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有想到，改革的局勢會在年初就急轉直下。
查爾斯·艾布拉姆斯是第一個感受到這股寒流的美國商人。就在上一年的《財富》雜誌，他還被描述為“去中國淘金的新美國夢的成功代表者”，這位時年57歲的紐約不動產交易商在中國勝利了一家貿易公司，在拜訪了中國四十餘次後，他得出結論說，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公司。他得到了中國很多官員的熱情接待，他從他們那裡得到了數家國有企業的白皮書，甚至包括一些價值上千萬的初步訂單合同。因為這些合同，他還成功地從紐約的股市上募集了2500萬美元的資金。
可是在第二年的《財富》上，艾布拉姆斯則更成了另一則壞消息中的倒霉蛋。報導說，“北京最近大規模暫停了很多主要產業的合同，這一行為挫傷了很多中國公司，也讓很多試圖在這裡賺錢並開始動作的美國公司蒙受損失。”而艾布拉姆斯就是其中的首當其衝者，他拿到的很多訂單合同一夜之間變成廢紙。
三年前成為中國第一家改革試點企業的首鋼是國營企業的最早受到衝擊的企業之一。在過去的兩年多里，首鋼的利潤淨額平均每年增長45.32%，上繳利潤和稅金平均每年增長27.91%，企業呈現出興旺的跡象。然而，麻煩事很快就出現了。 4月，國家經委、財政部、物資總局、冶金部等八個單位聯合發出通知，對全國鋼鐵實行嚴格限產，首鋼的減產任務是36萬噸，佔上一年度總產鋼量的9%。廠長周冠五不得不下令將投產不久的二號高爐停產。
憋氣的事情還不止這一件，就在限產任務下達的同時，北京市副市長張彭又趕到首鋼，他帶來了市裡的指令：由於政府財政緊張，作為北京市工業企業的“帶頭兵”，首鋼今年上繳利潤在力保達2.7億元，比上年增長9.3%。週冠五拿著紙和筆算給市長聽：“把首鋼的全部家底都抖出來，滿打滿算利潤最多2.65億元，都繳上去，企業留成一分沒有職工的福利更飛到天上去了。”可是，張彭也很坦白地說：“今年市裡的日子過不去，就是要給你們加加壓。”
日子突然會過不去，這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
經過將近三年的改革，中國在政治上完成了一次“洗禮”，改革成為舞台上的主流，通過對“四人幫”的公開審判更是讓全民對左傾思想深惡痛絕。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四人幫”集團的10名主犯進行了終審判決，此次審判通過電視向全國進行了轉播。 】在農村，起灶於安徽鳳陽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大面積普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在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試點面越擴越廣，在零售商業領域出現了零星的個體經濟。按當時很多觀察家的話說，“是開國以來少有的很好的經濟形勢”。而於此相伴，中央財政卻出現了嚴重的困難。最顯著的標誌是1979年、1980年兩年連續出現巨額財政赤字，據《中國經濟年鑑（1981）》披露的數據，1979年赤字170餘億元，1980年120餘億元。到1980年物價穩不住了，商品價格上漲6%，其中城市上漲8.1%，農村上漲4.4%。
究其原因，財政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變革過程中所帶來的。為了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在過去的三年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職工提薪、獎金發放、安置就業、政策退賠、農產品提價以及擴大企業和地方財政等，使財政出現大幅增加。以此同時，經濟的複蘇勢必帶動基礎建設的複興，各地的基建規模不斷擴大，漸漸到了預算無法控制的地步。而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一方面讓中央財政的收入少了一大塊，另一方面，這以改革的總體成效又實在不能讓人滿意。
1980年年底，胡耀邦敦派中央辦公廳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對四川、安徽、浙江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進行調查，拿出來的調查報告《經濟體制改革的開端——四川、安徽、浙江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調查報告》稱：試點改革情況不容樂觀，一方面，放權仍然有限，在企業留利、原材料供應、勞動管理體制、工資制度、計劃外生產等方面企業權力還很小，對搞活企業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集中管理的價格體制和不合理比價，使各工業部門利潤水平相差懸殊，最為典型的是，成本利潤率石油行業比煤炭行業高出100倍，造成苦樂不均、不公平競爭和相互攀比。調查組還發現，在沒有預算硬約束的製度下，試點企業出現“截留稅利、亂攤成本、濫發獎金和補貼”等行為，放權讓利改革效應遞減。財政分級管理使地方利益強化，“少數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割據'的苗頭，不但上下爭利，而且阻礙經濟的橫向聯繫。”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爭奪原料、重複建設、盲目生產、以小擠大，以落後擠先進的混亂現像也有所發展。對外經濟交往中也出現了多頭對外、自相競爭、“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現象。針對這一現狀，鄧小平及時提出了警示。粗放式經營以及技術上差距使得國營企業的效率十分低落。 1980年，中國生產100萬美元的產值需要消耗近2140噸標準煤，而作為所謂“超趕戰略”的典型國家印度生產同樣數量產值只要耗費中國的40%能源，巴西則為中國的25%，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埃及和韓國兩國生產100萬美元的產值其能源消耗也只有中國的一半，南斯拉夫為中國的35%。這種能源消耗型的發展模式，是中國企業成長的十分明顯的特徵。
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宏觀調控在1978年後的第三個年頭開始了。
鄧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一保中央財政，採取緊急剎車的措施，全面壓縮計劃外投資，借用地方財政存款、向企業和地方政府發行國庫券、暫時凍結企業存在銀行的自由資金、壓縮銀行貸款。 1981年的基建投資比上年減少了126億元，積累率迴路到28.3%，讓全國赤字控制在35億元以內。這些措施直接造成的結果就是各地的投資熱度大減，與國外談判的項目一一擱淺，於是出現了本章開頭《財富》所描寫的那些景象。其二則是力保國有企業。
如何力保國有企業，發生了爭議。在國有企業試點效應遞減這個問題上，當時經濟界出現了兩種應對的聲音。以當時參與改革總體規劃的經濟學家薛暮橋為代表的推進派認為，放利讓權改革有局限性，主張把改革的重點放到“物價管理體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笑行政定價制度，建立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他在16年後出版的回憶錄中說，如果當初按他的思路推進，中國經濟改革將少走很多彎路。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加強集中統一”，“最後的落腳點是中央集中統一”，有人因而提出了“籠子與鳥”的理論，大意是說：企業是一隻鳥，不能老是綁著它的翅膀，要讓它自由地飛，但是，國有經濟體系則是一個大籠子，鳥再怎麼飛，也不應該飛出這個籠子。這些論述最終說服了中央決策層，“籠子與鳥”統治了未來整個80年代的企業改革思路，國有企業改制的改革成為一場“籠子裡的變革”。
由這一理論出發，來看待1980年的局勢，其結論便非常容易得出了：國有企業的變革必須在穩定和中央的控制狹隘循序漸進，怎麼改可以“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而當務之急，是整治那些不聽指揮、無法控制的“籠子外的鳥”，正是它們攪亂了整個經濟局勢。 “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企業變革最生動的表述之一，它最早出現在1981年10月國務院批轉的《關於實習工業生產經濟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意見》稱“實行經濟責任制，目前還處在探索階段，要摸著石頭過河”。
中央的這一判斷，是很能夠得到國有企業的呼應的。很快，在各地的媒體和內部報告上出現了大量的聲音，都是訴控那些計劃外的小工廠如何與規範的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如何攪亂市場秩序，如何讓國有企業蒙受巨大損失的。總而言之，試點企業搞不好，都是籠子外的野鳥們惹的禍。
對形勢的判斷及由此而產生的方向性決策，直接造成改革政策上的大拐彎。
事實上，在1981年年初之前，政策的方向還是朝著鼓勵個體經濟的路線上推進的。
在1980年6月召開的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上，中央仍然提出“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不同經濟形式可同台競爭，一切守法個體勞動者都應該受社會尊重”。在9月的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還提出允許“要求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村手工業者、小商販在與生產隊簽訂合同後，持證外出勞動和經營”。 10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爭的暫行規定》，提出“允許和提倡各種經濟形式之間、各個企業之間發揮所長，開展競爭”。但是到1981年，口徑出現了大轉變。
1981年1月，國務院兩次發出緊急文件“打擊投機倒把”，先是在7日發文《加強市場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和走私活動的指示》，規定“個人（包括私人合夥）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准，不准販賣工業品”、“農村社隊集體，可以販運本社隊和附近社隊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履行議購合同後多餘的、國家不收購的二、三類農副產品。不准販賣一類產品”、“不允許私人購買汽車、拖拉機、機動船等大型運輸工具從事販賣”。繼而，在30日，國務院又發文《關於調整農村社、隊企業工商稅收負擔的若干規定》，明確指出“為限制同大中型先進企業爭原料，將社、隊企業在開辦初期免徵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二至三年的規定，改為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凡同大的先進企業爭原料，盈利較多的社、隊企業，不論是新辦或原有企業，一律照章徵收工商所得稅。”這兩個文件口氣嚴厲，措施細密，並都被要求在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進行刊登報導。一時間，“打擊投機倒把”成為當年度最重要的經濟活動。
國務院的這兩個嚴厲的文件（它們要到1986年7月才被國務院正式廢止），如果從政策面來解讀卻並非是“空穴來風”，為此就必須再次提及1979年7月國務院公佈的《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通過這種文件上的對比，我們看到在80年代初期，中央層對民營企業，特別是對萌芽於農村的鄉鎮企業的角色與作用的定位。
從總體上看，《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是鼓勵社隊企業的創辦和發展的，規定還提出了很具體的指導方向。然而在章程的細節上，卻可以清晰刊出計劃經濟的痕跡，從發展的戰略思想上更可以看出，中央發展社隊企業重要還是為了解決農村問題。在這個規定的第二章“發展方針”中，便明確規定：社隊企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積極生產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為人們生活服務，也要為大工業、為出口服務。發展社隊企業必須因地制宜，根據當地資源條件和社會需要，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不搞“無米之炊”，不搞生產能力過剩的加工業，不與先進的大工業企業爭原料和動力，不破壞國家資源。
在上條文中，“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指定了社隊企業的產業方向和產品方向，而“不與先進的大工業企業爭原料和動力”則限定了社隊企業成長的半徑。因而，當經過將近兩年的發展，社隊企業突然在咯工資外蓬勃發展，並開始在某些領域與籠子內的國營企業爭奪市場和原材料的時候，規定中的這些限定條款便被啟動了。
“1981年的日子很難過。”很多年後，蕭山的魯冠球回憶說，鋼材提價1.3倍，煤提價5倍，成本持續上漲，而與此同時，原先簽訂的一些訂貨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個，“根據上級的規定，我們不能再進鄉鎮企業的產品”。魯冠球想到大學裡去要一個大學生，當時全廠數百人只有一個高中生，更不要說工程師了。大學分配辦的人像見到了外星人一樣地看著他：“你是不是來錯地方了？”
在天津大邱莊，正把一家冷軋帶鋼廠辦得紅紅火火的禹作敏也遭到了來自上面的壓力，他的鋼廠擺明了是在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而生產出來的鋼則又擾亂了鋼材的計劃市場，是此次運動第一個要打擊的。很快，縣里派下來了清查組。於是，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首先是強悍的禹作敏對清查組十分抗拒。清查組成員對他說“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十分具備語言天賦的禹作敏當即反駁說：“儘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在他的帶頭下，大邱莊村民對清查組的態度可想而知，每天都有老頭子拎著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麼不來？”還有小伙子也來“轟炸”，“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清查組陷入了不堪其擾的“人民戰爭”，最後在大邱莊實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鄉里去。
這樣的鬥爭與角力，在各地此起彼伏地進行著。對於像魯冠球和禹作敏這些從鄉土裡冒出來的工廠，政府的態度已經十分清晰：請你們繼續在當地發展，為方圓十來公里的農民提供必需的勞動農具，並解決農村閒置人口的就業問題，除此之外，千萬不要到城裡—或者說籠子裡來搶食。為了讓本來就被返城知青搞得就業壓力很大的城市不受農村人口的“騷擾”，12月30日，國務院更是下達通知，“嚴格控制農村勞動力進城做工，控制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
這一系列的措施，在客觀上造成了兩個事實，一方面，它有效地控制了宏觀經濟的方向，避免了因過熱而可能出現的種種動盪和不安定，另一方面，它也使剛剛萌芽的鄉鎮企業遭受到了第一次寒流，幾乎所有在1980年前後創辦的企業在1981年度的經濟指標都是下滑或停滯的。
對宏觀經濟的調整，不僅僅是經濟政策上的變化，更涉及了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原本就對寬鬆政策頗不以為然的人們找到了攻擊的武器。而他們攻擊的第一個目標物，就是剛剛在南部方興未艾的特區。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是壓力最大的一位。年初，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通知全國各省區首腦必須全部到席，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會議期間，有人散發一封由四個青年人寫給中央領導的關於經濟調整的來信。信中提出了“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12字方針，其言辭鑿鑿，句句都向特區飛去。性情剛直的任仲夷對這一挑戰當然無從躲避，他在會上發言：
“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藥方下得不對。什麼叫'緩改革'？這正是由於過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進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經濟上出現了很多的問題。'抑需求'？社會的需求、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是必然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積極地去解決，逐步地去滿足，特別在當時情況下，不應當再強調抑制群眾的需求。對絕大多數群眾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夠苦的了，對他們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調整是必要的，但“舍發展”就不對了。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政策，辦特區，就是希望廣東先走一步，發展得快一點。如果按照'12字方針'辦，特別是要'緩改革'、'舍發展'，廣東怎麼能先行一步呢？”
任仲夷的這番話，與會議的基調並不吻合，有的甚至背道而馳。很多年後任仲夷對前來採訪這段歷史的記者說：“廣東殺開一條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壓力。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對一些不解甚至指責。廣東省委堅定不移地廓清錯誤認識，堅持對外開放。”他回粵之後，只是在調整上做了一些“文章”，特區和與此相關的開放政策均未有大的變動。
跟任仲夷相比，剛剛在福建主政不久的項南處境還要微妙。年過花甲的項南於1980年秋天被派到福建任省委書記，他帶給福建的禮物是，中央把廈門、汕頭列為第一批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項南行事向來霹靂，給多年萎靡的福建吹進一股新風，在對外開放上，項南的動作不比任仲夷小，他主政不久便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在目前條件下，福建對華僑和外國資本的吸引力不如廣東，更不如香港、廈門。因此，福建應該採取比廣東、港澳更加優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體說，有“三個要幹”，既：外商和我們雙方都有利的，我們要幹；外商有利，我們無利無害的，我們要幹；外商有利，我們要吃點小虧，但能解決我們的就業問題的，我們也要幹。請國務院在原則上予以認可。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合資新辦的福建日立電視機有限公司正式開始生產，這是當年度唯一在中國開工的中外合資公司。在投產前，國內輿論已是一片緊縮，關於這家公司該不該建設的討論從福建一直吵到了北京，有人將之定性為“殖民地性質的廠子”。福建省政府一度已經決定讓這家公司暫時“停一下”，看一看政治風向後再說，唯有項南獨排眾議，堅持“該上就上”。日本《讀賣新聞》在兩年後回顧此事時說，“項南用他的官帽為福建日立公司的投產剪彩。”
在發展民營經濟問題上，項南也比同時代的官員要開朗很多，他是少數在1981年就看到了鄉鎮企業廣闊前途的官員之一。他說，“福建2500萬人究竟怎麼才能很快富起來？農業、工業都不能很快見效，那麼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發展社隊企業上，大搞多種經營。社隊企業是我們希望所在。”當種種剎車聲四起的時候，項南又在各種場合公開表態：“社隊企業究竟是上還是下？我說是上，要堅決地上，勇敢的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衝！”、“要把鄉鎮企業看得比親兒子還要親！”
正是在項南以及任仲夷等人的頑強堅持下，在此次宏觀調控中，特區和華南經濟並沒有受到致命的衝擊，終而使這些省份成為日後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1981年，幾乎沒有什麼新開工項目的報導。即便是那幾個前兩年動工的大項目也在這時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 《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上海真的需要鋼鐵嗎？”的報導，文內稱：“最近中國《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評了由於計劃和管理決策上的不當，造成了剛剛在武漢建成的鋼鐵廠產量下跌了25%。不過文章最主要的內容是批評即將在上海動工的，將建成年產量600萬噸的鋼鐵廠計劃。該計劃是1978年中國最野心勃勃的計劃之一。中國鋼鐵部門的一位官員代表透露，這些批評使得該項目很難順利推行。”另外，據德國的媒體披露，中方還中止了向德國購買軋鋼廠的價值10億馬克的合同。
對寶鋼項目的爭議，最終因鄧小平的一錘定音而虛驚一場。
這一年，唯一稱得上“大手筆”的要算是榮毅仁在1978年創辦的中信公司，這位“中國第一紅色資本家”、全國政協副主席總算挖到了第一個“大金礦”。
在過去的的兩年多里，60多歲的榮毅仁每天領著70多歲董事李文傑一起接見各路外賓。從1979年到1981年，全公司共接待外賓6000多人次，他還請來了前國務卿基辛格當中信的顧問，然而使盡渾身解數，中信談成的項目卻只有不足掛齒的三四個。一日，榮毅仁與出身世商的中信董事王兼士聊天，突然想到“借地方上的項目發行債券來集資”的點子。當過十多年紡織部副部長的榮毅仁記起，江蘇有家儀征化纖工程，原來是國家22個重點工程的大項目，設計能力為年產化纖原料50萬噸，相當於全國化纖的總產量，總投資10億元人民幣，因資金不足正準備下馬，中信正可以接手過來。榮毅仁想到了舉債集資的辦法，他向國務院提議，通過向國外發現債券來救活儀征工程。 “新中國向來有一個引以自豪的記錄，那就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榮老要向外國人借錢，首先在意識形態上過不去。”《榮氏父子》的作者陳冠任記錄了當時的爭議，很多人跑去向國務院告中信的狀。 “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借錢，這搞的是哪門子的經濟？中信到底想幹什麼？”
如果要在政治層面上討論，榮毅仁肯定是佔不到任何便宜的，何況當時的整個氣候一點也不利於他的這個動議。好在人脈深厚的他很快謀求到了主要領導者的支持，國務院同意中信在日本發行100億元的私募債券。
榮毅仁在半年多時間里馬不停蹄地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工作，毫不誇張地說，他個人的信用和政治身份成了此次募資最重要的擔保。在1982年1月，中信債券發行成功，日本30家金融機構認購了這個期限為12年，年利率為8.7%的債券。三年後，儀征化纖第一期工程建成投產。中信的做法被稱為“儀征模式”，而經此一役，榮毅仁和中信終於找到了感覺。 “資本回來了。”榮毅仁後來對美國記者一言以蔽之。
在對外發行債券的同時，中信公司大膽地開拓租賃業務。 1981年，中信與北京機電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籌建租賃公司，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兩家出租汽車公司從日本租賃汽車各200輛，中信公司幫助出租車公司解決外匯問題，汽車公司則付人民幣。儘管這一計劃初提出時被一些人指責為變相進口，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兩家出租公司所租賃來的汽車就賺回了所付的全部資金。自此以後，租賃業務在中信大張其幟，甚至發展成為其一大重要的業務系統。該系統包括：中國國際租賃有限公司，與外貿合作經營的中國東方租賃有限公司，中信實業銀行的租賃部等。
1981年，中國報紙上出現率最高的兩個詞彙是“三產”和“停薪留職”。
所謂“三產”，就是國營企業在主業受阻後，開展的自救式商業活動，譬如，把原來的工廠圍牆敲掉，租給個體戶開店，或者把閒置起來的卡車組織起來，搞一個運輸公司，再或者，廠長們利用各自的門道，去搞一些貿易性生意。
對“三產”的積極倡導，從日後的實踐來看，無疑是一個後遺症很大的權益之計。它不可能解決國有企業已有的效率低下難題，反而倒像是把最需要解決的困難（比如提高企業的勞動效率、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等等）放到一邊，國營企業因此逐漸失去它們在各自行業的領先優勢。
通過“三產”和“停薪留職”所帶來的人員飛流固然可以讓迫在眉睫的冗員難題得到暫時的緩解，但是卻從根本上造成了國有企業內部的人心渙散，沒有人願意再老老實實地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崗位，企業的核心能力被輕易地放棄在一邊。所有的人在八小時內懶懶散散，下班之後卻如魚得水，十分活躍。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觀察到的：“工作單位”的工人一般都缺乏進取心、懶惰怠慢，要睡三小時的午覺。但在家裡，這些人卻會忙於養雞或製造家具或其他工藝，以留做自用或出售給朋友和親友。
從年份上來說，1981年對中國來說的確不能算是一個很好的年份。無論是改革還是開放，都不像兩年前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只要打開國門，就是一片坦途。被寄予厚望的國有企業改革首戰即遇膠著，中央財政吃緊，思想再度混亂，而老天似乎也不肯照顧，從年初開始中原地帶就爆發旱澇，7月四川發大水，數千人死亡，50萬人無家可歸。美國《時代周刊》在《洪水和飢荒》一文中披露“北京第一次向國際社會求助”。文章說，“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遭受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洪澇和乾旱。主要受災地區包括河北、山西、山東等。中國共產主義政府第一次呼籲國際社會的援助。同時，中國和聯合國官員都在努力控制事件嚴重性的披露。”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予以中國4.5億美元融資。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國際組織貸款。而《經濟學人》在一語雙關的標題“中國這個瓷器店中的公牛”（Chinese Bullina China Shop）下也寫道：“外匯儲備吃緊，國內通貨膨脹嚴重，石油產量瓶頸、出口下降，對稀有能源資源的嚴重依賴使中國經濟發生了嚴重問題，大量的投資削減損害了很多重大項目和國外供應商，其中包括上海寶鋼、南京石化、北京石化等。”
相對來說，《財富》似乎要樂觀一點。在秋天，《財富》記者約翰·魯西走進華北平原，用眼睛向世界報導他看到的事實：“一個金秋的早晨，我們一行開著豐田車，行駛在河南鄭州的白楊樹大道上。河南是中國中部的一個省，40年前我曾來到這里短暫工作，那時的河南，時而乾旱，時而洪澇，到處災民。今天的河南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最令人吃驚的是其覺醒的企業意識。輿論對自由企業的傾斜已經使這種勢頭不可逆轉，這將有助於中國在各個方面同西方公司進行合作，並進而促使中國成為更為活躍的貿易夥伴。”用魯西的話說，“儘管很緩慢，但是中國真的在朝好的方向變化著。”
透過這些外國人的觀察，我們似乎可以觸摸到1981年中國的緊張脈搏。全世界都在盯著這個剛剛甦醒的東方巨人，猜測它會不會在稍遇挫折後便又昏睡過去。
隨著日本和亞洲的崛起，全球公司版圖開始重寫。 1970年名列世界500強的公司到1981年已有1/3消失。新上台的美國總統裡根拋棄了凱恩斯主義，決定用更為市場化的手段和寬鬆的財政管制來激活低迷的美國經濟。那些不可一世的大公司也開始艱難地轉型，新一代、更具競爭和創新精神的企業家走到了前台。通用電氣公司新上任的CEO傑克·韋爾奇前去洛杉磯邊上的一個小城市拜訪當世最知名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求教應該如何整合上千家下屬公司，德魯克教了他一個小招式：“你手下的公司有沒有價值，你只要看有沒有人願意花錢來買它就是。”回去後，韋爾奇就提出了“第一第二”戰略：通用旗下各公司如果不能成為行業第一或第二，就將被清除出局。在英特爾公司，總裁格魯夫開始構築高度組織化和整體化的公司架構，他甚至提出了“唯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的理念。
在新技術層面上，1981年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年份。 8月13日，IBM公司向世界展示了第一台PC5150電腦，並創建了行業標準，這一天意味著世界進入了個人電腦時代，IBM將統治這個市場直到1994年。
這一年，中國的青少年們忽然得到一種新玩具——魔方。這是一個立方體的塑料玩具，六個面有六種顏色，每個面都由九個小正方體組成，看誰能用最短的時間，把六個面調成相同的顏色。在課堂、家庭和馬路上，你到處可以看到為此絞盡腦汁的人們。在某種意義上，此時的中國經濟也很像是一個魔方：出路明明是有的，但是，現實就是有點亂，讓人理不出一個頭緒。
由於整個政策面的收緊，1981年也自然成了外資進入中國的低潮年。只有一些零星的合資報導見諸報端。可口可樂在廣州開設了它的第二個瓶裝廠。而在老對手進入中國兩年後，百事可樂也來到了中國。當時百事可樂在中國的商務代表李文富騎著一輛自行車跨過羅湖橋朝了深圳，與深圳經濟特區聯合合資事宜。談判幾乎沒費甚麼勁，雙方一拍即合，百事可樂出資60%，深圳方面出資40%，在深圳興建了百事可樂罐裝廠。一年之後，這個佔地1.3萬多平方米的工廠就正式投產了。當時的僱員只有110人。
德國西門子也想要試水中國，不過做法顯然要謹慎很多，它沒有在中國貿然開出分公司或投資建廠，而是以非正式的辦事處的形式悄悄開展業務。時年33歲的貝殷思從香港被派到了北京，後來出任中國西門子中國區總裁的他幽默地說：“之前我在香港曾經拿望遠鏡看過北京，但是從來沒有來過，也不知道北京什麼樣子。”因為公司尚未在中國註冊，所以貝殷思不能直接做生意，也不能去工廠直接見客戶。每天早上，他就去北京動物園附近、二里溝的談判大廈，那裡面有一個櫃檯，櫃檯裡有很多信封給各個不同的公司。如果有西門子的信封，他就把它打開，裡面就有各種不同商品的需求，要西門子提供報價，然後他就把這些信息傳給西門子的香港公司，由他們提供具體的報價和商品目錄，接下來，貝殷思才能繼續談判。這些談判主要都是在二里溝進行，談判對像是中國的機械進出口公司和一些軍區醫院，需要設備的工廠其實都不了解如何跟貝殷思打交道。貝殷思的業務做得很不錯，第一年就談成了大約5000萬馬克的生意，三年後，西門子的全球總裁卡斯克博士來到了北京，從那時開始，西門子才栓算是真正地進入了中國。
在芝加哥大學，一位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學者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嗎？ 》。他認為，“中國最後必會走上私有企業製度的道路。鄧小平顯然是為了現代化的所需而堅持大開中國的門戶——引進科技知識、外彙和資金。從國外逐漸吸納的知識將有助於降低一般有關經濟制度的諮詢費用……今日在中國掌權的務實派顯然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及技術，在共產主義下的一切經濟失誤都是可以克服過來的。”
他進而大膽地寫道：“我推測中國假以時日將會採納一種近似私有產權的產權結構……我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這位學者在論文註腳中還說：即使將來中國容許資源的轉讓及私有使用權，中國可能也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或“私有產權”等名詞來形容其經濟制度。十多年後人們發現，他說對了一半，到2000年前後“私有產權”成為一個被公開運用的名詞。
這些聲音很大膽，他因此在日後的中國名聲大噪。不過早1981年，他顯得很孤單，緊縮的空氣仍然瀰漫在整個國家上空，報紙每天在連篇累牘的報導各地整治“投機倒把”的新聞，很多人都隱隱預感到了，更嚴厲的打擊可能即將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