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 ——反明罰也。明察則人擾，人擾則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 ——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晉劉頌曰：凡監司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誌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許在不犯之地，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
這是引用薑太公的話，就明罰、暗察、明賞等三明的反面而談治亂。
明罰，是說刑罰，管理得太嚴，動不動就罰。罰得嚴厲，大家都怕，但不要以為怕就可以嚇住人，老子就提過這個原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到了某一個時候，並不怕死的，所以過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發生變亂。
明察，凡事都對人看得很清楚，調查得很清楚。這就使人感覺到被擾亂、受干涉，為了避免干涉，於是逃避遷走了，不安其處，也容易形成社會的變亂，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國的政治，過去總講厚道，要寬容一點。
明賞，動不動就獎勵，這樣好不好？獎勵過頭了也不好，人的慾望不會滿足的，愈來愈不滿足，一不滿足就會發生怨恨了，最後便變成仇敵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對於乾部的統率管理，能夠做到沒有好惡，過太平日子，達到平安兩個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換句話說，反經告訴我們，任何一個辦法，正反兩端，有如天平一樣：只要有一端高一點，另一端就低一點，不能平衡，問題就出來了。
最後引用晉朝名臣劉頌的話作這五個反面的結論。劉頌說：政府中負有監督責任的人，為什麼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對於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為每個人小的過錯，偶然的缺點，或者忘記事情，這是人的常情，在所難免的，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應該將這類事情，列在不可違反的範圍，而糾正處罰他，否則的話，政府機構和社會上，就不會有一個稱得上標準的人了。這樣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為要求得太過分，反而造成了亂源。在一個單位中，領導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沒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個人都和自己一樣，這就不行了，這就是“以治而亂”了。
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 ——反忠孝也。 《呂氏春秋》曰：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婦擅夫，眾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軸輳，莫得專君焉。
忠臣孝子，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標準，但也不能過分，過分就是毛病。所以齊國的名相晏嬰，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經說過，一個好的干部，固然對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過就變成專權了。就是說一切都要經過這一個乾部，容易形成這個乾部的專權，那就太過分了，兩三個兄弟，都要當孝子，其中一個要特別孝，那麼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時候，有幾個太太，其中一個獨擅專房，不能容納別人，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過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呂不韋著的《呂氏春秋》（呂不韋這位秦始皇的父親，原來是做生意的，後來把人家的國家都換給自己兒子，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著了一本書《呂氏春秋》，實際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團們，把中國文化中雜家的學問收集起來編著的。書成以後公佈，有誰能更改其中的一個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賞千金，公佈了幾個月，也沒有人去改一個字，這固然是呂不韋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實上這部書是有內容的，我主張大家要讀。它也是中國雜家之學的大成，雜家可不一定是壞的，正的反的，好的壞的，包羅萬象，叫作雜學）書中說宇宙萬物滋生靠陰陽，它生長了高麗參可以補人，也生長了毒草可以害人，並不偏向只生長一類。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這就是天地無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當領袖的人，萬民之主，不能為了一個人而偏私，申子（戰國時韓國人，名不害，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為法家之祖）也說，一個女人獨占了丈夫，在多委製的時代，其他的太太，一定發生搗亂的行為。家庭如此，國家也如此，一個臣子“專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於部都被遮蓋了，所以專寵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專君之臣容易破國。所以一個高明的領導人，對於部下，不能只偏愛一人，偏聽一個人的意見，也不專權任用一個人，凡事大家一起來，像古代車輪的支桿，一起都動，於是就不會有專君的現象了。
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使者以武犯禁。 ——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眾好勇，以喪社稷；明主鑑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訓。故臨敵而不進，無違於恭。殭屍而哀之，無及於仁矣。 《鈴經》曰：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任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
這裡引用韓非子的話，我們知道韓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場，以法家的觀點，認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對社會人群，都沒有貢獻，一定要法治的社會才對，所以他有這兩句名言，“儒以文亂法，快以武犯禁。”知識分子，讀書人（儒在這裡不是專指儒家）學問又好，又會寫文章，文章寫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會辯論，於是以文學知識，擾亂了法令。講俠義的人，動輒老子拳頭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壓平了，所以重武俠的人，專門破壞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來，文武兩方面都不對，都是不守法，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辭。
這裡引用幾個人的話。曹操說：一個國家，專門依靠武力的，最後弄到自己亡國滅種。看到現代史上，二次大戰，當年的德國、日本，都是“恃武者滅”。專門好文的，最後也是亡國，不注重軍事國防，如吳王夫差，魯國的偃王，都是只提倡文化，不注重國防的，而最後敗亡，這是“恃文者亡”。吳起的兵法上所以說，上古時候承桑氏（即窮桑氏）這個國家的皇帝，治理國政，專門講道德，廢棄了武功，結果是亡國，又如夏朝的有扈，則專門講究武功，好勇，結果也是亡國，因此文武兩事不能偏廢，高明的領導人，看到了這個道理，就一定以“內修文德，外治武訓”八個字作政治的最高原則。軍事國防是不能缺少的，文化是國內的政治中心，對外要注重國防，隨時準備作戰，敵人不敢打進來，自己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國的忠烈；激勵人民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損害於仁德。
《鈐經》（即《素書》，又名《玉鈐經》）上說，文武兼備。不但國家如此，個人也是一樣，中外歷史上，真正的大將，都是文武兼備，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只是戰將，不是大將。文武兼闕的，也就是文武都不夠的，不可征伐，不能做大將。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 （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也。）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反康也。匡衡雲：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化成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人，此其本也。
這與廉潔或貪污有關，廉與不廉，這中間很難分辨，這裡就舉中國文化的歷史故事：孔子的學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個落水的人生命，這個落水的人，是一個獨子，他家裡非常感謝，謝了他一頭牛。子路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頭牛，大概殺來墩牛肉給老師吃（一笑）。面孔子對於這件事獎勵子路，說子路做得對，這個風氣提倡得好，將來魯國的人，都願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這樣很好嘛！子貢比子路有錢，當然，子貢的個性也不同，依魯國的法令，當時的奴隸制度，贖人回去，奴主應該收贖金的，可是子貢不收贖金，孔子責備子貢做得不對。這兩件事，子路收了別人的紅包，孔子說他收得對，提倡好的風氣是勸德，而子貢這樣做應該也沒有錯，他謙讓嘛，自己有錢，不收人家的錢。可是這樣一來，就使別人不敢隨便贖人了，所以有時候做好事很難。由這個道理看起來，人應該廉潔，不苟取，一點都不要，這是對的，當然，不可以提倡貪污，不過有些時候，像子貢的不受金於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來，不然就會收到廉而過清的反效果。
漢朝的匡衡（匡衡上疏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漢武帝是非常英明的皇帝，而匡衡這個年輕的讀書人，當時提了好幾個報告，指出漢武帝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這要更改，那要更改，漢武帝非常重視。）就說：孔子說過以禮讓治國很難得。孔子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央政府，是天下的中心，對下面的風氣，有很重大的影響作用，如果在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幹部，彼此之間都很禮貌，很有風度，影響到下面的社會，就不會彼此紛爭：上面的人好仁樂施，下面的人就不會粗暴犯上；上面的人提倡節義，有高度的節操，下面的社會風氣，則會跟著好轉過來；上面寬厚柔和，下面彼此就有愛心。這四點，就是英明的領導人用不著以威嚴來下命令，而以自己的行為，使政治風氣好轉，下面就自然會受到感化。什麼理由呢？因為在中央政府中的大臣們，如果意見不同，講話時吵得臉紅，於是影響到下面，就發展為打架了。上面的人如果喜歡獨斷獨行，影響到下面的人一點都不謙讓。上面如果有克勝爭功的風氣，下面的人就會產生傷害別人的心理，上面的人好利，到了下面就變成偷了。這是說上位者的作風，就是政治風氣的根本。
更上一層樓的道理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亂代，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家昏亂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 ——反志也。京房論議，與石顯有隙，及京房被黜為魏郡太守，憂懼上書曰：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小志，未可謂大忠，何者？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寧那，唯陛下毋使臣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由此而觀之，夫正先之所謂忠，乃促秦禍，忠何益哉？
慎到是戰國時一位道家的人物，這裡是他論忠的一段話，忠孝過分了就是毛病。他說：任何一個時代，並不希望出一兩個特別的忠臣。標榜忠臣固然是對的，但我曾說過，少講文天祥這班忠臣，聽了令人洩氣。文天祥並沒有錯，應該標榜，但是要大家都做文天祥，對嗎？文天祥那個時代是沒有結果的啊！我們為什麼不提倡漢朝、唐朝、宋朝、明朝開國時候的那些大臣呢？我們只是欣賞忠臣，可不想忠臣的那個時代背景如何？那個背景是很慘痛的。所以慎子說：忠臣並不能救亂世，這個道理在哪裡？如堯、舜、禹三代，是了不起的聖人，而舜的父母都很壞，可不能認定這一對老頭子、老太婆絕不會生好兒子，他們生了一個聖賢的兒子——舜。堯是聖人，但他的兒子很壞。桀是夏朝最壞的皇帝，他下面有不少忠臣，而他在歷史上的過錯卻是那麼大，所以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家庭好了，父慈子孝，那裡會特別顯出孝行來呢？老子說的“六親不和有孝慈”，家庭有了變故的，才顯示出孩子的孝行來，我們可不希望家庭有問題。再看國家，岳飛是了不起的忠臣，可是我們並不希望有岳飛那樣忠臣的結果。岳飛如果生在好的時代，處在好的領導人，好的同事之間，不過是一個賢貞的大臣而已，老子說“國家昏亂有忠臣”，我們只希望有岳飛這樣一個堅貞的大臣，可不希望國家昏亂。
一個單位有好乾部，也是因為有壞幹部比較，才顯示出來的。因此，一個英明的領導人懂了這個道理，他領導部下，要求部下，忠是要忠，可是要在職務範圍以內盡忠，不要超過職務範圍以外。講到這裡，就得引述歷史的例子來作證明了：大家都知道岳飛是忠臣，岳飛的冤枉那還了得，其實秦檜也未嘗沒有冤枉，雖然岳飛是秦檜害死的，而事實上秦檜也是奉命承旨才這麼做的。因為宋高宗已經對岳飛不滿，岳飛犯的錯誤就是忠過職了，第一他的口號，“直搗黃龍，迎回二聖。”試想高宗對這口號是什麼味道？直搗黃龍可以，但是要把二聖接回來，高宗這個皇帝還乾不干呢？岳飛直搗黃龍就好了，迎不迎二聖，是趙家的家務事，就不必去提了。第二個錯誤，岳飛在前方當統帥，硬要干涉皇帝的家務事，勸高宗趕快立定太子。岳飛這些建議真是忠，完全是好意，可是超過了他的職權，使高宗受不了。所以忠不得過職，而有所建議也不要超過職權的範圍以外，不要干涉到別的事。這是過忠的反面。
接下來再舉出歷史的故事來引證這道理。我們研究歷史，可不是大學裡歷史系的方向。這裡是套了三段。第一是漢朝京房這個人。第二是引用趙高的故事。第三是京房假託學生的話。京房他也是漢朝一個了不起的人。後世研究的專家，還沒有能超過他的。他是易學像數的大師，他博通，但最後是被害而死的。京房學的老師是焦贛（延壽），是漢易的大師，也是有前知之能的，京房跟他學的時候，焦贛就斷定了京房這位學生喜歡談論先知，將來會不得好死的，所謂“先知者不祥”。有些人不想求先知，算命、看相、卜筮這些都是先知，能先知的人都不太好。
石顯也是漢朝有名的大臣，他和京房兩人在中央政府，政見不同，互相有嫌隙。後來京房垮了，下放出來到外面——魏郡作官，離開中央政府，而石顯還在中央。這一下京房害怕了（由這句話，就可知京房的還沒有學通，如果學通了，對於功名富貴，對於人生患難，還會那麼憂愁，那麼學還有什麼用？這個修養就不夠了，表示他的還是沒有真正的學通），就上書給皇帝說，我的學生姚平對我說，我只是對你小忠，還說不上是大忠。他說，這是什麼道理呢？以前秦始皇的時候，趙高用事，有一個名正先的人，反對趙高，而被趙高殺了，從此趙高在政治上的威信建立起來了，而秦二世到後來的亂，也可以說是由正先所促成的。這個話講得多深刻，換言之，秦二世的時候，趙高想要造成自己的政治勢力，被正先看出來了，想在趙高在政治上的力量沒有形成的時候，揭發他的陰謀，可是趙高殺了正先，反而促使趙高建立了政治上的權威，而形成了政治的派系。所以秦之亂，實際上等於正先所促成的，而現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來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聽左右的人亂講，把我當正先一樣殺掉了，那樣，我的學生還會笑我。 （京房這些話說得多窩囊，讀歷史讀到這些地方，不免掩卷一嘆，人為什麼把做官看得那麼重要？！）這一段的結語說，由京房所引正先的這個故事看起來，正先揭發了趙高的陰謀，這是對秦始皇的忠了，可是這忠的結果，是自已被殺了，而促成了趙高建立起政治上的黨羽和權力。那麼愚忠有什麼益處，相反的結果更壞。反經就是告訴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注意到反面的結果，作人也好，做事也好，尤其是政治上，事先就需要注意到反面的流弊。
莊子曰：將為(月去)篋探囊發匱之盜，為之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扁囗。此代俗之所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匠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囗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智者，有不為盜積者乎？ ——反智也，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上面這段書，是莊子的話，或是鬼穀子的話，很難確定，但早已見於外篇。這一章一般人是避免講的，但是人人都知道。歷史上懂得權謀的人，沒有不知道的，反派的人知道，正派的人也知道，誰都不肯明說，也不大肯講授。
分“內篇”、“外篇”、“雜篇”。 “內篇”是講道，講修道的。中國的道家很妙，軍事學謀略學等，都出在道家。雖然內篇是講道，連帶也說到外用，中國文化所謂“內聖外王”之學，外王就是講外用，其實這個名詞不是儒家的，而是出自的觀念。我認為中國一般大儒家表面上是講孔孟之學，實際上骨子裡都是道家的思想。外面披了一件孔孟的外衣，但是絕不承認。一般人之不大肯講授，和不願意講授《長短經》一樣，學的人如果觀念弄錯了，就可能學得很壞。本身是教人走正路，可是揭開了反的一面給人知道，如現代李宗吾的“厚黑學”，目的是教人不要厚臉皮，不要黑良心，殊不知看了“厚黑學”的人，卻學會了厚黑，變成了厚黑的人，那就很糟了。這部書也是這樣。
這裡引用的話，但據別本《長短經》資料，是鬼穀子的話。我們先要對這本《長短經》，有一個基本觀念，了解它不是注重考據，而偏重於所引用文句的理論內容。也許他確有所見，是鬼穀子的話，也說不定，但在這裡我們不想多去考證。其次“內篇”、“外篇”、“雜篇”中，只有“內篇”真正靠得住是莊子自己的著作，“外篇”就不一定是他的著作，“雜篇”就更靠不住了。但是一般人真正用得著的是“雜篇”。古代的成功人物，多半都熟讀它。在“外篇”、“雜篇”中有許多不是莊子所著。可能是別人寫的，至於是不是鬼穀子的，則是一個問題，只有在《長短經》裡指出是鬼穀子說的，這段話是中國文化里很有名的一段文章。現在譯文已經很多了，他的內容是：
做強盜、小偷、扒手的人，是弄壞人家的皮箱，撬開人家的櫃子，或從人家的口袋裡偷東西。於是一般人，為了預防這些人來偷竊，有了財物，都妥當地存放好，放在保險箱、衣櫥這些地方，還要在外面用繩子捆紮起來，打上死結，或者加上鎖，鎖得牢牢的，這是大家都想得到，都會這麼做的。可是遇到了大強盜的時候，整個皮箱、保險櫃都搬走，這時強盜還唯恐箱子、櫃子鎖得不牢，越鎖得牢，對強盜越方便，越有利，免得零零碎碎，太麻煩。那麼剛才所說的一般人鎖牢捆好的防盜智慧，不是為自己保護是為強盜保護了，這就是聰明智慧的反作用。同樣的道理，像有一位我教過五六年的外國學生，現在巴黎大學教書的法國女孩子，最近從法國來看我，問起還教不教外國學生，我笑著告訴她已經關門了，因為怕有一天，我們中國學生，必須去巴黎大學，把中國文化學回來。我們在這里辛辛苦苦整理自己的文化，一旦碰到外國的強盜，連箱子都被他搬去了，就是這個道理。而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朋友的孩子，到外國去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了。這是就文化方面而言，其他方面很多是這種情形的，譬如政權也是這樣。莊子的文章就是這樣，他說了正面的，可是馬上可以看出反面的東西來。 “其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聖人的保存文化，也是為大盜而儲蓄的，因此智慧聰明的反面，也非常可怕。所以《孫子兵法》上也說，作戰時，敵人的裝備越好，對我們越有利，因為一旦把敵人打垮了，裝備也拿過來了，那麼敵人就變成是替我們裝備，所以“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那麼何以知道自己的保護、儲蓄，只是為大盜而保護、儲蓄呢？歷史上有一件事可以證明。
其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手？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鳴狗之音相聞，罔署之所布，束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間鄉里者，局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拭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敵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獨竊齊國，並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手？ ——反聖怯也。昔叔向問齊晏子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勿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人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人三其力，二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人，將焉避之。
齊是姜太公的後代，最初姜太公幫助周武王，打下了天下，平定中國，周武王分封諸侯，姜太公被封在齊國，現在山東的東部，在那個時候，齊國土地貧瘠，是沒有人要的地方，周朝對姜太公的酬勞，只是如此而已。這時姜太公已將近百歲了，只好去就國，但走在半路上不想去了，碰到旅邸的主人，可能是道家的隱士，年齡也很大了，看見姜太公一臉頹廢灰心的樣子，於是勸姜太公趕快去接事，並且要好好地做，不能有埋怨的心理。就憑了這一句話，姜太公聽了心里當然懂，倒霉就倒霉，只有絕對服從，這才去就國。姜太公到了這樣窮的地方怎麼辦呢？於是發明了把海水煮成鹽，並且開礦，進行現代所說開發資源的工作。古代鹽鐵是經濟上最主要的物資，齊國靠海，出產漁鹽之利，因此後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成為最富的國家。
現在這裡寫到春秋末期齊國的富強繁榮，漁業農業發達，地方又大，建立國家的一切政治規章制度，都是依照他們先世的聖人——太公望的做法，一點都不錯。可是不料出了一個大強盜——田成子，齊國後來就亡在田成子手裡，田成子叛變，殺了齊國的皇帝而自稱齊王，偷來了齊國這個國家，而田成於所偷的，又豈但是齊國，並且把齊國幾百年來，好的政治規章制度，都偷過來用上了。所以歷史上雖然罵田成於是竊國的強盜，但是田成子卻安安穩穩地做了齊王、齊國的大老闆。當他有權勢在手上的時候，國際上一樣地恭維他，一樣地承認他了，到底他還傳了十二代。由這個例子看，田成子不但偷到了齊國，連齊國歷史政治的經驗都偷到了。
齊國將到末期了，叔向問齊國的名宰相晏子，齊國的前途如何？晏子說，這已經是沒落的時代。這里古文稱季世，因古文以孟、仲、季來代表大中小或先後次序，而最小或最後的又稱叔；古文上的叔世，也就是末世的意思。季世即沒落的時代。這裡晏子是說，齊國已經到了沒落的時代了，走下坡路了，他不能不說齊國要歸陳家了。這時陳家是齊國的大夫，特權階級，後來叛變。晏於說，現在齊國的政府對人民不關心，民心都歸順了陳家。以度量衡這件事來說，齊國的量數，原來分為豆、區、釜、鐘四級，以四升為一豆，依次逢四進位，到釜的時候，則以十釜為一鍾。而陳家居然創出自己的量製來，從豆到釜不用進四而都加一，成為逢五進位，所以鐘的量在觀念上更大了。他以家製貸放出去，以公家的量製收進來，說是用大斗貸出、小鬥收回的方法，使民心歸服。山貨木材，海產魚鹽，從產地到市場不另加稅，以利人民。而在齊侯統治下，一般人出三分力量，兩分歸公，只有一分留作私有。結果公家的東西多得都朽蛀了，但是負責公務的三老，卻窮到飯都吃不上，整個國家弄到窮的愈窮，富的愈富。外加齊國刑罰太濫，多有斷腳之刑，斷腳的人太多，形成“履賤踴貴”，普通人穿的鞋子反而不如斷腳者專用的“踴”價格貴。對一般人的痛苦，陳家卻能安慰救助，所以大家都喜歡陳家，所有的人心，都被陳家騙去了，齊國的禍亂，恐怕難以避免。
這裡看到經濟的關係，社會的關係，與政治關係的重要。齊國雖有晏子這樣有才具、有道德的宰相，但當民心歸向陳家形成後，也是沒有辦法，正如《莊子?(月去)篋》一章中說的，齊國被陳家這一個扒手給扒掉了，而陳家的扒竊方法，是由經濟方法向收服民心下手的。
蹠之徒問於蹠曰：盜亦有道乎？蹠曰：何適其無有道耶？夫安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盜跖，是代表強盜土匪壞人的代名詞，在古書上常常看到這個名詞，並不是專指某人的專有名詞，而是廣泛的指強盜土匪那一流壞人。我們平常說“盜亦有道”。這句話的由來說出在這一段。
強盜問他的頭目，當強盜也有道嗎？強盜頭說，當強盜當然有道。天下事情，那裡有沒有道的？當強盜要有當強盜的學問，而已學問也很大，首先在妄意——估計某一處有多少財產，要估計得很正確，這就是最高明——聖也。搶劫、偷竊的時候，別人在後面，自己先進去，這是大有勇氣——勇也。等到搶劫偷盜成功以後，別人先撤退，而自己最後走，有危險自己擔當，這是做強盜頭子要具備的本事——義也。判斷某處可不可以去搶，什麼時候去搶比較有把握，這是大智慧——智也。搶得以後，如上寫的：大塊分金，大塊吃肉，平均分配——仁也。所以做強盜，也要具備有仁義禮智信的標準，哪有那麼簡單的！像過去大陸上的幫會的黑暗面，就是這樣。從另一角度看，那種作風，比一般社會還爽朗得多，說話算話，一句夠朋友的話，就行了。所以要仁義禮智信具備，才能做強盜頭子，具備了這些條件而做不到強盜頭子的或者有，但是沒有不具備這五個條件而能做強盜頭子的，絕對沒有這個道理。
這裡是引的一段話，如果看全篇，是很熱鬧、很妙的，其中的一段是說到孔子的身上，內容是魯國的美男子，坐懷不亂的聖人柳下惠，有一個弟弟是強盜頭子，孔子便數說柳下惠為什麼不感化這個弟弟。柳下惠對孔子說，你老先生別提了，我對他沒辦法，你也對他沒辦法。孔子不信，去到柳下惠這位強盜弟弟那裡，不料這個強盜弟弟，先是擺起威風對孔子罵了一頓，接下來又說了一大堆道理，最後對孔子說，趁我現在心情還好，不想殺你，你走吧！孔子一聲不響走了，因為這強盜頭子講的道理都很對，所以這裡引的一段，也是柳下惠的弟弟對孔子說的，而實際上是莊子在諷刺世風的寓言。李宗吾寫的目的也是這樣的，所以也可以說莊于是厚黑學的祖師爺。相反地來看，即使做一個強盜頭子，都要有仁義禮智信的修養，那麼想要創番事業，做一個領導人，乃至一個工商界的領袖，也應該如此。倘使一個人非常自私，利益都歸自己，損失都算別人的，則不會成功。
後漢末，董卓入朝，將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曄論曰：董卓以尷闞為情，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昔早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凌奪，尚有盜竊之道焉。
這裡又引用另一個歷史故事來作說明了：
在後漢末朝，三國開始的時候，董卓在當時是西涼邊疆的一名土匪兼軍閥，毫無紀律，但對於權變詭謀，他都懂，當想要把漢獻帝的位置拿下來的時候，就知道先禮敬人。當時社會上知名的學者，如蔡邕就是他敬重的人，所以著《後漢書》的范曄，為董卓下結論說，董卓那種野蠻的豺狼之性，又遇到漢朝的政權垮台剝落崩塌的時代，給了他機會，得以蹈藉彝倫，破壞綱常制度，毀壞分裂了中央政府的政權，像董卓這種殘酷得能夠吃人，刳人肝剖人趾的人，就是殺盡了天下的人，也還不夠稱心。但是就連這樣壞的人，對於名氣大的文人學者，卻還懂得故意表演謙虛的一套。就在民國初年，如東北早期的軍閥盧俊異，從關外到了北洋政府的時候，把帶來的大批人參、皮貨，從門房、副房一直到上面的大員，每人一份禮，會議的時候，什麼都不懂，輪到他講話的時候，他只一拱手說：“我叫盧俊異，初次到北京，樣樣不知道，全靠諸老兄！”可是這個馬販出身的軍閥，就這樣成功了。董卓的“折意縉紳”也就是這個手段，因此他對於漢朝的政權還想慢慢來遲疑凌奪，一點一滴，漸漸抓過手來，把它吞掉。所以不要看董卓是這樣粗魯、好殺人的傢伙，他還懂得盜竊之道，怎樣去偷別人東西的方法。
例如蔡邕是當時的名士，學問非常好，董卓特別把他捧起來，因此後來董卓失敗了，被群眾殺死，因人胖脂肪多，被人在肚臍點燈的時候，誰都不敢去收屍。蔡邕是個文人，還是去哭吊，他認為董卓儘管壞，而對自己很好，還是朋友，仍然去弔喪，結果蔡邕也因此被殺了，他的女兒文姬流落到匈奴去，後來才由曹操接她回來。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義也。
由董卓這種人，對於名土學者，都知道籠絡運用看來，可知“道”——仁義禮智信這個原則，好人想要成功，需要以它做為依據，壞事想要成功，也不可以違反這個原則。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壞人多，就拿社會學、人類學的觀點來看，也是事實，人性壞的多，所以耶穌、釋迦牟尼、老子、孔子，才要拼命勸人做好，可也有很多人利用宗教靠宗教吃飯的，就是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的道理。知識學問，本來是想教人走上好的路，可是壞的人多了，如一些大土匪，何嘗沒有知識學問？壞人知識多了，為害天下的本事也就更大了。作者的這幾句結論，說得很中肯、很深刻，也很悲痛。文化學問，真是一把刀，刀的本身不一定是壞東西，刀不一定是殺人的，還可以救人，醫生動手術用的又何嘗不是刀，而且還非用不可，刀的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執刀的人，刀是如此，文化、道德、學問也是如此，這是說仁義的反面。
議曰：昔仲由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長溝，當止匕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以餉溝者，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為仁義乎？孔子曰：夫禮！天下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是曰侵官。
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舉出歷史事實，說明怎樣做法才是正確的：
有一次子路去做邵這個地方的首長，當時魯國的政權掌握在季家的手裡，限五個月以內，開通一條運河。古代人口少，經濟沒落，季家這個措施，對老百姓來說，太過苛擾了。而子路的行政區內正管到這件事，為了要鼓勵大家做工，公家的經費又不夠，就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薪水貼上，乃至從家裡弄糧食來，供給大家吃。孔子聽到了這個消息，馬上派子貢去，把子路做好給工人吃的飯倒掉，把鐵鍋打毀。子路的脾氣，碰到這情形，火可真大了，跑回來跟老師吵架，對孔子說，你天天教我們做好人好事，教我們行仁義，現在我這樣做，你又嫉妒了，又反對我了，還教子貢來搗亂。孔子就說，子路！你不要糊塗，中國的文化、古禮，當了皇帝的人，因為天下都是自己的，便忘憶了自己而愛天下，當了諸侯，就愛自己國家以內的人民，當了大夫就只管自己職務以內的事，普通一般人，愛自己的家人，超過了範圍，雖然是行仁義，也是侵害了別人的權力，所以你做錯了。
從歷史上看，一個精明皇帝下面的大臣是很難做的，假如一個大臣，做得很好，做到上下一致愛戴他，擁護他，皇帝只要問他一句話：“意欲何為？”這大臣就受不了。就如包拯這樣的忠臣，宋仁宗這樣高明的皇帝，有一次包拯建議他冊立太子，宋仁宗很不高興地反問一句：“你看我哪一個兒子最好？”意思是你姓包的希望我早死，可以把我兒子中和你有交情的一個捧上來，你包某人可以官做大一點攬權不成？包拯懂了他問這句話中的這些含義，所以立刻跪下來脫了帽子對皇帝說，我做臣子的已經六十幾歲了，也沒有兒子，這個冊立太子的建議，不是為了我自己，完全是為了朝廷。宋仁宗這才笑了。當年孔子就是這個道理，看見子路做出超過範圍的事情來，為子路著急，趕緊教子貢去把他煮好的飯都倒掉。
另一個歷史故事：
漢武時，河間獻王來朝，造次必於仁義。武帝色然難之，謂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
漢武帝的時候，封在河間的獻王，自然也是劉邦的子孫，來朝見漢武帝，穿的衣服很規矩，每一個進退動作，都很得體，很有禮貌，處處都合乎行仁由義的規矩，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莊重威嚴的樣子來。漢武帝見了他以後，態度臉色都變得很難看，心裡有所疑慮妒忌的味道，於是對河間獻王說，湯武當年起來革命，不過是七十里大的地方開始的，文王開始時候的轄區也不過一百里方圓，而你現在管的地方，比他們的幅員還更廣大，你好好地干吧。漢武帝這幾句話，太嚴重了，意思是說，你努力吧，像你這樣做法，有一天造起反來，一定可以推翻我了，至少將來我死了，也可以打垮我的兒子，由你來當這個皇帝了。我們從這類歷史上看來，人類也很可憐，父兄叔侄之間，往往為了權力利害的相爭而相殺。以哲學的觀點去看人性，人實在是毫無價值的，骨肉之間感情非常好的，往往出在貧窮的家庭。一到有富貴權力的衝突，兄弟、姊妹、父子之間都發生問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這在一個哲學家看來，人實在太可怕了，真是六親不認，比禽獸還不如，沒有道理，這就叫做人，人這種動物又有什麼意思？由此可見漢武帝的“王其勉之”這句話心理的反映。
河間獻王聽了漢武帝這句話，懂得他話裡的意思，回去以後，就故意吊兒郎當，一天到晚喝酒，聽歌跳舞，表示沒有野心，以行動告訴漢武帝，你可以放心了。
由是言之，夫仁義兼濟，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理。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回信，皆得分而後為成人。由是言之，蹠徒之仁義非其分矣。
由子路和河間獻王這種歷史故事來說，要實施仁義愛人，普遍的幫忙別人，愛部下愛團體，也還要知道自己的本分，超出了本分不行。孔子把子路的飯倒了，就是子路的行為超出了本分。孔子這樣做，也是對子路無比的慈愛，是愛護學生如自己的兒子一樣，因為子路這樣一做，他會大得人心，但必然會引起的嫉妒，就非把於路害了不可，這就是教子路不要超過了本分，作人做事就如此之難。所以尸子（屍佼）裡就提到，作人的道理，要守本分，就是我們的老話，現在大多數年輕人是不會深人去體會的。什麼是本分？做領袖的，做父親的，做乾部的，做兒子的，上下長幼、貴賤親疏之間，都要守本分，恰到好處。譬如貧窮了，穿衣服就穿得樸素，就是窮人的樣子，不可擺闊；有錢的人也不必裝窮，所以仁愛要得分，施捨要得分，仗義疏財也要得分，智慧的行為也要得分，講話也要得分，信也要得分，總而言之，作人做事，要曉得自己的本分，要曉得適可而止，這才算成熟了，否則就是幼稚。由這個道理看起來，雖然上面所說的強盜也講仁義道德，所謂“盜亦有道”，可是在作人的基礎原則上，他是錯誤的。
這是中國文化，為西方所沒有的，到今天為止，不論歐洲或美國，還沒有這個文化，專講作人做事要守本分的“哲學”，能夠達到如此深刻的，這些地方就是中國文化的可貴之處。
由是言之，夫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忠孝賢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代，非自昭於堯湯之時，非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亂。
這裡作全篇的結論了。他說，由上面反复所說的各點來說，孔孟思想所標榜的仁義禮樂，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賞，忠孝賢智的行為，文的武的以及偵察謀略等事，每家的思想，每一種法制，都是天地間的真理，永遠存在那裡，並沒有避開人去隱藏起來。儘管時代變了，而真理還是代代都存在的，不能說時代變了，仁義的真理就不存在，就不是真理了。所以並不是說在三代以前，堯舜的時候，仁義道德就自己主動地出來了，也不是說夏桀、商紂的時候，仁義道德就沒落了，離開了人類社會。問題還是在領導時代的人物們的運用。我們要注意的，這裡只講用不講體，每一個學問，每一個思想，每一個政策，每一個辦法，運用之妙在於人。如我們桌子上這個茶杯，可以泡茶，固然很好，因喜歡茶而喜歡了茶杯，但同樣的杯裡也可以盛毒藥用來殺人，這茶杯本身沒有好壞，在於如何使用這個杯於，是給人喝茶或給人服毒，用得對的就天下太平，用得不對，就天下大亂。懂了這個道理，就知道一切學問，一切思想，在於用得恰當不恰當，同樣的思想，同樣的學問，用的時間空間不恰當，就變成有害處。
孫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猶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美。
這裡引孫卿的話作最後結論，古代羿的法制、思想、政策並沒有錯，而這些不錯的辦法還存在的時候，羿在中年就早死了。禹王治水以後稱夏朝，他的文化法制都還存在，但後代也沒有了，而製度、辦法都還是原來的。問題就在這裡，任何法律、思想、體制、政策、主義、法則、本身不能單獨存在，靠人去運用，人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亡掉。
最後引用的一段寓言論作證。
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代以氵並氵闢纟光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越人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氵並氵闢纟光，則其所用之異。故知制度者，代非無也，在用之而已。
這是在裡很精彩的，很有名的典故，古代的大政治家或大陰謀家都懂這段故事。說：宋國有一家人，有一個祖傳秘方，能在冬天裡塗在身上，不生凍瘡，手上皮膚不會裂開來，所以這家人，憑了這個秘方，世世代代漂布，都不會傷手，因而漂的布又好又快又多。有一個人經過這裡，聽說這家人有這個秘方，要求以一百金——也許相當於現在一百萬美金的價值，購買這個秘方。後來果然以這個大數目，把秘方買來了，然後到南方去遊說吳王，吳越地在海邊，打仗要練海軍作水戰，他遊說吳王成功，做了吳國的海軍司令，替吳國練兵。到了冬天，和越國打仗，吳國的海軍塗了他的藥，不怕冷，不生凍瘡，大敗越國，因之立了大功，裂地而封。他就是利用這個百金買來的方子，能夠功成名就以至於封王。莊子說，就是這樣一個不生凍瘡的方於，有的人能夠利用它不生凍瘡，不裂皮膚這一點而封侯拜將，名留萬古。而這一家人卻只能用這同一個方子，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同樣一個東西，就看人的聰明智慧，怎樣去運用，而得到天壤之別的結果。因此一個人，倒霉了不要怨天尤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想辦法翻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一定可靠，主要在於人的聰明智慧，在於能否善於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