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2
四關於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
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係，就必須一方面聯繫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繫研究上層建築對生產關係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這本書提到了國家，但沒有加以研究，這是這本書的缺點之一。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築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築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鬥爭論、國家論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中的科學社會主義部分所研究的，是階級鬥爭學說、國家論、黨論、戰略策略，等等。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築適應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矛盾、鬥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
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48]，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築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後。都是先把上層建築改變了，生產關係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闢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係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係改變以後。拿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簡單的協作就創造了一種生產力[49]。手工工場就是這樣一種簡單協作，在這種協作的基礎上，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發展第一階段的生產關係。手工工場是非機器生產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產生了一種改進技術的需要，為採用機器開闢了道路。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後，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之後，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
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製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前，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封建社會中已經初步成長起來。在這點上，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有所不同。但是，這個一般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都是適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這裡講發展大工業是對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說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教科書在這裡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講要克服這個矛盾，但是不承認矛盾是動力。
這一段[50]說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個說法不妥當。矛盾才是動力，批評和自我批評是解決矛盾的方法。
這一段[51]只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不說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說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不說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樣一來，矛盾的普遍性這個規律，在他們那裡被否定了，辯證法在他們那裡就中斷了。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因為不一致，才有團結的任務，才需要為團結而鬥爭。如果總是十分一致，那還有什麼必要不斷進行團結的工作呢?
“決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52]，這個提法可以贊成。但是當作決定性動力，就不對了。要保證人們吃飽飯，然後人們才能繼續生產。沒有這一條是不行的。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也是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們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的利益。
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後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鬥。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教科書對於為前途、為後代總不強調，只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有一點偷天換日的味道。他們不講全體人民的利益解決了，個人的利益也就解決了；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53]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後代的利益。
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麼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後私。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
關於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問題，蘇聯教科書只有一句空洞的話，即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的關係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關係”[54]。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沒有展開，沒有分析，沒有接觸到實質問題。教科書沒有寫這方面的文章。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當然全民所有製的企業，集體所有製的企業，在所有製方面還要有它的變化，有它的發展。但是所有製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例如，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之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的性質總還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當然將來還會從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過渡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製，達到了這一步，它的性質，在一定時期內又會沒有多大變化。可是在一定時期內，即所有製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卻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例如我們的國營企業，解放以後，一直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的性質，而在這十年中間，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係，變化卻是很大的。在這方面，我們做了很多文章。要領導者採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採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於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
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裡，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製、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分配製度這三個方面。所有製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例如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整個國民經濟變成了單一的全民所有製以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還是全民所有製。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係，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麼底。原始社會的公有製度，時間很長，多少萬年都是同樣性質的，但是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卻有很多變化。可以設想，將來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以後，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係，還會有無窮的變化，但是所有製方面不會有多大變化。
關於產品分配，蘇聯教科書寫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寫，換一種寫法。應當強調艱苦奮鬥，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台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遠景，那還有什麼千里旅行的興趣和熱情呢?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滿足的。
共產主義社會，實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滿足需要，因為需要是不斷被創造的。拿過去來說，沒有文字，人們就沒有對文具的需要，文字產生了，人們對文具的需要也隨著創造出來了。拿現在來說，因為發明了電視機，所以人們對於它的需要也隨著提出來了。
人們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需要刺激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也不斷創造新的需要。人們對糧食的需要，在數量方面總不能是無限制的，但是在品種方面也會變化。
社會主義社會裡面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突破，總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能說社會主義社會裡面的經濟範疇都是永久存在的嗎?能說按勞分配這些範疇是永久不變的，而不是像其他範疇一樣都是歷史範疇嗎?
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寫才好?從什麼地方開始寫起?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如果我們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可以從所有製出發。先寫生產資料私有製變革為生產資料公有製，把官僚資本主義私有製和民族資本主義私有製變為社會主義公有製；把地主土地私有製變為個體農民私有製，再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把個體的手工業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然後，再寫兩種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矛盾，以及這個矛盾發展的趨勢和解決的辦法，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本身有個變化、變革的過程，全民所有製本身也有變化、變革的過程，如體制下放、分級管理、企業自治權等。在我們這裡，同是全民所有製的企業，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門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區管，有的由地區管，有的由縣管。都是全民所有製，歸誰管，歸哪級管，只要一個積極性還是要兩個積極性，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經常注意解決的很關重要的問題。人民公社管的企業，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體的性質。中央部門管的和地方各級管的企業，都在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權。有沒有這種自治權，對促進生產的發展，還是阻礙生產的發展，關係很大。
不能說這本書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能說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特別是寫法不好，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從歷史的敘述和分析開始自然得出結論，而是從規律出發，進行演繹。
這本教科書，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築，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係，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築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
這本書的另一個缺點，是先下定義，不講道理。定義是分析的結果，不是分析的出發點。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總是一個大功勞，不管裡面有多少問題。
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像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像後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 《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像出發，找出本質，然後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摯領。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原理、原則是結果，這是要進行分析，經過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認識總是先接觸現象，通過現象找出原理、原則來。而教科書與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形式邏輯說，人都要死，張三是人，所以張三要死。這裡，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書對每個問題總是先下定義，然後把這個定義作為大前提，來進行演繹，證明他們所要說的道理。他們不懂得，大前提也應當是研究的結果，必須經過具體分析，才能夠證明是正確的。
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他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於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同時作者們沒有辯證法。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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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為了使各級領導幹部更多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經濟理論，以更好地認識與糾正當時出現的一些錯誤傾向，毛澤東給中央、省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信，建議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同時提出也可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隨後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重申了這一要求。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召開時，毛澤東擬定討論的十八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讀書”，就包括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分別組織了讀書小組。毛澤東組織的讀書小組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參加。這個讀書小組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年二月九日，先後在杭州、上海和廣州，採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通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毛澤東發表了許多談話。
[2]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原文是：“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頁）
[3]《教科書》中包含這個引文的那段話是：“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化，人們成為自己社會經濟關係的主人。人們認識了客觀規律以後，能夠完全自覺地掌握和利用這些規律來為整個社會謀福利。”（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6頁）
[4]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原文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常不會弄到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生衝突，社會有可能及時使落後了的生產關係去適合生產力的性質。社會主義社會有可能做到這點，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沒有那些能夠組織反抗的衰朽的階級。當然，就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會有落後的惰性的力量，它們不了解生產關係有改變的必要，但是這種力量，當然不難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衝突的地步。”（《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7頁）
[5]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然而，同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形態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會弄到發生經濟危機、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這類衝突的地步。這些矛盾是發展中的矛盾，是社會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逐步過渡的前進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認識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國家，依靠群眾——共產主義建設者的積極活動，能夠及時克服產生的矛盾，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沒有力圖保存腐朽的經濟關係的階級，對社會發展進行著有意識的有計劃的領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4頁）
[6]即《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7]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國出版的中譯本，曾有將書名譯為《帝國主義論》的。
[8]百科全書派，是十八世紀法國一部分啟蒙思想家在編纂《百科全書》的過程中形成的派別。其核心是以主編狄德羅為首的唯物主義者，他們的基本政治傾向是反對封建特權制度和天主教會，主張一切制度和觀念要在理性的審判庭上受到批評和衡量。
[9]布爾什維克黨，原蘇聯共產黨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10]立憲民主黨，又稱人民自由黨，俄國自由資產階級政黨，一九○五年成立。主張君主立憲，支持沙皇政權。
[11]《教科書》中包含這個引文的那兩段話是：“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巧妙地運用了國內現有的通過廣泛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作為過渡措施，並同民族資產階級結成聯盟，來實行和平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客觀可能性。”“這個聯盟是由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以及關心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的統治的鬥爭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地位決定的。這個聯盟是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被粉碎的條件下產生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9——420頁）
[12]宋慶齡（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廣東文昌（今屬海南）人，國民黨左派政治活動家、孫中山夫人。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後，繼續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蔣介石的叛變行為。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廣東南海人，國民黨左派政治活動家，廖仲愷夫人。一九二四年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辭去國民黨政府的一切職務，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13]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所謂“關東軍”進攻瀋陽，中國人民習慣上稱日本這次侵略行動為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後，駐瀋陽及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執行蔣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軍得以迅速地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
[14]楊杏佛（一八九三——一九三三），江西清江（今樟樹）人。一九二五年隨孫中山北上，任秘書。後任東南大學工學院院長、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等職。九一八事變以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一九三二年同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總幹事，進行反蔣抗日的進步活動。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史量才（一八八○——一九三四），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一九一三年起任《申報》總經理，在蔣介石統治初期採取擁蔣立場，九一八事變以後政治態度逐步改變。上海一二八抗戰時，曾捐款支持抗日，並任抗日群眾組織上海地方協會會長，後來又積極支持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15]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定，提議解散共產國際，六月共產國際正式宣布解散。
[16]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一九二七年五月）。原文是：“中國革命的危機與社會階級力量目前的組合說明並證實，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農民革命屬之，只有這樣，才可說到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是只有在反對已經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可完成。徹底的民族自由鬥爭不僅與發展工農群眾運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無衝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層廣大民眾奮起推翻帝國主義之革命運動的擴大為前提。”
[17]立三路線，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不久，李立三又制訂了組織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同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18]《教科書》中包含這個引文的那段話是：“在現代條件下，在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形成，資本主義總危機進一步深刻化，殖民體系進一步瓦解，社會主義、民主和和平的思想對於全體勞動人類具有極大的吸引力的情況下，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和過去的殖民地國家中，工人階級通過議會和平地取得政權是有現實的可能性的。在這些國家中，工人階級如果把絕大多數的人民——勞動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廣大階層、國內的一切愛國力量——在自己的領導下團結起來，並且給機會主義分子以堅決的回擊，就可能擊敗反動的反人民的勢力，在議會中取得穩定的多數，把議會從資產階級政權的機關變成人民的、工人的政權的機關，變成勞動者的民主的工具。這樣依靠著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革命運動的真正人民的議會，將能夠順利地解決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其中包括把基本生產資料變成人民的財產的任務。”（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0頁）
[19]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後，出現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臨時政府奉行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七月十六日，革命群眾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工兵代表蘇維埃正式奪取政權。布爾什維克黨認為武裝奪取政權的時機還不成熟，經極力勸阻無效，決定參加示威。七月十七日，彼得格勒五十萬工人、士兵和水兵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臨時政府出動軍隊，屠殺示威群眾，死傷約四百多人，同時逮捕和殺害布爾什維克黨人，封閉《真理報》，解除赤衛隊武裝。這一事件稱七月事件。此後，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結束。
[20]“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業等單位中開展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 “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中開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
[21]參見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9——797頁）。
[22]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在某些國家中，隨著推翻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革命立刻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1917年10月俄國的情況就是如此，當時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同時徹底解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在另外一些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中，最初主要是解決一般民主主義的任務，同時，在許多情況下，革命在最初階段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只是後來才逐漸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這要由每個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有沒有資本主義前的形式存在、階級力量的對比和政治情況等等來決定。”（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0——331頁）
[23]《共同綱領》，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一九五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前，它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
[24]定息，見本卷第46頁註[5]。
[25]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社會主義革命要在俄國取得勝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這是因為俄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的國家。現在，當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取得了勝利，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經形成的時候，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前經濟形式佔優勢的國家裡，由於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也可以勝利地解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1頁）
[26]參見列寧《論糧食稅》（《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525頁）。
[27]《教科書》中包含這個引文的那段話是：“同時必須注意到，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個脫離了帝國主義體系的國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個國家發展的歷史、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人民的傳統，以及某一個時期的國際環境產生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9頁）
[28]莫斯科宣言，見本卷第98頁註[5]。
[29]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建議於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對總路線作了以下的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30]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簡稱。這個計劃的編制，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進行，歷時四年，五易其稿，於一九五五年七月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執行的結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到一九五七年，計劃規定的各項建設任務也勝利實現，許多指標超額完成，這就為國家工業化打下了初步基礎，同時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31]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32]《論十大關係》，見本書第七卷第23－44頁。
[33]指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選區選舉前的選民大會上的演說》（《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頁）。
[34]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這個草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佈。一九五七年十月公佈修正草案。後又經修改，於一九六○年四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後作為正式文件頒發。綱要全文共四十條，提出了我國農業、畜牧業、林業、漁業、副業以及農村商業、信貸、交通、郵電、廣播、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的發展規劃。
[35]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原文是：“無產階級革命，矛盾的解決：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並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頁）
[36]《教科書》中包含這個引文的那段話是：“由於生產資料的公有化，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分配的必要比例是有計劃地實現的。自發性和自流性是同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存在不相容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頁）
[37]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社會主義計劃化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它要求經常總結共產主義建設的實踐，利用科學技術的一切成就。用計劃來指導國民經濟，這就是預見。科學的預見基於對客觀的經濟規律的認識，並根據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業已成熟的需要。”（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2頁）
[38]見《孟子·膝文公上》。原文是：“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39]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的發展極不平衡，必然加深生產中的比例失調現象，與此相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保證根據國民經濟的需要有計劃地發展科學和技術。”（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2頁）
[40]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生產資料生產的優先增長意味著工業的發展快於農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業和農業間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發展工業的基礎上，保證農業生產的不斷增長。”（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3頁）
[41]《教科書》中包含這個引文的那段話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是以盡力發展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的經濟聯繫為前提的。從小農經濟的性質看來，農民迫切需要的同城市進行經濟聯繫的形式是通過買賣的交換。在過渡時期，國營工業和小農經濟之間的商業結合是經濟的必然性。”（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6頁）
[42]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國家的工業化是在生產資料的生產比消費品的生產優先增長的規律作用的基礎上實現的。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為製造消費品部門的發展、為提高人民的福利創造前提。”（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5頁）
[43]《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見本書第六卷第418－442頁。
[44]指《教科書》中以下一句話：“為了防止和消除國民經濟中的個別比例失調現象，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必要的後備。”（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7頁）
[45]《教科書》中包含這個引文的那段話是：“同時，社會主義的分工可以使各個國家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平等成員，彼此取長補短，因而有可能節約財力和人力，消除國民經濟中個別部門的不必要的平行發展，以加快各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每個國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財力來發展在本國有最有利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有生產經驗和乾部的部門。而且個別國家可以不必生產能靠其他國家供應來滿足需要的產品。這樣就可以在工業中達到合理的生產專業化和協作化，在糧食和原料生產上達到最適當的分工。”（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59頁）
[46]見列寧《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文獻》中的《答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質問》。新的譯文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頁）
[47]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由於剝削的消滅，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關係根本改變了。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工人和企業領導人員間的利益對立消失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體力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是統一的生產集體的成員，他們都極其關心生產的發展和改進。由此就產生出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旨在不斷改進生產的創造性的合作。”（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頁）
[48]資產階級工業革命，即產業革命。指十七至十八世紀英國資本主義從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手工業工場過渡到採用機器的工廠製度的過程。
[49]見馬克思《資本論》。原文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頁）
[50]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新舊鬥爭的基本形式之一，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批評和自我批評可以在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的基礎上，揭露和消滅工作中的缺點和困難，剷除一切官僚主義現象，發現加速經濟發展的新的潛力，從而克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3頁）
[51]指《教科書》中以下一段話：“隨著社會主義的勝利和人剝削人的現象的消滅，蘇聯沒有對抗性的階級了，沒有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是以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和同志式的合作為特徵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間的階級差別，同這兩個階級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差別一樣，日漸消失。可是資本主義社會卻被階級對抗和民族對抗弄得四分五裂，很不穩定；而社會主義社會根本就沒有階級對抗和民族對抗，它的特點是團結一致，十分穩定。公有製和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在蘇聯的統治地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誼、蘇維埃愛國主義這些強大的社會發展動力賴以發揮的經濟基礎。而這些動力又反過來給予經濟很大的影響，加速經濟的發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3頁）
[52]《教科書》中包含這個引文的那段話是：“在社會主義階段，使工作者從個人的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是刺激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保證這種關心的，是工作者的報酬以他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為轉移。利用每個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對勞動結果的關心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根本方法之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7頁）
[53]經濟主義，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的一種機會主義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羅柯波維奇、庫斯柯娃。經濟主義反對工人階級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認為工人階級只應當以罷工為手段，去進行爭取改善經濟狀況和切身利益的鬥爭，否認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作用。工團主義，是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思潮。二十世紀初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傳很廣。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索烈爾、拉加德爾。工團主義反對政治鬥爭，否定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作用，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宣傳工會高於一切和管理一切，幻想以工會代替國家機構。
[54]《教科書》中這句話的原文是：“社會主義企業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是同志式的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助關係。”（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