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爾茨在聯合國的重要聲明是精心設計的，用來反擊洛佩斯·波蒂略在聯合國的演講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元首。對於沒有涉足債權銀行和債務國談判的人來說，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在聯合國發言後，洛佩斯·波蒂略未能把拉丁美洲團結起來。無論如何，他成了一個即將到期的總統，兩個月後就要下台了。與此同時，美國官員和其他人士接二連三地訪問了巴西和阿根廷，對她們進行了非同尋常的勒索，施加壓力，阻止她們加入墨西哥人要求建立的共同解決債務危機的行動中去。
亨利·基辛格組建了一個更具影響力的諮詢公司——基辛格顧問公司，他精挑細選的董事會成員包括阿斯本研究所主席、石油巨頭羅伯特·安德森、撒切爾政府的前外務大臣卡靈頓勳爵，還有英格蘭銀行和華寶銀行行長羅爾勳爵。基辛格諮詢公司與紐約銀行家和華盛頓政府圈內的人一起，對債務國“逐個”地強加了自凡爾賽賠款以來負擔最重的債務追償條款。
在國務卿舒爾茨9月30日聯合國演講之後，紐約和倫敦強大的私營銀行利益集團駁回了所有合理的意見。它們設法讓聯邦儲備委員會、英格蘭銀行，最重要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國際“警察”，這樣就形成了現代歷史上最協調的、有組織的掠奪團伙，遠遠超過了20世紀20年代的所作所為。
與西歐和美國媒體上謹慎宣傳的印象相反，為了償還紐約和倫敦高利貸者的債務，債務國不得不流血甚至是“割肉”，她們的還款額已經高出本金好幾倍。 1982年8月以後的情況就不同了，大的第三世界債務國拒絕還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債務國被人“用手槍頂著腦袋”與私營銀行簽訂協議，這些協議被銀行家們委婉地稱作“債務計劃”。而他們的領導者多數都是花旗和大通曼哈頓銀行。
1982年10月以後，針對債務國的圍剿有幾個明顯的階段。第一個關鍵階段就是紐約和倫敦的私營銀行把她們的債務危機“社會化”。通過媒體的大量採訪，向國際銀行系統發出警告，債務延期償還後果嚴重，銀行界得到了國際社會對債務償還政策的空前支持，這些政策都是花旗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漢華實業銀行、勞埃德銀行等精心炮製的。
這些強大的私人利益集團利用危機，把公共機構的權力轉向為少數精英——即債權銀行的少數權益服務。那年秋天，在英格蘭迪奇雷公園，這些私營銀行召開了一次內部會議，組建了一個由紐約和倫敦主要銀行參加的事實上的債權人卡特爾，這個卡特爾後來被稱作“國際金融研究所”，或者非正式地稱作“迪奇雷集團”〔迪奇雷集團的第一次聚會是1982年5月在倫敦的迪奇雷公園。這個聚會由哈羅德·利弗召集，當時的目的是控制美國的財政和金融政策，並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控制所有國家的中央銀行。 1982年1月，世界上36家最大銀行的代表在紐約威斯塔飯店聚會，討論了基礎性的工作；10月，這些人再一次聚會，會上報告了一項實施計劃，即推動美國的參議院立法，促使到2000年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為美國財政政策的控制者。 ——譯者〕。他們繼續施加影響，一位觀察員把這一現象描述為“銀行家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這種情況下，私營銀行把它們的貸款風險社會化，把風險轉嫁給公共納稅人，但同時把盈利據為私有。儘管有危機，這筆盈利還是相當可觀的。
這些銀行家與他們在裡根政府裡的朋友串通一氣，如財政部長唐納德·里甘，故意危言聳聽，過分渲染形勢的嚴重性，以此來恐嚇裡根總統，白宮於是要求保羅·沃克爾、美國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擬定一個計劃，給每一個債務國強加嚴格的“限制條件”。美國人還提議，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他們的限制性條件作為債務談判的內容。實際上，這些條件是1919年之後紐約銀行家們用來對付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苛刻的道威斯計劃1923～1924年，由美國銀行家道威斯（1865～1951）所主持的協約國國際專家委員會為德國製訂的賠款計劃。它於1924年8月16日經協約國倫敦會議正式通過，並於同年9月1日起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凡爾賽和約規定戰敗國德國應償付巨額戰爭賠款。 1923年，德國經濟瀕於崩潰，發生“賠款危機”，政局岌岌可危。協約國列強為防止資產階級德國的瓦解和社會主義革命向西方擴展，以及避免賠款和債務化為烏有，制定了緩和當時德國賠款困難的道威斯計劃。中各種條件的翻版，這些條件也曾在後來的楊格計劃。
1929～1930年，由美國企業家和銀行家楊格（1874～1962）所主持的協約國國際專家委員會為德國製定的新的賠款計劃。於1930年1月經海牙賠款會議最後通過。
自1923年制定的道威斯計劃執行後，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破壞的德國經濟雖得到恢復，但德國勞動者遭受剝削的加強，戰勝國列強對德國的嚴厲控制和德國對外國資本特別是美國資本的嚴重依賴，決定了德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十分脆弱。從1927年起，德國經濟中各種矛盾迅速激化，經濟危機的一些徵狀相繼出現，支付賠款再次成為問題。於是，協約國製定了楊格計劃，作為道威斯計劃的繼續。中嘗試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限制性條件以及債務國與國際基金貨幣組織簽署的協議，都是歐文·弗里德曼計劃的一部分，歐文·弗里德曼先是美國政府官員，後來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他因處理債務問題有功而得到了花旗銀行的高層職位。 1988年底，弗里德曼曾經跟一位採訪者談到了債務危機剛開始時他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把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源作為對這些國家的誘餌。首先讓你對國家經濟狀況產生一種形勢嚴峻的感覺，然後你就會找到問題的根源，並指出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藥方，即“限制性”的藥方，千篇一律。它們首先告訴債務國，如果還想從外國銀行獲得貸款，哪怕很少的貸款，必須大幅削減國內進口，大幅削減國家預算，特別是要削減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補貼。其次，為了激發工業國對債務國出口產品的興趣，要對貨幣實施貶值，這樣可以使其出口商品對工業化國家具有“吸引力”，同時又買不起先進的工業品。據稱，這些措施能夠為償還債務贏得硬通貨。毫無疑問，就連帕森·馬爾薩斯了解了這一過程，也會在墳墓裡發出會心笑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個結構調整計劃還只是第一步；對於一些符合條件的候選國家，它還將實施計劃的第二步——與債權銀行簽訂“重組”外債償還計劃協議，或者是調整外債償還計劃的主要內容。在第二步中，銀行通過簽訂合同從債務國那裡獲得了巨大的未來權益，它們把超期未還的欠款利息變成了欠債總額。
1982年，經過無數次的債務調整後，最終結果是債務人欠債權銀行的債務數額越來越大，而事實上，這期間，拉丁美洲一分錢也沒有得到。據瑞士再保險公司的資料顯示，發展中國家的所有外債總額，包括長期債和短期債，從1982年的剛剛超過8390億美元穩步增長到1987年的幾乎13000億美元。實際上，新增債務都是為了償還那些無法償還的舊債而新增的借款。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體制中，墨西哥被迫大幅度削減對藥品、食品、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補貼。人們，通常是嬰兒，因為缺乏最基本的進口藥品而無辜送命。
隨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迫使墨西哥比索進行一系列貶值以“鼓勵出口”。 1982年初，在第一次貶值30％之前，比索與美元的匯率是12：1。而到1986年時，一美元升值到難以置信的862比索，到1989年這個數值竟高達2300比索。但是，在紐約銀行和它們的華盛頓盟友的要求下，墨西哥外債的絕大部分都從私營部門轉到了政府。到1985年底，外債總額從大約820億美元增加到近1000億美元。墨西哥很快步上了20世紀20年代初德國的後塵。
阿根廷、巴西、秘魯、委內瑞拉，包括贊比亞、扎伊爾和埃及在內的大部分非洲國家，還有亞洲的大部分地區，都上演了這一過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成為全球“警察”，通過強迫這些國家接受歷史上最嚴峻的緊縮政策，強制她們償還高利貸。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牢牢控制在美英人手中，這一機構堂而皇之地成為英美金融和經濟利益在全球範圍內的實施人，這是史無前例的。當受害國得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前來考察時，她們就會發抖，這一點也不奇怪。實際上，英美銀行是向拉丁美洲貸款的最大組織，它們威脅西歐和日本的銀行，要求它們與英美“團結一致”，否則將導致國際銀行體系崩潰。
1982年以後的幾年裡，這樣的威脅並不是危言聳聽。沒有人敢提出挑戰，所有債權國家的銀行都緊密團結在紐約銀行周圍，支持基辛格在解決債務問題上的“強硬”方法。華盛頓和紐約銀行以及它們在倫敦的朋友為此大肆宣傳，債務完全是腐敗的、不負責任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錯誤”。
這一次，紐約和倫敦的銀行界非常自信，它們甚至拒絕增加貸款損失應急儲備金，應對第三世界債務的違約損失。在20世紀80年代初，花旗銀行和大通曼哈頓銀行還給它們的股東分發了可觀的紅利，公開聲稱達到了“最高盈利水平”，好像沒有什麼特殊事件發生似的。
它們對美國政府有完全的影響力，並且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債務徵收。還能有什麼比這更安全的呢？
隨著一個個債務國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迪奇雷集團的債權銀行妥協，大量資金逆向流動。據世界銀行統計，1980～1986年期間，對109個債務國來說，僅支付給債權國的利息就達3260億美元；本金還有3320億美元——兩者加起來總計6580億美元，而起初，這一數字為4300億美元。除此之外，1986年，這109個國家對債權國的欠債總額共有8820億美元。這是一個難以承受的債務旋渦。這就是利滾利和浮動利率產生的奇蹟。
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讓人感到更加震驚的另一方面是，實際上大量的資金根本就沒有離開過紐約或者倫敦的銀行。秘魯前能源部長彼德·帕布羅·庫克金斯基，曾在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一個薪金優厚的職位任職，作為這一計劃的直接參與者，他寫道：
大多數資金從來就沒有流進過拉丁美洲。 1976～1981年間，拉丁美洲名義上得到了2700億美元的資金，但我們發現，她們實際只得到84％的現金——這些錢本來計劃用於生產性投資。其他剩餘資金仍然存在銀行里，從來沒有到過拉丁美洲，只是改動了帳簿上的數字而已。
債務國已經深陷債務陷阱之中，紐約和倫敦的債權銀行提供的唯一爬出陷阱的辦法是交出她們國家的經濟主權，特別是重要資源的開採權，如墨西哥的石油。銀行家們稱之“債轉股”政策，其目標是獲得對債務國資源的控制權，這對債權銀行來說更有吸引力。
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丹麥委員會委託，一位丹麥經濟學家的研究闡明了這一過程。
1979年，共有400億美元的淨資金流從富裕的北方流向貧窮的南方。這一流向在1983年發生了逆轉。那一年，約有60億美元的資金反而從欠發達國家流向工業化國家。據聯合國統計，從那時開始，這個數字急劇增長，每年大約遞增300億美元。但是，如果把整個20世紀80年代因原料價格下跌引起的資源轉移因素也考慮進來的話，那麼，每年從欠發達國家流向工業化國家的資金至少有600億美元。如果把黑錢外逃也加進去的話……
這項由漢斯·拉斯姆森進行的研究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實際發生的情況是：財富不斷從缺乏資本的第三世界流出，而主要流入國是為第三世界的赤字提供資金的美國，其次是英國。拉斯姆森估計，在20世紀80年代，所有發展中國家單單轉移到美國的資金總計就達4000億美元。實際上，這為裡根政府在和平時期實行的有史以來最大的赤字政策提供了資金，但卻被虛偽地讚頌為“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復蘇”。
隨著美國利率的提高、美元的不斷升值，又有美國政府的安全保障，20世紀80年代，美國高達43％的預算赤字，實際上是通過對債務國進行資本掠奪來提供資金的，而這些債務國都是發展中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通過凡爾賽賠款，英美銀行家把債務僅僅當作是對所有主權國家實施經濟控制的手段。這些傲慢的紐約銀行家認為，他們根本沒必要擔心那些弱小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國家。畢竟，生意就是生意。此外，聯合國的年度報告，拉丁美洲的經濟調查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數據；還可參考Kuczinski1988年代表英國獨立電視台發表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其中對債務危機的評論很有見地。
1986年5月，一份為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準備的題目為《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的研究報告注意到裡根政府處理這一問題的一些令人吃驚的方面。這份報告記錄了，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財政緊縮措施迫使拉丁美洲為了償還債務而實際上中斷了工業和其他產品進口，這給美國的就業和出口造成了破壞性的損失。作者指出：現在，事情逐漸變得明朗起來。政府制定的政策已經大大超過了保護銀行免於破產的需要。裡根政府對債務危機的管理，實際上是對在債務危機中起推波助波瀾作用的某些機構的獎勵，同時，也是對那些沒有參與製造債務危機的機構和行業的處罰。
但是，這份研究報告很快就被隱藏了起來。
根據紐約的摩根信託公司的計算，截至1985年的十年，從第三世界流出的資金總計在1230億美元以上，這些資金主要流向所謂的“安全天堂”——美國等國家。不止一家紐約銀行和投資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如波哥大、麥德林以及其他地方）設立了辦事處，幫助美元黑錢離開這些國家，並從中漁利。美國和西歐的工業城市中吸毒人數的上升期（說來也怪，吸毒成癮與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第三世界債務危機同時爆發）與“洗出”南美洲的非法美元數額的上升期正好吻合，具有驚人的一致性，洗錢的過程則是通過像唐納德·里甘的老雇主美林公司等的精心操作完成的。委託人被冠以“高淨值個人”的雅號。
在研究拉丁美洲的資金外逃中，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喬·佛瑞克指出，為客戶提供資金外逃的便利已經成為20世紀80年代美國大銀行在債務危機中最盈利的業務之一。他指出，除了被逼無奈的債務國政府每年要償還大約500億美元利息外，諸如花旗銀行、大通曼哈頓、摩根擔保和美國銀行等大銀行，還要求債務國採取殘酷的國內緊縮措施以“穩定”貨幣，由此引起的外逃資金大約在1000億～1200億美元之間。對這些銀行來說，這變得更加隱蔽、更加有利可圖。
對每年從幫助拉美資金外逃的業務中獲得的收益率，紐約和倫敦的銀行實行嚴格保密，據可靠報導稱，平均達到70％。一位私營銀行家這樣說道：“一些銀行拼命也要得到一單這樣的生意。”這還是比較溫和的說法。 1983年《倫敦金融時報》報導，花旗銀行在全世界的銀行業務中盈利最大的部分無疑來自巴西。
作為英美債務戰略的結果，如果還有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非洲比拉美的遭遇更慘。自從19世紀殖民時期以來，除了頑強的南非，非洲大陸一直由英國、法國和葡萄牙統治。非洲一直被認為是原始的、未開采的廉價原料的主要產區。 20世紀60～70年代，“反對殖民主義”的獨立浪潮並沒有給非洲的經濟狀況帶來重大的改善。
但是，石油危機、緊接著的20％利率衝擊以及20世紀80年代世界工業的崩潰，都給幾乎整個非洲大陸以致命的打擊。直到20世紀80年代，非洲90％的地區仍然依賴原料出口來籌集發展資金。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棉花、咖啡、銅、鐵礦石和糖，國際上幾乎所有原材料的美元價格一直在下跌。到1987年，原料價格已經跌到二戰以來的最低水平，與世界經濟衰退最嚴重1932年的水平持平。
如果這些原料的出口價格保持穩定，哪怕僅僅維持在1980年水平，非洲在20世紀80年代還可以多得1500億美元。在1982年，“債務危機”剛開始時，這些非洲國家欠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的債務總額大約為730億美元。到80年代末，經過債務“重新調整”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各種形式乾預她們的經濟，這個數字已經比原來的兩倍還多，達到了1600億美元——簡言之，這些增加的債務與價格穩定情況下的出口盈利幾乎相等。
關於債務的事實，西歐和美國城市的普通市民每天在報紙上讀到的是一回事，實際上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20世紀80年代，強大的英國和美國跨國公司開始效仿銀行，在與美國接壤的墨西哥邊境建立了童工血汗工廠。這些低技能加工裝配廠僱用了年齡在14～15歲之間的墨西哥童工，工資是每小時50美分，為通用汽車或者福特汽車公司或者多個美國電器公司生產產品。他們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允許，因為他們能“掙得”償還債務所必需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