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2、“殘忍心”

反對參拜，當然有反對的道理。靖國神社為什麼要供奉14名二戰甲級戰犯，這14人又曾經做過些什麼？我們必須弄清楚。 日本戰後被處以絞刑的甲級戰犯之一、前內閣總理大臣廣田弘毅的孫子廣田弘太郎曾經表示，靖國神社在1978年開始供奉14名二戰甲級戰犯牌位前，並沒有徵求他們家族的意見，他和他的家族反對靖國神社祭祀廣田弘毅。 日本共同社援引當年67歲的廣田弘太郎的話說，“如果（靖國神社）詢問，（我）就會拒絕。”他還說，“我不記得曾同意供奉，即使是現在，我也不認為我祖父是被供奉在靖國神社。”日本《朝日新聞》也報導說，廣田弘太郎在接受該報採訪時明確表示，整個廣田家族都從未同意靖國神社供奉廣田弘毅的牌位。但靖國神社發言人告訴《朝日新聞》，雖然靖國神社曾與一些被供奉者的家屬接觸，但並沒有規定必須要事先徵得家屬同意才能供奉死者。

廣田弘毅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務大臣，1936年1月發表了企圖吞併中國的“廣田三原則”。 1936年3月，他在日本右翼軍人兵變後出任內閣總理大臣，1937年初下台，後又出任外相，參與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決策，是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的主謀之一。 1948年12月23日，身為戰犯的廣田弘毅在東京巢鴨監獄內被處以絞刑。廣田弘毅是被處以絞刑的7名甲級戰犯中唯一的文官。 1955年4月，日本政府向這7名甲級戰犯的家屬移交骨灰，只有廣田家族拒絕接收。 廣田弘毅共有6個子女，現在都已去世，長子就是廣田弘太郎的父親。目前，廣田家的家廟設在廣田弘毅的出生地福岡縣，而家族把廣田弘毅的牌位放在了鎌倉的一座廟宇內，那裡沒有廣田弘毅的骨灰，只有他的一縷頭髮。廣田弘太郎說，他們家族也沒有加入由二戰戰犯遺屬組成的團體。 “我祖父既不是軍人也不是戰死者。我認為靖國神社和廣田家族之間沒有任何關係。”

日本媒體還曾經披露，已故日本天皇裕仁在1988年一次講話的筆錄顯示，裕仁曾對靖國神社從1978年開始祭祀甲級戰犯一事非常不滿，並明確表示，這就是他此後不去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 日本歷史學家羽田也認為，廣田家族明確反對靖國神社祭祀廣田弘毅的表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二戰結束前，靖國神社供奉的都是死於戰場的軍人，”他說，“這些甲級戰犯可能自己都從未想過會被供奉在那裡。對廣田弘毅來說，這一點更加明確，他是一名外交人士，而非軍人。”羽田認為，靖國神社時任宮司（負責人）鬆平永芳1978年把甲級戰犯牌位移入靖國神社祭祀，可能是為了否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合法性。 那麼，1978年10月17日其靈位被放進了靖國神社的14名甲級戰犯，究竟是何等出身，生前又都做了什麼事情呢？

侵蘇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決策者之一東條英機，1884年12月30日生於日本東京一個軍閥家庭。其父東條英教是一個從下級軍官逐步晉升為陸軍中將的軍閥，甲午戰爭時期任日軍大本營參謀，後任《日清戰史》編纂部部長。日俄戰爭以後歷任日軍第八旅團旅團長、留守近衛第一旅團旅團長、朝鮮京城守備旅團旅團長；晚年從事兵學書編寫，著有《戰術麓之塵》等。 東條英機自幼受到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1899年9月至1904年5月，先後在東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期間，經歷了嚴格的軍事化學習。東條學習成績不算太好，打架卻很厲害，從不服輸，被別人稱為“打架王東條”。同時，軍事教官的“在戰爭中要勇衝猛殺，視死如歸，為日本征戰建立功勳”的“訓示”對他影響很大。

1904年6月，東條升入陸軍士官學校，1905年4月畢業時被授予陸軍步兵少尉軍銜，畢業前夕他帶領第17期300名學員在皇宮振天府前宣誓：“要為天皇而死……在滿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願。”之後他來到中國東北，趕上日俄戰爭的尾聲。 1911年至1915年，東條英機就讀於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歷任陸軍省副官、駐德國大使館武官、陸軍大學教官、陸軍省軍務局課員、整備局動員課長等職，並堅決支持日本軍部的右翼法西斯分子謀劃、策動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 事變後，東條英機兼任陸軍通訊學校研究部部員等職。 1933年3月，東條英機被任命為陸軍少將，任職於參謀本部，同年11月任軍事調查部部長。 1935年9月，東條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來到中國東北，加強對偽滿洲國的“治安肅正”活動，鎮壓中國東北人民的抗日鬥爭。

1936年12月，東條英機晉升為陸軍中將。翌年3月，東條出任關東軍參謀長。 6月，東條上奏日軍大本營，鼓吹“從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目前中國的形勢，我們相信：如為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除去我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七七事變後，東條英機率日軍直撲察綏和晉北，侵占張家口、大同、集寧、綏遠、包頭等地，並炮製偽“察南自治政府”。東條指揮的察哈爾作戰，被稱作“關東軍的閃擊戰”，日本陸軍部認為：“關東軍的功勳，得力於東條參謀長。”東條也因此而獲得日本政府的第一張“戰功獎狀”。 1938年5月，東條英機回國出任陸軍次官，負責陸軍省常務工作，兼任陸軍航空部部長、航空總監。至1940年2月，東條就任臨時軍事參議官；7月就任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他擔任陸軍大臣後，即派遣日軍進入印度支那南部，並參與提出建立日本領導下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

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任日本內閣首相兼內務大臣、陸軍大臣和對滿事務局總裁，授陸軍大將銜。此前，他發表宣揚法西斯精神的“戰陣訓”，強調日軍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應思為常事”。同年11月初，以東條為首的日本政府，在御前會議上通過了對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的決定。 11月中旬，東條在臨時議會發表戰爭演說，譴責英、美阻礙日本進行侵略擴張，號召國民節衣縮食，“一億國民齊上陣”。臨時議會根據東條的要求，通過了38億日元的臨時軍費追加預算案。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同日，日軍根據東條英機的命令，陸續開始對泰國、馬來亞、菲律賓、關島、威克島、吉爾伯特群島及香港等地發動進攻。 12月8日，美國、英國宣布同日本處於戰爭狀態。

1942年5月，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日本政府，命令日軍聯合艦隊佔領中途島和阿留申群島；6月5日，日軍在中途島戰役中受到重創，損失大型航空母艦4艘、重巡洋艦1艘、飛機400多架、兵員3500人。 1944年4月中旬，為加強中國日軍與南洋日軍的聯繫，東條英機命令在華日軍執行“一號作戰”手令，盡快打通橫貫中國的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這是東條在中國發動的最後一次較大的攻勢。同年7月18日，由於日本在與美國的海戰中屢遭重創，在侵華戰爭中連遭失敗，東條內閣被迫辭職，東條英機辭去日本首相、陸軍大臣及參謀總長職務，退出軍政舞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12日，日本頭號戰犯東條英機自殺未遂，被捕入獄。 1948年11月12日，東條英機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犯有發動戰爭，侵略別國等罪行判處死刑；12月22日被執行絞刑。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侵華罪行的審判重點，放在九一八事變和“南京大屠殺”上，東京審判期間出現了兩次排隊領旁聽票的情況，一次是審判東條英機，一次就是對“南京大屠殺”的審判。 當時被起訴的甲級戰犯共28人，其中板垣徵四郎和木村兵太郎正在押解途中，由於美國是“太平洋戰爭”的直接受害國，因此美駐日占領軍司令麥克阿瑟，將挑起“太平洋戰爭”的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列為頭號甲級戰犯，在指控日本戰犯的全部55項罪行中，東條英機一個人就佔了54項，此前，美國憲兵逮捕東條時，他曾用手槍自殺，他的辯護律師鹽原時三郎對記者說，戰敗後東條深恐為外國拘捕，故手槍始終不離身旁，他讓醫生在心臟部位畫一墨圈，洗澡後仍將墨圈畫回原處。但東條那一槍打偏了，他被送進美國醫院，美國大兵獻血救了他一命，他醒後說，“我沒朝自己腦袋開槍，是怕死後人們認不出我”。

中國的梅汝璈在日記中這樣描述他對戰犯們的印象：“每個法官座上都擺了一張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這照片是依照他們的座次排列的，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東條和肥圓圓臉的土肥原，其餘各人都是板著面孔，佯作鎮靜。” 作為九一八的另一名主謀，甲級戰犯土肥原在法庭兩年多的審訊中只說過一次話，當庭長問他是否承認有罪時，土肥原回答“主張無罪”，此後再不開口。 19世紀，日本確定以中國和朝鮮為侵略對象的大陸政策後，在中國建立了許多特務機關。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脈相承的日本陸軍三大特務機關：清末時期的青木宣純機關、北洋政府時期的坂西利八郎機關和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土肥原賢二機關。 土肥原賢二，1891年8月8日出生於日本岡山縣的一個軍人世家，從14歲入仙台地方陸軍幼年學校開始，先後就讀過東京陸軍幼年學校、日本士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 1912年從陸軍大學畢業後，任職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隨即由參謀本部派往中國，在北京特務機關任坂西利八郎中將的輔佐官，開始了他在中國的特務生涯。

土肥原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說幾種中國方言，這為他從事諜報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因其工作業績顯著，於1930年被調任天津特務機關長，次年又調任瀋陽特務機關長，九一八事變共謀者，一手導演成立偽“滿洲國”政權。 土肥原調到瀋陽後幾個月，就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時，土肥原正奉召到東京匯報東北情況。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仍然判定：“土肥原賢二確為1931年瀋陽事變的共謀者之一”。主要理由是：1.事變發生時他雖然不在瀋陽，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務機關是發動事變的中心。 2.土肥原被召回東京時，在報刊公開主張：“關於滿洲一切懸案應從速解決，如有必要應以武力進行解決”。 3.事變發生後3天，土肥原即從東京返回，就任瀋陽市長。 4.土肥原是將遜帝溥儀由天津轉移到東北的陰謀策劃與實施者。因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土肥原對九一八事變有“共謀侵略計劃罪”而提出公訴，並認為罪證“均確鑿無疑”。 九一八事變後，土肥原提出在東北建立以遜帝溥儀為首的滿蒙“五族共和”體制的日本傀儡政權。在關東軍的支持下，他親自趕赴天津，製造“便衣隊”暴亂事件，乘機將溥儀從天津劫持到東北。在土肥原等人的導演下，以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政權很快成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長達14年之久的殖民統治下，日本從中國東北掠奪了大量資源，東北人民遭受了深重災難。 日本侵占東北後，又向華北擴張。與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於1933年再次充任瀋陽特務機關長，開始策劃“華北自治運動”。當時，華北山海關、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務機關，全部劃歸土肥原領導。在他的策劃下，特務機關先後對閻錫山、韓復榘、宋哲元等中國地方首腦進行拉攏，企圖使他們脫離國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權，但沒有收到成效。於是，土肥原又開始尋找其他機會。 1935年5月，4名日本軍人在察哈爾省由多倫經張北縣沿途偷繪地圖，到達張北時因無證件而被中國軍隊扣留。土肥原立即以此為由向冀察當局施加壓力，逼迫察哈爾省民政廳廳長秦德純與之簽訂《秦土協定》。該協定主要內容包括：1.向日軍道歉，撤換與該事件有關的中國軍官。 2.停止國民黨在察哈爾的一切活動。 3.成立察東非武裝區，第29軍從該地區全部撤退。 4.取締察哈爾省的排日機關及排日活動。 5.撤換宋哲元的察哈爾省主席職務。 1935年10月，土肥原特務機關進入北京後，繼續策劃以分裂中國為目標的“華北自治運動”。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證，土肥原曾親自與國民黨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進行密商，要求後者“起事”。在土肥原的煽動下，殷汝耕於11月25日在通縣宣告脫離國民政府，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並發表了親日宣言。冀東偽政權成立後，土肥原又鼓動主持華北軍政的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成立“華北五省聯盟自治政府”。宋哲元得到國民政府同意後，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土肥原擔任冀察政務委員會顧問，並安插了一些親日分子充當委員。 1936年3月，土肥原奉調回國出任留守第一師團師團長。 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為第14師團師團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國。 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陸，之後在華北作戰，一路殺向保定、石家莊、邢台、邯鄲、磁縣、大名、安陽、新鄉，直抵黃河渡口。因其進軍迅速，被日本報紙稱為是“華北戰場上的一顆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率部渡黃河進入隴海鐵路向鄭州方面進攻。中國軍隊為阻止日軍沿平漢鐵路進攻武漢，在花園口掘開黃河堤岸，以黃河之水阻止日軍行進。土肥原部被洪水圍困月餘。黃河決堤造成中國人民數十萬人死亡和1200餘萬人流離失所，日軍的侵略是該事件的根本起因。 1938年6月，日本為在佔領區組織統一的偽政權，成立了對華特別委員會，調土肥原中將負責，稱“土肥原機關”，後改稱“重光堂”，在上海設辦事處。該特務機關成立後，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後對唐紹儀、吳佩孚、靳雲鵬做工作，但並未取得成效。 1938年底汪精衛叛國出走後，日本改將汪作為統一中國偽政權的對象。 土肥原於1939年調任北滿第五軍司令官；1940年調任日本軍事參議官兼陸軍士官學校校長；1941年晉升陸軍大將並出任陸軍航空總監；1943年調任第七方面軍司令官，統轄日本駐馬來亞的第29軍、駐蘇門答臘的第25軍、駐爪哇的第16軍和駐婆羅洲的日本守衛隊；1945年調回東京任教育總監。 日本戰敗投降後，土肥原賢二被盟軍逮捕，關入橫濱刑事所。 1948年11月，以“破壞和平”、“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反人道”等罪行，土肥原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為甲級戰犯，在巢鴨監獄執行絞刑。 另外一名就是製造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侵略軍對我國開始了大舉侵略，所到之處都實行“三光”政策。到了11月下旬，日本侵略軍已經逼近六朝古都南京。日本侵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攻占上海時受到了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攻占上海後，松井石根在12月1日晚7時，向部隊發出了攻占南京的命令。 此時的南京已有半數居民和僑民撤離，但還有幾十萬的居民和少數外僑留下。在外僑劃定的國際安全區域內，設置了25個難民收容所。 12月9日，松井石根命令部隊向南京城內空投所謂的最後通牒，並聲稱：大戰即將開始，若中國軍隊必欲抗戰，則一切戰爭之恐怖將盡現於南京。 12月12日下午5時，國民黨南京守備部隊的高級將領棄城逃跑，數十萬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卻落入了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之下。 松井石根在入侵南京後，下令部隊“分區對城內進行掃蕩”，之後的六個星期，松井石根帶領他的侵略部隊在南京製造了一起舉世震驚、慘絕人寰的屠城血案。此外，令松井石根無以辯駁的證據是外國記者的相關報導：美國記者達丁在發回國內的報導中描述，“隨著日軍佔領下關，出現了防守部隊遭到集體屠殺的事件，屍體被混入沙袋中堆積起來，形成了6英尺高的小山。” 在國際安全區域裡的25個難民收容所也沒有逃過這場屠殺。裡面的中國百姓許多人都被日本侵略軍拖出難民營集體屠殺，眾多婦女都被多次強姦。當時國際安全委員會的創立委員、金陵大學醫院外科主任、美國教授貝蒂斯在遠東國際法庭上作證說：“在72小時內南京國際安全地帶委員會埋葬軍民死屍大約30000具……我曾目睹5次強姦事件，在金陵大學校舍內收容難民30000人，曾發生強姦事件數百次。” 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後，1938年3月松井石根復原回國，定居在日本東京以南的靜岡縣伊豆山。他竟然在伊豆山山腹燒製了一尊合十觀音立像，燒製使用的泥土是從南京大場鎮帶回的紅土。這座觀音像還被起名為“興亞觀音像”。松井本人還對此像的含義作了解釋，說：“此像容目溫和，面向南京，體現了以此功德永遠向怨親平等、祈仰東亞之大光明之本意。” 距觀音像不遠處還建了一座觀音堂，堂內祭壇正中設有一座觀音坐像及一座立像，觀音像前的木匣內擺放著記有鬆井部下戰死者23104人的名冊，兩側還立著兩個牌位，寫著“支那事變日本戰歿者靈位”和“支那事變中華戰歿者靈位”，以此表示對中日雙方戰死者的祭奠。雙手沾滿了鮮血，卻仍想以此來掩蓋自己的罪行，模糊這場侵略戰爭的事實。但是在1948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面對鐵一般的事實，松井石根還是不得不對自己的罪行一一供認。 在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等七名甲級戰犯被處死刑後，其“靈位”被放置在觀音堂祭壇的突出位置，祭壇兩側還陳列出許多與松井十分有關的實物，儼然成為一個“松井紀念館”，之後這裡更是成為祭奠包括1068名甲、乙、丙級戰犯在內的所謂“大東亞戰爭全體陣亡者”的場所，因此被一些日本人視為“小靖國神社”。 儘管松井石根視中國百姓的生命如草芥，但他自己卻是一個害怕死亡的人。當他被宣判死刑時，竟然因過於害怕而險些摔倒在法庭上，在《侵華日軍甲級戰犯大結局》一書中，對鬆井石根此時的表現這樣描述道：松井石根聽到自己被判為絞首刑後，頓時臉色蒼白，渾身顫抖，竟然在摘耳機時把眼鏡也帶了下來。他拾起眼鏡，仔細觀察了一番，發現並未破損後復又戴上，向法庭鞠了一躬，不想又腳底不穩，險些摔倒，幸虧站在他身後的美國憲兵拉了他一把。隨後，憲兵像挾小雞一般，將鬆井石根拖出了法庭。 如果說在明治維新之前，作為一種民間信仰，靖國神社將“成者王侯”與“敗者盜寇”一起祭祀，確實顯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種“人情味”（如祭祀叛亂而死的西鄉隆盛）；那麼，在明治維新之後，靖國神社的意味發生了改變。 余杰認為，如今的靖國神社已“完全蛻變成為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馬前卒”。他說：“我在靖國神社及'遊就館'中看到的一切，絕非'宗教自由'那麼簡單。”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分析得更透徹，他認為：“靖國神社之突出'為國捐軀'，使得這種'已在國民的宗教意識中紮根的慰靈傳統有了本質的改變'。此後，必須是效忠於天皇和大日本帝國的，才有資格享受祭祀。這種置幕府軍隊與外國士兵之死於不顧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參拜和軍國主義的同時，培養了民眾的'殘忍心'——很難說這與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在中國以及東南亞的暴行沒有關係。” 事實上，在靖國神社成為一個國際問題之前，日本政府和日本戰死官兵親屬之間一直有較為強烈的對立感情。日本戰死官兵的親屬，固然可以接受為天皇戰死的說法，但日本人通常並不把天皇和政府看作一體，我家的人是被日本政府帶去的卻沒有帶回來，要找政府算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些人得罪不得，但要討好也很不容易，因為他們人數眾多，日本政府就算有金山也無法填補他們的需要。這也是歷屆日本政府頭疼的問題。 但是，靖國神社問題一出，日本政府的頭疼就迎刃而解。由於亞洲鄰國的反對，日本政府成功地獲得了戰死老兵家庭的支持，成為了他們的代言人和保護者，雙方站到了一條戰線。按說，中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佔有絕對的道義優勢，但是具體到日本每一個戰死官兵的家庭，無論日軍有怎樣的罪惡，這些供奉在靖國神社的人畢竟是他們的兒子、兄弟、丈夫或父親，可以想像這個時候，這些普通日本人無論是不是軍國主義者都不會講道義的。 於是，在日本國外的人認為靖國神社有甲級戰犯在裡面，日本人是要復活軍國主義，在日本國內的人則認為是外國人不讓本國政府表達對於為自己戰死者的尊敬和歉意，在這一輪的對抗中，日本政客獲得了最大的成功。日本首相支持率不夠高的時候去拜靖國神社，也就成了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