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後退。運動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幹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幹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大膽指導運動，不要前怕龍，後怕虎。幹部和農民在自己的鬥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幹。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前怕龍後怕虎的態度不能造就乾部。必須由上面派出大批經過短期訓練的干部，到農村中去指導和幫助合作化運動；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運動中才能學會怎樣做工作。光是進了訓練班，聽到教員講了幾十條，還不一定就會做工作。

總之，領導不應當落在群眾運動的後頭。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二 現在，全國合作化運動已經在大規模進展中，我們卻還需要辯論這樣的問題:合作社能不能發展呢?能不能鞏固呢?就某些同志來說，看來問題的中心是在他們憂慮現有的幾十萬個半社會主義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幾戶)合作社能不能鞏固。如果不能鞏固，當然談不到發展。某些同志看了過去幾年合作化發展的歷史還是不相信，他們還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這一年的發展情況怎麼樣。他們也許還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鞏固了，他們才會真正相信農業合作化是可能的，他們也才會相信我黨中央的方針是正確的。所以，這兩年的工作很要緊。

為了證明農業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黨中央對於農業合作化的方針的正確性，我們現在就來談一談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也許不是無益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後，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那時，在江西是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在陝北是變工隊，在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是互助組。那時，半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也已經個別地產生。例如，在抗日時期，在陝北的安塞縣，就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過，這種合作社在當時還沒有推廣。 我黨領導農民更廣泛地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在互助組的基礎上開始成批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到現在，又已經有了差不多六年的歷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黨中央做出第一個先向地方黨組織發布並且在各地試行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2]草案的時候(這個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報紙上以正式決議的形式發表)，已經有了三百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過了兩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黨中央發布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3]的時候，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一萬四千多個，兩年時間增加了四十六倍。 這個決議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時候，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一萬四千多個，發展到三萬五千八百多個，即只准備增加一倍半，而其結果，這一年卻發展到了十萬個合作社，成為一萬四千多個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黨中央決定，由十萬個合作社增加五倍，發展到六十萬個合作社，結果完成了六十七萬個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為止，經過初步整理之後，縮減了兩萬個社，留下了六十五萬個社，較計劃數字超過了五萬個社。入社農戶共有一千六百九十萬戶，平均每社二十六戶。

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幾個解放較早的省份。在全國大多數解放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經建立了一批農業生產合作社，安徽、浙江兩省建立的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數目還不很多。 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戶，有的一百多戶，有的達到幾百戶。 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會主義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發展成了社會主義的高級社。 同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同時，我國已經有了少數社會主義的國營農場。到一九五七年，國營農場將達到三千零三十八個，耕地面積將達到一千六百八十七萬畝。其中，機械化農場將達到一百四十一個(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增加的)，耕地面積將達到七百五十八萬畝；非機耕的地方國營農場二千八百九十七個，耕地面積將達到九百二十九萬畝。國營農業在第二第三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將有大規模的發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黨中央決定，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一百萬個。這個數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萬個社比較，只增加三十五萬個，即只增加半倍多一點。我覺得似乎少了一點，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萬個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萬個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國二十幾萬個鄉，除了某些邊疆地區以外，每鄉都有一個至幾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作榜樣。這些合作社，過一兩年就有經驗了，就成了老社了，別人就會向它們學習了。由現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還有十四個月，完成這樣一個建社計劃，應當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區的負責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實際情況定出一個適當的計劃，於兩個月內報告中央。那時我們再來討論一次，最後定案。

問題是能不能鞏固。有人說，去年的五十萬個合作社的計劃太大了，冒進了，今年的三十五萬個合作社的計劃也太大了，也冒進了。他們懷疑建立這樣多的合作社不能鞏固。 究竟能不能鞏固呢? 當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將大約一億一千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並且進而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革，確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應當相信，我們黨是能夠領導群眾克服這些困難的。 就農業合作化問題來說，我認為我們應當相信:(1)貧農、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困難(貧農)，或者他們的經濟地位雖然比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是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的，他們是積極地響應黨的合作化號召的，特別是他們中間的覺悟較高的分子，這種積極性更大。

我認為我們應當相信:(2)黨是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我們黨已經勝利地領導了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一定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於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樣，我們已經有了足以說服人的有力量的證據。請看第一批三百個合作社，第二批一萬三千七百個合作社，第三批八萬六千個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萬個合作社，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來的，都鞏固了，為什麼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萬個)，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暫定控制數字為三十五萬個，尚待最後確定)就不能鞏固呢?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三 為了使全國農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須認真地整頓已有的合作社。 必須強調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合作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偏向。因此，必須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兩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經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還沒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議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現有六十五萬個合作社中，有五十五萬個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較鞏固的所謂“一類社”[4]。加上以前的十萬個已經鞏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經鞏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這些已經鞏固的合作社帶領其餘尚待鞏固的合作社逐步地獲得鞏固呢?應當肯定地說是可以的。

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乾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我們應當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幹部和縣、區、鄉干部共命運，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 要下決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體社員或幾乎全體社員都堅決不願意幹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個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堅決不願意幹，那就讓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繼續幹。如果有大部分人堅決不願意幹，只有一小部分人願意幹，那就讓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將小部分人留下繼續幹。即使這樣，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乾下去，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農[5]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幹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實，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於採取所謂“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了一萬五千個包括四十萬農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乾部的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並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願意聽。 在勝利面前，我認為有兩種不好:(1)勝利沖昏了頭腦，使自己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犯出“左”的錯誤，這當然不好。 (2)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現在的情況是屬於後一種，有些同志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四 必須認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 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地追求數量的偏向。 不打無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的仗。這是我黨在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著名口號。這個口號也可以用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中來。要有把握，就要有準備，而且要有充分的準備。要在一個省、一個專區和一個縣里面建設一批新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事前做好許多的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大體是:(1)批判錯誤思想，總結工作經驗。 (2)在農民群眾中，有系統地和反复地宣傳我黨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在向農民作宣傳的時候，不但要解釋合作化的好處，也要指出合作化過程中會要遇到的困難，使農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 (3)按照實際情況，擬定全省的、全專區的、全縣的、全區的和全鄉的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全面規劃，從其中擬定年度規劃。 (4)用短期方式訓練辦社幹部。 (5)普遍地大量地發展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許多互助組互相聯合起來，組成互助組的聯合組，打好進一步聯合起來建立合作社的基礎。 有了這些條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發展的數量和質量統一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但是還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後，跟著就去進行整頓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來以後能不能鞏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後的整頓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黨和青年團的鄉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鄉村中的建黨建團工作和整黨整團工作密切地相結合。 不論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應當以鄉村中當地的干部為主要力量，鼓勵和責成他們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干部為輔助力量，在那裡起指導和幫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辦代替一切。 五 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必須比較單幹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於單幹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這樣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減低產量。已經建立起來了的六十五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這是極好的情況，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合作社勝過互助組，更勝過單幹戶。 為了要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就必須:(1)堅持自願、互利原則；(2)改善經營管理(生產計劃、生產管理、勞動組織等)；(3)提高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複種面積、採用良種、推廣新式農具、同病蟲害作鬥爭等)；(4)增加生產資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農具等)。這是鞏固合作社和保證增產的幾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堅持自願、互利原則，現在必須注意解決以下各項問題:(1)耕畜和大農具是否以遲一兩年再入社為適宜，入社作價是否公道和還款時間是否過長；(2)土地報酬和勞動報酬的比例是否適當；(3)合作社所需要的資金如何籌集；(4)某些社員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去從事某些副業生產(因為現在我們建立起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一般地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所以，上述四個問題必須注意解決得恰當，才不至於違反貧農和中農之間的互利原則，只有在互利的基礎之上才能實現自願)；(5)社員的自留地應有多少；(6)社員成分問題，等等。 這裡談一個社員成分問題。我以為在目前一兩年內，在一切合作社還在開始推廣或者推廣不久的地區，即目前的大多數地區，應當是:(1)貧農；(2)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3)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幾部分人中間的積極分子，讓他們首先組織起來。這幾部分人中間暫時還不積極的分子則不要勉強地拉進來。等到他們的覺悟程度提高了，他們對於合作社感到興趣了，然後再分批地把他們吸收進合作社。這幾部分人的經濟地位是比較接近的。他們的生活或者還是困難的(貧農，他們分得了土地，比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還因為人力畜力和農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難)，或者還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有一種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雖然如此，他們中間的積極性的程度，由於種種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積極，有些人暫時還不大積極，有些人還要看一看。因此，我們對於一切暫時還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們是貧農和下中農也吧，要有一段向他們進行教育的時間，要耐心地等待他們的覺悟，不要違反自願原則，勉強地把他們拉進來。 至於新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即一切經濟地位較為富裕的中農，除開若干已經有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覺悟、真正自願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們入社以外，其餘暫時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強地把他們拉進來。這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覺悟，只有等到農村中大多數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到同這些富裕中農的單位面積產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們感到再單幹下去在各方面都對他們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較為有利的時候，他們才會下決心加入合作社。 這樣，先將經濟地位貧苦或者還不富裕的人們(約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覺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幾年內，組成合作社，然後再去吸收富裕中農。這樣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 在最近幾年內，在一切還沒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區，堅決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農加入合作社。在已經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區，在那些已經鞏固的合作社內，則可以有條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棄剝削、從事勞動，並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來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加入合作社，參加集體的勞動，並且在勞動中繼續改造他們。 六 在發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說現在合作社的發展“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這是不對的。中國的情況是:由於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後，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後，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佔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進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對於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佔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感覺，已經在廣大的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迅速地發展起來。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農民，只佔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們是動搖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面說過，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也有許多人，因為覺悟不高，暫時還是觀望的，他們也有搖擺；但是同富裕農民比較，他們是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這是實際存在的情況。而我們的有些同志卻忽略了這種情況，認為現在剛剛發展起來的幾十萬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已“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這是看見了較小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最大量的貧農和非富裕農民。這是第一種錯誤思想。 這些同志還對於共產黨在農村中的領導力量和廣大農民對於共產黨的熱忱擁護這樣一種情況，估計不足。他們認為我們的黨對於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都難於鞏固，大發展更不敢設想。他們悲觀地描寫黨在領導農業合作化工作中的現時狀況，認為“超過了乾部的經驗水平”。不錯，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新的革命。過去我們只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但是怎樣去取得這種經驗呢?是用坐著不動的方法去取得呢，還是用走進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去、在斗爭中學習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實行五年計劃，不著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工作，我們怎麼能夠取得工業化的經驗呢?五年計劃中就有農業合作化的部分，我們不去領導農民在每鄉每村都辦起一個至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試問“幹部的經驗水平”從何處得來，又從何處提高呢?顯然，所謂現時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狀況“超過了乾部的經驗水平”這樣一種思想，是一種錯誤的思想。這是第二種錯誤思想。 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這種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 七 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經驗，鼓舞著我國人民，它使得我國人民對於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充滿了信心。可是，就在這個國際經驗問題上，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贊成我黨中央關於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步驟應當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的方針，而這種方針，曾經在蘇聯證明是正確的。他們認為在工業化的問題上可以採取現在規定的速度，而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業化的步驟相適應，而應當採取特別遲緩的速度。這就忽視了蘇聯的經驗。這些同志不知道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於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問題，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曾經遇到了的，蘇聯是用有計劃地領導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法解決了，我們也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解決它。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繫起來想一想，即: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製到公有製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蘇聯的經驗，在這個問題上也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註意，他們老是孤立地互不聯繫地去看這些問題。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繫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於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這種經驗，蘇聯也已經提供給我們了，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註意。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俱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蘇聯共產黨的歷史上找到了根據，拿來批評我國目前的農業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謂急躁冒進。 《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不是告訴了我們，他們的許多地方黨組織，曾經在合作化的速度問題上，在一個時期內，犯過急躁冒進的錯誤嗎?我們難道不應當注意這一項國際經驗嗎? 我認為我們應當注意蘇聯的這一項經驗，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但是我們不應當容許我們的一些同志利用蘇聯的這項經驗來為他們的爬行思想作掩護。 我黨中央是怎樣決定在中國進行農業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準備以十八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這個計劃的。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起，到一九五二年，這三年多一點的時間，是為完成恢復我國經濟的任務度過了的。在這個時間內，在農業方面，我們除了實行土地改革和恢復農業生產這些任務之外，我們還在一切老解放區大大地推廣了農業生產互助組的組織，並且著手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經驗。接著是從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現在已經實行了差不多三年，我們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向全國范圍內推廣，我們的經驗也增加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共有時間十八年。我們準備在這個時間內，同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基本上完成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的改造。這是可能的嗎?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完全可能的。蘇聯是在一九二○年結束國內戰爭的，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時間完成了農業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六年時間內完成的。在這個時間內，雖然蘇聯的一些地方黨組織，如像《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上所說的，犯過一次所謂“勝利沖昏頭腦”的錯誤，[6]但是很快就被糾正。蘇聯終於用很大的努力勝利地完成了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且在農業方面完成了強大的技術改造。蘇聯所走過的這一條道路，正是我們的榜樣。 第二、我們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採取了逐步前進的辦法。第一步，在農村中，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僅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幾戶為一起或者十幾戶為一起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然後，第二步，在這些互助組的基礎上，仍然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的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後，第三步，才在這些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按照同樣的自願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進一步地聯合起來，組織大型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些步驟，可以使農民從自己的經驗中逐步地提高社會主義的覺悟程度，逐步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們較少地感到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好像是突然地到來的。這些步驟，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個時間內(例如在一年到兩年內)農作物的減產，相反，它必須保證每年增產，而這是可以做到的。現在已有的六十五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產的，百分之十幾的社是不增不減的，百分之幾的社是減產的。這後面的兩類情況是不好的，特別是減產的一類最不好，必須用大力去整頓。因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產的(增產的數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為那百分之十幾的合作社雖然第一年不增不減，但是經過整頓，第二年可能增產；最後，那百分之幾減產的合作社，經過整頓，第二年也有可能增產，或者進到不增不減的地位。所以，就整個說來，我們的合作化的發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證增產而避免減產的。這些步驟，又是訓練幹部的很好的學校。經過這些步驟，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就可以逐步地訓練出來。 第三、每年按照實際情況規定一次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控制數字，並且要對合作化的工作進行幾次檢查。這樣，就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成績的好壞，決定各省各縣各鄉的每年具體發展的步驟。有些地方是可以暫停一下，從事整頓的；有些地方是可以邊發展，邊整頓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員可以讓他們退社，個別的合作社也可以讓它們暫時解散。有些地方應當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擴大農戶的數目。各省各縣，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後，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後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至於對於合作化運動的檢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區黨委、市委和地委必須十分抓緊，每年不是進行一次，而是應當進行幾次。一有問題就去解決，不要使問題成了堆才去作一次總解決。批評要是及時的批評，不要老是愛好事後的批評。例如今年七個月內，單是中央召集地方負責同志討論農村合作化問題的會議，連同這次會議在內，就有了三次。實行這種因地制宜、及時指導的方法，就可以保證我們的工作少犯一些錯誤，犯了錯誤也可以迅速糾正。 從上述種種情況看來，難道不可以說我黨中央對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導方針是正確的，因而足以保證運動的健康發展嗎?我想可以這樣說，並且應當這樣說的，將這種方針估價為“冒進”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九 有些同志，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俱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錯誤地觀察了工農聯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趕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我們認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盟的危險。這裡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工農聯盟，這是建立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從地主手裡取得土地分給農民、使農民從封建所有製解放出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這個革命已經過去了，封建所有製已經消滅了。現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製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的所有製。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於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這個聯盟就有被破壞的危險。勸我們“下馬”的那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想錯了。 十 必須現在就要看到，農村中不久就將出現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一年的末尾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開頭，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國將有二億五千萬左右的人口一一五千五百萬左右的農戶(以平均四口半人為一戶計算)加入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這就是全體農村人口的一半。那時，將有很多縣份和若干省份的農業經濟，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改造，並且將在全國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變為全社會主義。我們將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年，對於包括其餘一半農村人口的農業經濟，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改造。那時，由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改變為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的數目，將會加多。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並進，大型農業機器的使用將逐年增多，而社會改革則將在一九六○年以後，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會主義發展到全社會主義。中國祇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由於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全黨必須為了這個偉大任務的實現而奮鬥。 十一 要有全面的規劃，還要加強領導。 要有全國的、全省的、全專區的、全縣的、全區的、全鄉的關於合作化分期實行的規劃。並且要根據實際工作的發展情況，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規劃。省、專、縣、區、鄉各級的黨和青年團的組織，都要嚴重地註意農村問題，切實地改善自己對於農村工作的領導。各級地方黨委和團委的主要負責同志都要抓緊研究農業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變成內行。總而言之，要主動，不要被動；要加強領導，不要放棄領導。 十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這已經不是新聞了)，中國共產黨黑龍江省委的報告[7]說:“隨著農村合作化高漲形勢的形成和發展，農村各類互助合作組織和各階層群眾，已經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動起來了。現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在籌劃和醞釀擴大社員，作為建社對象的農業生產互助組正在籌劃和醞釀擴充自己的戶數，不夠條件的農業生產互助組也要求進一步地發展和提高它們自己。群眾有的張羅入新社，有的張羅入老社。今年不准備入社的人們，也在積極地醞釀插入互助組。動的面很廣，已經形成了一個群眾性的運動。這是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一個新的突出的特點。但由於某些縣、區有的領導同志，未能適應這個新的特點，及時地加強領導，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龍江省的村是行政單位，等於關內各省的鄉。黑龍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單位，等於關內各省的村。)在群眾自找對像中，已經開始產生'強找強，排擠貧困農民'，'爭骨幹，爭社員，相互鬧不團結'，'骨幹盲目集中'，'富農和資本主義思想較嚴重的富裕農民趁機組織低級組或富農社'等等不健康的現象。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在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情況下，光是從建立新社這個範圍和角度出發，考慮貫徹執行黨的政策，領導這個運動，已經不夠了，必須從全村範圍(按:即全鄉範圍)和全面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角度出發，既考慮到老社的擴大，也考慮到新社的建立，既考慮到合作社的發展，也考慮到互助組的提高，既考慮到今年，也考慮到明年，以至後年。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實現黨的政策，使農業合作化運動健康地向前發展。” 這裡所說的“某些縣、區有的領導同志，未能適應這個新的特點，及時地加強領導”，只是黑龍江一個省是這樣的嗎?只是某些縣、區嗎?我看，這種領導落在運動後面的嚴重情況，很可能在全國許多領導機關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來。 黑龍江省委的報告又說:“雙城縣的希勤村，以村為單位，採取領導和群眾自願相結合的方法，進行了全面規劃。這是領導合作化大發展的一種創舉。其重要作用，首先在於通過規劃，全面地實行了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加強了貧農和中農的團結，有力地開展了對於富農傾向的鬥爭。從農業全面合作化的利益著眼，適當地配備了骨幹力量，調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組的關係，從而有計劃地全面地推進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其次，通過這樣的規劃，就把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工作，具體地佈置到基層領導和廣大群眾中去，使黨的村支部懂得瞭如何進行領導，使老社懂得瞭如何向前發展，使新社懂得瞭如何建社，使互助組懂得了提高的具體方向，更加發揮了黨的村支部和廣大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充分地體現了依靠黨支部、依靠群眾的經驗和智慧的正確原則。最後，正由於通過這種規劃，可以進一步地摸清農村的底，具體地全面地去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進，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從而正確地實現了中央的'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 黑龍江省委報告中所說的某些“不健康的現象”，究竟怎樣解決的呢?省委的報告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在省委報告的後面附載了雙城縣委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報告說:“通過黨支部領導和群眾自願相結合進行全面規劃的結果，排擠貧困戶入社的偏向糾正了，骨幹過分集中的問題解決了，互相爭骨幹、爭社員的現像沒有了，社組關係更加密切，富農和富裕中農組織富農社或低級組的企圖失敗了，基本上實現了黨支部的計劃。兩個老社擴大了社員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個新社的架子，整頓起兩個互助組。估計搞得好，明年(按:即一九五五年)全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全村群眾，正在積極地實現今年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計劃和搞好增產保收。村幹部普遍認為:'得虧這樣一搞，要不就亂了，不但今年搞不好，還要影響明年。'” 我看就照這樣辦吧。全面規劃，加強領導，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根據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刊印。 -------------------------------------------------------------------------------- 註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報告中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和他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所謂右傾錯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調查核實，國家農委黨組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為鄧子恢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在轉發這個報告的通知中指出：報告“已經中央同意”，中央認為，鄧子恢同志和他所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他對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一些重要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大都是正確的。過去黨內對他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復名譽”。 [2]這個決議，中共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草案形式發給地方各級黨委試行。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這個決議草案作為正式決議，在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決議指出，在我國農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後，必須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積極領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決議規定了互助合作運動三種主要的形式，即：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和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3]這個決議，總結了我國各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特別是一九五一年以來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決議規定：“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於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後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並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同時指出：“根據我國的經驗，農民這種在生產上逐步聯合起來的具體道路，就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製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4]當時一般把辦得比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分別稱作一類社、二類社和三類社。 [5]這裡指河北省安平縣南王莊的三戶貧農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 [6]參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8－341頁。 [7]指中共黑龍江省委農村工作部一九五四年八月關於雙城縣農村合作化運動中進行全面規劃的經驗給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