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第九章社會義的計算（三）競爭的“解決辦法” -9

九 完全撇開與經濟效率的關係，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是，社會在義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避免經濟活動的廣泛集中趨向。在這種制度下，究竟能維護多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問題的關鍵。兩位作者都一再提醒集中計劃制度對個人自由的危害，看來他們之所以提出“競爭的社會主義”，其部分原因就是要對付這種危險。迪金森博士甚至說：“資本主義計劃的存在僅僅建立在法西斯主義的基礎上”，而由於不負責任的管理，使社會主義的計劃變成“世界上聞所未聞的最嚴重的專制”。他和蘭格都相信他們的競爭社會主義制度可以避免出現這一危險性。 如果競爭的社會主義如同人們在價格機制中所表現的那樣，能使生產方向確實依據消費者選擇的結果，如果計劃當局必須決定生產些什麼，以及怎樣適應例外情況而不是例行規矩辦事，那麼就可以認為，這種主張很有依據。但實際情況與此又有多麼大的差別呢？我們已經看到，中央政府機構保持對投資的控制，使其在生產方向的選擇上可使用最廣泛的權力；實際上，這不必經過冗長的討論就可以證明。然而對此還要補充幾個決斷性的因素，迪金森本人儘管沒有完整地列出這些因素，實質上卻很好地抓住了。第一個因素是“資源在現在消費與將來消費之間的配置”，我們已經知道這經常包括哪一種需求應滿足而另一種需求不能滿足這一決策。其次，需要進行主觀決策的是“資源在公共消費和個人消費之間的配置”，按他所設想的廣義的“公共消費分配”觀點，這意味著社會資源另一很大部分不受價格機制控制，而只受獨裁主義決策的影響。迪金森在這方面強調補充說，這只是有關“工作與閒暇”、“地理規劃與土地定價”之間的選擇。但在他所闡述的其他方面，即他要求用一種有效的計劃來糾正市場結果等方面，又出現了進一步的問題。儘管他（蘭格更是如此）常常暗示存在通過審慎的干預來糾正價格機制運行所變成的結果之可能，但卻從來沒有在書中明確地制訂出這樣的方案。

這裡，我們或許能通過迪金森對待工資變化問題的態度最清楚地看出這兩位作家的思想。他說：“如果某個行業的工資太低，計劃機構就有責任通過調整價格和產量，使各行業中的技術要求、責任、難度相同的工種的工資相等。”這裡顯然並沒有說要依靠價格機制和職業的自由選擇。稍後我們又了解到，儘管“任何專門性職業的失業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要降低標準工資，”但是，“從社會角度來講降低工資會導致不滿；從經濟角度來講，這樣會長期維持不同職業的勞動力的不經濟的配置”（怎樣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所以降低工資會遭到人們的反對。這樣，當“發明創造和組織管理的改進使較少的勞動力能滿足人類需要時，社會就應該致力於發現新的需求以供滿足”，“由教育和啟蒙性的社會組織運用強大的宣傳和廣告機器來代替贏利的私人企業僱用的廣告員和中間商，在保持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的主觀印象的同時，將需求向社會所期望的方向轉移。”

當我們加上這一點以及許多與此相似的方面——在這些方面迪金森要求SEC實行家長式的管理——時，也包括必須協調國民生產“與總進出口計劃的關係”這一事實。因為自由貿易“與集體主義制度原則不符”；有一點很明顯，不受專制決策或多或少影響的，只有相當小的經濟活動。事實上，迪金森特別仔細研究這樣一種情況，即通過一定的計劃機構，國家從整體上負責考慮經濟活動。他還補充說，這將徹底沖毀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那種“幻覺”；即“產品的分配由非個人的非情感的因素支配，就如控制氣候的因素一樣”，這只不過意味著，他與多數其他計劃者一起，把其體制下的生產看作是由有意識的和專斷的決策來指揮的。然而在這種體制下，儘管專斷決策要起這樣廣泛的作用，但他（蘭格也同樣）依然對他的製度不會墮落入專制主義統治的深淵充滿自信。

迪金森僅僅提及了這樣一個論點，“即使社會主義計劃者希望實現自由，他也不能做到這一點，而依然是一名計劃者”；不過他給出的答案使人們懷疑他本人是不是十分清楚他的論點是基於哪些方面而提出的。他的答案僅僅是”一個計劃可以經常改變”，但這並沒有抓住要害，困難在於，為了在如此廣泛的範圍內製訂計劃，必須使社會各成員對不同需求的相對重要性的意見比平常狀態更具廣泛的一致性，進而這種一致性被傳播開來，並通過強制和宣傳的辦法來取得共同的價值尺度。我在別處已經詳細地討論過這一回題，由於篇幅所限，這裡不再重複。我在那裡提出的社會主義必定要走向極權主義這一觀點，現在看來得到了我從未料到過的人的支持。至少在馬克斯.伊斯曼的俄文新作中體現了這一點。他說，“儘管是意料之外的事，但從一個必然的政治和文化伴隨物的意義上說，斯大林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事實上，儘管迪金森本人好像沒有註意到這一點，但其著作的最後幾頁的論述與此非常接近，他說：“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裡，總是要人為地消除經濟學與政治學的差別，讓會中的經濟和政治機制將要熔合在一起。”這恰恰是納粹分子和法西斯主義者鼓吹的教條。這種差別消失的原因在於，計劃體制下所有的經濟問題都變成政治問題，在於現在不再是盡可能地調和個人之間的觀點和願望，而是強調一個單一的價值尺度——自圣西門時代以來社會主義者一直夢想的“社會目標”。在這一方面，從迪金森所列舉的霍格本、劉易斯·芒福德教授到斯大林、希特勒等例子來看，似乎極權主義社會主義者的方案比迪金森所相信的美好的、理想式的、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更現實、更加協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