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像如此，則又何也？
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略論之：
等是也。
、《唐代叢書》、《明季稗史》等是也。
試一翻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捨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鑑》，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 （其“論”語，無一非忠告群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別，以為捨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閏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鑑綱目》等，今日盜賊，明日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泰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誌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能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已，鄧各體莫不皆然。故溫公《通鑑》，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之為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其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為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競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借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況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 “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夫陸沈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屍之矣！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餘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而成者也。然使採集四十餘種原質，作為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復生二病。
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雲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為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為，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秦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捲而無一語有入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鑑》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 （《通鑑》載奏議最多，蓋此書專為格君而作也，吾輩今日讀之實嫌其冗。）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實則將大事皆刪雲，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國史學，真有無從下手之慨。 《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鑑》、《續通鑑》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不讀其一，則掛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為功矣！況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類者一一涉獵之。 （雜史、傳志、札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彼等常載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為帝王作家譜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學知識之不能普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遊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為立傳者，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顰者，則胡為也！二曰杜君卿。 《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昑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為主，以記述為輔，實為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為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床疊屋，為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 《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鑑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為讀《通鑑》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云爾。雖為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為《通鑑》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為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學案》，復為《宋元學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漢唐學案、周秦學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樞實不能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臥，而思想所以不進也。
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三端：一曰難讀。浩如煙海，窮年莫殫，前既言之矣。二曰難別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