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頗有一些地方大員領風氣之先，銳意改革無畏進取。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上，有安徽萬里和四川趙紫陽，當時有“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間歌謠。而在對外開放上，則有廣東任仲夷和福建項南。
任仲夷、項南均是在花甲之後才被委以地方要任的，他們的前後任期均不過五年，卻在粵閩兩地烙下最深刻的印記。
任仲夷66歲從遼寧調職到廣東省任第一書記，不久即被人封了個綽號——“任你胡來”。據記載，“私營經濟”一詞便是任仲夷第一個公開提出的，他到廣東後發現，當地的個體戶已相當多，僱工上百人的都有，他便要求廣東社科界著手研究“這算不算剝削”，當時一個叫鄭炎潮的研究生即把自己的論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寄給任仲夷，任很興奮，認為論文為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他批示說：個體經濟蓬勃發展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只能扶持不能壓制，得為它正名，就叫“私營經濟”，讓它發展壯大。
任仲夷辦深圳特區和蛇口工業區，給袁庚等人很大的政府權限，任之自由成長。甚至，他還支持袁庚等人在特區大膽探索政改，推行領導幹部直選、輿論監督首長等，深圳特區甚至一度仿照西方“三權分立”體制，沒有設人大和政協，代之以“立法委員會”和“政務諮詢委員會”。有官員批評說“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某省一位官員在參觀完深圳後回家伏床痛哭，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1981年初，宏觀經濟調整。年初，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通知全國各省區首腦必須全部到席，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會議期間，有人散發一封由4個青年人寫給中央領導的關於經濟調整的來信，信中提出了“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12字方針，其言辭鑿鑿，句句都向特區飛去。性情剛直的任仲夷面對這一挑戰當然無從躲避，他在會上發言：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藥方下得不對。如果按照“12字方針”辦，特別是要“緩改革”、“舍發展”，廣東怎麼能先行一步呢？任仲夷的這番話，與會議的基調並不吻合，有的甚至背道而馳。眾人俱把目光投向了鄧小平。鄧不斷地抽煙，卻一直對任仲夷的發言不置可否。任仲夷回粵後，只是在調整上做了一些“文章”，特區和與此相關的開放政策均未有大的變動。在緊縮空氣更為濃烈的1982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還編寫了一份《舊中國租界的由來》的材料，並附上了一位當時中央領導人的批示：“此件發全國各省市。對於經濟特區，要警惕這類問題。”任仲夷當時如履薄冰，他日後坦承，“若非鄧公支持，我早就過不了關”。
項南經歷與任相似。他出身於革命世家。父親項與年是閩西最早的中共黨員，母親坐牢，叔叔被殺，中共元老習仲勳讚譽是“滿門忠烈”。他早年追隨胡耀邦在團中央工作，1958年就被打成“反革命”，直到21年後的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才批准撤銷《關於項南錯誤的決議》及原處分的決定。 1981年，受胡舉薦，他南下主政福建。據說他坐火車赴任，只隨帶一位秘書，以至於接駕的福建幹部無所適從。
項南到福建，大行變革之道，先是全面推廣“包產到戶”，解放農村生產力，繼而向鄧小平建言，擴大廈門特區範圍，他還承擔責任，拍板向科威特借來低息貸款興建廈門國際機場。他是最早看到鄉鎮企業戰略意義的高層官員，當1980年代初種種剎車聲四起的時候，項南在各種場合呼籲：“社隊企業究竟是上還是下？我說是上，要堅決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衝！”他甚至還公開宣稱，“要把鄉鎮企業看得比親兒子還要親！”
在1984年，他更是積極鼓動國有企業廠長放權，一手策劃了福建廠長的“鬆綁公開信”。他為政親民，去貧困山區調查，十多日連日奔波竟“形同丐民”。 1981年到任不久，《福建日報》公佈了兩個經濟犯罪案件，他專門起草了一個社論，從頭到尾只有140字：“有些案件為什麼長期處理不下去？今天本報又公佈了兩個重要案件。壞人受到揭露處理，這很好。有些問題群眾看得很清楚，幹部也有很多議論，問題的性質已經非常明白，但是就是處理不下去，而且長期處理不下去。為什麼？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軟弱無能。你這個單位的問題長期處理不下去，算哪一條，不妨想一想。”此文一出，連《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也注意到了，稱福建出了一個“清新的官員”。
任項風格，對華南經濟的複蘇和開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而後世有“任、項二人以一己之力推動粵、閩發展”的公論。而令人扼腕的是，兩人結局卻均不太妙。
任仲夷在廣東乾了5年，年年風雨飄搖，他多次向中央寫檢討書，在胡耀邦等人庇護下才勉強過關，1985年，他退居二線。當日，他對老朋友、曾任毛澤東秘書和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說：“我總算是平安著陸。”項南卻沒能“平安著陸”。 1986年，受他一力扶持的閩南晉江地區爆發“假藥案”，受此波及，他被中央罷職，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因經濟事件受免職處分的封疆大員。項南對這一處分始終不肯認錯，時任中顧委副主任的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紀不算大，簽個字，還可以安排工作嘛。”但他到死也沒有在處分決定上簽字。胡耀邦晚年與人談及項南時說：我沒有保護好項南，這是我經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 ”
項南晚年寡言少語，默然度日，未為平生冤屈做任何抗辯。而任仲夷則繼續他犀利的作風。 2004年，91歲的他接受《南風窗》專訪，在《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一文中他坦言：“鄧小平在他一生最輝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但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能解決的貧富懸殊問題的社會，一個未能徹底解決腐敗蔓延的社會。”
1997年11月，項南去世。有人為他寫傳記，書名曰，《敬畏人民》。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一時並稱的“任項”，全數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