“紅軍見草不留，掃把都要過斬”，所以她們嚇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標人多。尋烏人有句俗話，“三標的貨，項山的糯”，就是說的三標女子美麗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業興盛的時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紳次之，豪紳子弟(所謂少爺)很少插足。十年以來換了一個地位:豪紳嫖娼的最多，少爺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為什麼嫖的少了?因為他們的生意不行時了。豪紳為什麼嫖的多?他們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為歇店，長年長月住在妓家，過年過節才回家一轉。他們的嫖錢哪裡來的?打官司，鄉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給鄉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裡，這樣子得到供給娼妓的費用。少爺們為什麼從前沒有到城裡嫖的，近來有很多嫖的了?“畢業公司”等類的學校興起來了，少爺們脫離那溫暖的家庭走到城裡來讀書，覺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爺們的足跡就多起來了。 (24)同善社[22] 約當光緒二十七八年時，贛州一個綢緞店恆孚號的熊老闆(南昌人)到尋烏來開辦同善社，他就是所謂天恩先生。那時的善長古鶴甫是個秀才，住在城裡，家務也不很好。後來善長改了潘明典，是個拔貢，有千元上下家資，現做九江地方法院書記。郭友梅是光緒二十七八年進的同善社，那時候有社員百把八九十個，以後還進了好多，最盛時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發源在四川，由那個四川的同善社發出公事到各省開辦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許後再向各縣開同善社。贛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來到尋烏，首先拜會縣知事，知事贊成了，出了保護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開起來。入社是要經過神明的批准的，一個筒子放些紙坨子，有的寫個“準”字，有的就是白紙。同善社的神明叫做達摩祖師，介紹人引導要進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頭祈禱之後，伸隻手到筒子裡拈那紙坨，拈個“準”，便進同善社，拈個白，不能進去。有個屠夫三次都是拈個白的，有個土豪四次都拈個白的，“莫說無神也有神哪”。林虎[23]到過尋烏城，好大一個頭，二十八九歲，威武得很。許崇智[24]也曾到過這裡。林虎部下營連長有七八個進了同善社，在這里扎了一個多月。進同善社要入社費一元，以後隨時捐錢，也不勉強。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來要捐錢，公事上說:“捐了錢，二天到那裡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飯哪。”郭友梅捐過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尋烏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個是女子。他們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農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謂農民沒有貧農，都是“有碗飯吃的”，“不求人的”。民國七八年省政府來公事要停辦同善社，停了一兩年。隨後唐生智[25]有公事來，說“善菩薩，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辦起來。民國十二三年政府又來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靜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兩天內不能和女人睡覺，睡了就不靈驗。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層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講，郭友梅還只兩層工夫，未曾聽得什麼秘密。四川有個九層工夫的天恩先生到過贛州府，那裡同善社每人出兩塊錢接天恩先生的風。方本仁[26]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兩次“龍華會”，社員都到，見人出兩毛錢，向祖師磕頭，奏鼓樂，吃齋菜。 進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尋烏縣長曾有三個進了同善社，他們和社員們一樣到同善社磕頭。 (25)人口成分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 尋烏這個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來，才知它還完全是一個農業手工業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業比例如下: 職業人口數百分比 農民一，六二○六○ 手工業者二九七一一 遊民二七○一○ 娼妓一六二六 商人一三五五 政府機關一○○四 地主七八三 宗教徒二二一弱 共計二，六八四一○○ 看這個表，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共佔百分之七十一，便知這個城市還是以農業手工業為主體，向附城一帶耕田的和開小作坊做手工的佔著住民的最大多數。所謂手工業者，包括各業手工工人和手工業主，商店的店員也算在內。所謂手工業，就是縫紉店、黃煙店、酒店、傘店、爆竹店、理髮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飾店、洋鐵店、修鐘錶店、屠坊店這一些。所謂宗教徒是耶穌教十人，天主教三人，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純粹地主十二家，共約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裡面。商人是指鹽行、雜貨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貨店、藥材店、火店等，共計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餘家，三十幾個妓女，卻養活一百六十二人。不工不農不商，專門靠賭博敲詐、為統治者當走狗吃飯的流氓，他們的人數竟超過商人一倍，和手工業者幾乎同等。若把遊民和娼妓合計，便等於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合計，這表示失業群眾之多是怎樣的可驚。所謂政府機關一百人，是指新的縣蘇維埃、城區蘇維埃兩個機關(四十人)，加上縣蘇赤衛隊(六十人)，不是指的舊政府。但是舊政府機關人數也是與新政府人數差不多的。說到這個群眾中的領袖部分，即那舊社會的指導階級，自然不是那總數佔百分之八十七的農民、工人、遊民和娼妓，他們是被統治者，統治者是那僅僅佔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穌教天主教傳教士等。商人的商會雖沒有多大權力，商人群眾中卻有幾個人參加那統治全縣的縣政府。不過那幾個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業資產階級說話，他們是接受地主的領導，幫著做些事。這也是因為尋烏城商業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話事的:第一個算何子貞，豆行老闆，用個假名出張帖子拿給別人去開。他自己一面教書，一面當公安局長，又當警察隊長，又當國民黨委員。他父親承包牛崗稅，剝削牛商。他初回尋烏表現的是資產階級意識，頗有新派之稱，後來便與地主妥協了。現逃。第二個是黃光甫，水貨店寶華祥的老闆，商會的文牘，能到衙門話事。現逃，店沒收。第三是火店老闆陳登棋，初當法警，升靖衛隊長，跑衙門。現逃。第四是雜貨店主陳志成，雖沒做官，卻事事與反動派同謀，有會必與。現逃，店沒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舉如下: 何德新從前收租五六百石，現收百石，七八個人，僅夠開銷。鄉人和衙門有交涉時要請他話事。他兒子何挺拔，平遠中學畢業，新尋派中堅分子。 何成治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賣，是城內第一個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婦當家，買個兒子不能話事。 劉佛榮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賣，尋烏城第二個大地主。 “水浸牛皮——很吝”，不與外事。 劉段軒只收幾石谷。中山派，與何子貞打官司打窮了。他的兒子還在贛州班房裡。他的兒子是贛州第四中學畢業，新的城東小學校長。 范老八百多石，有多餘。他哥哥開順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門。此次派款三百元。農民沒收了他。 范家聲百多石，有多，十五六歲，中山學生，被何子貞罰款。此次又被蘇維埃派款一千元。 張三玉百多石，有多，寡婦管家，不出面。 鄺四嫂幾十石，有多，一個兒子，一個孫子，不反動。 吳老四已死，留個寡婦，一個兒子，一個孫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話事。吳老四光緒年間坐縣署徵收櫃，全縣錢糧由他過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先前開雜貨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國初年當保衛團總，是劣紳，好嫖，好賭，現跑了。 何祥盛擺攤子出身，做水貨生意發財，三二五暴動被罰款，生意關門。他兒子何家常，買來的，梅縣東山中學畢業，三二五暴動領袖之一，共產黨員，過番去了(往南洋叫“過番”)，現到福建。 何學才何子貞之父，縣衙刑房科寫口供，後做堪輿，承包牛崗稅，買了幾十石谷田，是個大劣紳。 以上十二家是純粹地主(兩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新、范明才、何學才三人是積極反動分子，劉段軒、范家聲兩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兒子何家常是共產黨員，其餘六家是所謂“只顧發財不管閒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鐘匯通尋城第一家鹽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餘剩，跑衙門，話事情。 駱晉豐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實，不話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夠。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會會長，同善社主任教員)也只幾十石，僅糊口。 榮春祥幾十石租，全部儲蓄著，做生意吃飯，不話事。 溫榮記八十石，全存著，做生意吃飯。第三個兒子溫錫純與新尋派勾結。 林筆利水貨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閒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鐘匯通與溫榮記是反動派，餘都是所謂“不話事”的。五家中鐘匯通、駱晉豐兩家是中地主，餘三家是小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