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第八章社會主義的計算（二）1935年爭論的真相-3

三 我們在第七章已經指出，英語文獻中對這些問題的討論相對晚些，但是其水平相對較高，儘管還不能說這些最初的努力都真正涉及到重要之處。 FM泰勒和WC羅珀（這兩個美國人）最先發起這種討論。他們的分析——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英國的H·D·迪金森的分析——直接表明，在假定對所有的相關資料完全知曉的條件下，生產的不同產品的價值和數量可以用某種手段來確定，通過這種手段，理論經濟學解釋了完全競爭體系中價格的形成和生產的方向。現在，必須承認，如果僅從邏輯上是否矛盾的角度看，這並非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通過價格決定方式在邏輯上是否可行，來爭論這是否是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並沒什麼效力，這只是表明問題的真正性質還沒有被領悟。而必須去做的工作是，嘗試著設想，把這種方法應用於實踐將意味著什麼，以便檢驗出它的不可實踐性和不可能性。很顯然，這種解決方法必然建立在一系列方程（正如巴龍的文章所提出的）的基礎上。然而，這裡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這種方程體系的正式結構，而在於求得數量解答所需信息的數量和性質，在於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數量解答所涉及的任務的規模。當然，信息詳細到何種程度，計算達到怎樣的精確程度以使解答完美無缺，都不是關鍵，問題在於，這種方法的結果與競爭體制的結果相比，至少相差多遠。讓我們進一步來看這個問題。

首先，如果中央指導真正地代替工業企業管理者個人的作用，而不是簡單地對後者在某些方面的決策權限作出極為荒謬的限制，那麼，只進行一般性的指導就不夠了，而必須細緻指導，幾乎說明每分鐘應做些什麼，並且要對一切事情確實負責。如果無法同時確定已在使用的設備和工具是應該繼續使用還是處理掉，以及用何種方式來使用和處理它們，那麼，就不可能合理性地確定把多少原料或新設備，分配到哪個企業以及在什麼價格（計算意義上說的）水平下，這樣做有道理。問題在於，像技術細節、某種（而不是其它的）原材料的貯存，或某種小規模的經濟活動等等，都能逐漸地決定企業的成敗，所以在任何一個不准備不可救藥地浪費的中央計劃裡，都必須要考慮到這類因素。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將各種機器、工具、建築物區別對待（它們的用途由各自的磨損、佈局等狀況而定），而不是將它們當成物質相似的同一類物體。這個要求同樣適用於每一批產於不同地區、彼此有所不同的產品。這意味著，如果要在這方面達到競爭體制所保證的經濟合理程度，中央計劃權威的計算就不得不把現存的生產工具產品的“主體”作為各類產品（有許多不同的單位）的組合。就日常的商品而言，比如供短期消費或生產的半成品或最終產品，很顯然，它們的不同類型將會比按技術特徵加以歸類後我們所能想像的數量高出數倍。兩種技術上具有一致性的產品，由於產地不同、包裝不同，出廠時間不同，對於大多數有特定目的之情形來說，就不能將它們等同起來。甚至在最低程度地保證有效使用的情形下也是如此。

由於在中央指導型經濟中，每個具體計劃的管理者彼剝奪了按其意願用一種商品來代替另一種商品的權力，因此大量的不同單位的情況必然會分別進入計劃權威的計算過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顯然數字統計的任務就會遠遠超過迄今為止所曾做過的這類工作。但是，這還不是全部任務。中央計劃權威所需的信息還應包括對每種產品的有關技術性質的全面描繪。這種描繪包括將產品運到其使用效益更大的另一地的費用，以及實際修理或改裝的成本，等等。 但是，這又會引出一個甚至更為重要的問題。在解釋競爭體制的均衡時，理論上的抽象通常包含了假定某一類特定的技術知識是“給定”的。這當然並非意味著一切最佳的技術知識會在某一個人的頭腦中凝聚著，而是指總會有具有各種知識的人，他們要參與某一特定的職業的競爭，總的來說，那些能夠適當地使用這些技術知識的人將會在競爭中取得成功。而在中央計劃社會中，只有一切知識都能應用到中央權威的計算之中，才有可能從已知的技術方法當中作出最恰當的選擇。這就是說，在實踐中，這些知識必須要凝聚在一個或至多是很少幾個實際制定求解方程者的頭腦中。簡直無須強調，甚至就那些能被嚴格地稱作時刻都“存在”的知識而言，這種想法也是荒謬的。但是，大量的應用著的知識並沒有什麼以現成的形式出現的“存在狀態”。這些知識大多數存在於思考之中，它們使得單個的管理者一旦面對環境中的新情況就能迅速發現新的解決方法。假定這些問題實際上能夠用數學方法求得答案，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再假定，集中於中央權威手中的知識將包括發現任何技術細節改進的能力。

在能夠實際制定出合適的生產方法以及計算出生產量之前，還必須掌握第三類資料，即關於不同品種和數量的消費品的重要性的資料。在一個消費者能夠隨其所好自由地花費收入的社會中，這些資料必定採取所有消費品各種數量的完整清單的形式，這些消費品可以在各種可得到的消費品價格的可能組合條件下購買。這些數據必然會具有基於過去的經驗對未來時期進行估計的性質。但是，過去的經驗並不能提供所需的全部知識，況且由於消費者的口味時時發生變化，因而各種商品數量的排列也將會處於不斷的變化當中。 恐怕明確無疑的事實是：只是資料的收集這一任務就已超越了人類的能力。不過，假如這個中央控制的社會的運行和競爭的社會效率相同，並且象它一樣把捜集資料的任務分散化，那麼這些資料就會呈現出來，讓我們暫時假定統計技術上的困難——大多數計劃者輕蔑地提到它——實際上可以克服，但是這也不過只是解決主要問題的第一步，一旦蒐集到了資料，還需做出與這些資料有關的具體決策。於是，進行這種必要的數學運算工作量的大小將取決於被確定的未知量的數目。未知量的數目又將和應被生產的產品的數目相等。我們已經懂得，必須將所有最終生產者在不同時間所完成的產品看做是不同的商品，生產者開始生產或繼續生產都有既定的時間。到此，我們還說不出這些產品的數目，但是假定在一個相當發達的社會裡，產品數量起碼要成千上萬，這樣說並不過分誇張。這就是說，在每一個連續的時點上，每一個決策都將要根據若干差不多的聯立微分方程的解來做出，這個任務，用我們目前（1935年）已知的手段，是終身都完成不了的。此外，這些決策不但要連續地制定出來，而且它還要迅速地送到執行這些決策的人手裡。

或許會有人說，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的精確程度，因為我們所討論的經濟體系本身也根本達不到這麼精確。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我們顯然永遠也無法到達由這樣的方程系統的求解所描繪的均衡狀態，但這並非問題的癥結所在。除非沒有任何外在的變化，否則我們就不應該指望均衡能夠實現。所討論的有關經濟體系的本質問題在於，如果這種計算是可以做到的，它也確實只不過是在某種程度上重視所有那些小的變化和差異，而這些變化和差異在我們所討論的經濟體系中被有意地忽略不計了。因此我們不可能對所有問題的細節做出理性決策；但這些細微的事件累積起來決定著為生產所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成功。 任何一個了解這項任務（解方程）工作量之大的人，都恐怕不會鄭重其事地提出一個以綜合方程體係為基礎的計劃體系。實際上那些提出這種分析方法的人在自己的頭腦中有這樣的信念，即從一個已知的狀態出發（這種狀狽假定為已存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人們可以通過試驗和改正錯誤的方法逐漸適應日常所發生的較小變化。但是，這種建議由於兩個基本錯誤而站不住腳。第一，正如我已經多次指出的，我們不允許假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所引起的相對價值的變化不太重要，因而就不能用先前存在的資本主義價格體係作為一種起點，以企圖避免價格體系的全面重新安排。不過，即使我們忽略這個非常重要的異議，也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去設想方程求解的任務能通過這種方式實現。為了明確這不是一種通過競爭能近似地得到解答的方法，我們只要想想在即使只有很少商品的情況下確定價格的難處就夠了。如果進一步仔細考慮一下，在這個體系中，不僅要對少數產品，而且要對全部產品，不管是成品還是半成品都要確定價格，那麼價格的確定就會像資本主義社會中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的價格的變動那樣頻繁和多樣。幾乎每種個別價格的變化將會引起所需的成百上千種價格的變動，但其他價格的變動大多並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受需求彈性的大小、替代的可能性以及生產方法變更的影響。設想當人們注意到上述所有價格的調整的必要性時，這些調整全都由中央權威連續不斷的命令來完成，然後再設想每個價格都已確定，並且可以變化，直到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均衡，那麼這些設想都肯定是荒謬的想法。雖然不十分現實，但是至少可以想像，在全面了解情況的基礎上，我們有可能確定這些價格。但是，在對於經濟體系細節部分的觀察之基礎上進行權威的價格確定，則是在任何環境下部無法理性地完成的任務。任何試圖沿著這個方向的企圖都會要么陷入前面討論過的數學求解方程式的危險之中，要么只能完全放棄這種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