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節人民幣升值之血與中國的未來

如果貨幣超發，結果就是貶值。但是，在中國又有所不同--人民幣對內貶值而對美元等升值。 很多人無法理解這種現象。在國內通脹壓力日益增大的同時，即人民幣對內貶值的同時，對外尤其對美元為何卻在快速升值呢？ 談及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有一個小插曲。國內有一位知名大學教授在電視上做節目時，把中國國內的存款與龐大的外匯儲備累加起來，以證明中國有足夠強大的實力實行規模宏大的投資計劃。 殊不知，二者之間，相當一部分是重疊的，即外匯儲備絕大部分是靠在國內增發基礎貨幣積累起來的，是以國民承受更大的通脹壓力和更氾濫的流動性威脅為代價的。 1993年12月28日，央行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據此，從1994年1月1日起，中國實行了匯率並軌，央行對於境內機構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支實行銀行結彙和售匯制度。只要是貿易順差、國際貸款、外商直接投資的外匯，由央行強行結匯，央行則向市場投放與強制結匯金額等量的人民幣貨幣供應。

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央行通過在國內印鈔票儲備外匯。 由此，外匯占款越大，基礎貨幣的投放量也就越大，貨幣的乘數效應也就越高。 1994年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僅為516億美元，從2003年開始激增，當年新增外匯儲備達到1168億美元，此後的增加更加迅猛。也正是從2003年開始，中國人明顯感覺到社會上的錢多了！同樣，也正是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房價步入快速上漲軌道。 內在的聯繫恰在於此。國內的錢多了，貨幣貶值，資金出於避險、保值的需求，瘋狂湧入房地產等領域，導致資產價格暴漲。 在國內投放基礎貨幣來儲備美元等外匯，必然造成這種局面。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年末，中國外匯儲備餘額已經高達2.8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8.7%，全年新增外匯儲備近4482億美元。如此海量的外匯儲備，必然有相應海量的人民幣投放到國內，"錢"焉能不多呢？

值得關注的一點是，中國外匯儲備增加，不僅導致國內貨幣的超量發行，同時也縱容了美元的超發，為其提供了強勁的動力，而超發的美元再被中國儲備，中國在國內投放更多的基礎貨幣，美國再印發更多的美元，中國再儲備……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這當然是對中國而言，對美國則無疑是良性循環。 外國的研究者也早已關注到這個問題。 美國學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和維杰·喬希指出：全球衰退有諸多相互交織的成因，但比較正確的觀點是，東亞和中東部分國家的外匯儲備積累，在全球經濟崩潰中發揮了關鍵性的放任作用。 2003~2009年間，全球外匯儲備自2.6萬億美元攀升至6.8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5%，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長僅4.4%。這就意味著通貨膨脹壓力急劇增長。然而，各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要持有幣種，又使得美國得以避免通貨膨脹，採取"凱恩斯主義"的國內政策，步入不可持續的資產與消費繁榮期。簡言之，中國的外匯儲備積累與美國的通脹性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之間存在內在聯繫。

中國似乎比竇娥還冤，但從本源上分析，又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以這種方式與強國博弈，焉能不受損？ 中國在很多方面都需要盡快作出調整。 可怕的不是對危險渾然不覺，而是無視背後的重重危機與風險。 2009年12月16日，我在《通貨膨脹早已在我們身邊（兼談房價）》一文中寫道："……投資就是未來的供應！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過度信貸支撐的情況下，才能與中國的出口相對接，消化掉中國過剩的產能。在次貸危機後，由於美國消費者已經透支了未來若干年的消費，他們的消費能力今非昔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仍然大規模地進行投資，一旦這種供應能力在未來釋放出來，產能過剩的嚴重局面情何以堪？這將在未來讓中國作繭自縛--一方面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是大量產品積壓。也就是說，在通貨膨脹之後，中國將步入輸入型通貨膨脹與國內的通貨緊縮共存的經濟形態！"

西方發達國家壓人民幣升值（狙擊歐元後即正式展開），中國出口下降，結果是：相關產能過剩。 中國國內大規模投資供應增加，民眾收入和購買力跟不上，加之相關投資項目本身就已是過剩項目，結果必然是：相關產能過剩。 都在回到一個點上。 這恰是至關重要的點。 雙重過剩的結果是，為了GDP和就業，只能繼續搞投資，搞投資只能繼續注資，注資缺錢只能繼續走投放基礎貨幣之路--回到一種惡性循環的狀態下。 由於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只能在本國消化，這意味著人民幣購買力下降的趨勢難以改變。 另一方面，次貸危機使美國龐大的金融泡沫破滅，美國總統奧巴馬必然重回重視傳統製造業（吸納就業）和大力發展新能源（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政策目標線上。事實上，在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後，即將政策重點放在上述兩個領域，同時提出了出口倍增計劃，而要達到這些目標，就必須實行弱勢美元政策。從大宗商品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意味著一個起漲點的確立和進一步被強化。

但是，美國並非勞動密集型產業佔優勢的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它還必須依賴於科技進步的力量。因此，我此前多次撰文指出，美國經濟將在2010年第四季度尤其2010年11月份後走向復甦，由於這種複蘇不能在短期內有效吸納就業，美國經濟的複蘇在初始階段將與失業率的居高不下並存，直到重振金融業，美國經濟才能全面走好。 中國龐大的投資，必然帶動對資源的需求。 另一方面，美國在這輪新周期實行的弱勢美元政策，也在為資源品走牛注入強大的推動力。 兩者的合力，必然推動資源品價格的上漲。 我在2009年1月16日撰寫的《投資感言》一文中強調："當時，我根據利益分析法判斷，黃金價格會一直盤整到布什下台和奧巴馬上任的交接區，在此前的幾次講座中，我多次提到，黃金價格在等待奧巴馬，奧巴馬上台之後，黃金價格將走出一波漲勢（當時看到1300美元，2010年年初作了對黃金下一階段的判斷）。"2009年1月20日，美國當選總統、民主黨人奧巴馬在美國國會大廈西側的露天平台上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44任總統，黃金突然加速上漲，而美元經過短暫上沖後，即步入跌勢。

早在2008年，我就針對黃金與美元同步性的問題，研究推導出了大致的模型，發現：從2009年起，黃金與美元在某些時段將會同步而行，而且，這種同步性比以往明顯要頻繁。結果，黃金與美元演繹出的近乎完美的同步性令投資者困惑不已。 2009年9月底，我應邀在美國演講的時候，被很多人問及這個問題。其實，道理並不復雜，當黃金的貨幣性特徵與美元的貨幣性重疊的時候，或者，當黃金的商品性與美元的商品性特徵重疊的時候--美元的商品性只在避險需求強烈的時候才會表現出來--二者的趨勢就會同步。 奧巴馬面臨的難題決定著，他必然要強壓人民幣升值。 實際上，自奧巴馬上台後，強壓人民幣升值的浪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幾乎每一次中美會談，人民幣升值都是一個必談的話題。

一方面，美國要實行弱勢美元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確保美元獨步全球的霸權地位不動搖，就只能通過襲擾唯一能和美元相抗衡的歐元，或者誘發其他相關經濟體的危機來實現，即通過引發其他經濟體的危機，來強化美元的唯一強勢地位。 這就意味著，人民幣不僅對歐元升值，對美元也必然升值--而這只是強壓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環節，另一個環節將在未來出現，即通過引發日本債務危機的方式，迫使日元快速貶值，導致人民幣相對日元也快速升值。 而融資難、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上漲、稅費負擔增加等因素，已經讓中國中小企業走得非常艱難。此處還需要提及的是，西方國家的許多企業的生產成本正在由於技術的革新不斷降低，這一點更讓中國慢慢失去低成本的競爭優勢。

如果人民幣突然快速升值，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相當一部分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與相當一部分技術含量較高而較少得到政府政策資源支持的民營企業將倒閉。隨著倒閉潮的出現、蔓延，人民幣賴以依託的基礎變得脆弱，人民幣對美元就會出現快速的貶值--這種情況下又極容易引起外資、熱錢撤離，使人民幣貶值壓力驟然成倍增加。 這種危險佈局的邏輯是： 先逼迫人民幣升值，導致大量出口型製造企業因虧損而破產倒閉，這其中包括許多優質企業，而後，再推動人民幣大幅貶值，以推高在中國泡沫和套利中獲取的暴利，收購中國的優質企業、人民幣資產、資源！ 這正是人民幣升值之血。 當外部所有的棋子都擺放在應當擺放的位置，當棋局漸成，中國能夠真正認識到自己即將面臨的危機嗎？

2009年3月18日、 2010年11月4日，美聯儲先後宣布推出兩輪定量寬鬆貨幣政策，並在2010年12月3日，明確暗示"必要時不排除推行第三輪定量寬鬆的貨幣政策"。 在2010年最後一天，美國政府的債務已經突破14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一年的GDP，美國債務的上限在1993年時為4萬蓋特納多億美元）。奧巴馬政府必須盡快說服國會，提高債務極限水平。這對經濟增長仍十分脆弱的美國來說，絕對是最後一根稻草。否則，赤字巨大的美國將不能再發債，甚至到期的債務也還不了，債務違約又將導致利息大增，美國或許會重蹈希臘覆轍，爆發債務危機，震盪全球經濟和市場。而且如果政府支出驟降，將必然導緻美國經濟驟冷，失業率大增。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絕對不會讓這種事發生。 2010年2月份，當為拯救經濟而讓美國的債務規模快要達到極限時，奧巴馬政府強力遊說，推動美國國會修改法案，將政府負債上限由12.4萬億美元提高到14.3萬億美元。 2011年1月6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致函參議院，提醒國會要及早行動提高美國公共債務的上限，以避免引起支付困難和市場混亂。如果國會不盡快採取措施，後果將是"災難性"的。蓋特納說，按照目前的借貸速度，美國的國債數量將會在3月底達到14.3萬億美元，也就是現有的國債上限。 2011年3月1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美國國會不上調債務上限的後果，將比美國聯邦政府關閉更具破壞性，且會將美國經濟帶入動亂。伯南克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做半年度貨幣政策陳述時稱："如果國會議員們無法團結一致上調美國短期債務上限以通過基本財政重組的方式幫助聯邦政府融資，那麼破壞性甚於美國政府關閉。"伯南克強烈支持做出有必要的預算變化以降低美國堆積如山的債務，以及未來幾年面臨的不斷攀升的赤字水平。他表示，美國面臨的財政挑戰是政府需要處理的最為緊急的長期問題。 美國的債務上限上調為什麼很危險呢？因為，14.3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已經與美國的GDP總量非常接近。債務一旦高於GDP，就意味著，一個經濟體可能陷入衰弱--道理非常簡單，經濟發展創造的財富與欠債利息基本持平，通俗地說，就是開始白乾了！ 這種情況下，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索隨時可能被點燃，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即為典型例子。 但美國國會上調債務上限是必然的。事實上，在過去10年裡，美國債務上限已被提高10次，再次提高勢所難免。 2011年2月14日，白宮預計本財政年度的聯邦預算赤字將擴大至1.65萬億美元，佔GDP的10.9%，創歷史最高水平，也大大高於國際公認的3%的警戒水平。 美國公共債務最近幾年的加快擴大，是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衰退、稅源減少和多年來的赤字財政政策的結果。中國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認為，目前美國還沒有找到解決巨額財政赤字問題的良好方案，它的信用風險不斷累積，這不僅使中國等新興市場面臨資本大量流入、輸入性通脹的風險，也將危及其外匯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也表示，隨著美國政府債務的數額越來越大，其國債價值也將面臨嚴重縮水的風險，從而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債權國外匯資產的安全。 這是中國持續購買美國債券的必然結果。今日被動之果都源於昨天種下的因。 早在2009年年初，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斯表示："如果政府不採取增印鈔票並貶值美元的方法，就根本沒有足夠的錢以實現其承諾的社會福利水平。"威廉姆斯認為，鑑於美國政府正在為其龐大的債務貨幣化，美聯儲將更多地增發貨幣並進一步貶值美元。 民間研究者宋鴻兵認為，美國經濟已經被債務綁架了。 1929年與2009年最大的共同之處，就在於美國經濟的負債與GDP的比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1929年，美國總負債佔GDP的300%，整個國民經濟在沉重的債務壓力下崩盤；而2009年，美國的總債務已近GDP的400%。 美國需要更多的美元來刺激其經濟發展，讓全世界共同分擔其經濟調整的陣痛。同時，也間接導致了另外一個結果：在中國相關企業處於倒閉潮時，有更強的收購中國企業和中國相關資源的能力。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自身的貨幣超量供應。 貨幣的超發對於經濟體而言，猶如一劑效果奇佳的猛藥，但服用過度之後，必然導致嚴重的器質性病變，以至於使得任何補救措施都無能為力。 在美國經濟走向復甦之後，它對通脹的承受能力將有所增強，加之實體經濟復甦帶來的對大宗商品的需求，將加劇中國的通脹壓力，而實體經濟缺少內生性的良性強勁表現的中國，對這種通脹壓力的消化能力將減弱。 央行緊縮信貸的政策，將加速中國實體經濟的缺血，其實中國的企業，尤其民營企業一直為資金不足深受困擾，所謂的流動性過剩基本上存在於投機領域。央行的政策奈何不了它們，對實體經濟的殺傷力卻是一針見血。 也就是說，當中美共同面對同一種泡沫的時候，面對的結果卻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處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從通脹到高通脹再到通縮，這個過程也許並不長，卻充滿焦慮和痛苦。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將面臨一種極為不利的局面。 應該認識到，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狀況，不僅在給國內造成日益嚴重的購買力下降缺陷，為產能過剩埋下巨大隱患，同時，也為人民幣未來的大逆轉埋下巨大隱患。 本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的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日本也出現過。日元對內貶值對外升值，加速了泡沫的凝聚。但是，當泡沫被刺破，日本發現此前自己購買的大量美國資產都要拱手讓出，大量財富被洗劫一空。 這種教訓之於中國，並不遙遠。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製度設計，是選民決定政治家的生命，各個層次的政治家都對其選民負責，千方百計地討好選民。這決定了，政府必須以選民利益最大化為追求目標。而且，政府的行為方式相對是比較透明的。美國的製度安排賦予了民眾知曉相關信息的權利，政府必須滿足。因此，即使在對外表現出攻擊性的時候，美國政府還必須一遍遍地向民眾解釋這樣做的理由和下一步的打算等。因此，美國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公開化的（所謂的陰謀論散佈者，其實是沒有註意這些公開的信息。因為看不懂才冠以"陰謀"之說）。正是這樣的製度安排，最大限度地制約了政府官員徇私舞弊、假公濟私的行為，其腐敗產生的土壤非常貧瘠。也正是這樣的製度安排，使得這個民族有著超乎想像的創造力和凝聚力。制度的優勢成就了強勢的美國，使它具有能夠對外狙擊的能力，而不是相反。 這是我們必須要明白的常識。 有關這一點，我們通過諸如維基解密披露的相關細節也可以知道：凡是揭秘的內容與美國相關的，都是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 因此，在美國處於危機中的時候，它必然會做對它最有利的選擇。歐元作為對美元影響最大的貨幣，受到狙擊是必然的--當然，歐元引來狙擊同樣是歐元自身的缺陷所決定的。 以上只是我在2008年年底的預言，歐元狙擊戰將在2010年打響的分析依據之一。 2010年3月，我又進一步確認，2010年5月，歐元國將與華爾街展開決戰，並且會速戰速決，而結果則是歐元的影響力受損--這是必然的結果。 2010年3月17日，我在《貨幣戰爭悲壯的英雄：帕潘德里歐》一文中進一步分析："歐元之後，投機大鱷們下一個要攻擊的將是中國。伎倆仍舊是：熱錢湧入--逼迫本幣升值--推高泡沫--熱錢撤離--泡沫破滅……只不過，中國一直在主動製造並累積泡沫，並且樂此不疲，不遺餘力。很多時候，不能埋怨投機大鱷太兇殘，而應該想想自己的問題。不自省者自滅。在帕潘德里歐悲壯抗爭的時候，北京又誕生了幾大地王，其中有中國兵器裝備集團下屬企業。地王一出，周邊房價立即暴漲……此時此景，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 隨後發生的事情，與我的推導基本吻合--在完成對歐元狙擊的當月，美國等西方國家就開始強勢力壓人民幣升值。如果了解了前面的程序，就不難理解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了。 除了強壓，還有一招就是自貶本幣，來造成人民幣的相對升值。 有什麼樣的因，必有什麼樣的果。 貨幣供應數倍於美元增長速度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也正在給中國企業帶來源源不斷的壓力，同時，給中國的通貨膨脹注入日益強勁的壓力。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有可能把自己逼入絕境：為未來人民幣的快速貶值創造條件，為已經佈局完畢的外資在未來收購中國優質資產提供更多便利。 這種經濟決戰的生死棋局，其實早已展開。 很多學者認為，美國受不了美元升值帶來的弊端，論據之一是美元升值會加重美國的債務，而美元貶值則可以稀釋美國的債務，美元貶值更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結論是美國更喜歡讓美元貶值。這種看法太教條，缺少大格局，是典型的散戶思維。 2008年，當我抽時間去讀在職金融學博士的時候，深感中國金融教學與現實的脫節。沒有與其他學科的融會貫通，金融只是一種工具而已。很多人認為中國缺少尖端金融人才，實際上，中國缺少的是懂金融常識的戰略家。 只要美元升值不是在美國大規模集中還債的時候進行，這種升值對於債權人的意義，更像是坐了一趟過山車而已。 更重要的是，美元快速升值是與什麼條件相伴的？是促使人民幣泡沫的破滅，如果致使人民幣瞬間大幅貶值，美元就可以以1∶20甚至更高的比例兌換人民幣，廉價收購中國的優質資產，當它掌握了足夠的資產，所欠中國的債務不就在事實上抵消了嗎？ 而且，這樣做還不至於傷害到本國債權人的利益，不引發民眾反彈。可謂兩全其美。一旦時機到來，美國就可能通過各種手段、各種工具的協調配合--這絕對是華爾街的強項，引發全球美元向美國回流，導致中國等新興市場迅速從通脹陷入通縮、從流動性過剩轉向流動性短缺，並因短期內大量失血而轟然倒地。 更大的危險在於，中國"拉閘限電"式的低碳經濟路線（這種低級的低碳經濟路線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壓力、貨幣政策緊縮壓力、原材料價格上漲壓力以及為了支撐龐大投資計劃帶來的稅費壓力，已經讓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面臨生死抉擇。 一旦外部施展攻擊，這些企業將猝然倒地，淪為他人囊中之物--尤其那些因國內貨幣政策緊縮而在海外融資的企業，一旦美元升值，來不及半點防範就將密集暴死！ 奧秘正在這裡。 這是中國當下必須警惕的。 同時，在美元正式步入強勢軌道（此處加上"正式"是因為，並非指美元的短暫反彈，而是指轉勢）時，我多次提及的始於2008年11月的這個新周期也將結束，資源的王者之氣將褪去，因為，唯有此，美國才能收購更多的資源，而後再通過美元的貶值和資源更大幅度的走強，化解自身債務，增強自身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