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同志們!我代表中央委員會向同志們作報告。政治報告的書面稿已經印發，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這個書面稿來講，只講一下這個報告裡頭提出的一些問題，以及這個報告裡頭沒有充分展開來說的一些問題。我講三個問題:路線問題，幾個政策問題，關於黨內的幾個問題。 一路線問題 我們黨的七大應該決定一條什麼路線呢?一條什麼政治路線呢?怎麼樣決定才好呢?我們想，應該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就是我們黨的路線，我們黨的政治路線。這裡所說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就是組織我們的隊伍。組織隊伍幹什麼呢?不干別的，就是要打倒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打敗以後，得來一個什麼結果呢?就是得到全國的解放，全國人民的解放，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這就是我們的總路線。

這樣的路線是不是我們黨歷來就有的呢?是的，我們黨歷來就是這樣的路線。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革命的性質就起了變化，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產生以後，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三個時期裡，中國人民不都是在為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嗎?正是這樣。 我們的路線，我們的綱領，拿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是什麼性質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因此，我們的政治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們的經濟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經濟，我們的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總之當前的各個革命任務，都是這樣一種性質，各個革命力量都是這樣一種性質。這條路線裡面有一個隊伍問題，有一個敵人問題，還有一個隊伍的領導者、指揮官問題。這個隊伍就是人民大眾，這個敵人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個領導者、指揮官就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什麼呢?領導人民大眾。領導人民大眾幹什麼呢?幹反帝反封建。

我們的綱領就這樣幾個字，可是常常被我們的一些同志忘記了。是不是忘記反帝呢?有時也忘記，不過反帝不大容易忘記，比較記得牢一點。反封建有時就忘記了。反封建為什麼有時會忘記呢?是因為忘記了農民。 是要農民呢?還是要地主呢?在這個問題上，要地主，就忘記了農民；要農民，可以不完全忘記了地主。要農民不忘記地主比較容易，要地主不忘記農民就比較困難。所謂人民大眾，主要的就是農民。不是有一個時期我們忘記過農民嗎?一九二七年忘記過，當時農民把手伸出來要東西，共產主義者忘記了給他們東西。抗戰時期，這種差不多相同性質的問題也存在過。靠什麼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靠什麼人建立新中國?力量在什麼地方?有些人在這個時候弄不清楚，給忘記了。

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其次是小資產階級，再其次才是別的民主分子。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我們馬克思主義的書讀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靠幾個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分子，雖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沒有農民，誰來給飯吃呢?飯沒得吃，兵也沒有，就抵不過兩三天。 所謂無產階級領導，就是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裡頭出了那樣一部分比較先進的人，組織成一個政治性質的團體，叫共產黨。共產黨里當然還有別的成分，有別的階級如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有別的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進黨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無產階級，進黨後是無產階級，他的思想、他的行為要變成無產階級的。共產黨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組織隊伍，組織隊伍主要是組織農民，還有其他階級，包括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有時還有大資產階級，甚至地主。隊伍要有司令官、指揮官，司令官、指揮官在中國主要是兩個，或者是無產階級，或者是大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國這個社會兩頭小，但是兩頭強，中間大，但在政治上是軟弱的。中間階層是動搖的，無論哪個中間階層都有它的動搖性。堅決的階級就只有兩個: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們的政治代表分別是共產黨和國民黨。自由資產階級也同我們爭領導權，不要以為自由資產階級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產黨差不多。自由資產階級也有它獨立的意見，有它獨立的政治團體，現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裡有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但主要的是自由資產階級，它有它的性質。最近《參考資料》發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張瀾老先生的一篇聲明，同志們不知道看了沒有，那就是他的立場，他的獨立的政見。最近左舜生[2]在招待外國記者的會上，又發表一個聲明，也有他獨立的立場。現在，民主同盟在聯合政府的主張上，與共產黨是一致的，國民黨說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友黨，我們要團結它，聯合它。但是它有它獨立的意見，它現在是“左右開弓”，區別於兩方面，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是不贊成國民黨一黨專政，另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產黨，它說它是站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中間。這個話說得很透徹，是對的，它自己規定了它的性質，屬於中間派。

大革命後期，在執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這條路線上，我們黨是犯過錯誤的，那時光講無產階級領導，而實際上放棄了領導。在那時以前，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個很長時期內，中國共產黨的廣大同志，組織工人，領導工人運動，領導學生運動；後來推動國民黨改組，幫助組織國民黨；最後在革命過程中組織了廣大的農民協會，會員有幾千萬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這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呢?昨天林老[3]講得好，那時候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傳到中國來，被中國人民拿到了，也實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沒有。這就是說，在那時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那時候我們黨的領導中佔統治地位的以陳獨秀[4]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後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

什麼是不要馬克思主義?就是忘記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忘記了人民大眾，忘記了農民。當地主哇哇叫的時候，就向農民潑冷水。他又要無產階級的領導，又不要農民，你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還有沒有?在中國，現在搞馬克思主義，怎樣搞法呢?他不搞無產階級領導，他又不要這個領導地位，那還領導什麼呢?無產階級領導，主要應當領導農民，他不要農民，當農民伸出手來的時候，就潑冷水，因為地主也伸出手來了。地主說:共產黨，你可不行!於是乎，共產黨就夾在地主與農民中間，最後接受了地主的影響，向農民潑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農民，還有什麼反封建?沒有反封建，還有什麼反帝呢?帝國主義是乾什麼的?就是看到中國身上有油水，要揩一點油。中國五個人裡面，有四個是農民，如果把四萬萬五千萬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萬，那末就有四個九千萬是農村人口，只有一個九千萬是城市人口。用五個指頭去打那個“帝”，他說多了，無須乎那麼多，要割掉四個，拿一個指頭去打，力量大得很，那個“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臉了，光哭還下不得台，就跪在我們面前。你看四個指頭都掉了，就剩下了一個，無產階級也孤立了，變成了無軍司令、空軍司令。當一個總司令，你總要有兵。你沒有農民，你看小資產階級還來不來?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沒有幾個人，就嚇得不來了。小資產階級最容易變，有時他神氣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時就屁滾尿流。你屋子裡一個兵也沒有，又沒有飯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開了小差。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們總司令，因為你不招兵。小資產階級的脾氣就是這樣，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積極，“我來一個怎麼樣?要不要我去打先鋒?”他看見你屋子裡沒有幾個大人，就說:“下一回來吧!我今天還有事，家裡老婆生病。”只有無產階級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五個指頭中間有了四個指頭，另一個指頭無產階級佔了一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成了指甲，那半個指頭是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這時如果你再說:“來不來?同志，來開會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說了。他看見你有那樣大的力量，就說:“我家沒有事，飯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們曾經犯過錯誤，忘記過領導權，忘記過農民群眾。所謂領導權，你總要有一個東西去領導，有被領導者才有領導者，有被領導才發生領導的問題。你不要農民，小資產階級跑了，自由資產階級也跑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中力量來打我們，無產階級就從台上滾下來了，鼻子也跌爛了。然後爬起來望一望:“為什麼你打老子?你蔣介石不是朋友!”於是腦子清醒了，搞了一個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時期又來了一個急性病。但還是不要農民，不要領導權，不要中國人民最大的力量，五個指頭不要四個。為什麼急性病也不要農民呢?因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動，城市起義，對搞大城市很積極，農民雖然也要，但是是附帶的，它不注意去研究農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個子大小，研究他姓張姓李，心裡想些什麼，有些什麼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過二萬五千里再加多少裡，參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個題目給他:“什麼叫富農?”他說對不起，沒有研究。問他:“什麼叫中農?”也沒有研究。即便是走馬觀花，那也應該看啊，可是他走馬不看花，這個花就是農民。當然下馬看花是更仔細，那叫做調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連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也不要，結果自己變成了空軍司令，隊伍越打越小。我們黨有兩次變小過，大起來又小了，大起來又小了。頭一次，五萬多黨員剩下沒有多少；後來一次，三十萬黨員也剩下沒有多少。按比例說，頭一次的損失還小些，五萬多人剩下萬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後來三十萬剩下不到三萬，只有二萬五千左右有組織的黨員，還不到十分之一。現在又大起來了，小指頭變成了拳頭，今後不要再讓它變小了。

抗戰爆發以前，我們的準備就是這樣。抗戰一起來，我們的方針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那時候，中央認為只有人民戰爭，才能打敗日本。所謂人民戰爭，基本上或者說主要的，就是農民戰爭。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沒有廣大農民參加的抗日戰爭，可以打倒日本。從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已經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是說過不要人民的鬥爭可以打敗敵人呢?從來也沒有說過。所謂人民的鬥爭，或者是比較和平的鬥爭，比如罷工、思想鬥爭、經濟鬥爭、政治鬥爭，或者是政治鬥爭的最高峰，也就是戰爭。如果有一個什麼人，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說“不要人民的鬥爭可以打敗敵人”，那末，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原來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假的。有些人有這種思想是暫時的，是暫時的動搖，好像不要人民的戰爭也可以打敗敵人。那他想依靠什麼力量呢?比如，依靠國民黨，甚至依靠國民黨裡面的頑固部分，認為依靠他們可以打敗日本。但是過一個時期，他又覺得這樣不行了。那時候這些人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很多，後來才多起來的。在我們黨裡頭，這種情況很多，這種同志也相當多。我們黨一九三七年五月開了全國代表會議[5]，八月開了洛川會議[6]，十一月在延安開了一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在這些會議上，中央曾經肯定了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全中國，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條路線被這些會議批准了、決定了。在這些會議上，中央不相信不發動人民戰爭的專制政府能夠解放中國，這一點，在決議案上是寫了的，在文件上也寫了的。一個壓迫人民的專制政府能夠解放中國嗎?依靠它能夠勝利嗎?我們是堅決不相信的!因為相信了這個，馬克思主義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個早晨暫時地跑掉了。以後就要找一下，把馬克思主義找回來。馬克思主義，你要找它，它就會回來，你不找它，它就不會回來，因為它不曉得你要不要它!我們不相信不要廣大人民的力量，能夠輕輕巧巧地打敗日本。我們這樣地提出問題，不是將無產階級的綱領降低到資產階級的綱領，而是要將資產階級的綱領提高到無產階級的綱領。這樣的提法曾經被人家駁過，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說這個提法是要領導權。他們說，資產階級的綱領，特別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綱領有力量，要在廣大人民中，在農民中，在小資產階級中進行宣傳，共產黨這一套沒有用處!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加以分析，並廣泛地宣傳我們的主張，說:“農民們!小資產者們!各位同胞!你們要知道:只有自己團結起來，改造我們的國家製度，把它改造成為有民主，有人民的軍隊，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團體的，日本帝國主義才能打倒!如果沒有這些，中國就是黑暗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就打不倒!即p使借外國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國還是黑暗的!”我們的宣傳員就是要講這樣一些話。對於非共產黨員，我們要告訴他們，要向他們宣傳:“全國人民要團結起來，組織人民的軍隊，組織人民的政黨，組織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國民黨，改造國民政府，改造國民黨的軍隊。”我們為什麼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們綱領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來，它就不起來，怎麼辦?那就要依靠全國人民，依靠進步力量的發展，依靠中間勢力的爭取，還有依靠國民黨裡頭的民主分子。我們曾經設想過改造國民黨，這件事似曾犯過錯誤，就是說這個估計不確當，沒能照那時候我們所設想的做，國民黨並未改造。應當說，要改造它並沒有錯誤，但是它不聽你的。國民黨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們那時候要改造它，就要創造一定的條件，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並且國民黨內部要發生分化，但是沒有來得及。進步勢力沒有發展得那樣大，中間勢力也沒有來得及爭取，國民黨裡頭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結果改造就落空了。這樣我們蝕本了沒有?一個大麻錢的本也沒有蝕。我們說改造它，並不是說我們就不發展進步勢力，不發展八路軍，不發展新四軍，不做廣大的宣傳，而且說要改造它這個宣傳本身就是一個收穫。老百姓聽了我們這個話以後，會覺得共產黨的話有道理，委員長的臉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聽說西安有一次開大會，三青團[7]的人當主席，當時到了很多農民，散會的時候台上喊口號“蔣委員長萬歲!”農民就喊“趕快完糧納稅!”什麼原因呢?因為國民黨要農民開會沒有別的，就是要農民完糧納稅，他們腦子裡裝的就是完糧納稅，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們也就喊出來了。國民黨那個臉上黑得很，如果說要給它洗臉，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裡頭恐怕就有四萬萬三四千萬人是讚成的。我們提出要委員長洗臉，他不洗，我們並沒有蝕本，而且賺了錢，這就是讓老百姓知道了為什麼要他洗臉。同志們，直到今天我們是不是還是這個方針呢?是請他洗臉，還是要割他的頭?直到今天，我們還是請他洗臉，不割他的頭。我們開這個會，不是決定割頭!這個頭割不得!還是執行“洗臉政策”，請他修改他那個錯誤政策。至於他洗不洗?還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難說。年紀大的老人不愛洗臉，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員長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許稍微抹一下做個樣子，也許連抹都不抹，弄得滿頭大汗，烏煙瘴氣!

同志們!在中國境內和我們爭領導權的，要把中國拖回到黑暗的世界裡面去的，主要是什麼人、什麼力量呢?這就是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大銀行家、大買辦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黨的六中全會[8]上，我們糾正了上面所講的這類錯誤思想，即不要求國民黨洗臉，而是說它那個臉漂亮得很，我們的臉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時時擁護國民政府，事事擁護國民政府，處處擁護國民政府，就是這類錯誤思想的一個標準的口號。這樣的東西是錯誤的。 六中全會來了一個糾正，許多同誌了解了這個問題。六中全會以後，還有人覺得國民黨很好，很漂亮，後來出了一個《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又出了一個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這兩件事情以後，國民黨“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脫掉了，他那個不好看的樣子就露出來了，這時我們一些同志就逐漸覺悟了。以後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變[9]，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到這個時候，我們黨內就大體上肅清了對國民黨的幻想。消除了認為國民黨不要改造，中國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趕出去的思想；改變了認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們自己，發展我們的力量，發展解放區，使八路軍、新四軍不受限制的思想；樹立了要放手動員人民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的領導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思想，在廣大的人民中間，在同志們的腦子中間，展開了一幅新圖畫。所以思想這個東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壞的東西，不適合於馬列主義的東西，不適合中國情況的東西，就要經過一定的階段，就要有經驗，單靠講是講不通的。列寧說“要在經驗中來教育人民”，因為人民是只信經驗不信講話的。但是講還是要講的。我們有兩個大教員: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大教員不要薪水給我們上課。沒有這兩個大教員，就教育不了中國人民，教育不了我們黨。至於我們黨裡面有一些小教員，字也認得不多，也講不出好多道理，他們去講人家就不聽。後來請了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一個是日本法西斯，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教員幫我們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會以後，我們黨堅決實行了對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甚至於對地主的領導權。在我們解放區搞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著我們走。由於堅決實行了這樣一個領導權，我們發展了軍隊、解放區和我們的黨。從此以後，就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無數次的進攻，並且逐漸展開了攻勢，比如像去年開始的攻勢，今年就更大了。抗戰初期我們是攻勢，中期是守勢，現在是攻勢為主，防禦為輔，這是對日本而言。對國民黨，我們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無數次的進攻，包括思想上的進攻，政治上的進攻，軍事上的進攻，將國民黨放在一個什麼地位了呢?使它的影響低落了，勢力縮小了。國民黨也請了一個教員，跟我們是同一個教員，叫岡村寧次[10]，他從前住在北平，現在住到委員長附近去了。這個教員一教，國民黨的影響就低落了，勢力就縮小了。現在國民黨的影響還有沒有呢?還相當大。國民黨有“餘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歷史，我們還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歷史。要我們的影響去，他們的影響才會走；我們的影響不去，他們的影響就不走。所以說，國民黨的影響是低落，而不是沒有，勢力縮小了，但還有相當大的力量。他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我們只有九十一萬軍隊；他們有國際地位，我們沒有；他們有兩萬萬人口，我們只有一萬萬人口；他們有六十年的影響，我們只有二十四年的影響。 由於在抗戰時期正確地執行了我們黨的路線，堅決地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敵人，建設新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戰爭，就把國民黨擠到了那樣一個地位，即影響低落，勢力縮小，而把我們黨放在了這樣一種地位，即成為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著我們。 現在已經完全證明，只有這樣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力爭領導權，力爭獨立自主的路線，是我們黨中央的路線，是反映了全黨大多數同志要求的路線，是反映了全國大多數人民要求的路線。這條路線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外國送來的嗎?也不是。它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魯迅講過:路是人走出來的。 [11]我們這條路線，也是中國人民用腳踩成的。力爭領導權，力爭獨立自主，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也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抗日戰爭的路線。這條路線的正確性，現在已經完全可以證明得清清楚楚了。現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會後一個時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時，還有若干同志不相信這一條路線。那末，是不是現在都覺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樣徹底了呢?都是馬克思主義萬歲了呢?我看有各種不同的情況，有萬歲的，有九千歲的，有八千歲的……。就是從我們黨員來講，一百二十一萬黨員的認識也是不同的。最近華北、華中開了很多座談會，反映出來不但在黨外人士中間有相當多的人，而且在黨員中間也有些人，對於我們這樣一條路線，是不完全認識、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說，在我們廣大黨員中，馬克思主義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別很大，我看是從一歲到九千九百九十九歲都有，雖然萬歲也有。 我們對國民黨的方針，是又團結又鬥爭。講到鬥爭，我們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我們是在自衛的立場上和它鬥，我們是有理的；這鬥爭是局部的，對我們有利才鬥；但這種鬥爭又是暫時的，為了團結我們是有節制的。反過來講，自衛的、局部的、暫時的鬥爭，要有利於團結。國民黨天天想打我們，但也不敢和我們作大的決裂。我們的鬥爭也是有節的。比如我們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參加舊金山會議[12]，國民黨開始不肯，但結果我們還不是去了?至於我們說去三個，他說你去一個，一個就一個，我們不大爭，現在我們的代表[13]已經到了華盛頓。同志們!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一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了。有人說我們黨的哲學叫“鬥爭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珊[14]的就是這樣說的。我說“你講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民進行鬥爭，“鬥爭哲學”是他們先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鬥爭哲學”出來得比較晚，那是鬥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放棄鬥爭，只要團結，或者不注重鬥爭'馬馬虎虎地鬥一下，但是鬥得不恰當、不起勁，這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小資產階級還有另外一種性質，叫革命性。他們革命是革的，但是有點軟弱。現在已經完全證明軟弱是不對的。有一個章乃器[15]，我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叫“章乃器主義”，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現在已同我們講和，他對周恩來同志說他犯了錯誤，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黨的一次會議上批評過他，說章乃器的哲學不好，因為他那時提出了“少號召，多建議”。這是自由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他的意見被我們戰勝了。他是中間派，只有我們堅決地聯合他，才能在長期的經驗中教育他。以後自由資產階級還會拿它的軟弱性經常影響我們，因為它有那樣一種性質，好像上的林黛玉洗澡後身上發出的那樣一種“香”，自由資產階級身上也出了那樣一種“香”，這種香就是“軟弱香”。它出了那種“香”就要找市場出賣，有目的地向我們延安送，給我們黨以壞的影響。我們的宣傳有時也太刺耳，玫瑰花雖然可愛但是刺多紮手，“羊肉好吃燙得慌”。對於那些紳士，玫瑰花雖可愛，但因為刺多他們不大喜歡。他們喜歡薛寶釵，不喜歡探春。這個是很麻煩的。同志們!麻煩還在後頭，不要怕麻煩。要革命就會有麻煩，而且有時非常麻煩。如果想省掉麻煩，就坐在家裡抽長煙管。現在夏天來了，坐在樹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煩比較少。但是還有風波，魯迅不是寫過一篇嗎?世界上不會沒有風波，怕風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趕快到閻王那裡去交賬。我們黨現在經常遇到風波，有大風波，中風波，小風波，我們不要怕風波。現在我們的意志更加堅強了，不至於被風波淹沒。要在中國這個海裡淹死我們黨，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會的。 關於這一部分，最後我講幾句，結束一下。 第一、農民的情況怎樣?農民抱什麼態度?八年以來也好，二十四年以來也好，農民非常歡迎我們的政策，非常歡迎像我剛才所講的政策。但是作為黨來說，作為領導思想來說，我們和農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這對於農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農民，為什麼不能和農民混同呢?”我說你現在叫做共產黨員，農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黨是兩件事情，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是這一點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兩年，兩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講我們共產黨開了會，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說:季米特洛夫[16]書上寫的一個德國同志，在柏林一次失業工人大會上講話時，就照念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十三次全會的決議，所以老百姓不喜歡聽。現在我們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說“不要和農民混同起來”，你回去這樣一講，很多農民同志就不贊成，他說他就是農民。我說不要和農民混同，是說要把農民提高一步，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將來幾十年以後，要把一切黨外農民，提高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如不相信這一條，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將來我們要搞機械化，要搞集體化，那就是提高他們。 第二、小資產階級怎麼樣?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黨內也好，黨外也好，有他的動搖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動搖性是他們壞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說來，能夠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從黨內來說，延安整風就是一個證明。藝術家和作家，對文藝座談會這樣的方法也贊成，從前他們不知道怎樣做，我們黨給他們指出方針，向他們進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義，而是逐漸使他們自覺，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要靠我們黨經常地向他們進行適當的宣傳，主要是靠實際行動，靠我們自己有廣大的力量，有廣大的解放區和軍隊。 第三、自由資產階級怎麼樣?自由資產階級有更大的動搖性，但自由資產階級現在要民主，他們要他們所想的民主，因此他們是我們的同盟軍。自由資產階級在我們堅決的影響下，是能夠中立，以至於跟我們一道走的。比如對聯合政府這個口號，他們是讚成的；又比如在幾次反共高潮中，他們是抱中立態度。國民黨和共產黨打架，他們在兩邊勸架，給這邊說不要這樣，給那邊說不要那樣。最明顯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開國民參政會，我們的參政員不出席，委員長一定要我們出席，我們一定不出席。 ，我們說:“你給我們一點東西，我們才出席。”他們說“出席以後再給”，我們說“給了以後再出席”。就這樣幾反幾复，我要你給，你要我出，結果一個不給，一個不出，還是給的沒有給，出的沒有出。在這中間，一些中間人士就兩面拉，對國民黨說“你給吧”，對我們說“你出吧”。這是自由資產階級動搖性的一個標本例子。這樣的事，多得很，現在時間有限，一下子說不完。總之，在我們堅決的影響下，能夠使自由資產階級中立，以至於使他們跟我們走。 第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怎麼樣?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是以國民黨反動集團為代表的，他們是國內抗日戰線中的反動派。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就好像英國共產黨對丘吉爾[17]一樣。昨天報紙上有英國共產黨總書記一篇文章[18]，同志們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號是同自由黨、工黨、公安黨成立聯合政府，在下次大選當中用選舉來推翻丘吉爾。他說的“推翻”在我們中國容易引起誤會，因為我們的特點和外國不同，在我們這裡，“推翻”就是要爭取領導權，過去我們曾經“推”過一次，我們要力爭領導權。所謂力爭，要注意這個“力”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千方百計要爭取領導權，要把廣大人民，主要的是三萬萬六千萬農民放在他們的領導之下，不受我們的影響。中國什麼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農民。日本人打來就是要刮中國農民的油水，蔣介石也要刮農民的油水，還要注意中國將來會有斯科比[19]老先生來刮油水。在希臘，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國刮希臘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要把中國變成黑暗的中國，因此他們是我們長期鬥爭的對象。 最後，講到外國。外國怎樣呢?蘇聯，毫無問題是朋友，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報告中講得很清楚。其他外國，幾個大國，同盟國[20]，也要堅決地聯合他們；但是他們搞得不對的地方，也要鬥一下。為什麼《解放日報》上沒有登這個話呢?沒有登不是永遠不登，並不是否定要鬥一下。他們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報告中提醒了這個意思。在國外還有反動勢力，而反動勢力還很強大。現在整個國際形勢是好的，有蘇聯參加的反法西斯陣線的團結，主要是英、美、蘇三國的團結。這個團結是主要的，統治一切的。現在的世界面目已完全變化了，這一方面在我的報告中寫得很多，很充分。關於黑暗的一面，我寫得很少。給蔣介石撐腰的那些外國人，他們的臉也不好看，有些裝著天官賜福的樣子，還是不好看，我們要警覺。 這是第一個問題，可以叫形勢與路線。 二政策方面的幾個問題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綱領有一般的綱領、具體的綱領。 第一個問題，一般的綱領與具體的綱領。這樣的劃分是不是從這次才開始的呢?從前也是有劃分的，不過從前沒有在同一個地方把它分開來寫:頭一條是一般綱領，第二條是具體綱領。比如《新民主主義論》那本小冊子，沒有說具體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綱領。但是我們各個時期都有具體的政策，比如抗戰初期的十大綱領[21]，抗戰中期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在陝甘寧邊區有二十一條施政綱領[22]，其他敵後各抗日根據地也都有大同小異的綱領，性質相同，條文小異。內戰時期，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所決定的十大綱領[23]，就是新民主主義總路線下的具體綱領，更具體的還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條例等等。北伐戰爭時也有類似的東西，黨發布過很多對時局宣言，都是具體的綱領。這次我們把這個問題在這裡說清楚一下，使我們的同志們懂得新民主主義就是我們的總綱，有綱有目，“綱”就是魚網上拿在手裡的大繩子，“目”就是魚網的眼。 第二個問題，關於孫中山。在我的報告裡很說了幾句好話。孫中山這位先生，要把他講完全。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講歷史辯證法的。孫中山的確做過些好事，說過些好話，我在報告裡盡量把這些好東西抓出來了。這是我們應該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們死了，還要交給我們的兒子、孫子。但是我們和孫中山還有區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比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差，新民主主義的確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發展，更完整。現在的新民主主義在將來還會發展得更加完整。我們黨內有一種情緒，不喜歡孫中山，這種情緒在相當廣大的黨員中存在著。認真說，這種情緒是不大健全的，是還沒有真正覺悟的表現。這是反映了內戰時期的情緒，那時候，因為環境不同，連孫中山也不要了。那個時期為什麼我們不大講孫中山?因為我們被國民黨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來也紅眼了。蔣介石手裡打著孫中山的招牌到處亂殺人，這時候，群眾對孫中山也就不喜歡。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 第三個問題，關於資本主義。在我的報告裡，對資本主義問題已經有所發揮，比較充分地肯定了它。這有什麼好處呢?是有好處的。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於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裡面的。在寫具體綱領的時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條:“沒收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的財產”。其實在全文裡，引用了孫中山所說的“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24]，意思已經有了。現在如果講沒收，就是要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沒有講要沒收他們的財產，但是這個意思也講了，因為那是孫中山講過的。在後頭，我還要講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們就是這個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所謂一般的資產階級，就是指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就是中小資產階級。孫中山講過的“操縱國民之生計”的特殊的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內。將來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在大城市裡也要沒收操縱國民生計的財產，沒收漢奸的財產(這一點，我在報告裡已經講過了)。我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沒收這些財產為國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說到要廣泛發展合作社經濟和國家經濟，這二者是允許廣泛發展的。 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於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裡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佔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最後，他們變成了社會革命黨。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他們肯定俄國要發展資本主義，認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列寧在《兩個策略》中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有利。”[25]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佔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那時糧食主要出於富農，一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把城市的中小資本家與鄉村的富農消滅。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人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莊發展了，糧食已主要不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個問題，關於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在我的報告裡已經提到了，但是沒有強調。為什麼不強調呢?如果要強調，就要列出共產主義的綱領，可是我們認為現在還是不列出的好，因為共產主義的綱領就是消滅私有製，消滅階級。把這些東西寫上去，只有一點好處，就是對教育黨員是有利的，因為我們有很多同志還不曉得什麼叫共產主義。從前我在井岡山打土豪時，曾到一個土豪家裡去看有沒有書，一個老媽媽走出來問我來幹什麼，我說來找東西，她說:“昨天已經共了產，東西都共掉了，現在沒有東西可共了。”我們的農民同志很多都認為，把地主的財產分給他，這就叫共產主義。這當然不對。 有人說我們黨要改改名稱才好，他們說我們的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不但蔣委員長來電報要我們改名稱，中間派也勸我們改名稱，像左舜生就說過:“你們的綱領實在好，如果你們不叫共產黨，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個月的反共高潮中，我們有很多東西搞出去了。他們看到之後，非常高興，說綱領很好，就是名稱不好。很多美國人也要我們改名稱，我們若是改了名稱，他們就喜歡了。他們喜歡我們改成國民黨，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稱莫過於國民黨了。另外，還有一個第三黨，然而它也不過是第三而已。再有還可以叫保守黨。但是，一切問題並不在乎名稱，你叫保守黨也好，什麼黨也好，他們還是叫你紅黨。美國的新聞記者福爾曼寫了一本書叫《紅色中國的報導》。還有一個美國記者斯諾寫了一本書叫《紅星照耀中國》，現在翻譯為《西行漫記》。不論你名稱怎樣改，它都是紅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們還總是把紅賬掛在你的身上。所以並不在乎名稱。國民黨這名稱總算好吧，但是為什麼人家還是那樣不喜歡國民黨呢?從前有許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個壞的名字叫貓，叫狗。歷史上有個人名叫王鎮惡[26]，名字這樣好聽，可是他還是死了。我們是不是要起一個名字使黨不死呢?隨便你起一個什麼名字，只要它所做的還是那樣，那是不會改變實際的。有一個新聞記者叫愛金生[27]，多少帶點自由主義，是一個舊民主主義者。他稱我們為“溫和的民主集中製”，可見我們並不那樣“紅”。資產階級的代表都那樣講，所以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 第五個問題，關於國民黨。對國民黨我們尖銳地批評它，但也很客觀，並沒有超過他們的實際。他們有一點好處，我們也要給他們掛在賬上。可惜國民黨的好處不多，雖然想掛，卻是很難，只能掛幾筆，而且還拖了一個尾巴，要委員長洗去臉上黑的東西。這是我們的方針。我們一方面是尖銳的批評，另一方面還要留有餘地。這樣就可以談判、合作，希望他們改變政策。我們說過打倒委員長沒有呢?沒有。在我的報告裡，就連一個委員長也沒有提。這位委員長寫了一本“很好”的書，叫做《中國之命運》，本來應當提一提，但還是沒有提，這實在是可惜。我的報告裡提到的，去世的人有孫中山，現在又加上一個羅斯福[28]，活著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為妙。因此，我們給國民黨留有餘地，就不會犯錯誤；如果不留餘地，實際的結論只有一條，就是“打倒”，那我們就會犯政治上的錯誤。關於這一條，委員長也看出來了，他有幾次要挑動我們去犯這樣的錯誤，挑動我們的軍隊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動我們提出推翻國民黨。同志們!我們要注意這些東西，注意這些挑動。你說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須要洗一洗臉，才同你“結婚”；你若不洗臉，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結婚”。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關於自衛與反擊。我們要站在自衛的立場反擊國民黨的進攻，一個是自衛，一個是反擊。一切國民黨的大小進攻，必須給以反擊，給以回答。不論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別是武的，只要它進攻，就要把它消滅乾淨。我們曾經提出，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我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也這樣講過，我說我們的方針:第一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天下先”。就是說，我們不打第一槍。第二條，就是《左傳》上講的“退避三舍”。你來，我們就向後轉開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過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們講退避三舍，就是你來了，我們讓一下的意思。第三條，是《禮記》上講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就是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在一九三九年我們就提出了這個口號，現在還是這個方針。好比說，我們有一百條槍，你們繳了我們九十九條，我們當然不高興，但是不怪你們，因為你們本領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條槍，我們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們手裡還有一條槍，我們被打倒了，就把槍交給我們的兒子，兒子再交給孫子。有一個愚公移山的故事[29]，說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現在這兩座山比較矮，從前比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個人名叫愚公，是一個很笨的老頭，在他附近還住著一個老頭名叫智叟，是一個很聰明的老頭。有一天他們兩個人吵起架來了，為什麼吵架呢?因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帶著他的兒子孫子挖山、挑土。那個聰明的老頭就告訴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這樣高，怎麼能挖掉呢?愚公說:這兩座山雖然高，但是我死了還有兒子，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兒子的兒子死了還有兒子的兒子的兒子，父而子，子而孫，孫孫子子，子子孫孫無盡，而山是不會再增高的。後來，有一個神仙為愚公的精神所感動，報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這個故事是書上講的，並不是我編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國的反動派，不把他們打倒是不行的。對於國民黨的進攻，我們是站在自衛立場上反擊的。超過這個自衛的立場，我們就要犯錯誤。但有些同志勁來了，就忘記了這一點，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衛的立場，有了這樣的立場，就不會犯錯誤。自衛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暫時就是有節，這就是有理、有利、有節。違反了這個方針，就會犯錯誤。麻煩是很多的，我們和國民黨的麻煩更多得很。 第六個問題，關於改造舊軍隊。改造舊軍官，利用舊軍官，這裡有思想問題，要在我們全黨進行廣泛的宣傳。舊軍隊多得很，這中間有很多的軍官需要改造，不能個別地對付，要有整個的政策。除徹底的反動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過去在這個問題上犯過錯誤，不相信舊軍官能改造，認為舊軍官不好搞，舊軍官沒有馬列主義，不會有布爾什維克。其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裡，許多舊軍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飯吃、找出路的，到我們這裡才有出路，我們不怕他們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兩種，一種是公開造反，一種是秘密造反，搞特務。公開造反我們有準備，而且公開造反已造了好多年，並未造出結果來。秘密搞特務我們要防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的眼睛望著他，這就是嚴肅性、警惕性。另一個就是走人，如果他帶了槍走，我們並不蝕本，因為槍支是他帶來的又帶走了。你要走，送你幾塊法幣，開個歡送會，並且告訴他將來要來還可以來，這就叫做政治。對比較進步的軍隊，要適當地幫助，從前我們對這些軍隊也有過幫助。有兩種極端思想，一種是對舊軍隊一個都不要，不信任還要繳槍，這是不好的。另外一種是對比較進步的軍隊，什麼東西都送給他，這叫幫倒忙，也是不好的。我們改造舊軍隊，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 第七個問題，關於我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山西的新軍[30]等等，也是實行統一戰線的政策，內部外部都是實行統一戰線政策，這就是聯盟的意思。內戰時期的紅軍也是聯盟，是工農聯盟，黨和非黨的聯盟，我們的軍隊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我們的軍隊，不像國民黨的軍隊那樣人人都要入黨，我們也講過黨軍，但這是指的黨的領導，不是要求軍隊裡所有的人都是黨員。歷來我們軍隊中的黨員最多只有一半，經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黨員是佔少數的。在軍隊裡，少數共產黨員應該跟多數的黨外人士合作，所謂“人士”就是指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我們的軍隊是人民大眾的軍隊，它屬於人民大眾，它為人民大眾，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的軍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軍隊。這個軍隊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有些人聽說無，產階級領導他，他就不高興。有些人卻偏要喊你要歸我領導，如果你不歸我領導那就不正確，路線就發生問題。這種神氣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歡迎。在這裡，我們要講清領導的性質。什麼叫做領導?它體現於政策、工作、行動，要在實際上實行領導，不要常常叫喊領導。常常叫喊領導，人家不願聽，就少說些。對領導權要弄清其性質，而不要天天像背經似地去唸。 現在，我們的軍隊在盡可能地擴大和黨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東有三支偽軍過來了，現在他們不叫偽軍叫八路軍了。我們給他們開會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們一開始是害怕的，以後逐漸打破了思想顧慮，覺得很舒服。這個方法很好，《解放日報》也發表了社論。我們大會各代表，如果覺得這個方法很好，就做一個決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對革命，我們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隻小眼睛去注意特務活動。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麼呢?我們有飯大家吃，有敵人大家打，發餉是沒有的，自已動手，豐衣足食，還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實行了這個政策，他們內部政治工作相當好，當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們裡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沒有進行整風。那個盧俊義是被逼上樑山的，是用命令主義強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願的。 我們對於只要不是堅決的反動分子，而願意革命並和我們合作的，就來者不拒，“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姜太公他發表宣言:你願來就來，不願來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釣魚都可以發宣言，我們也可以發表一個宣言。 第八個問題，擴大解放區。在一切可能進攻的地方，就要發動攻勢。但是我們要注意防禦敵人的進攻，敵人進攻我們就粉碎它，我們要以進攻為主、防禦為輔。 在抗戰初期，是進攻的，到處發展。在抗戰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縮小，以防禦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發展。根據這兩年的經驗，我們規定了這樣兩條:第一條是進攻，第二條是防禦。不要因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損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見繩子就怕。根據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別是一九四四年的經驗，我們的任務需要發展攻勢，擴大解放區，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個團)和小的兵力(武工隊)，到敵後之敵後舉行攻勢。因為日寇的情況變化了，它的兵力疲憊，自顧不暇，而我們的地方擴大了。我們和敵人兩方面的情況都變化了，世界的情況也變化了，柏林快打下來了，所以我們應該集中相當的兵力，在可能條件下，對敵人最薄弱的地方舉行進攻。這對我們的防禦，也有很大的好處。現在各地作的關於一九四五年任務的計劃，第一條就是進攻，第二條就是防禦。這不是冒險主義，因為我們講是在可能條件下，不是講在沒有可能的條件下去進攻，而且還講了敵人有可能來進攻我們，要注意鞏固根據地，所以這不是冒險主義。 第九個問題，準備轉變。由分散的游擊戰逐漸轉變到正規的運動戰，由游擊戰為主逐漸轉變到以運動戰為主。在抗戰初期，我們提出過，但那時只是一種希望。那時候的任務是什麼呢?有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搞清楚。那時我們前面的敵人是日本人，後面有國民黨內的反動派，我們被夾在中間。我們的力量在那時是個小手指頭。一九三六年我們在全國的軍隊，包括南方游擊隊，僅有三萬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點，也不多。那時候我們的任務是增加力量，長大起來。加一個指頭，又加一個指頭，再加一個指頭，使它長大起來。怎樣長法?靠打麻雀戰，打游擊戰。麻雀滿天飛，哪裡有東西吃，就飛到哪裡去。六中全會時我們特意為游擊戰列出十八條好處，這個方法是好的，八年來證明了這一點。滿天的麻雀就是種子，可以發很多芽。有了這個種子之後，黨建立了，政權建立了，根據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飯也有得吃了，幹部也鍛煉出來了。那時候我們到處飛，前面的敵人日本人搞我們，後面的國民黨反動派也搞我們，他們兩個都在挑動我們，挑動我們幹什麼?集中兵力打大仗。他們對我們一鼓一罵，一個說共產黨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個又罵我們是機會主義，怕死。谁愿意當機會主義?誰不願意當民族英雄?但是我們還要學麻雀，雖然麻雀有機會主義，哪裡有糧食到哪裡去，雖然它現在還是小麻雀，但集合起來有九十一萬。是不是就永遠做麻雀，“麻雀萬歲”呢?客觀事實完全證明了，我們這個麻雀與別的麻雀不同，可以長大變成鵬鳥。從前中國神話中說:有一個大鵬鳥，從北方的大海飛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掃，就把中國掃得差不多了。我們也準備那樣，準備發展到三百萬、五百萬，這個過程就要從小麻雀變成大麻雀，變成一個翅膀可以掃盡全中國的大鵬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