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戰爭賠款的後遺症，以及隨後的20世紀20年代倫敦和紐約的道威斯計劃，引發了戰後最具破壞力的後果，即全球性的長期投資相對停滯。與戰前相比，20世紀20年代，世界貿易量的絕對下降，以及整個歐洲經濟和政治不穩定，使越來越多的資金傾向於短期貸款，通常不超過一年。
這導致了一種局面，即以短期投機獲利作為判斷投資的核心標準。這又助長了20世紀20年代紐約股票市場近似瘋狂的繁榮，這種繁榮得到了來自倫敦和非洲大陸資金的推動，這些錢都希望在持續上漲的紐約交易所得到前所未有的收益。所有這些都在1929年10月破滅了。
石油危機和20世紀70年代高利率衝擊的後果，有時被稱作“高通貨膨脹”，與20世紀20年代的後果如出一轍。對世界生產性投資造成沉重負擔的凡爾賽賠款，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三世界債務“重組”計劃所造成的繁重負擔所代替。 20世紀80年代初，通貨膨脹率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12％～17％，這實際上也就限定了資本的投資回報率。這個世界需要更快更多地賺錢。
在這種形勢下，迎來了裡根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難題的求解，其倡導者稱為“供給學派”經濟學。剝去這一經濟思想的面紗，我們看到了它造成的惡果，它導致了有史以來個人短期牟取暴利的登峰造極，而這一切是以犧牲國家經濟健康的更大利益作為代價的。
1982年10月的政策施行之後，他們從第三世界國家徵收了上千萬億美元，給美國銀行系統的流動性金融資金帶來了一大筆橫財。但是，華爾街的意識形態以及財政部長唐納德·里甘想把政府從金融市場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熱情，導致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狂妄。 80年代末，當混亂局面有所緩解，一些人開始意識到，裡根的“自由市場”已經破壞了整個國家的經濟，而這個國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貨幣穩定的基礎。
裡根以為僅僅減輕個人或者公司的稅收負擔就能釋放出“被抑制的創造熱情”以及企業家才能。在這一簡單而錯誤的論點支持下，羅納德·裡根總統在1981年8月簽署了戰後歷史上最大幅度的減稅法案。法案包括減稅優惠條款，同樣適用於某些投機型房地產投資，特別是商業房地產。政府對公司兼併的管制也取消了，華盛頓給出了非常明顯的信號，“只管去做吧”，只要能刺激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就行。
到1982年夏天，白宮徵得保羅·沃克爾和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同意，將利率水平慢慢降低，投機發財的好機會來了。那年春天，一個不起眼的石油和房地產銀行——俄克拉荷馬州賓州廣場銀行的破產，與墨西哥的危機結合起來，使沃克爾相信，是放棄貨幣緊縮政策的時候了。從當年夏天到12月這段時間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貼現率竟然連降了七次，降到不足原來的40％。隨著利率的降低，金融市場開始變得瘋狂起來。
裡根“經濟復興”政策的真正面目是，除了小部分軍事航空公司得到了政府大量的國防合同外，在鼓勵投資、提高技術進步和工業生產率方面卻毫無建樹。相反，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股市以及在德克薩斯州或者科羅拉多州的油田進行投機——所有這些都被認為是“合理避稅”。
隨著沃克爾的利率進一步走低，這種狂熱變得幾近瘋狂。借款是一種新時尚。人們認為，在低利率水平下，今天借錢明天還錢“很划算”。但情況並非如此。美國城市經歷了為期20年的持續衰退，由於缺乏維護，橋樑倒塌、公路斷裂，新建玻璃牆環繞的購物中心雖然雄偉，但裡面卻空無一人，因為房地產開發商已經從大量的稅收減免中賺到了足夠的利潤。
裡根供應學派信條的根本特徵，又一次得到了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的呼應，她把工會看成是“問題的一部分”。於是形成了英國式的階級對峙，其結果是有組織的勞工運動被解體。
政府放鬆對交通運輸業的管制，是主要的政策手段。卡車運輸和航空運輸被認為是自由市場。一些專營“便宜”航線的航空公司和載重汽車運輸公司激增，在這些公司裡常常沒有工會組織，它們的安全標準也通常很低，甚至沒有。意外事故發生率攀升，屬於工會會員的工人工資水平急降。裡根的“復甦”政策使得年輕的股票經紀人很快成為千萬富翁，好像就在敲打計算機的一瞬間暴富，但是，這一政策降低了技能熟練的藍領工人的生活水準。在華盛頓，沒有人對此給予更多的關注。畢竟，保守的共和黨人裡根認為，工會“似乎就是共產主義組織”。 19世紀英國式的“廉價勞工”政策在華盛頓佔據主導，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
到1982年，在經濟不景氣和對卡車行業放鬆管制的情況下，曾經十分強大的國際卡車司機工會不得不接受一份為期三年的合同，這實際上相當於工資凍結。全美汽車工人工會，曾經是美國技術工人最有影響力的組織，1982年與克萊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談判時，也接受了降低工資的條件。鋼鐵工會等組織，在不顧一切地保護老年工人的養老金，或者避免裁員的努力中，都作出了讓步。雖然少數人的生活水平與以前相比有大幅上升，但大多數美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在持續下降。社會在不同收入水平中逐漸分化。
從華盛頓到紐約再到加利福尼亞，到處都在講“後工業社會”的新觀念。美國的經濟繁榮與投資最現代化的工業生產能力再也沒有關係了。鋼鐵曾經被認為是“夕陽”產業，因為鋼鐵廠已經生鏽，鼓風爐實際上也被炸毀了。購物中心，閃閃發光的新大西洋賭城、娛樂場，以及豪華度假飯店才是“能掙錢的地方”。
裡根任職期內，投機盛行，貨幣也從國外流向美國為這種狂熱行為提供資金。沒有人注意到，在這一過程中，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在短短的五年內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純債務國，這是1914年以來的第一次。債務是“便宜的”，並且以幾何級數增長。為了購買住宅、汽車和錄像機，家庭負債已經達到了最高紀錄。為了給損失掉的稅收以及擴張的國防建設提供資金，裡根政府也開始舉債。裡根“復甦”政策的預算赤字揭示了美國潛在的經濟狀態，它是病態的。
到1983年，政府每年的赤字開始攀升到前所未聞的2000億美元。伴隨赤字的增加，國債擴張的部分，全都用來支付華爾街債券商和他們的客戶的利息，數字達到了最高紀錄。美國政府總債務的利息支付在六年內翻了一番——1980年裡根當選總統時為520億美元，1986年超過了1420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於政府所有收入的五分之一。儘管有這些警告信號，貨幣還是從德國、英國、荷蘭和日本流入，目的是為了利用高價值的美元以及在房地產和股票市場進行投機盈利。
對於任何一個有歷史感或者有長期記憶的人來說，這一切太熟悉了。這些都在“喧鬧的20年代”裡發生過——直到1929年市場崩潰才使得輪盤賭的輪子突然停止。
1985年，暴風雨的陰雲開始籠罩在美國經濟上空時，這對雄心勃勃的副總統喬治·布什競選總統是一個威脅，石油又一次前來“援救”；只不過，這次與20世紀70年代英美的石油衝擊方式完全不同。華盛頓顯然認為，“既然我們可以提價，那麼，當對我們有利時，為什麼不能降價呢？”因此，他們說服沙特阿拉伯進行“反向石油衝擊”，向已顯蕭條的世界石油市場源源不斷地註入石油。歐佩克的原油價格像石頭一樣直線下降，僅僅幾個月前還是26美元/桶，到1986年春天降到了10美元以下。不可思議的是，華爾街經濟學家宣布，取得了抑制通貨膨脹的最後“勝利”，但是，他們忘了石油在20世紀70年代引起通貨膨脹或80年代降低膨脹過程中的作用。
緊接著原油價格進一步下降，不僅威脅到獨立的小石油生產者的利益，而且威脅並動搖了英國和美國石油大集團的切身利益。 1986年3月，喬治·布什悄悄來到利雅得。據說，他告訴法赫德國王，應該停止價格戰。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長扎基·亞馬尼王子理所當然地成了華盛頓制定的石油政策的替罪羊，然後，原油價格穩定在14～16美元/桶的較低水平。德克薩斯州和其他產油州陷入了蕭條，然而，房地產投機在美國的其他地方以最快速度上升，同時股票市場開始了新的攀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6年的這次原油價格大跌，釋放出的能量可與1927～1929年之間美國的投機泡沫相提並論。由於想在紐約股票市場上大賺一筆，大量貨幣流入美國，因此，利率下降更為劇烈。 “槓桿收購”這一新的金融行為在華爾街流行起來。貨幣成本下降，股票價格明顯上升，裡根政府發揮“自由市場”信仰，在市場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例如，一個經營有方的有著上百年曆史的工業公司按部就班地開展經營活動，無論它是生產輪胎，還是生產機器或者紡織品，都可能成為這些新的企業“襲擊者”的目標。這些“襲擊者”被稱為華爾街的“食肉鷹”。在槓桿收購第一線的各色人物，如伯恩·皮肯斯、邁克爾·米爾肯，以及伊凡·博斯基等都成了億萬富翁。為了給這一瘋狂行為以合理解釋，一些嚴肅的學術機構如哈佛商學院，以市場“效率”的名義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公司管理哲學。
在一個典型的公司槓桿收購案例中，如伯恩·皮肯斯這樣的收購者會對借來的資金作出承諾，將要購買某個公司的股票控制權，例如加利福尼亞的聯合石油或者是海灣石油公司，這些公司的市值是收購者所持貨幣價值的很多倍。目標公司的股票價格因為收購攀升。如果成功，他將接管一個大公司，這幾乎完全靠借來的錢實現。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通過公司發行一些“低級別的投資”債券來償還債務，這些債券就是所謂的“垃圾債券”。如果公司破產，那麼債權就是一堆“廢”紙。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價格在攀升，所以沒有人注意這一風險。裡根的稅制改革使得公司承擔巨額債務要比發行股票更“賺錢”。
為吸引買主，這些“垃圾債券”支付的利率非常高。這些收購者被稱作“鯊魚”，非常迅速地去“剝奪”新公司的財產，為了迅速得到收益就廉價賣清資產，然後又去尋找新的目標公司，非常像南美的比拉魚。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這些行為毀滅了華爾街，推動道·瓊斯指數上升，使得公司負債達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但是，這些債務並沒有用於投資現代科技或者新的工廠設施。這是裡根和布什政府自由市場時期允許金融投機的惡果。
在裡根在位期間，幾乎一萬億美元用作投機房地產市場，這是最高紀錄，幾乎是前些年總和的兩倍。期望保護它們的資產負債表不受拉丁美洲動亂影響的銀行，第一次直接進入了房地產貸款領域而不是通過傳統的公司貸款。
儲蓄貸款銀行，是在大蕭條時期建立的獨立管制的銀行，目的是為了給家庭購買住宅提供可靠的長期抵押貸款資源。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作為財政部長唐納德·里甘的華爾街自由市場推進的一部分，它們被“解除了管制”。允許以很高的成本“吸引”大額存款，稱作“經紀人保證金”。裡根政府在1982年10月通過了“甘恩·聖哲曼法”，取消了所有管制上的限制。這項法案允許儲蓄貸款（S&L）銀行按照它們自己的願望進行投資，為防失敗，美國政府為每個賬戶提供全額10萬美元的風險擔保。
在簽署法案時，裡根總統熱情地對應邀而來的儲蓄貸款銀行家們預言道：“我認為，我們已經摸到了頭彩。”這個“頭彩”便是擁有1.3萬億美元的儲蓄貸款銀行系統開始崩潰。
新的法律為儲蓄貸款銀行打開了方便之門，使得這些銀行可以肆無忌憚地濫用批發金融業務，從事投機冒險，而在此之前，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該法案還使得儲蓄貸款銀行成為犯罪組織洗錢的理想工具，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的毒品生意規模越來越大。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唐納德·里甘從前的美林雇主在盧加諾的辦事處就因為涉嫌在所謂的“匹薩連鎖案”中幫助黑手黨洗錢（數十億美元的海洛因黑錢）而受到牽連。
這種粗放而模糊的不受管制的經濟環境，形成了一種氛圍，那些敢冒風險受理來路不明資金的銀行很快超過了守法經營、運行良好的儲蓄銀行。銀行在為中央情報局秘密運作資金的同時，也為黑社會家族或其他有組織的犯罪家族洗黑錢。副總統的兒子尼爾·布什，是科羅拉多州希爾弗拉多儲蓄貸款銀行的董事，後來被政府指控違法操作。 1988年，尼爾嗅覺靈敏，就在他父親獲得共和黨總統提名的那週，他辭職了。
為了與不受管制的新銀行和儲蓄貸款銀行競爭，所有金融部門中最保守的人壽保險公司，也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把房地產投機作為主要業務。但是，鑑於過去的守法奉公，與儲蓄貸款銀行和商業銀行不同，政府對保險公司從來都沒進行過監管。也沒有全國性的政府保險基金為保單持有人提供保障。對銀行則不同，每個國家的政府都對儲戶提供保障。到1989年，保險公司的房地產賬面價值估計有2600億美元，而1980年這一數字僅為1000億美元。但是，1989年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蕭條的時期，房地產市場崩潰，由於驚慌的保單持有人紛紛索取他們的錢，保險公司經歷了戰後第一次破產。
事實很簡單，20世紀70年代石油衝擊以來，紐約的金融財團擁有壓倒其他一切財團的力量，以至於在1982年墨西哥危機之後，華盛頓就沒有聽到過不同的言論。債務以驚人的數量增長。當裡根在1980年底贏得大選時，美國的私債和公債總額為38730億美元。到80年代末，達到了10萬億美元。也就是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債務負擔增加了60000多億美元。
隨著生產性經濟的債務負擔增大，以及美國工廠設備和勞動力狀況惡化，20年來對這些忽視累積起來的後果開始顯現，國家主要的公共設施大規模損毀。
公路因缺乏日常維護而斷毀；橋樑因結構安全問題而有很多倒塌；在匹茲堡的貧困地區，水系污染嚴重；主要城市的醫院無人就醫；為中低收入家庭準備的住宅用房破敗不堪。到1989年，建築業行業協會性質的美國承包商協會估計，僅僅按現代標準重建美國破敗的公共設施，就急需3.3萬億美元的淨投資。華盛頓沒有人聽取這一建議。到1990年，布什政府提議由自由市場中的私營企業解決這個問題。因為華盛頓處於預算危機之中。裡根“復甦”政策導致的利益分配不平等最終體現在美國政府對生活在貧困線下美國人口的統計數據中。 1979年，當保羅·沃克爾在第二次石油危機中開始實施貨幣衝擊政策時，政府數據顯示有2400萬美國人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困線標准定為全年收入少於6000美元）。到1988年，這個數字增長了30％多，達到了3200萬人。裡根－布什的稅收政策把財富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中，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據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的研究顯示，自1980年以來，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實際收入增長了32％。
作為對“自由企業”補貼和政府補貼的綜合反映，美國的醫療保健成本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並且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是英國的兩倍；即便如此，還有3700萬美國人沒有健康保險。美國大城市的黑人和西班牙失業工人集居的地區，健康水平跟第三世界國家差不多，而不像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
撒切爾在英國的11年統治也帶來了同樣悲慘的結果。撒切爾的經濟政策嚴重歧視工業投資，歧視這個國家日益惡化的公共設施——例如鐵路和公路的現代化建設，但是，倫敦的房地產投機和倫敦金融服務“產業”的普遍增長卻掩蓋了上述事實。 1986年倫敦金融城放鬆對金融的管制，被歷史學家稱為“金融大爆炸”，是撒切爾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末，所有事情都露出了真面目：利率再一次上升到兩位數，工業陷入更嚴重的衰退，出現了戰爭以來最嚴重的蕭條，並且通貨膨脹上升到撒切爾1979年就職時的水平。
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撒切爾經濟失敗了。作為其孿生姐妹，裡根經濟也失敗了。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妨礙倫敦和紐約石油和金融界的利益。在“後工業時代”石油和金融集團的統治範圍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區域性的。它們要求在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減少國家對金融領域的干預——法蘭克福、東京、墨西哥城、巴黎、米蘭、聖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