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結論是：無論是個人上傳還是集體上傳。都已是令世界變平的有利因素。
上傳正在不斷拓展，因為使上傳成為可能的平坦世界平台也在不斷拓展，也因為上傳回應了人們希望參與其中並使自己的聲音被他人聽到的渴望。
《紐約時報》記者塞斯。希塞爾曾經做過這方面的報導（2005年6 月21日），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年輕男性寧願玩一個與運動有關的視頻遊戲，也不願看電視中播放的比賽實況。他指出自2000年以來，在美國與運動有關的視頻遊戲的銷售額增長了34% ，在2004年達到了12億美元；而在12歲至34歲的男性觀眾中，幾乎所有主要運動的電視收視率卻下降了。
然而，文章最讓我震撼的是希塞爾引用的一位年輕人阿伯特。阿塞的話，他喜歡玩NBA 品牌的視頻籃球遊戲。在遊戲中，當球員（都是模仿真正的NBA 球員的）跑動和投籃時你可以控制它的動作。阿塞說，我喜歡科比——洛杉磯湖人隊的籃球明星科比。布賴恩特（Kobe Bryant ）；我喜歡玩這種遊戲是因為我可以在遊戲中讓他傳球給其他人，而在電視裡，他好像都不知道如何傳球。
他更願意玩遊戲，而不是觀看科比的比賽。邁卡。西弗賴（Micah Sifry ）
說，這種心態暗示著在網絡時代接觸媒體的方式會有一個從靜止的、被動的方式到主動的、參與式的方式的重大轉變。在遊戲中參與比賽要比觀看比賽更有樂趣。
蒂姆。奧里利（Tim Oreilly ）是Oreilly 傳媒公司的創始人和首席執行官，也是世界上主要的計算機圖書出版商之一。他對上傳現像有著獨特的描述方式，稱之為參與體系框架，該框架是讓用戶用來進行生產而不僅僅是消費的。他認為那些自己設計軟件、系統、網站以及百科全書的公司將吸引到更多的用戶。
人們喜歡上傳。這是為什麼在令世界變平的十大力量中，上傳有潛力成為最具破壞性力量的原因。有多少人在何時運用這種能力參與遊戲，這將決定上傳破壞力的程度。西弗賴說，參與這種行為就好比你必須使用身上的肌肉，我們並不習慣稱謂過程的主動參與者，儘管各種工具都已經在那裡，但很多人並不使用它們……盲目屈從權威和機構的思想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簡言之，上傳者的數量還是相對比較少的。但是隨著個人上傳以及傑作的工具越來越普及，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從他們的上傳經驗中獲得積極反饋，我敢肯定地說每一個大的機構或是等級結構將會感受到衝擊。
我已經警告你了。
第5 大變平力量——外包：Y2K 自1947年8 月15日獨立日後，印度的國運交替興衰，但是在某些方面，印度可以稱得上是20世紀末最幸運的國家。
直到最近，印度還在銀行界被稱作“第二買家”。在商業領域，你會很希望成為第二買家——你希望從破產的前買家手中買到賓館、高爾夫球場或購物中心，因為這時候銀行會以相當於原價值1/10的價格拍賣這些資產。這些前買家就是那些一味地舖設光纖電纜的美國股東，他們以為數字世界會無休止地拓展，他們也會無休止地變富。當數字泡沫破裂時，他們手中持有的股票要么價值大幅縮水，要么變得一文不值。
印度人實際上就是這些光纖公司的第二買家。
印度人實際並沒有購買這些股票，但卻直接受益於這些光纖電纜的過度投資，因為他們及他們的美國客戶幾乎是在免費使用所有的這些光纖。印度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國、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也有所收穫）。印度這個國家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自然資源，但這也令它特別注重一件事情——開發國民的腦力資本，培養出大量的科學界、工程界和醫學界精英。 1953年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在東部城市克勒格布爾建立了第一所印度理工學院（IIT ），以後又相繼建立了6 所。接下來的50年當中，成千上萬的印度人都競相進入這些理工學院和其他一些私立大學（印度還有6 所管理學院）學習。
在擁有10多億人口的印度，這種競爭也造就了一個知識經營階層，他就像一個工廠一樣，生產和出口最有天分的工程、計算機和軟件人才。
這是印度的正確選擇之一。由於印度獨立後政局不穩，尼赫魯政府又一直偏重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印度都不能給大多數科技人才提供很好的工作機會，因此美國就成了印度科技人才的第二買家。在那個時候，如果你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印度人，發揮你最大潛力的方式就是離開你的國家，最理想的選擇就是到美國去，從1953年起共有2.5 萬印度高等學府畢業的工程師定居在美國，印度納稅人培養出來的人才極大地豐富了美國的頭腦。
2003年4 月16日《華爾街日報》的文章稱：“印度理工學院是優秀科研人員的搖籃。要進入那裡學習可不是什麼容易事，你不可能蒙混過關……他們只有在通過了嚴格的入學考試後才能被錄取。政府也不會干涉學校開設的課程，那裡的課程很重……進入印度理工學院甚至比進入哈佛或麻省理工學院還難……參與創立太陽微電子公司的印度理工學院畢業生維諾德。科斯拉表示：”當我從印度理工學院畢業到卡內基梅隆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我覺得一下子輕鬆了很多。 '“在這50多年中，印度這些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可以說是美國買到的最物美價廉的產品，就好像是一個排水管，在新德里把它裝滿後再到帕羅阿圖市（矽谷的發源地）
把它排空。
然後就有了網景、1996年《電訊法》、環球電訊和其他的光纖電纜公司。世界變平坦了，全球光纖電纜的鋪設讓印度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可以呆在家裡、出口他們的腦力勞動。華爾街上最受人景仰的對沖基金管理人之一、年輕的印度青年迪納卡。辛格說：“印度沒有什麼資源和基礎設施。儘管它可以大批量地生產出高質量的人才，但過去很多人就像在印度港口腐爛的蔬菜一樣，沒有發揮自己才能的機會，只有相對較少的一些人可以到國外尋找自己的一片天地。現在不會了，因為我們越洋鋪設了這種名為光纖電纜的東西……過去的幾十年當中，你必須離開印度才能得到很好的發展……現在你在印度就能和世界連接。你不必像我這樣，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先選擇在高盛集團工作。”
印度本來根本不能支付將人才濟濟的印度和高科技的美國連接在一起的寬帶，所以美國的股東就替他們付了款。當然，過度投資也可能是好事，鐵路的過度投資就極大地惠及了美國經濟。辛格說：“鐵路的過度投資和由此帶來的好處只能限於你自己的國家，但數字鐵路則可以讓外國人受益。”
美國公司這時候發現，他們可以在印度本土利用那裡豐富的人力資本，讓我們聽聽見證這一轉變的印度人是怎麼說的吧。印度軟件巨頭維普羅科技公司的總裁維沃克。保羅說：“從很多方面講，印度的信息技術外包革命開始於通用電氣集團的到來。
我們說的是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事。當時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公司也開始在印度做一些芯片設計工作，這家公司在美國的一些主要設計者都是印度人，後來他們就讓這些印度設計師返回國內，直接在當地進行設計研發。那時候，我負責通用電氣醫療系統在班加羅爾的運營。 1989年，通用電氣當時的總裁傑克。
韋爾奇來到印度，他立刻發現，印度具備通用電氣所需要的大量人力資源。韋爾奇常說，'印度是一個具備發達知識技能的發展中國家。 '他發現了一個可資利用的人才庫。於是他說，'我們在開發軟件方面耗費了不少錢。難道我們不能在這里為IT部門做些事情嗎？ '“因為印度在此之前一直不對IBM 等外國科技公司開放市場，所以印度就開設自己的工廠來製造計算機和服務器。韋爾奇感覺，如果他們能為自己製造，就一定能為通用電器製造。
韋爾奇派一個由通用電氣首席綜合官（CIO ）帶頭的團隊到班加羅爾進行實地考察。保羅當時擔任通用電氣在印度的業務開發主管，他回憶說：“那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當時我的任務就是陪同第一次去印度的首席信息官，他們帶來了一些試點項目。飛機抵達德里機場時已經是午夜，前來接機的是5 輛印度國產汽車——大使轎車（Ambassador）組成的車隊，這種汽車仍以20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莫里斯公司的老轎車為設計基礎。在從機場到小鎮的路上，我坐在後面的一輛車上，忽然我聽到一聲巨響，發生了什麼事？我衝到車隊的前面，只見領頭汽車的車蓋已經被掀掉，並且砸壞了擋風玻璃——裡面還坐著通用電氣來的人。於是所有通用電氣來的人都集中到了路邊，我聽到他們在那裡嘀嘀咕咕地說，'這就是我們要得到軟件的地方嗎？'”
令印度人感到欣慰的事，通用電氣集團並沒有因低質量的印度汽車而決定退出，相反它決定和維普羅科技公司開展合作項目並在印度紮下根去。不過這仍是光纖時代之前的事情。比如，美國西蒙& 斯庫斯特出版社會將它的書運到印度，每個月支付給印度人50美元（在美國這一數字為1000美元），要求他們將書中內容輸入電腦，將書本變成數字化的電子文件，這樣以後就能很容易地編輯或修改——特別是字典這樣需要經常更新的書籍。 1991年時任印度財政部長的曼莫漢。
辛格開始打開國門、引入外資，並為印度通訊產業引入競爭。為能吸引到更多外資，辛格為外國公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比如幫助在班加羅爾建立通訊衛星的下行線路等，這樣他們就能越過印度本地電話系統直接和他們在美國、歐洲或亞洲的總部聯繫。在那之前，只有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敢於面對印度官僚體系的挑戰，在1985年成為第一個在印度建立研發中心和集成電路設計的跨國公司。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在班加羅爾有自己的衛星下行線路，但是必須接受印度政府官員的監管，他們有權檢查輸入或輸出的任何數據。辛格從1991年開始就放鬆了所有這些管制。
1994年一個由美籍印度醫生部分融資的“健康紀錄”公司在班加羅爾建立，承接美國醫生和醫院外包的電腦錄入工作。在此之前，醫生需要將手寫的記錄口述並錄製下來，轉交給秘書或其他人去完成錄入，通常要花費數日或數週。 “健康紀錄”公司建立了一套可以將醫生的按鍵式電話變為聽寫機器的系統，醫生可以先撥通一個號碼，然後對裝有聲卡的電腦口述手寫記錄，這樣電腦就可以將他的聲音數字化。由於衛星傳導系統的存在，班加羅爾的家庭主婦或學生可以從他們的電腦下載醫生已經數字化的聲音，在2 個小時而不是2 週內完成錄入，然後她（他）就可以再通過衛星將完成的文本文件發送到醫院的計算機系統。由於美國和印度存在12個小時的時差，印度人可以在美國醫生仍在睡覺時完成工作，讓醫生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看到。對公司來說，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因為如果你可以安全合法地在班加羅爾完成對醫療記錄、實驗室記錄和醫生診斷的錄入工作，很多別的行業也會考慮將後台工作轉移到印度去完成。他們後來也確實是這樣做的。
但衛星可以處理的內容畢竟是有限的，而且還存在聲音時滯的問題（“健康紀錄”
公司的創始人之一拉姆達斯。辛。卡爾薩稱，他們最初的外包對像是在緬因州的印度人——也就是美籍印度人）。在印度進行這種錄入工作的成本是美國成本的1/5 ，這一差距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到20世紀90年代末，幸運女神開始從兩個方面關照印度：光纖泡沫開始膨脹，將印度和美國聯繫在一起，而Y2K 計算機危機——所謂的“千年蟲”——也在這時候爆發。計算機通常都有內部時鐘，最初為了節省存儲空間，這些時鐘都只用6 位數字表示時間——2 位數表示日期，2 位數表示月份，還有2 位數表示年份。
這意味著計算機表示的時間只能到12/31/99，當日期到了2000年1 月1 日，很多老式計算機不能表示01/01/2000，只能表示01/01/00，計算機會認為又重新回到了1900年。所以當時大量的老式計算機（新式計算機的時鐘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
都必須調整它們的內部時鐘和相關係統，否則這些計算機程序就會關閉，導致全球危機。
對計算機系統進行調整是一項龐大而煩瑣的工程。世界上哪個國家擁有可以完成這項工程的軟件工程師呢？答案是印度，它擁有從印度理工學院和其他私立科技大學畢業的眾多技術人才。所以在Y2K 的大敵面前，美國和印度開始頻頻約會，他們的關係極大地推動了世界變平的進程，因為這向很多不同的行業表明，個人電腦、網絡和光纖電纜的結合提供了新型合作和水平價值創造的新方式：外包。任何能被數字化的服務、呼叫中心、商務支持或知識工作都可以外包給世界上最廉價、最有效率的供應商。通過使用光纖電纜連接的工作站，遠在世界另一端的印度工程師可以幫你完成這些計算機調整工作。
維普羅科技公司曾承擔部分Y2K 外包工作，總裁維沃克。保羅稱：“Y2K 工作是非常單調乏味的，不能讓西方公司具備很強的競爭優勢，所以他們特別希望能把這項工作以盡可能低的費用外包出去。他們說，'我們只是想安然度過該死的2000年！'於是他們就開始和印度科技公司開展合作。”
傑瑞。拉奧說：“Y2K 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事情。對印度工業來說，它代表著最大的機遇。過去，印度一直被視為一個落後的國家。Y2K 突然要求對世界上的每台電腦進行檢查，而印度恰巧具備這種人才儲備。Y2K 讓印度IT行業在全球留下了足跡，它是我們的增長發動機。”
到2000年初，Y2K 問題基本解決，接著又出現了新的商機——電子商務。當時，網絡泡沫還沒有破裂，需求仍十分旺盛，而技術人才又比較缺乏。保羅說：“人們希望得到的是對生存至關重要的應用軟件，他們轉向了印度公司。結果發現，這些印度公司不僅可以完成複雜的工作任務，而且還可以提供比別處質量更高的服務，這就為印度的IT供應商贏得了廣泛尊重。如果說Y2K 是美國公司和印度公司相識的過程，電子商務階段就是其戀愛的過程。”
隨著科技泡沫的破裂，外包作為美國與印度間的新型合作方式發展極為迅速，班加羅爾工作站和我們公司主機間的光纖電纜讓我可以通過維普羅科技公司、Infosys 和塔塔諮詢公司這樣的印度IT企業處理電子商務和主機應用等業務。
保羅說：“我們開始在主機應用和電子商務方面開展合作，這意味著我們已經結婚了。”印度有一次感到幸運的事，它可以利用所有的海下光纖電纜。保羅補充說：“那時候，我在離班加羅爾莉拉宮賓館很近的地方有一個辦公室，我還在班加羅爾郊區懷特費爾德（Whitefield）國際科技園區的一家工廠工作，但當時即使在辦公室和工廠之間安裝本地電話線都不大可能，除非你願意去賄賂官員，而這是我們不願做的。於是，每次我從辦公室往工廠打電話時，都會先從班加羅爾的辦公室轉到美國肯塔基州通用電氣的主機上，然後從肯塔基州再轉回懷特費爾的。我們可以越洋使用租用的光纖電纜，但僅僅是使用穿過小鎮的電纜卻還需要賄賂。”
印度雖然從網絡經濟的繁榮中有所獲益，但它更多地得益於網絡泡沫的破裂。
這的確很有諷刺意味。網絡經濟的繁榮鋪設了將印度和世界聯繫在一起的光纜，而他的衰敗不僅將這些光纜的使用成本降低為零，而且也極大地增加了願意使用這些光纜將工作外包到印度的美國公司的數量。
Y2K 讓印度腦力勞動者大受歡迎，印度公司提供的服務質優價廉，不過價格在當時並不是客戶考慮的首要問題——解決“千年蟲”問題才是要務。 Y2K 之後就是網絡經濟的繁榮時期，美國會講英語的工程師幾乎都已被電子商務公司挖走，印度成為唯一可以找到這種人才的地方。然後就是網絡泡沫的破裂，股市滑坡，投資資金短缺，倖存下來的美國IT公司和風險基金公司手中的資金已經所剩不多，他們此刻對印度工程師的需要更多的是為了節省成本。
21世紀初許多分析人士犯下的錯誤之一就是將網絡繁榮和全球化混為一談，認為兩者都只是暫時的狂熱。當網絡泡沫破裂時，一些固執的分析人士認為全球化也已經結束。但實際正好相反。網絡繁榮只是全球化的一個方面，網絡泡沫的破裂不僅沒有破壞全球化，反而加速了它的進程。
美籍印度人普羅莫德。漢克是矽谷的著名的風險投資家之一，當時他和他的公司Norwest Venture 都處於過渡階段。漢克解釋說：“網絡泡沫破裂時，在美國持短期工作簽證的印度工程師都失去了工作，他們只好回到印度。”但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幾乎每家美國大公司的IT預算度減少了很多。他繼續說：“每家公司的IT主管都被要求用盡可能少的錢完成同樣或更多的工作，他們會怎麼做呢？
他們會對下屬說，'你還記得網絡經濟繁榮時期曾經在我們這里工作過的那個印度人維杰嗎？他已經回家了，給他班加羅爾的家裡打電話，看他是否還願意為我們工作。 '“網絡經濟繁榮時期鋪設的光纖電纜讓他們很容易就找到了維杰，並給他安置了工作。
Y2K 計算機調整工作主要是由技術水平不高的印度程序員完成的，他們大多剛走出技術學校。漢克說：“不過，持簽證到美國的那些印度人也不是貿易學校畢業的，他們大多已獲得高等工科學歷，美國公司發現這些人很擅長Java和C++等計算機設計工作。網絡泡沫的破裂令這些人被迫下崗並會回到國內，這時候美國的IT主管就得到上級指示，'我不在乎你怎麼完成任務，但一定要把成本降下來。'於是他就給維杰打電話。”就在美國和印度“拍拖”的時候，班加羅爾的IT企業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
Y2K 工作讓他們和美國的大企業有了接觸，他們開始了解如何對業務流程進行改善。
於是，那些一直從事具體定制工作的印度人開始開發自己的產品，將他們自己從維修公司轉變為產品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服務和諮詢。這讓印度公司更加深入美國企業，業務流程外包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印度人開始負責後台工作。漢克說：“我有一個應付款部門，可以將它轉移到印度的維普羅科技公司或Infosys ，這樣成本就會減少一半。美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會說，'用更少的錢做更多的工作。'而印度公司則會說，'我已經為您的電腦作過一些維修工作，現在我將以最低的價格給您提供一整套的解決方案。'”印度外包公司的意思是說，“您還記得我在Y2K 期間為您修過'輪胎和活塞'嗎？如果您願意，我還能為您完成其他我已得心應手的工作，現在您以對我有所了解，您知道我可以做成這件事情。”印度勞動力不僅廉價，而且渴望學會新知識和新技能。
網絡泡沫破裂後資金的匱乏讓風險資本公司發現，他們投資的對象正努力尋找最有效的高質低價的創新方式。漢克指出，在網絡繁榮時期，一個5000萬美元的投資項目在公司上市後很容易就能獲得5 億美元的回報。網絡泡沫破裂後，同樣的投資項目上市後可能只能獲得1 億美元的投資回報。因此，風險投資家們在泡沫破裂後只願拿出2000萬美元去冒險。漢克說：“風險投資公司面臨的最大問題時，我怎麼能讓我的投資對象更快地收回成本並贏利呢？而被投資的企業會這樣想：我最好從一開始就將盡可能多的流程外包出去，因為我必須更快地給投資者帶來回報，所以能外包的就必須外包。”
在這一階段主管朗訊的亨利。夏克特從公司管理的層面分析這一問題：“每個人都覺得商業經濟學'面目可憎'。每個人都發現價格是很難下降的、市場是停滯的，他們已經不能在公司的後台運營商再花費巨資。成本的壓力很大，人們不得不做他們以前從未想過自己會做或能做的事情……全球化的進程加快了——不管是製造業還是知識型產業。”
這些美國公司發現，他們可以到麻省理工學院找到4 個即將回國的、超級聰明的中國工程師，讓這些人在中國替自己工作，而這4 個人的工資成本僅相當於在美國聘請一位工程師的成本。貝爾實驗室在中國的青島就設有研究機構，可以和美國的朗訊計算機聯機。夏克特說：“他們可以在（美國的）夜間使用我們的計算機，那時候計算能力和數據傳輸都是免費的，而且計算機也是閒置的。”
因為所有這些原因，我認為Y2K 應該是印度的第二個獨立日，應該設為全國假日。
就像約翰霍普津斯大學的對外政策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他年輕時在印度呆過）
指出的那樣：“Y2K 應當被稱作印度獨立日，光纖網絡帶來讓印度具備了和西方公司合作的能力，讓印度人可以真正自由地選擇工作方式、工作對象和工作地點。”
換句話說，8 月15日是在午夜紀念自由的獲得，而Y2K 紀念的是午夜的就業機會——不是任何人的就業機會，是印度知識精英的機會。 8 月15日讓印度獲得獨立，而Y2K 讓印度人獲得獨立。從這個意義說，印度是很幸運的，但它也是建立在辛勤工作、良好教育和老一代領導人的英明決策基礎上的。
路易斯。巴斯德曾有一句名言：“機遇只垂青有準備的頭腦。”
第6 大因素——離岸經營：和瞪羚一起賽跑，和獅子一起捕食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意味著中國要同世界上多數國家一樣遵循進出口和外國投資方面的全球規則。這也表明中國原則上同意提供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樣的競爭場地。幾天后，北京一家燃料泵工廠的中國主管在工廠內張貼了譯為漢語的非洲諺語。我之所以了解這些，是因為這家工廠是我的一個朋友傑克。潘考夫斯基開設的，他是亞新科工業技術有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諺語是這樣的：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來時，他知道自己必須跑得比最快的獅子還快，否則就會被吃掉。
獅子每天早上醒來時，他知道自己必須超過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則就會被餓死。
不管你是獅子還是瞪羚，當太陽升起時，你最好開始奔跑。
我不知道該將誰比作獅子或瞪羚，但我確實知道這一點：從中國人入世的那天起，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必須跑得越來越快。這是因為中國的入世極大地推動了另一種形式的合作：離岸經營。在此之前，離岸經營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這是一種不同於外包的國際合作方式。外包意味著將有限的、特定的業務（比如研發、呼叫中心或賬目管理等）交給其他公司去做，然後將完成了的工作再融入整體的經營體系。離岸經營卻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經營方式：如果一家公司將它在俄亥俄州坎頓（Canton ）
的工廠通過離岸經營的方式整個轉移到中國的廣州，這就意味著廣州工廠將以同樣的方式生產出完全相同的產品，只不過勞動力更為低廉，稅收、耕地、能源能得到補貼，醫療成本也更低。就像Y2K 將印度和世界帶到了一個全新的外包水平上一樣，中國的入世將中國和世界帶到了一個全新的離岸經營水平上，更多的企業將生產離岸經營，然後將其融入全球供應鏈。
1977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將中國帶到了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上，讓人們相信“勤勞致富是件光榮的事情”。當中國第一次打開它那塵封已久的大門時，工業化國家的公司認為這是擴大出口的絕好機會。這些製造商們夢想向這個人口大國出售10億套內衣，一些外國公司在中國還設立了經銷店。但是由於中國在入世前並不受世界貿易規則的約束，它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貿易和投資壁壘限制西方產品的進入。即使中國不是有意為之，各種文化差異也會造成同樣的效果。許多最早到中國的投資者都經歷了夢想破滅的過程，而且中國當時不健全的法制也無法為他們提供援助。
從20世紀80年代起，很多外國投資者，特別是一些華僑，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向中國出售那麼多的產品，為什麼不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在當地生產加工，然後進行出口呢？這正迎合了中國當時的需要，中國希望吸引外資和外國先進的生產技術，這不光是要生產10億套在中國銷售的內衣，還要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售60億套利用中國勞動力生產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價格要遠遠低於歐洲、美國、甚至墨西哥的同類產品價格。
一旦離岸經營開始在紡織、電子、家具、眼鏡架和汽車零件等行業開展，其他行業的企業也開始跟進，或者也到中國進行離岸經營，或者尋找東歐、加勒比或其他地區作為生產中心。
中國2001年入世讓外國公司相信，如果他們將工廠離岸經營到中國，他們將受到國際法和國際統一規則的保護。中國同意逐步實現對外國企業和公民的國民待遇，這意味著外國公司可以在中國的任何地方出售他們的產品。中國還同意對所有世貿成員實行最惠國待遇，這意味著對各成員將實行相同的關稅和規則。它還同意在和任意國家或外國公司發生貿易爭端時，接受國際仲裁。與此同時，政府官員也變得更為和善起來，投資程序大為簡化，各個部委的網站內容日益豐富，這些都是為了方便外國投資者在華的投資。我從美國駐華使館那裡了解到，中國入世後的數週內中文版本的世貿規則書籍一下子賣掉了200 萬冊。鄧小平讓中國吸收了讓世界變平坦的10大因素，因此也讓中國成為世界的挑戰。
在中國入世之前，人們認為，儘管中國為了獲取和西方貿易的好處選擇了開放，但政府和銀行將保護中國企業免受外國競爭的衝擊。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傑克。潘考夫斯基告訴我說，中國的入世是給世界其他地區的一個信號——中國將不會脫離市場經濟軌道。
因為中國可以低成本招募大量熟練技術、半熟練技術和非熟練技術工人，因為中國為了增加就業機會願意吸收大量的工廠、設備，因為中國具有巨大而蓬勃發展的消費者市場，它已經成為離岸經營的理想地點。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的經營，中國遲早會成為主要的競爭對手和消費市場，因此你必須考慮好如何和它開展合作、競爭甚至加以利用。中國有160 多個人口超過100 萬的城市，你可以到一個之前從未聽說過的東部沿海城市，你會發現那裡的一個小鎮供應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眼睛框，而相鄰的小鎮則生產了世界上大多數的打火機，還有的小鎮給戴爾生產計算機屏幕，有的專門生產手機。前面提到的日本顧問大前研一在他的《中華合眾國》（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中提到，在香港北部的珠江三角洲有5 萬家電子零件供應商。
有一天在東京的時候，大前研一對我說，中國是威脅，中國是顧客，中國也是機會，你不能忽視中國；你不應該將中國視為競爭的敵人，應該將自己的業務分為幾個部分，想好哪個部分可以在中國投資，哪個部分需要出口到中國，哪個部分需要從中國進口。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對外開放對世界變平的真正影響所在。中國作為離岸經營基地的優勢越大，它的競爭對手就感覺壓力越重，這些國家包括馬來西亞、泰國、愛爾蘭、墨西哥、巴西和越南。看到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看到大量工作機會正流向中國，他們對自己說，我們最好開始提供同樣的激勵措施。這創造了競爭性的變平過程，為了鼓勵到本土的離岸經營，各個國家在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上互相攀比，看誰能提供最好的稅收減免措施、教育激勵和各種補貼。
《中國世紀》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教授、（The Chinese Century ）一書的作者歐迪德。先卡（Oded Shenkar）在2004年12月接受《商業周刊》採訪時直言不諱地告誡美國的企業家：如果你還在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你現在就趕緊退出，否則會流血致死，要參與競爭你們就必須有一個新的商業模式。即使你消減5%的成本，那也沒有用，中國生產商也可以做出同樣的調整。他說，你需要全新的經營模式來參與競爭。
中國的變平力量還和它在不斷開發巨大的國內市場有關。同一篇《商業周刊》的文章提到，這帶來了規模經濟和激烈的國內競爭，降低了產品價格，並且每年都新增35萬工程師；年輕的工人和管理人員吃苦耐勞，他們願意每天工作12小時，在電子行業和輕工業，這都是無與倫比的競爭優勢；企業家的工作熱情也很高，他們願盡一切努力取悅沃爾瑪、Target、百思買和JC Penney 等大型零售商。
2005年秋，我在北京參加訪問時，遇見了美國商會駐中國主席查爾斯。 M.馬丁。
他告訴我，他剛從浙江省一家襪業廠參觀回來。這個製造廠為世界各地的大商家和中國的零售商生產短襪和女式內衣。廠長為馬丁打開一盒短襪並告訴他，如果你從他那裡買12雙這種普通短襪，按批發價計算，每雙你只需要支付11美分。
但是廠長繼續解釋說，即使是以這麼低的價格出售，其競爭力也很難維持，因為它的競爭對手正以更低的價格出售短襪。所以他打算將廠址遷到400 英里（1 英里=1.61 千米）之外的內陸地區——江蘇省北部的一個貧困地區，那裡的地方政府已經許諾給他更低的稅收、更低的地租和更低的勞動成本。
最終，中國將不再有這樣的內陸地區可供工廠遷址，中國製造商將不能僅通過遷址進一步降低成本。但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過那裡，這就是為什麼說中國是製造業的一大變平力量，這就是西方製造商削減5%的成本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原因。
你需要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型。
不過，這種經營模式也遭到了批評人士的抨擊，他們認為，中國的市場規模和經濟實力意味著中國的經營模式將很快成為全球效仿的標準，而這種標準下不僅工資水平較低，而且勞動法保障不力。這在商業上被稱作“中國價格”（the China price ）。
但真正讓世人感到驚慌的是，中國並非僅僅通過超級優惠的條件吸引外國投資。
這只是短期戰略。很多人在談到中國現象時，他們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認為中國不是靠改善質量和提高生產率，而僅僅憑工資水平來佔據優勢。世界大企業聯合會（US Conference Board ）的研究發現，1995~2002 年，中國的私營工業部門每年的生產率增加17% ——我再重複一遍，是17%.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吸收了新科技和現代化的商業模式。該委員會還發現，中國在此期間失去了1500萬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而美國的這一數字只有200 萬。研究指出，“隨著中國製造業生產率的提高，中國正失去製造業的就業機會——而且其數量要遠遠超過美國——這有利於中國服務業的發展，這一模式正是多年來發達國家一直在遵循的。”
中國真正的長期戰略是赶超歐美國家，並且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中國領導人比很多西方國家領導人更關注如何提高年青一代的數理和計算機知識（這在平坦的世界中無疑是成功的必備條件），如何建立高度發達的通訊基礎設施，如何創建吸引外國投資的激勵機制。中國領導人希望看到的是新一代的內衣服裝和飛機機翼都能在中國完成設計，這也是她們在下一個10年中希望達到的目標。
因此30年的歷史將見證中國經歷“中國銷售”—“中國製造”—“中國設計”—“中國夢想”的整個過程——或者說，中國在同全球製造商的合作中，從一切都無能為力到成為了一個低成本、高效率的合作者。在寫這一章節的過程中，我正好在網上看到了有關半導體行業的、名為Inquirer的時事通訊，給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11月5 日一期的文章《中國將成為一切的中心》。文章引用《人民日報》的文章稱，福布斯500 強中的400 家企業已經在中國內地投資了2000多個項目，這還是5 年前的事情。
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在內部化中國的挑戰方面採取了非常積極的方式。日本推動出口的官方機構——日本貿易振興會理事長渡邊修（Osamu Watanabe）在東京告訴我：“中國現在發展得非常迅速，並且他們正從低端產品發展到高端、高科技產品。”
他認為，日本公司要維持其全球競爭力就必須將一些中間產品的生產和裝配工作轉移到中國，在日本國內主要從事一些更高附加值的產品，因此中國和日本“正成為同一供應鏈的一部分”。和美國積極參與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不斷東擴一樣，日本也在加大和他西面鄰居的一體化。在經歷長時期的經濟衰退後，日本經濟從2003年開始反彈，部分原因是當時銷售了數千噸的機器和關鍵零部件給中國。而真正的購買者是那些將工廠離岸經營到中國內地的韓國、日本和中國台灣人。 2003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進口國。
中國的飛速發展也許會影響一些國家製造業工人的就業，但對世界各地的消費者來說，中國廉價的產品的確是天賜福音。 2004年10月4 日的《財富》雜誌引用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數據稱，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廉價產品已經給美國消費者節省了大約6000億美元，給美國製造商節省的零部件進口費用更是不計其數。文章稱，這些節省下來的費用讓美聯儲可維持更久的低利率水平，居民有能力購買房屋，商家也可以有更多資本進行創新。
為了更好地理解在中國的離岸經營，我和北京亞新科工業技術有限公司的傑克。潘考夫斯基進行了一次暢談，他可以說是這種合作形式的領頭兵。如果在奧運會中有一類叫做“極端資本主義”的比賽項目，我想傑克。潘考夫斯基一定會得金牌。
1988年，他離開了在潘威伯集團（PaineWebber Group Inc.）高級投資銀行家的職務，並且在42歲的時候決定迎接一項新的挑戰——他和合作夥伴一起籌得1.5 億美元用於收購中國企業。從那之後，他在中國的商海中起起浮浮，儘管也曾遭遇慘痛的失敗，但最終還是成為中國離岸經營方面的成功範例，並且驗證了這一合作方式的有效性。
“1992~1993 年我剛到中國時，所有人都以為我遇到的最大困難將是如何在中國找到和得到機會，”事實上，當時中國到處都是機會，缺少的只不過是知道如何按照先進方式經營汽車零件工廠的中國經理人。潘考夫斯基說的一點都沒錯，在中國建廠是很容易的，難的是在中國找到善於經營的管理人。所以當他最初購買中國汽車零件公司的大多數股權時，他也開始從國外聘請管理人，成本當然是很高的，而且讓外國人在中國從事經營無疑也存在很多不便。第一種方案失敗了。
“所以我們就辭退了所有的外國管理人，並且開始嘗試第二種方案——聘用收購工廠原來的管理人員。”但是後來發現，這一辦法也不行，因為這些人已經習慣於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營模式，他們不知道怎麼和市場打交道。中國不乏具有企業家才幹的人，但在中國入世之前，中國沒有健全的法制和債市股市，因此你只能從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或第一批下海的私人企業主中進行選擇。
他在中國第一次購買的是一家橡膠零配件公司的股份。當他後來和中方合作夥伴達成進一步收購股份的協議時，中方還同他簽署了非競爭條款。然而，交易剛剛達成，中方合作夥伴的主管就自己開了一家從事同類生產的工廠。非競爭條款根本沒有起到約束的作用。第二種方案也失敗了。
潘考夫斯基的生意曾經虧損過很多錢，他稱其為在中國學做生意的學費，後來他發現自己已經擁有好幾家零件工廠。他說：“1997年左右是我事業的低點。
我們的公司從整體來看是在縮水，當時根本沒有利潤可言。儘管在收購的企業中，我們持有大多數股份，理論上講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管理者，但在企業內部已有的管理人員中，我實在挑不出理想的人選了。 “這時候我們選擇了方案三。
“我們後來得出的重要結論是，我們不喜歡'計劃經濟下的中國'，我們想把賭注放在'市場經濟下的中國'上。”潘考夫斯基稱：“我們開始尋找新一代的中國管理者，他們大多思路開闊，受過一定形式的管理培訓，在熟悉中國企業運營方式的同時還了解西方國家的管理經驗。所以在1997~1999 年，我們聘用了'新三代'的管理者，他們一般都曾在外企里工作過很多年。”自從有了這些得力管理者的支持，亞新科工業技術有限公司就開始贏利了。
今天，亞新科工業技術有限公司在中國9 個省份13家中國工廠1 年的銷售額達到3.5 億美元。這家公司的產品遠銷到美國，在中國也有36個銷售網點，專門給中國汽車製造商提供服務。
在這個基礎上，潘考夫斯基作出了又一個大膽的決策——將在中國離岸經營獲得的利潤再帶回美國去賺錢。他說：“2003年4 月，我們收購了聯邦默高公司（Federal-Mogul ）在北美的凸輪軸業務，收購的目的是首先是要獲得其客戶群——主要是美國的三大汽車製造商，再加上卡特比勒和康明斯。我們同卡特比勒和康明斯有著多年的合作關係，此次收購強化了我們的關係，增加對三大汽車巨頭的凸輪軸銷售才是我們真正希望達到的目標。收購的第二大原因是為了獲取可以帶回中國取得先進技術。人們以前不太重視凸輪軸技術，但實際上對於汽車發動機來說，凸輪軸技術水平的高低至關重要。此次收購獲取的專利技術足以奠定我們在中國凸輪軸生產的領導地位。現在，我們擁有了最先進的凸輪軸生產技術，並且在中國和美國都擁有客戶群。”
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離岸經營對美國工人來說是絕無好處的事情——本來是這裡的東西去了那裡，這就是故事的結尾。現實更加複雜。
多數企業建立離岸經營的工廠不僅是為了給在美國或歐洲出售的產品獲取更廉價的勞動力，他們更大的願望是希望能在不必擔心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在這個國家獲得較為有利的競爭地位，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巨大的市場。美國商務部的數字顯示，美國擁有的離岸經營工廠有90% 的產品都賣給了外國消費者，但這事實上刺激了美國的產品出口。很多研究表明，一家公司在離岸經營工廠每投資1 美元都會為它的母國帶來額外出口，因為當前大約有1/3 的全球貿易都是在跨國公司內部完成的。即使離岸經營的目的是為了節省工資成本，但實際上就像亞新科工業有限公司的實踐所證明的那樣，並非所有的工作機會都被轉移到了國外。美國很多企業離岸經營生產出來的產品已經成為他們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很多商品仍舊會在美國完成最後的加工步驟。
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的一項研究報告《創造就業和對外國來源收入的徵稅》（Job Creation and the Taxation of Foreign-Source Income，2004年1 月26日）
指出，那些既在美國國內也在中國從事生產的美國企業，他們的產出占美國產出的21% ，占美國出口的56% ，提供了美國製造業3/5 的就業機會（大約900萬人）。所以，如果通用電器在上海建立一個離岸經營工廠，通過給這家中國工廠出口商品和服務，他也給美國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並且美國方面還可以受益於從中國進口的低成本零件。剛才只顧討論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離岸經營，忽略了美國每年吸收的大量離岸經營投資，因為外國投資者也希望能通過這一方式進入美國的市場。 2003年9 月25日，戴姆勒克萊斯勒集團慶祝在美國阿拉巴馬州塔斯卡盧薩阿市建廠10週年，這家工廠是該集團第一次在德國之外建立的梅塞德斯-奔馳轎車生產廠，在慶祝會上該集團還宣布對這家工廠增資6 億美元。戴- 克集團負責梅塞德斯業務的主管於爾根。哈伯特在慶祝會上說：“在塔斯卡盧薩阿市，我們已經成功地驗證，在一個全新的工廠利用全新的工人生產全新的產品是可以實現的。我們也證明，在德國之外是可以成功地生產出梅塞德斯產品的。”
亞新科工業技術有限公司也是如此。它利用在中國的凸輪軸工廠完成原材料處理和基本的生產過程，然後將半成品出口到在美國的凸輪軸工廠，在那裡技術更熟練的美國工人完成最後的加工工作，這對於保證產品質量也是十分必要的。
這種情況下，亞新科工業技術有限公司的美國客戶既可以享受擁有中國供應鏈的好處，同時也可以很方便地和已經十分了解的美國供貨商聯繫。
美國高級技工每月的平均工資為3000~4000 美元，而中國工廠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只有150 美元。除此之外，亞新科工業技術有限公司還必須參加美國政府要求的養老金計劃（包括醫療、住房和退休福利）。中國工人每月的工資要交納35%~45%到當地的勞動部門以獲得上述福利。中國的醫療保險業便宜得多，因為工資更低、醫療保險涵蓋的內容更有限。潘考夫斯基說：“這些當然讓中國成為拓展業務的理想地點了。
如果可以採取什麼措施減輕美國公司醫療保險負擔，那將有助於美國保留住更多就業機會。 “他還說：”通過離岸和本土經營的合作，高工資、高技能的美國工人和低工資中國工人的合作，我們美國公司的競爭力不減反增，我們得到了更多訂單，業務增長也很快。這是很多美國人在談論離岸經營時經常忽略的事情。比如，在併購了聯邦默高公司在北美的凸輪軸業務後，我們和康明斯的業務翻了一番，和卡特比勒的業務也大幅增加。我們的所有客戶都接觸到了全球競爭，他們也非常希望成為供應商的我們能夠提供更有價格競爭力的產品。他們希望和理解平坦世界的供應商合作。我在拜訪美國客戶並向他們講述我們凸輪軸業務的發展戰略時，他們對我們的辦法表示肯定，因為他們可以看出來，我們對業務的調整能讓他們的競爭力也大為提高。 “
潘考夫斯基說，“這種合作程度也只有在最近幾年才有可能實現，在1983年或1993年是絕對不可能的。從1993年之後，情況就發生了很大轉變。比如，人們經常談論因特網如何使美國受惠，但我經常說，中國的受惠程度要勝於美國。過去阻礙中國發展的是信息不暢。外面的人不了解中國，而中國人也沒法了解世界。
在因特網出現之前，唯一可以獲取信息的方式就是出行。可是現在，你可以待在家裡並通過因特網了解一切。我們現在直接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設計圖，甚至連聯邦快遞都不需要了。 “
潘考夫斯基補充道，對於一些行業來說，在中國完成加工製造的好處是無與倫比的，“如果你老老實實地待在美國，根本不知道怎麼進入中國，10~15 年之內你都不能在全球獲得領先地位。”
中國入世後，一些傳統、效率低下且備受保護的經濟領域都面臨著全球競爭的挑戰。在中國入世談判期間擔任美中商務理事會駐京辦事處負責人的帕特。包爾斯表示，如果中國政府將入世這件事進行全民直接投票，恐怕永遠都無法通過。
在最近的兩年半中，他們已經採取了強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