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現在，我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要足夠地估計成績。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也有。有那麼多成績，誇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這個問題，本來八屆二中全會已經解決了，這次會上還多次談到，可見在一些同志思想上還沒有解決。特別在民主人士裡頭有一種議論:“你們總是講成績是基本的，這不解決問題。誰不知道成績是基本的，還有缺點錯誤呀!”但是，確實成績是基本的。不肯定這一點，就洩氣。對合作化就有洩氣之事嘛! 第二點，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採取這個方針。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報》作社評一篇，說什麼不要“另起爐灶”。重慶談判期間，我對《大公報》的負責人講，你那個話我很贊成，但是蔣委員長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麼辦?那個時候，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要各得其所。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包括把國民黨留下來的軍政人員都包下來，連跑到台灣去的也可以回來。對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殺的，都加以改造，給生活出路。民主黨派保留下來，長期共存，對它的成員給予安排。總而言之，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著。比如統購統銷，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里頭的缺糧戶，我們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這是一個什麼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這種統籌兼顧的思想，要向大家說清楚。

柯慶施[2]同志講，要想盡一切辦法。這個話很好，就是要想盡一切辦法解決困難。這個口號應當宣傳。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不算很大，有什麼了不起呀!比起萬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總要好一點吧。長征途中，在過了大渡河以後，究竟怎麼走呢?北面統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們那個時候提出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什麼叫千方百計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計者，就是九十九計加一計。現在你們還沒有提出幾個方幾個計來。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計呀?只要想盡一切辦法，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第三點，國際問題。在中東，出了一個蘇伊士運河事件[3]。一個人，叫納賽爾[4]，把運河收歸國有了；另外一個人，叫艾登[5]，出一支兵去打；接著，第三個人，叫艾森豪威爾[6]，要趕走英國人，把這個地方霸起來。英國資產階級歷來老奸巨猾，是最善於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的一個階級。現在它把中東搞到美國人手裡去了。這個錯誤可大啦!這樣的錯誤，在它歷史上數得出多少呀?這一回為什麼沖昏頭腦犯這個錯誤呢?因為美國壓得太兇，它沉不住氣，想把中東奪回去，阻止美國。英國的矛頭主要是對埃及的嗎?不是。英國的文章是對付美國的，美國是對付英國的。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當前世界鬥爭的重點。當然，帝國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是很厲害的矛盾，但是，他們現在是假借反共產主義之名來爭地盤。爭什麼地盤呢?爭亞洲非洲十億人口的地盤。目前他們的爭奪集中在中東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特別是埃及蘇伊士運河地區。在那裡衝突的，有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現在帝國主義爭奪的主要場所是亞洲非洲。在這些地區都出現了民族獨立運動。美國採用的辦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東就是這樣。

他們鬧，對我們有利。我們的方針應當是，把社會主義國家鞏固起來，寸土不讓。誰要我們讓，就一定要跟他鬥爭。出了這個範圍，讓他們去鬧。那末，我們要不要講話呢?我們是要講話的。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鬥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我們就是要支持。 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支持他們那裡的人民革命，他們在我們這裡搞顛覆活動。他們裡頭有我們的人，就是那裡的共產黨，革命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進步人士。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拿中國來說，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還有地主階級。現在這些人看起來還聽話，還沒有鬧事。但是假使原子彈打到北京來了，他們怎麼樣?不造反呀?那就大成問題了。至於那些勞改犯，石家莊那個學校鬧事的領袖人物，北京那個要殺幾千幾萬人的大學生，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消化掉，要把地主、資本家改造成為勞動者，這也是一條戰略方針。消滅階級，要很長的時間。

總之，對於國際問題的觀察，我們認為還是這樣:帝國主義之間鬧，互相爭奪殖民地，這個矛盾大些。他們是假借跟我們的矛盾來掩蓋他們之間的矛盾。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矛盾，這裡很有文章可做。這是關係我們對外方針的一件大事。 講一講中美關係。我們在會上印發了艾森豪威爾給蔣介石的信。我看這封信主要是給蔣介石潑冷水，然後又打點氣。信上說需要冷靜，不要衝動，就是說不要打仗，要靠聯合國。這是潑冷水。蔣介石就是有那麼一點衝動。打氣，就是說要對共產黨繼續採取強硬的政策，還把希望寄託在我們出亂子上。在他看來，亂子已經出了，共產黨是沒有辦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觀察吧! 我還是這樣看，遲幾年跟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為好。這比較有利。蘇聯跟美國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持續到一九三三年。這一年，德國是希特勒[7]上台，美國是羅斯福[8]上台，這個時候，蘇美才建交。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於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於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採取這個方針，是為了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於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9]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後悔無及。因為中國這個地方變了，房子打掃乾淨了，“四害”也除了，他們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佈一點細菌也沒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各國很不穩定，亂，人心不安。世界各國都不安，中國也在內。但是，我們總比他們安一點。你們研究一下看，在社會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美國之間，究竟誰怕誰?我說都怕。問題是誰怕誰多一點?我有這麼一個傾向:帝國主義怕我們多一點。作這樣的估計也許有個危險，就是大家都睡覺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總要估計到有兩種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還有一種壞的可能性，就是帝國主義要發瘋。帝國主義是不懷好心的，總是要搗鬼的。當然，現在帝國主義要打世界大戰也不那麼容易，打起來的結果如何，他們要考慮。 再講一講中蘇關係。我看總是要扯皮的，不要設想共產黨之間就沒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鬥爭的。矛盾是經常有的，有矛盾就有鬥爭。現在中甦之間就有那麼一些矛盾。他們想問題做事情的方法，他們的歷史習慣，跟我們不同。因此，要對他們做工作。我歷來說，對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說，既然都是共產黨員，就應當一樣好，為什麼還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統一戰線，做民主人士的工作，為什麼還要做共產黨員的工作呀?這種看法不對。共產黨裡頭還是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組織上進了黨，思想上還沒有通，甚至有些老幹部跟我們的語言也不一致。所以，經常要談心，要個別商談或者集體商談，要開多少次會，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據我看，形勢比一些人強，甚至比大官強。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我們目前的方針，還是幫助他們，辦法就是同他們當面直接講。這次我們的代表團到蘇聯去[10]，就給他們捅穿了一些問題。我在電話裡跟恩來同志說，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什麼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麼?這叫不算數。看見這麼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麼共產黨員，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麼一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你把它當作那麼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麼革命原則都不顧了，這還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當了第一書記，也是一種利，也容易使頭腦發昏。昏得厲害的時候，就得用一種什麼辦法去臭罵他一頓。這回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氣了，跟他們抬槓子了，搞得他們也抬了。這樣好，當面扯清楚。他們想影響我們，我們想影響他們。我們也沒有一切都捅穿，法寶不一次使用乾淨，手裡還留了一把。矛盾總是有的，目前只要大體過得去，可以求同存異，那些不同的將來再講。如果他們硬是這樣走下去，總有一天要統統捅出來。

在我們自己方面，對外宣傳不要誇大。無論什麼時候，都要謙虛謹慎，把尾巴夾緊一些。對蘇聯的東西還是要學習，但要有選擇地學，學先進的東西，不是學落後的東西。對落後的東西是另一種學法，就是不學。他錯誤的東西，我們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個錯誤。他那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一定要學。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有益的東西，我們都要學。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 第四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是在批判了胡風反革命集團[11]之後提出來的，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證法的。 關於辯證法，列寧說過:“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12]解釋和發展，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要解釋，我們現在解釋太少了。還要發展，我們在革命中有豐富的經驗，應當發展這個學說。列寧還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13]從這種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

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美是跟醜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善惡也是這樣，善事、善人是跟惡事、惡人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總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醜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14]、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 在哲學裡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這兩個東西是相互鬥爭的。還有兩個東西，叫做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也是對立統一、相互鬥爭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蘇聯現在不搞對子，只搞“單幹戶”，說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中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存在。事實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有唯心主義，都有形而上學，都有毒草。蘇聯那裡的許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義出現的，那裡的許多怪議論，都戴著唯物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帽子。我們公開承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香花和毒草的鬥爭。這種鬥爭，要永遠鬥下去，每一個階段都要前進一步。

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15]和黑格爾[16]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鬥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麼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這樣。他們努力學習和研究當代的和歷史上的各種東西，並且教人們也這麼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在研究資產階級的東西，研究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並且跟它們作鬥爭的過程中產生的。斯大林就比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個時期，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說成是德國貴族對於法國革命的一種反動。作這樣一個結論，就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全盤否定了。他否定德國的軍事學，說德國人打了敗仗，那個軍事學也用不得了，克勞塞維茨[17]的書也不應當讀了。

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並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他在《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徵。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繫，好像無緣無故什麼東西都是聯繫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聯繫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繫。各種事物都有對立的兩個側面。他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按照對立統一這個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立面是鬥爭的，又是統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聯繫的，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的。 蘇聯編的《簡明哲學辭典》第四版關於同一性的一條，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辭典裡說:“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等等現像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18]這就是說，這些根本對立的現象，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它們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聯結，不能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種說法，是根本錯誤的。 在他們看來，戰爭就是戰爭，和平就是和平，兩個東西只是互相排斥，毫無聯繫，戰爭不能轉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轉化到戰爭。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19]和平時期的鬥爭是政治，戰爭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戰爭與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聯結，並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和平時期不醞釀戰爭，為什麼突然來一個戰爭?戰爭中間不醞釀和平，為什麼突然來一個和平? 生與死不能轉化，請問生物從何而來?地球上原來只有無生物，生物是後來才有的，是由無生物即死物轉化而來的。生物都有新陳代謝，有生長、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動的過程中，生與死也在不斷地互相鬥爭、互相轉化。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能轉化，為什麼經過革命，無產階級變為統治者，資產階級變為被統治者?比如，我們和蔣介石國民黨就是根本對立的。對立雙方互相鬥爭、互相排斥的結果，我們和國民黨的地位都起了變化，他們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我們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逃到台灣去的國民黨不過十分之一，留在大陸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來的這一部分，我們正在改造他們，這是在新的情況下的對立統一到台灣去的那十分之一，我們跟他們還是對立統一，也要經過鬥爭轉化他們。 對立面的這種鬥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繫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麼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我們堅持對立統一的觀點，採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放出來。這並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 有些現像在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來以後就有辦法了。比如，過去把劇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這樣演那樣。現在一放，什麼《烏盆記》、《天雷報》，什麼牛鬼蛇神都跑到戲台上來了。這種現象怎麼樣?我看跑一跑好。許多人沒有看過牛鬼蛇神的戲，等看到這些醜惡的形象，才曉得不應當搬上舞台的東西也搬上來了。然後，對那些戲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說，有的地方戲不好，連本地人也反對。我看這種戲演一點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腳站不住腳，還有多少觀眾，讓實踐來判斷，不忙去禁止。 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20]，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麼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裡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鬥爭，使你的身體裡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幹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對於一些有害的言論，要及時給予有力的反駁。比如《人民日報》登載的《說“難免”》[21]那篇文章，說我們工作中的錯誤並不是難免的，我們是用“難免”這句話來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一個對台戲。我們搞革命和建設，總難免要犯一些錯誤，這是歷史經驗證明了的。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22]那篇文章，就是個大難免論。我們的同志谁愿意犯錯誤?錯誤都是後頭才認識到的，開頭都自以為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我們不要因為錯誤難免就覺得犯一點也不要緊。但是，還要承認工作中不犯錯誤確實是不可能的。問題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會上的歪風一定要打下去。無論黨內也好，民主人士中間也好，青年學生中間也好，凡是歪風，就是說，不是個別人的錯誤，而是形成了一股風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辦法就是說理。只要有說服力，就可以把歪風打下去。沒有說服力，只是罵幾句，那股歪風就會越刮越大。對於重大問題，要作好充分準備，在有把握的時候，發表有充分說服力的反駁文章。書記要親自管報紙，親自寫文章。 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鬥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氾濫。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義上，這可以比作原子裡面的原子核和電子的關係。一個原子分兩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電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電子很輕，一個電子大約只有最輕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過結合得比較牢固。電子可有些“自由主義”了，可以跑掉幾個，又來幾個。原子核和電子的關係，也是對立統一，有主有次。從這樣的觀點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有益無害的了。 第六點，法制問題。講三條: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肅反，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層建築。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並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肅反。沒有完成肅反計劃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點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單位進行過肅反，但是肅而不清，必須在斗爭中逐步肅清。反革命不多了，這一點要肯定。在鬧事的地方，廣大群眾是不會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暫時的。同時也要肯定，還有反革命，肅反工作沒有完。 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肅反的成績是偉大的。錯誤也有，當然要嚴肅對待。要給做肅反工作的干部撐腰，不能因為一些民主人士一罵就軟下來。你天天罵，吃了飯沒有別的事做，專做罵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罵越好，我講的這三條總是罵不倒的。 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別人跟我們通，就叫“通匪”。結果，還是“匪”比他們非“匪”好。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一萬年以後，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 肅反要堅持，有反必肅。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辦事，不等於束手束腳。有反不肅，束手束腳，是不對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腳。 第七點，農業問題。要爭取今年豐收。今年來一個豐收，人心就可以穩定，合作社就可以相當鞏固。在蘇聯，在東歐一些國家，搞合作化，糧食總要減產多少年。我們搞了幾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沒有減產，而且還增產了。如果今年再來一個豐收，那在合作化的歷史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就是沒有先例的。 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係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首先，農業關係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吃肉吃油問題，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農產品問題。這個農民自給的部分，數量極大。比如，去年生產了三千六百多億斤糧食，商品糧包括公糧在內，大約是八百多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歸農民。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穩定了。 第二，農業也關係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商品性的農產品發展了，才能供應工業人口的需要，才能發展工業。要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商品率。有了飯吃，學校、工廠少數人鬧事也不怕。 第三，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只有農業發展了，輕工業生產才能得到足夠的原料，輕工業產品才能得到廣闊的市場。 第四，農村又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比如，化學肥料，各種各樣的農業機械，部分的電力、煤炭、石油，是供應農村的，鐵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為農業服務。現在，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無論是發展輕工業還是發展重工業，農村都是極大的市場。 第五，現在出口物資主要是農產品。農產品變成外匯，就可以進口各種工業設備。 第六，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要說服工業部門面向農村，支援農業。要搞好工業化，就應當這樣做。 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佔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後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於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者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為都是矛盾著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台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水有水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運動的曲折性。 總之，要照辯證法辦事。這是鄧小平[23]同志講的。我看，全黨都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全黨都要注意思想理論工作，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和宣傳。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對立統一學說，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新問題，觀察和處理國際鬥爭中的新問題。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 註釋 [1]毛澤東這個講話共七點，本書收入第一、二、三、四、六、七點。 [2]柯慶施（一九○二——一九六五），安徽歙縣人。當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 [3]蘇伊士運河位於埃及的東北部，是連接地中海和紅海的國際通航運河。它處於歐、亞、非三洲交界地帶的要衝，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後，英、法兩國壟斷了蘇伊士運河公司的絕大部分股份，每年從中獲得巨額利潤，英國還在運河地區建立了海外最大的軍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埃及人民為收回蘇伊士運河的主權進行了不懈的鬥爭。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中國政府及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發表聲明，支持埃及的正義行動。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發動侵略埃及的戰爭，妄圖重新奪取運河結果遭到失敗。 [4]納賽爾（一九一八——一九七○），當時任埃及總統。 [5]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國保守黨人。一九五五年任英國首相，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辭職。 [6]艾森豪威爾，當時任美國總統。 [7]希特勒，見本卷第75頁註[3]。 [8]羅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國總統。 [9]指抗日戰爭時期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 [10]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至十日和十七日至十九日，周恩來總理、賀龍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對蘇聯進行訪問。 [11]一九五四年七月，胡風（當時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人民文學》編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系統地陳述他的文藝思想和對文藝工作方面的意見。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中央提出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認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的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同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將胡風及有關一些持相同意見的人，定性為“胡風反黨集團”。六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又將他們定性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的通知中，宣佈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 [12]見列寧《辯證法的要素》。新的譯文是：“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頁） [13]見列寧《談談辯證法問題》。新的譯文是：“對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均勢）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頁） [14]孔子，見本卷第84頁註[12]。老子，相傳即老聃，姓李名耳，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春秋時期思想家，道家的創始人。 [15]康德（一七二四——一八○四），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學史上二元論、先驗論和不可知論的著名代表。主要著作有、《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等。 [16]黑格爾（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國古典哲學家，客觀唯心主義者，辯證法大師。主要著作有、《邏輯學》、《法哲學原理》等。 [17]克勞塞維茨（一七八○——一八三一），德國軍事理論家，主要著作有《戰爭論》。 [18]見羅森塔爾、尤金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頁。 [19]見列寧《戰爭與革命》《列寧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克勞塞維茨這句話的原文是：“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戰爭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94頁） [20]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參考消息〉訂閱範圍的通知》，決定將《參考消息》的閱讀範圍“擴大到縣委委員以上或相當於他們的黨內外幹部”。 [21]《說“難免”》一文發表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22]《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意見寫成的。 [23]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