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節選)-1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一關於世界觀和方法論人們的主觀運動的規律和外界的客觀運動的規律是同一的。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證法。這個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是同一的。這是恩格斯多次闡明的論點。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勢必走到反對恩格斯的論點。當然，思維和存在不能劃等號。說二者同一，不是說二者等同，不是說思維等同於存在。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並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成為事物。恩格斯舉了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們的人民大會堂作一個例子。人民大會堂現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沒有開始建設以前，只是一個設計的藍圖，而藍圖則是思維。這種思維又是設計工程師們集中了過去成千成萬建築物的經驗，並且經過多次修改而製定出來的。許多建築物轉化成人民大會堂的藍圖——思維，然後藍圖——思維交付施工，經過建設，又轉化為事物——人民大會堂。這就說明藍圖能夠反映客觀世界，又能夠轉化為客觀世界；說明客觀世界可以被認識，人們的主觀世界可以同客觀世界相符合，預見可以變為事實。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主義劃清界限了。然後還要進一步解決客觀存在能否認識、如何認識的問題。還是馬克思說的那些話對，思維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2]。說思維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對的，但是因此就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則是錯誤的。 教科書說，隨著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化，“人們成為自己社會經濟關係的主人”，“能夠完全自覺地掌握和利用規律”。 [3]把事情說得太容易了。這要有一個過程。規律，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後來才是多數人認識。就是對少數人說來，也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也要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麼先知先覺。斯大林自己還不是對有些東西認識不清楚?他曾經說過，搞得不好，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發展到衝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發生衝突。 [4]斯大林的這些話，講得好。教科書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要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复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

教科書不承認現象和本質的矛盾。本質總是藏在現象的後面，只有通過現象才能揭露本質。教科書沒有講人們認識規律要有一個過程，先鋒隊也不例外。 看來，這本書沒有系統，還沒有形成體系。這也是有客觀原因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後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例如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過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現一次，經過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的規律。在土地改革中要實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經過反復多次以後才能認識清楚的。第二次國內戰爭的後期，當時的中央曾經主張按勞力分配土地，不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當時“左”傾冒險路線的同志認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階級觀點不明確，群眾觀點不充分，對發展生產不利。實踐證明錯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因為按勞動力分配土地，對富裕中農最有利。當時，他們還主張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殺掉，卻不給謀生之道，地主有勞動力，卻不分給他們土地，這種政策，是破壞社會、破壞社會生產力的政策。富農分壞田，也是這種性質的政策。中國的農民是寸土必爭的。土地改革中貧農總是打富裕中農的主意，他們的辦法是給富裕中農戴上富農的帽子，把富裕中農多餘的土地拿出來。這個問題經過反复爭論和實踐，結果證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國民主革命階段中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客觀規律的。我們在土地改革中實際上消滅了富農經濟，在這點上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

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很有必要寫出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動物的一般規律，就必須分別研究脊椎動物、非脊椎動物等等的特殊規律。 絕對真理包括在相對真理裡面。相對真理的積累，就使人們逐步地接近於絕對真理。不能認為相對真理只是相對真理，不包含任何絕對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們忽然找到了絕對真理。

世界上沒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況不同；二、性質不同。許多基本範疇，特別是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本教科書就沒有運用這樣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 兩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遠有，當然總是以不同的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性質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人生兒子，兒子比父母更聰明粗壯，這也是進步，是變革。但是，如果只有進步的一面，只有變革的一面，那就沒有一定相對穩定形態的具體的動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為稻子，人就不成其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

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於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 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後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裡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後的質變就不能來到。 打垮蔣介石，這是一個質變。這個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時間，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蔣介石軍隊和政權。而這個量變中，同樣有若干的部分質變。在解放戰爭期間，戰爭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每個新的階段同舊的階段比較，都有若干性質的區別。

社會主義一定要向共產主義過渡。過渡到了共產主義的時候，社會主義階段的一些東西必然是要滅亡的。就是到了共產主義階段，也還是要發展的。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能夠說到了共產主義，就什麼都不變了，就一切都“徹底鞏固”下去嗎?難道那個時候只有量變而沒有不斷的部分質變嗎? 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 這一段[5]很有問題，不如斯大林講得好。教科書說，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說法不合乎辯證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哪裡有什麼可以調和的矛盾?只能說有對抗性的和非對抗性的矛盾，不能說有不可以調和的矛盾和可以調和的矛盾。資本主義制度是沒落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沒落的，所以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是前進道路上的矛盾，這點教科書是說得對的。

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的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 我們黨裡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必讀。這種觀點是錯的。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6]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五年和以後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後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7]、《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於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無產階級哲學的發展是這樣，資產階級哲學的發展也是這樣。資產階級哲學家都是為他們當前的政治服務的，而且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都有新的理論家，提出新的理論。英國曾經出現了培根和霍布斯這樣的資產階級唯物論者；法國曾經出現了百科全書派[8]這樣的唯物論者；德國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者。他們都是資產階級唯物論者，各有特點，但都是為當時的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所以，有了英國的，還要有法國的；有了法國的，還要有德國的和俄國的。 二關於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 中國和俄國的歷史經驗證明: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要有一個成熟的黨，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俄國布爾什維克黨[9]積極地參加了俄國的民主革命，在一九○五年提出了同資產階級相區別的民主革命綱領，這個綱領不只是要解決推翻沙皇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在推翻沙皇的革命鬥爭中如何同立憲民主黨[10]爭奪領導權的問題。我們常說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是幼年的黨，從主要意義上來說，就是指我們黨在同資產階級聯盟的時候，沒有看到資產階級會叛變革命，而且也沒有做好應付這種叛變的準備。

我們為什麼能夠堅持長期戰爭而又取得了勝利呢?主要是我們對農民採取了正確的政策，例如徵收公糧和收購糧食的經濟政策，在不同時期實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戰爭中緊緊依靠了農民。 這裡說，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聯盟，是“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被粉碎的條件下產生的”，[11]這個說法不對。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時候，我們就和孫中山建立了這種聯盟。大革命失敗後，大資產階級背叛了這個聯盟。但是，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因素還存在，如宋慶齡、何香凝[12]堅持同我們合作。九一八事變[13]後，楊杏佛、史量才[14]也轉過來靠近我們了。抗戰時，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又建立了抗日的聯盟；三年解放戰爭，我們同他們是反蔣反美聯盟。

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俄國的資產階級不同。我們歷來把中國資產階級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資產階級，一部分是民族資產階級。我們把官僚資產階級這個大頭吃掉了，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小頭，想反抗也沒有力量。他們看到中國無產階級力量強大，同時我們又採取適當的政策對待他們，所以在民主革命勝利後，他們就有可能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第三國際[15]在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的一個決議中說，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要反對資產階級。 [16]這個決議沒有區別中國資產階級的兩個部分，甚至認為中間派比蔣介石更危險。當時的“左”傾冒險分子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結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來。這個決議也沒有區別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立三路線[17]就提出，一省或數省勝利之日，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他們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國勝利之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這一段有問題。這裡講“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和過去的殖民地國家中，工人階級通過議會和平地取得政權是有現實的可能性的。”[18]這裡說“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歐洲的主要國家，北美洲的國家，現在都武裝到了牙齒，他們能讓你和平地取得政權嗎?我們認為，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和革命力量都要有兩手準備: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勝利，一手是暴力鬥爭取得政權，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總的趨勢來說，資產階級不願意讓步，不願意放棄政權，他們要掙扎。資產階級在要命的時候，他們為什麼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準備了兩手的。俄國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寧也曾經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勝利。七月事件[19]說明，把政權和平地轉到無產階級手裡已經不可能，布爾什維克轉過來進行了三個月的武裝準備，舉行武裝起義，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十月革命以後，列寧還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贖買的方法，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本主義。但是，資產階級勾結十四個國家，發動了反革命的武裝暴動和武裝干涉。在俄國黨的領導下，進行了三年的武裝鬥爭，才鞏固了十月革命的勝利。至於中國革命，我們是用了革命的兩手政策來對付反動派的反革命兩手政策的。 說中國的階級鬥爭不尖銳，這不合乎實際。中國革命可尖銳呢。我們連續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們用戰爭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接著沒收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佔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這樣才使我們有可能對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資本，採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且利用他們的經濟、文化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改造過程中，還經過了“三反”、“五反”[20]那樣激烈的鬥爭。 列寧指出的那句話很對。一直到現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只有東德和捷克；其他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都比較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高的國家，革命都沒有革起來。列寧曾經說過，革命首先從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突破[21]。十月革命時的俄國是這樣的薄弱環節，十月革命後的中國也是這樣的薄弱環節。俄國和中國的共同點是:都有相當數量的無產階級，都有大量的農民群眾，都是大國。 這一段[22]值得研究，對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沒有講清楚。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它附帶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十月革命一開始，就宣布了土地國有令，但是完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在革命勝利以後還用了一段時間。我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差不多，而封建經濟則是更大量地存在。我們經過解放戰爭，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我們立即沒收了佔全國工業、運輸業固定資產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轉為全民所有。同時，用了三年的時間，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說全國解放以後，“革命在最初階段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只是後來才逐漸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對的。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長時期內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過去有一種說法，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畢其功於一役。這種說法，混淆了兩個革命階段，是不對的；但只就反對官僚資本來說，是可以的。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們在解放後沒收了全部官僚資本，就把中國資本主義的主要部分消滅了。 解放以後，民族資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這是逼出來的。我們打倒了蔣介石，沒收了官僚資本，完成了土地改革，進行了“三反”、“五反”，實現了合作化，從一開始就控制了市場。這一系列的變化，一步一步地逼著民族資產階級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綱領》[23]規定了各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使資本家有利可圖的政策；憲法又給了他們一張選票、一個飯碗的保證，這些又使他們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並且能夠在經濟上、文化上發揮一定的作用。 現在，在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實際上已經成了國家的僱員，對企業沒有實際上的管理權。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國民族資本家從來沒有統一過，解放前有什麼上海幫、廣東幫、天津幫之類行會性的組織，解放以後我們幫助他們成立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把他們統一起來，又對資本家區別不同情況，分而治之。這幾年每年還給他們一億二千萬元定息[24]，實行大規模的收買，收買整個階級，收買他們整個階級的幾百萬人，包括家屬在內。 教科書關於中國的資本主義所有製轉變為全民所有製的問題，說得不對。它只說了我們對民族資本的改造政策，沒有說我們對官僚資本的沒收政策。對於民族資本，也沒有說我們是經過了三個步驟，即加工定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來實現對它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每個步驟來講，如加工定貨，也是逐步前進的。公私合營也經過了從單個企業的公私合營到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過程。由於我們的國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著市場，同時又對資本家貸給流動資金，這樣就使民族資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實行這樣的改造政策，不僅生產沒有受到破壞，而且有些私營工廠在過去幾年中還進行了部分的擴建。資本家由於在過去幾年中有利可圖，有些人也還自願地向工廠進行投資。我們在處理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有很豐富的經驗，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例如，公私合營以後給資本家定息，就是一個新經驗。 教科書的這個提法[25]不妥當。中國民主革命勝利以後，能夠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主要是由於我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國內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經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我們的幫助，是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它不能決定我們能不能夠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只能影響我們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以後是前進得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的問題，有幫助可以快一些，沒有幫助會慢一些。所謂幫助，包括他們經濟上的援助，同時也包括我們對他們成功和失敗的、正面和反面的經驗的學習。 教科書承認我們搞國家資本主義是對的，但是，它沒有寫清楚我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和階段，它也沒有吸收我們所說的公私合營是四分之三的社會主義這個意思。現在來說，已經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我們是聯合農民來反對資本家。而列寧在一個時期曾經說過，寧願同資本家打交道，想把資本主義變成國家資本主義，來對付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26]。這種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三關於社會主義建設 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 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鉅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27]這個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個《共產黨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後，又有一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宣言[28]。在這個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 我們的情況和他們不同，一條是有蘇聯的存在和幫助，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國內的因素。我們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據地政權工作，積累了根據地管理經濟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管理經濟的干部，同農民建立了聯盟，從他們那裡得到了糧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國解放以後，很快地進行和完成了經濟的恢復工作。接著，我們就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29]，把主要力量放在社會主義革命方面，同時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30]的建設。由於我們沒有管理全國經濟的經驗，所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到生產資料所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們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31]。 解放後，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製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論十大關係》[32]。當時還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33]，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後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還搞了一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34]。此外沒提其他的具體措施。 恩格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35]這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國民經濟的平衡是通過危機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有可能經過計劃來實現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認我們對必要比例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教科書說“自發性和自流性同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存在是不相容的”[36]，可以這樣說。但是不能認為社會主義社會裡就沒有自發性和自流性。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 認為對比例關係的認識，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並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麼“先知先覺”。為什麼教科書過去沒有出版，為什麼出版了以後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還不是因為過去認識不清楚，現在也還認識不完善嗎?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後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 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過去我們計劃規定沿海省份不建設新的工業，一九五七年以前沒有進行什麼新建設，整整耽誤了七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後，才開始在這些省份進行大的建設，兩年中得到很快的發展。這就說明，像計劃這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和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多麼大的作用。 這段[37]講得好。 “社會主義計劃化建立在嚴格的科學基礎上”，這個當作任務來提，是對的。問題在於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麼程度；在於是否善於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麼程度。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並不消失。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38]因為消滅了私有製，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 不以規律為計劃的依據，就不能使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發揮出來。 要經常保持比例，就是由於經常出現不平衡。因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務。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這種矛盾是經常的、永遠存在的，教科書不講這個觀點。 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況，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例如，經濟發展了，到處感到技術人員不夠，幹部太少，於是就出現幹部的需要和乾部的分配的矛盾，這就促進我們多辦學校，多培養幹部，來解決這個矛盾。 這段[39]寫得不對，既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種平衡，也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們的地質工作人員只有二百來人，地質勘探情況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極不平衡，經過幾年來努力加強工作，這種不平衡已經走向平衡。但是，技術發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現了。我國目前手工勞動還佔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特別值得注意的，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後，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更加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 技術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教科書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我們讀書也是波浪式的，讀書之前要做別的事情，讀了幾個鐘頭以後，要休息，不能無日無夜地讀下去。今天讀得多，明天讀得少；而且每天讀的時候，有時議論多，有時議論少。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麼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有了頭年的計劃，又要有第二年的計劃；有了年度的計劃，又要有季度的計劃；有了季度的計劃，還要有月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 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它的社會生產也不能不斷增長。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斯大林的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在計劃中把農業忽略了。前幾年東歐各國也有這個問題。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並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並舉，以工農業同時並舉為最重要。統計局的材料，說我國日用品銷於農村的佔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實行工農業並舉，這怎麼能行?我們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農業並舉，到現在已經四年了，真正實行是在一九六0年。 我國人民現在還要像蘇聯那個時候一樣，忍受一點犧牲，但是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蘇聯和我們的經驗都證明，農業不發展，輕工業不發展，對重工業的發展是不利的。 關於工農業的關係問題，要說工業向農業要求擴大市場，也要說農業向工業要求增加各種工業品的供應。要保證農民得到更多的工業品，保證農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多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多為重工業創造一些積累，從長遠來看，對人民是有利的。只要農民和全國人民了解到，國家在買賣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方面賺的錢是用來幹什麼的，他們就會贊成，不會反對。農民自己已經提出了農業支援工業的口號，就是證明。當然，賺錢不能過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不能夠完全等價，但要相當地等價。 這裡說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蘇聯的生產資料生產增長了九十三倍，消費資料生產增長了十七點五倍，問題是，九十三同十七點五的比例，是否對發展重工業有利。這麼多年來，消費品生產只增長了那麼一些，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又不講“物質刺激”呢?要使重工業迅速發展，就要大家都有積極性，大家都高興。而要這樣，就必須使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輕重工業同時並舉。 在農業區，我們也要搞工業。 這一段[40]的說法，原則上對。工業的發展當然要快於農業。但是，提法要適當，不能把工業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否則一定會發生問題。拿我們的遼寧來說，這個省的工業很多，城市人口已經佔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過去因為總是把工業放在第一位，沒有同時注意大力發展農業，結果本省的農業不能給城市保證糧食、肉類、蔬菜的供應，總是要中央從外省往那裡運糧，運肉類，運蔬菜。主要的問題是農業勞動力緊張，沒有必要的農業機械，使農業生產的發展受到限制，增長較慢。過去我們因為看到這裡的工業多，在給他們任務的時候，總是要他們多抓工業。沒有了解到，恰恰是因為那裡的工業比重大，更應該注意好好地抓農業、發展農業，不能只強調抓工業。工業發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對農業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須使農業能夠和工業得到相適應的發展。在農村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必須對農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更多地增加農產品的生產。 我們的提法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所謂並舉，並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於農業；同時，並舉也並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年估計可生產鋼材一千三四百萬噸，拿出十分之一的鋼材來搞農業技術改造和水利建設，其餘十分之九的鋼材，主要還是用於重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建設，在目前的條件下，這就是工農業並舉了。這樣做怎麼會妨礙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加快發展工業呢? 這裡說，“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是以盡力發展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的經濟聯繫為前提的”[41]，說得好。我們在長期戰爭中曾經打斷了城鄉的舊的經濟聯繫，在解放初期，全國普遍召開物資交流會，在新的基礎上恢復城鄉的經濟聯繫，包括恢復過去的牙行、經紀等。 這段話[42]說得對。資本主義長期著重發展輕工業。我們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公式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實行幾個同時並舉；每一個並舉中間，又有主導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為主導；工業與農業，以工業為主導。農業上不去，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東歐各國過去幾年都是這樣的。從一九六○年起，我們要增加農業所需要的鋼材。 現在我國工業化速度也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原來的工業越落後，速度問題也越尖銳，不但國與國之間比較起來是這樣，就是一個國家內部，這個地區和那個地區比較起來也是這樣。例如，我國的東北和上海，因為那裡的工業基礎比較好，國家對這些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相對地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業基礎薄弱，而又迫切需要發展的地區，國家在這些地區的投資增長速度卻快得多。上海解放後十年共投資二十二億元，其中包括資本家投資二億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萬，現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調出幾十萬人外，還有一百多萬，只比過去增加一倍。這同一些職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到工業基礎差的地區的速度問題更加尖銳。 蘇聯的工農業勞動生產率，現在還沒有超過美國，我們則差得更遠。人口雖多，但是勞動生產率遠遠比不上人家，還要繼續緊張地努力若干年，分幾個階段，把我們的國家搞強大起來，使我們的人民進步起來。 提高勞動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後兩者都是精神作用。 社會主義競賽這一節，一般寫得不錯。引用的斯大林的話也好。斯大林講了先進者給予落後者以幫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後，仍然有先進和落後的矛盾，又要求進一步的普遍提高。 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大工業總產值佔工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實現了工業化。根據統計，我國一九五八年工業總產值佔工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十六點六；一九五九年計劃完成後，估計一定會超過百分之七十。即使這樣，我們還可以不宣布實現了工業化。我們還有五億多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如果現在就宣布實現了工業化，不僅不能確切地反映我國國民經濟的實際狀況，而且可能由此產生松勁情緒。 我們現在還不一般地提自動化。機械化要講，但也不要講得過頭。機械化、自動化講得過多了，會使人們看不起半機械化和土法生產。過去就曾經有過這樣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術、新機器，追求大規模、高標準，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並舉、大中小並舉後，這個偏向才克服。 我們要實現全盤機械化，第二個十年還不行，恐怕要第三個十年以至更長的時間。在一個時期內因為機器不夠，要提倡半機械化和改良農具。最近蘇北發明一種挖泥的新技術，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樣的辦法，應該大大提倡。 資本主義各國，蘇聯，都是靠採用最先進的技術，來趕上最先進的國家，我國也要這樣。拿汽車來說，我們這樣的大國，最少應該有三四個像長春汽車廠那樣的製造廠。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們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動手。經過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證明自己來搞，是可以做好的。 反對分散建設資金，如果是說建設單位搞得過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這當然是要反對的。如果因此就反對建設中小型企業，那就不對。我國新的工業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發展中小型企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今後鋼鐵工業在建設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時，還要建設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鋼鐵基地。過去的中小型企業對鋼鐵工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來說，全國全年生產的生鐵是二千多萬噸，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企業生產的。今後中小型鋼鐵企業對鋼鐵工業的發展還要起很大的作用。許多小的會變成中的，許多中的會變成大的，同落後的會變成先進的、土法的會變成洋法的一樣，這是客觀發展的規律。 都是全民所有製的企業，實行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管，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積極性，還必須同時依靠地方的積極性。過去中央有些部門，把地方辦的事業不當作自己的，只把直屬的企業看成自己的，這種看法妨礙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設單位實行了投資包乾制，就大大發揮了這些單位的積極性。 我們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43]中曾經說到，要用四個五年計劃到五個五年計劃來實現農業機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們的農業生產，主要靠興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國七個省遇到很大的旱災，如果沒有過去幾年的水利建設，要不減產而能增產，是不能設想的。 一九五九年冬，全國參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萬。我們要繼續搞這樣大規模的運動，使我們的水利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從一年、二年或者三年來看，花這麼多的勞動，糧食單位產品的價值當然很高，單用價值規律來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從長遠來看，糧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農業生產可以穩定增產。那末，每個單位產品的價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對糧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夠得到滿足。 級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觀條件形成的。 “事在人為”，在土地改良裡是很重要的。自然條件相同，經濟條件相同，一個地方“人為”了，結果就好；一個地方“人不為”，結果就不好。例如，在河北省內，京漢路沿線的機井很多，津浦路沿線的機井卻很少，同樣是河北平原，同樣是交通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卻各不相同。這裡可能有土地利於或不利於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歷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為”。同在上海，有的養豬養得好，有的卻養不好。崇明縣，原來說那裡蘆葦多，不利於養豬，現在卻看到蘆葦多的條件下不但不妨礙養豬，反而有利於養豬。這些說明養豬多少、好壞這件事，同世界觀是密切相關的，同“事在人為”是密切相關的。北京昌平縣過去常鬧水旱災害，修了十三陵水庫，情況改善了，還不是“事在人為”嗎?河南省計劃在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以後再用幾年，治理黃河，完成幾個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也都是“事在人為”。實際上，精耕細作，機械化，集約化，都是“事在人為”。 這最後一句話[44]講得不對。拿我國來說，糧食不能說已經建立了必要的後備，蘇聯也同樣有這個問題。應該改成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建立必要的後備。這是一個任務，不能說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已經解決了。 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裡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 這裡把厲行節約，積累大量的物力和財力，當成只是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要做的事情，這是不對的。難道困難少了，就不需要厲行節約了嗎? 在國與國的關係上，我們主張，各國盡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賴外援為原則。自己盡可能獨立地搞，凡是自己能辦的，必須盡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實在不能辦的才不辦。特別是農業，更應當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得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他們和我們相反，不提倡各國盡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產能靠其他國家供應來滿足需要的產品”[45]。似乎想用經濟力量來控制別的國家。他們不懂得，這樣“管”起來，對他們自己也不見得有利。 列寧這句話，“社會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是人民群眾本身的創造”[46]，講得好。我們的群眾路線，就是這樣的。是不是合乎列寧主義呢?教科書在引用這句話以後，講要吸收廣大勞動群眾“直接地和積極地參加生產管理，參加國家機關的工作，參加國家社會生活的一切部門的領導”，也講得好。但是，講是講，做是做，做起來並不容易。 這裡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這段[47]的最後一句話講得好。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做工作。我們的經驗，如果乾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乾部的。幹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願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 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發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 歷史的規律是，只有經過革命戰爭才能消滅階級，只有消滅了階級才能永遠消滅戰爭。不進行革命戰爭，要消滅階級，我們不相信。沒有消滅階級，要消滅戰爭武器，這不可能。世界上從有歷史以來，沒有不搞實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階級、任何國家，都是要搞實力地位的。搞實力地位，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軍隊是階級的實力。只要有階級，就不能不搞軍隊。當然我們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戰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我們贊成用極大的努力來禁止原子戰爭，並且爭取兩個陣營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夠實現這個主張，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很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