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2

我們現在要“就敵就糧”。敵人的據點很多，但敵人只有點、線及小面。敵人要搞點、線，我們就分散搞面，這是“就敵”。人要吃飯，集中在一起沒有飯吃，要分散吃飯，這是“就糧”。內戰時期搞正規化，就是因為忘記了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用腳走的，子彈是會打死人的，沒有搞通這一點。軍隊不生產，專門吃老百姓的，吃上幾個月，吃上一年，糧食吃完了，只好向後轉，開步走，來個萬里長征，可謂“英雄豪傑”。現在我們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勝少，去打敵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滅你一百人。此外，還要轉向正規化。報告裡寫了這樣一條，有哪一天我們得到新式武器，就會更加無敵了，就能最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裡就包含準備轉變的意思。在解放區的任務裡面，我講到進攻為主、防禦為輔，就是說，進攻應在前，防禦應在後。我們要有這樣的準備，將來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時，如果沒有準備就不好了。現在情況變了，我們的方針也要變，要來一個完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我們要做好準備，由小麻雀變成大鵬鳥，一個翅膀掃遍全中國，讓日本帝國主義滾蛋。

要轉變，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個早上改變。要看具體情況，有力量就打堡壘，打大城市。打堡壘時打得開，有飯吃，我們就打；打不開，又沒有飯吃，我們就向後轉，把隊伍分散開，來一個“聾子放爆竹——散了”。還有一個十幾年來爭論的問題，就是從鄉村到城市，還是從城市到鄉村，爭得一塌糊塗。正確路線是要先搞鄉村，要研究農村情況。大家說這是正確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哪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當然在鄉村盡走盡走，走他幾百萬年，這也不叫馬克思主義，而叫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當需要在鄉村時，就在鄉村；當需要轉到城市時，就轉到城市。現在要最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準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那裡有成百萬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萬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莊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轉到城市去，必須要做很好的準備。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鄉村，說要我搞鄉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乾部政策不正確。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沒有那麼多房子，鄉村沒有人去，行嗎?所以我在報告中號召大批知識分子下鄉，不要穿學生裝，而要穿粗布衣。但我們奪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這樣大的三五個中心城市，我們八路軍就要到那裡去。我們一定要在那裡開八大，有人說這是機會主義；恰恰相反，八大如果還在延安開，那就近乎機會主義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不是口頭上講講的，而是要實際上去做的，要派幹部，要轉變思想。七大散了會，要把乾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條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裡的好漢，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換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莊沒有秘密工作就打不開，如果內部沒有動搖，內部不發生問題，就很難解決問題。 由於作戰方法從游擊戰轉變為正規戰，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向城市，我們也要準備在這個轉變上發生意見分歧。在這個問題上，我看一定會或多或少發生意見上的分歧，我們準備得好，意見上的分歧可能少一點，準備得不好，意見上的分歧可能多一點。這一點中央應該有準備，各地也應該有準備，事先要頭腦清醒，首先是高級幹部要頭腦清醒，這樣意見分歧可能減少一些。

第十個問題，軍隊與地方。要深入農村，爭取國民黨統治區，爭取淪陷區。我們要奪取大城市，但我們現在的旗子並沒有插在北平、武漢，還是插在山上，像清涼山、太行山、五台山等等。我們現在的根據地，是戰略的出發地，但現在擁有的人口太少了，我們要發展到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一半。我們要是發展到兩萬萬人口，事情就好辦了。現在我們有一百萬軍隊，但這個軍隊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集中十萬軍隊。首先因為沒有飯吃，又沒有飛機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晉綏、山東的軍隊，集中幾萬人，拿著步槍去打北平就不行。一個吉安，攻了八次沒有攻進去，一個贛州，攻了七次沒有攻進去，原因不是熱情不夠，也不是馬列主義不顯靈，而是我們能用來攻城的東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將來有了武器，能夠裝備一二十萬的軍隊，我們就能集中地從日本人手裡打開石家莊、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後退，或者退了一兩天，又向前進。能夠裝備一二十萬軍隊，條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將來我們是“武器加數量”，我們要有幾百萬軍隊，全國就在我們手裡。將來三百萬到五百萬的軍隊是需要的，這樣才能使整個中國勝利，天下太平，使中國成為獨立、民主、自由、統一、富強的中國。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擴大幾百萬軍隊，全國老百姓負擔也並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況下，擴大軍隊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我們將在一切可能的條件下擴大軍隊，但是如果到處擴大，擴大得不亦樂乎，一月、兩月沒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對了。所謂在可能的條件下擴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負擔。

第十一個問題，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31]。召集這樣一個會議，是我們大會向各解放區人民的提議，這是一件大事。報紙上還沒有公佈。現在只能是召集代表會議，代表不是普選的，是由軍隊、政府、民眾團體選派的，這樣簡便一些。開人民代表大會就要調查年齡、有沒有選舉權等，普選還是在戰爭結束後搞比較好。當然要搞也可以搞，現在各解放區也有普選，但是這次我們要求比較快，不能太慢了。決定召集這個會議，要準備召開以後發表宣言，作決議案，建立經常的領導機關，這個機關不叫政府，而叫“中國人民解放區聯合會”。這是我們擬定的、心裡設想的東西，報紙上現在不登，也不寫，只在這裡講一講。要召集會議作出決議案，發出宣言，打電報給委員長，請他組織聯合政府。同志們!我那個政治報告名叫《論聯合政府》，關於這個問題我今天講得很少，在這裡就講一下。請委員長組織聯合政府，我們請了沒有呢?請過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來同志去請過，我們《解放日報》、新華社不是幾天就請一次嗎?你每請一次，他總是搖頭，不大高興。他說組織聯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組織聯合政府怎麼就是推翻政府呢?我們說是和他聯合，他說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們說開黨派會議，他就叫“分贓會議”，他說他的政府是贓，不贊成人去分。周恩來同志同蔣介石講:“孫中山先生講過，將來要召集國民會議。”他就說:“你們把我的政府當作北洋軍閥的政府，你們就是總理!”那個人實在難得講理，還有一點流氓脾氣，比較壞。

我們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黨外人士要佔大多數。我們準備選舉一個機關，它的名稱叫什麼好，大家都想一想，你們想的也許很好。現在擬定的名稱叫“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國民黨有一個政府，我們避免對立，所以叫“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要解放中國人民，誰人敢講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權利，都要爭取這個權利，反動派如乾涉進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權利，是絕對不許可的。提起這樣的事情，有些人會罵我們“稱王稱霸”，我們就是稱王稱霸，是稱解放之王，稱解放之霸。什麼人敢不要我們解放! 三關於黨內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關於個性與黨性。這個問題有人在整風中間提出過，外面也有人講過我們。有一個新聞記者寫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報》上，說共產黨是要消滅個性，只要黨性，他們的許多文件上只講黨性，還作出增強黨性的決定等等。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在報告裡講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是摧殘個性的，使中國人民不能發展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的身體也不能發展，精神也不能發展，都受到了摧殘。我曾經講過:魯迅的骨頭很硬，半殖民地的國家有像魯迅這樣硬的骨頭是很可貴的。半殖民地的國家是窮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飽受壓迫，於是有那麼一些人就變成了洋人的奴隸，即買辦。上海有所謂“外國火腿”，就是外國人踢了一腳，算作給一個“火腿”。到過上海的人，還看見過有的公園有“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牌子。民族戰爭就反對這些東西，外國民族壓迫中國民族是不行的，我們要獨立。外國野蠻的法西斯壓迫中國人民，不講道理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獨立!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個性，政治上要這樣做，經濟上要這樣做，文化上也要這樣做。廣大群眾沒有清楚的、覺醒的、民主的、獨立的意識，是不會被尊敬的。講到我們黨內，這一點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黨這個軍隊同人民的其他軍隊比較有許多特點，它是先進的部隊，是有組織的先進部隊，比較別的組織更有組織性，更加嚴密，更加統一，共同為著一個目標奮鬥。一個軍隊，要有統一紀律，要聽號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開步走，瞄準放。不然敵人在前面，一個往東放，一個往西放，是要被敵人消滅的。黨這個軍隊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紀律，沒有民主集中製，沒有民主或者沒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會皇帝專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時代的事。我們實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舊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廣泛的民主。黨是人民中優秀分子的結合，大家是自覺地願意受約束，就是承認黨綱、黨章，服從黨的決議案，願意自我犧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們的黨，他不受調動，他幹這樣工作也好，干那樣工作也好，往東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黨員就要服從組織，服從黨的決議。

我們黨現在是不是統一了?歷史決議案上寫著空前的統，一，這是說比較過去要統一，沒有講黨是完全統一的。有的同志講:“放下來沒有問題，提起來問題很多。”這句話有道理。因為我們黨在抗戰時期發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組織的黨員才兩萬多，現在到了一百多萬，這樣大的黨自然不免有各種意見的分歧，所以我們做了一項工作，就是開展整風運動。這是使黨推向前進的運動，如果沒有整風，黨就不能前進了。那時分歧達到這樣的程度:有一個王實味[32]在延安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很多人願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風時出了牆報，那牆報受到歡迎，橋兒溝、南門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牆報，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他們說邊區沒有韓荊州。我們說邊區有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吳滿有、趙占魁、張治國[33]。這個故事可以說一下。唐朝時，有一個姓韓的在荊州做刺史，所以人們把他叫作韓荊州。後來有一個會寫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寫了一封信給韓荊州，把他說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實就是想見韓荊州，捧韓荊州是為了要韓荊州給他一個官做。因此就出了“韓荊州”的典故。那時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韓荊州”，但是找錯了方向，找了一個打胭脂水粉的韓荊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韓荊州，就是《前線》裡的客裡空[34]。他們找不到韓荊州在哪裡，其實到處都有韓荊州，那就是工農兵。工人的韓荊州是趙占魁，農人的韓荊州是吳滿有，軍人的韓荊州是張治國。廣大的黨員還認識不清這個問題。總之，沒有整風黨是不能前進的。我們做的第二項工作是解決了生產問題，沒有生產黨也不能前進。當時我們沒有東西吃，王實味挑動勤務員反對我們，他像是站在勤務員的立場上反對所謂“三等九級”、吃小廚房，因為那時大廚房沒有什麼東西吃其實小廚房東西也不多。後來我們用發展生產解決了這個問題。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麼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徵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徵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產生，到一九四二年陝甘寧邊區開高干會[35]，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當時我們的同志，不管是參加過萬里長征的也好，千里長征的也好，老共產黨員也好，抗戰時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對我們是什麼態度?我說就是“敬鬼神而遠之”。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他們覺得共產黨雖然很好，他們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他們就要躲避一點。直到去年春季，趙毅敏[36]同志帶著楊家嶺組織的秧歌隊，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開勞動英雄大會，那些老百姓也組織了秧歌隊，和楊家嶺的秧歌隊一塊扭起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矣!因為外來的知識分子和陝北老百姓一塊扭起秧歌來了。從前老百姓見了他們是敬鬼神而遠之，現在是打成一片了。還有到楊家灣小學工作的一位知識分子女同志，在清涼山工作的一位知識分子醫生，他們和老百姓結合得很好。我們各個根據地都有這樣的共產黨員，到哪個地方就和哪個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為老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因此，沒有整風和生產這兩個環子，革命的車輪就不能向前推進，黨就不能前進了!從前有一段時間《解放日報》有三分之一的同志進醫院，周揚[37]同志也告訴我，魯藝的學生每天早晨起來剛抬頭就打瞌睡。為什麼呢?因為沒有東西吃。如果我們解決了整風和生產這兩個問題，我們的事業就會前進。整風是前進的精神基礎，生產是前進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學會整風和生產是從不自覺到自覺的。我們的黨現在比較統一了，可以說是空前的統一，歷史問題也比較恰當地解決了，但是還有問題。那天在預備會議上我已經講過:我們黨並不是完全統一的，我們還需要更高的統一，更高的團結。要團結就要有民主，沒有民主，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把意見搞清楚是不可能團結的。許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漸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問題，因此我們哪一天也要解決問題。問題是解決了又發生，發生了又解決，我們就是這樣地前進。中央和各級領導機關的領導同志，要注意聽人家的話，就是要像房子一樣，經常打開窗戶讓新鮮空氣進來。為什麼我們的新鮮空氣不夠?是怪空氣還是怪我們?空氣是經常流動的，我們沒有打開窗戶，新鮮空氣就不夠，打開了我們的窗戶，空氣便會進房子裡來。我們的房子是什麼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廠。開工廠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師、工程師。原料為什麼不夠?人員為什麼不夠?就要想想自己的責任。有沒有貼廣告?廣告大不大?有沒有出高價收買原料?事實上原料並不要花什麼錢，只要貼上“歡迎”兩個字，各種原料就源源而來。所以各種各樣的意見，都要讓它發表，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老話，但很有意義。我要聲明一下，如果有什麼人講起來講得很好，做起來不兌現，他講的他自己也不執行，那就不對。

講到個性與黨性，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築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裡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裡有黨性?黨性是共同的性質、普遍的性質，全黨每一個人都有的性質。比如講政策上的統一，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的綱領以及各部分的綱領、整風、生產等，應在這些原則上，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這是共同的。至於每一個黨員是不是不相同?當然不相同。個性不能強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種各樣的不同，工作也各有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等的不同。在軍事工作方面又有軍官、政治工作人員、後勤工作人員的不同，黨務工作方面也有根據地、淪陷區等各種工作地區的不同。在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程度上人們也不相同，同一個人在幼年時期和年紀大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也不相同。總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別的不同，年齡的不同等等，抹煞這種不同，就是不讓同志們發展長處。這些都不能統一在一條軌道之上。太陽係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個。它們各循其自己的軌道，按著一定的次序走，它們都是從太陽星雲分裂形成的，大小樣子不同。至於行星上的東西，也不見得都是一樣。太陽上沒有人，我們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個有人，現在不能講，我沒有調查過。從前古時候地球上也沒有人，沒有水，沒有空氣，自從有了空氣有了水，然後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後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鬧獨立性，你們晚上抬頭看，有時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鬧獨立性。總而言之，黨員是有各種不同的個性，誰要抹煞各種不同的個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種差別，結果就會取消統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沒有統一性。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關於對黨內幾部分乾部的問題。黨內有幾部分乾部，平時感覺對他們不很公平，我們對這幾部分同志要特別注意。 (一)理論工作者。我們整風講實事求是，反教條主義，這樣一反，好像理論工作者就不那樣吃得開了。我們應該重視理論工作者，應該重視理論。列寧說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38]因此我們黨內要學習理論。從前我在六中全會上講過，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是很低的，現在比較過去是高了一些，但是還不夠。現在我們黨當然有些進步，但從中國革命運動的要求來說，我們的理論水平還不夠。革命要求我們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繫，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繫，並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什麼是理論?就是有系統的知識。馬列主義的理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有系統的知識。

作翻譯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認為翻譯工作不好。我們現在需要大翻譯家。我是一個土包子，要懂一點國外的事還是要靠翻譯。我們黨內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首先要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翻譯蘇聯先進的東西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東西。還有歷史上的許多東西，雖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帶有進步意義的，還有一些民主主義者的東西，我們都要翻譯。 因此我們要重視理論工作者，看得起他們，把他們看成我們隊伍中很有學問的人，有修養的人，要尊敬他們。 (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論工作者。我們黨裡頭，知識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現象。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你們看過、，魏、蜀、吳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子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胜、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奴隸主有為奴隸主服務的知識分子，就是奴隸主的聖人，比如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39]。我們中國的奴隸主也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周公旦[40]就是奴隸主的聖人。至於封建時代的諸葛亮、劉伯溫[41]，裡的吳用，都是封建社會裡的知識分子。因為整風審幹，好像把知識分子壓低了一點，有點不大公平。好像天平，這一方面低了一點，那一方面高了一點。我們這個大會，要把它扶正，使知識分子這一方面高一點。是不是要反過來?那也不是。我們要歡迎他們為我們黨服務，為我們黨的利益而奮鬥，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經濟部門，我們的群眾團體，要吸收廣大知識分子為我們服務，我們要尊敬他們。

(三)在淪陷區、國民黨區工作的同志。這些同志一到根據地裡頭，他們就感覺吃不開。根據地裡的首長多得很，看起戲來，首長總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長、中首長、小首長，這些同志心裡慪氣。審幹的時候又找了他們的麻煩。 “你是哪裡來的?上海?西安?”“有沒有問題?”看了又看，有點不相信。 “你住在哪一個旅館?”“有沒有介紹信?”因為我們根據地都要介紹信，以為在上海住旅館也要介紹信，你說沒有介紹信，那就怪得很。我們搞錯了的就要說對不起，戴錯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給脫下來，承認錯誤。這些同志對根據地的工作作風不習慣，是可以理解的，這個作風問題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軍事幹部。我在報告裡頭已經寫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看待本地干部。我們的軍隊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幫助本地干部搞出軍隊來，搞出民兵、自衛軍來，搞出地方兵團、地方部隊，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團、主力部隊。我初到陝北，開頭忽視了這一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42]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陝北人就講閒話。有人說，陝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出了這樣的言論，是由於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得不好。至於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有沒有對本地干部和本地軍隊處理得不恰當的呢?如果有，應當承認是不對的，應當糾正，如我在陝北應當承認的一樣。上面那些話，證明這些同志是受了氣。我提倡做調查研究，但我到陝北後開始在這方面就沒有調查研究，現在我們有了調查研究。同時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東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見。我們要把窗戶打開，讓空氣流通，聽聽消息，聽聽輿論，有缺點有錯誤的改正一下。這一條搞不好就不行。這個問題，曾經引起我們歷史上的大糾紛。這一次開完大會之後，還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43]，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樹聲[44]，出發的時候我就對他們講過這些話，不要怕多講，不要怕講得舌敝唇焦，現在看來，舌也沒有敝，唇也沒有焦，我們說得還不夠。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點的，布爾什維克也不是那樣完美，多少還會有毛病，那叫什麼?叫帶著缺點的布爾什維克。你說他不是布爾什維克，那也很難講。 “我為黨英勇奮鬥，為什麼還不是馬列主義?”不能那樣講。我想這一條我也在內，如果說我是完全的布爾什維克，那不見得，說我一點布爾什維克氣味都沒有，也不是那樣，許多同志給我寫信，還是寫此致“布禮”。我想了一下，我們可以叫帶著缺點的布爾什維克。缺點中間有一個，就是背上了一點東西，比如講多走了路，多走了二萬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講每一個同志，或者俱體指某些同志，請同志們不要見怪。但是有相當一些同志，走了二萬五千里，變成了一個包袱，增加了他的負擔，變成了一個駝子，因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陝北還是一個根據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據地丟了，人家向你要那個根據地，你賠得起嗎?你賠不起，我也賠不起。如果要賠法幣邊幣，還可以想一點辦法，但是要賠江西根據地，就毫無辦法。人家沒有走路，但是有根據地；我們走了二萬五千里的路，沒有了根據地。你們看，就是用腳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還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圍繞太陽轉幾轉人就增加了幾年壽命，年紀愈長，包袱愈大，年紀老的同志們不要怪我這樣說，我今年也五十二歲了，地球走的路也變成了我們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們的包袱。他們的眼睛尖，耳朵聽得很遠，眼明手快，這是他們的長處，但青年同志說老頭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講人家“昏庸老朽”，老頭子也不要講人家“年幼無知”。大家都是從幼年來的，年幼知道得少，會慢慢地多起來。人家懂得的東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麼都知道。要講務農不如吳滿有，要講做工不如趙占魁，要講當兵不如張治國。幾萬萬樣事情我們只能做一兩樣，那是有限度的，我們不知道的、不會做的東西多得很。如果我們把態度改好了，每到一個地方，就和那裡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個地方的同志，提高共產主義的覺悟，就能縮小山頭主義。我們要肅清山頭主義，就要承認山頭，照顧山頭，這樣才能縮小山頭，消滅山頭。所以我們要承認有山頭，不承認也不行，承認以後要照顧各個部分，各個集團，各個歷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問題。如果他們的精神上被石頭壓著，有些石頭還是我們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們就要替他們解開。凡是他們精神上壓著的石頭，不論是大石頭，中石頭，小石頭，我們都要替他們解開。是我們的手放上去的石頭，就要用我們的手解下來，使得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發揚積極性。這樣，才能夠很好地團結全黨、團結全國人民走向勝利。為此目的，我們每到一處，不要當欽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長處。大家都是新民主主義解放區的，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同志，不應該發生看不起的問題。內戰時期我們曾在這個問題上吃了很大的虧。我們延安的同志大多進過黨校，在座的同志是參加七大的，你們懂得的東西更多，這是很好的，將來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們，需要你們去傳達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們，我們一定要採取上面所說的態度，不當欽差大臣，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們鑑於歷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覺的盲目性實在要不得，要來一個自覺性，自覺地註意這一點。每到一個地方，就要尊重那個地方的人民，那個地方的軍隊，那個地方的政府，跟他們搞好關係。這是共產黨員的義務。 (五)經濟工作和後勤工作幹部。在軍隊裡面有後勤工作，在整個根據地、解放區有廣大的經濟工作，有廣大的同志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對這方面的工作過去我們提倡、宣傳得不夠，使得許多同志感覺到，在這些部門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沒有地位。我曾經講過，延安有一個同志告訴我，要他做總務處長，他不願意當，為什麼?因為人家看不起。人家問他做什麼工作?他說我做一般工作。為什麼他說做一般工作呢?是因為做總務工作吃不開，現在我們應當使他們吃得開。有些同志認為，做軍隊工作、黨務工作吃得開，在軍隊裡面是做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開，做後勤工作還是吃不開。因為他們吃不開，所以應該把他們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們吃得開。 (六)民運工作幹部，工、青、婦幹部。這些幹部也感覺吃不開。有人把他們叫做“雜牌軍”，其實都是“中央軍”，沒有什麼雜牌軍。大城市打開以後，廣大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都要開展起來。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我們已經犧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現在留下的做工人運動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幾十個、幾百個，我們要照顧他們，尊重他們。同樣，沒有青年工作、婦女工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戰時期入黨的干部。我們現在還叫他們是新幹部，好像老幹部就是萬里長征來的，那就沒有幾個大人，不過一兩萬而已。同志們，在座的多數同志是老幹部，因為你們富有經驗，領導正確，所以被選為代表，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做工作的同志，數目雖小，沒有他們卻不行，因為他們很有經驗。但是如果把經驗當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輕輕快快。對同志們講一個數目吧!現在，抗戰時期入黨的有一百一十幾萬，北伐和內戰時期入黨的頂多還有兩萬人，我們算一下，總共一百二十來萬。這兩萬人的眼睛，不要只看著自己，還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幾萬。否則，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味道大得很，在鏡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這樣不好，我們年紀比較老，並不十分漂亮，還是他們比較漂亮，因為他們比較年輕。在抗戰時期入黨的大多數是青年同志，當然年紀大的也有。我們有我們的長處，他們有他們的長處，沒有我們不行，沒有他們也不行。兩萬人的眼睛要看這一百一十幾萬人，要尊重他們，不要使他們感覺這兩萬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談話的，要談話的時候，先要想幾天幾夜，跟你談話時到底怎樣講法。要使他們像胡適之說的“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45]，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幹部團結起來。抗戰時期很長，對抗戰時期入黨的干部，不要籠統地叫新幹部，因為都叫新幹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幹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黨外幹部。這也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在全中國，我們的黨員有四百五十萬，也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現在我們佔的比例是百分之零點幾。如果我們有四百五十萬黨員，在一百個人裡，也只有一個共產黨員。他的任務是什麼?他的任務是團結九十九個非黨人士。我們要組織軍隊，打倒敵人，就必須這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能團結多數人，團結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個好共產黨員。世界上為什麼需要共產黨呢?要共產黨幹什麼呢?共產黨有無存在之必要呢?葉青說中國共產黨沒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動派的提法，我們不贊成。我們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產黨的問題，是因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請我們吃不可，因此需要共產黨，還是因為房子太多，專門要有一批房子給共產黨住呢?當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產黨，就是為了團結大多數人，組織軍隊，打倒敵人，建設新中國。此外還有什麼事?沒有了。這就是說，我們吃一點小米，吃一點大米，穿一點衣服，都是為了給人民做事，團結廣大的群眾，組織軍隊，打敗敵人，建設新中國。如果革命不是這樣的革法，那末，就是專門革財政廳的命。有的人不革別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幾十年的工夫，專門革財政廳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們不要見怪，我講的不是哪一個人，或者哪幾個人，不過我總有這樣的感想，就是我們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對各種所謂小事情，如生產、衛生、文化、民眾團體、政權工作等各種具體工作。老百姓的許多東西我們要學，我們的知識很差，首先我的知識很差，運鹽怎樣運，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樣辦，我不大了了，我沒有辦過合作社。因此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就是要學習。經驗不夠，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進行研究。 黨外的人佔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們和我們一起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單靠黨員毫無辦法，是不是這樣?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們中間有領袖，有乾部，我們要幫助他們，培養人民中的優秀分子，同時尊重他們，和他們好好合作。對這些黨外幹部，將來我們各地的領導機關、組織部門要有調查研究，要有一些辦法，教育的辦法，團結的辦法，比如開座談會、談心等等辦法，對他們進行幫助和培養。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要講真話。那一天我講過，我們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今天再說這樣一點，就是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裡插蔥——裝像”，吹就是吹牛皮。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都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 什麼叫不偷?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說是自己的，這是不是偷?呀!有賊。我們黨內也有賊，當然是個別的、很少的。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總司令講的就是朱總司令講的，劉少奇講的就是劉少奇講的，徐老[46]講的就是徐老講的，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都不要偷。 什麼是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孔夫子的學生子路，那個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對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47]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講懂得一寸，不講多了。為什麼世界上會出現“裝”?為什麼有人感到不裝不大好呢?這是一個社會現象。偷是社會現象，裝也是社會現象。裝的現象現在特別多，在我們黨內也特別多。愛裝的人，是他母親生下他來就要他裝的?他母親懷他在肚子裡就在觀音菩薩面前發誓、許願，一定要生一個會裝的兒子?當然不是，這是社會現象。我們黨內歷來不允許裝。不知道不要緊，知道得少不要緊，即使對馬列主義知道得很少、馬列的書讀得很少也不要緊，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這裡我提出我們要讀五本馬列主義的書。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兩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48]，一本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這兩本書寫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那兩本書也寫得很好，這四本書薄薄的，讀完它們不用花很多時間。此外，還有斯大林主持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比較厚一點。這本書是歷史的，又是理論的，又有歷史，又有理論，它是一個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成功的歷史，這本書要讀。前面四本書也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馬、恩、列、斯的書多得很，如果先讀了這五本書，就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是不要吹，就是報實數，“實報實銷”。在座的同志不是討論過黨的歷史嗎?有的同志在發言中說，內戰時期養成了一種習慣，向上級報告工作時，要講好一點，誇大一點，才像樣子。其實這不解決任何問題。我們的工作是整個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們都有份，人民都有份。為什麼我現在當首長?就是恰好要我當首長，沒有別的道理，本來張三、李四都可以當，但是點將點到了我的身上，要我當。至於這一份家業是哪個的?是張三、李四的?不是，是全黨的，是全國人民的。延安是誰的?延安是全國人民的。我曾經和一個黨外人士講過，有人說延安是共產黨的，這是不對的。說共產黨在這里當首長，這是正確的，因為這個天下是我們領導老百姓打出來的。 “實報實銷”，要求我們的情報要真實，不要扯謊。要把自己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向大家公開，讓大家來參觀，看我這個旅有沒有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乾淨，掃除官僚主義。我提倡人家將軍，有些事不逼我們就做不出來。魯迅先生講過，文章是逼出來的，如果不逼就寫不出來。但是我們不搞逼供信的“逼”。 關於要講真話，我們現在發一個通令，要各地打仗繳槍，繳一支講一支，不報虛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一支為一支，兩支為兩支，是知也。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我們一定要老老實實。 我們共產黨現在是一個很大的黨，一個二十四年來有了很多經驗的黨，一個準備勝利的黨。我們要在全國勝利，我們有這個志向。全黨要團結起來，為全國人民解放而奮鬥!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毛澤東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交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同時又在大會上作了這個口頭政治報告。 [2]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秘書長、代理主席。他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發表聲明，表示民盟不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 [3]林老，指林伯渠，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 [4]陳獨秀，見本卷第101頁註[8]。 [5]見本卷第142頁註[2]。 [6]洛川會議，見本卷第142頁註[3]。 [7]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一九四七年六月併入國民黨。 [8]六中全會，見本卷第143頁註[4]。 [9]皖南事變，見本卷第50頁註[8]。 [10]岡村寧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當時任侵華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 [11]見魯迅《故鄉》，原文是：“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頁） [12]舊金山會議，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五十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會議。這次會議討論和通過了《聯合國憲章》等文件。 [13]指董必武。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參加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團。 [14]鄧寶珊，當時任國民黨軍晉陝綏邊區總司令。 [15]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戰爭爆發後獲釋。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他在《申報》發表《少號召多建議》一文。 [16]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亞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17]丘吉爾，當時任英國內閣首相。 [18]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日報》發表的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的文章《論英國大選》。 [19]斯科比，是英國派駐希臘的英軍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國侵略軍在希臘敗退，斯科比率領英軍，帶著在倫敦的希臘流亡政府進入希臘。同年十二月，斯科比指揮英軍並協助希臘政府進攻長期英勇抵抗德軍的希臘人民解放軍，屠殺希臘愛國人民。 [20]同盟國，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同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的中、蘇、美、英、法等國家。 [21]指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西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要點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實行為抗戰服務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實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實現抗日的民族團結。 [22]指《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見本書第二卷第334－337頁。 [23]十大綱領，見本卷第102頁註[15]。 [24]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頁） [25]見列寧《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原譯文是：“在某種意義上說，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較之它對於資產階級更為有利。”（解放社1943年H月印行）新的譯文是：“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無產階級要比對資產階級更加有利。”（《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頁） [26]王鎮惡（三七三——四一八），東晉北海劇（今山東壽光東南）人，劉裕部將。在輔佐劉裕之子鎮守關中期間，因與中兵參軍沈田子不和，為沈所殺。 [27]愛金生，見本卷第278頁註[10]。 [28]羅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國總統。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逝。 [29]見《列子·湯問》。 [30]山西的新軍，見本卷第143頁註[14]。 [31]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各解放區、各人民團體以及八路軍、新四軍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開會，成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日本投降以後，因為時局變化，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沒有召開。 [32]王實味，見本卷第288頁註[11]。 [33]吳滿有，一九四二年在大生產運動中努力開荒生產，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趙占魁，山西定襄人，一九三九年進陝甘寧邊區農具廠當司爐工。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績，成為陝甘寧邊區的模範工人和勞動英雄。張治國，陝西吳堡人，一九四三年任八路軍警備第三旅第七團第七連副班長，在大生產運動中成績突出，成為陝甘寧邊區的勞動英雄。 [34]客裡空，蘇聯劇作家柯涅楚克寫的話劇《前線》中一個捕風捉影、捏造事實的新聞記者的名字。 [35]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幹部會議。 [36]趙毅敏，一九○四年生，河南滑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科科長。 [37]周揚，當時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兼延安大學校長。 [38]見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頁）；並見列寧《怎麼辦？ 》第一章第四節（《列寧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頁）。 [39]亞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二二），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蘇格拉底,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 [40]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采邑在周（今陝西岐山北），稱為周公。曾助武王滅商。武王死後，成王年幼，由他攝政。相傳他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 [41]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南）人，三國蜀漢政治家、軍事家，劉備的主要謀士。他向劉備提出佔據荊、益兩州，聯合孫權，對抗曹操，統一全國的建議，即著名的“隆中對”。劉伯溫，即劉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受朱元璋禮聘參加起義軍，提出時務十八策。明朝建立後，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42]高崗，當時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43]王首道，當時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政治委員。王震，當時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司令員。 [44]戴季英，當時任河南軍區政治委員。王樹聲（一九○五——一九七四），湖北麻城人，當時任河南軍區司令員。 [45]胡適之，即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績溪人。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這句話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卷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第73頁）。 [46]徐老，指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47]見《論語·為政》。 [48]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