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1、保衛釣魚島
2009年5月27日，日本外相岡田克也說：“（釣魚島）不存在領土問題，沒有討論的餘地。”
2008年6月16日清晨5點20分，距釣魚島七八海里處，“全家福”海釣船全速前進，波濤滾滾，情勢緊繃。在第二天的報紙中，中國台灣媒體一句一句地回放那一時刻那片海域的緊張對峙：晨曦中，日本巡邏艦喊話：“全家福海釣船，你們已進入日本領海，立即離開！”
中國台灣基隆海巡隊長黃漢松還以顏色：“海上保安廳巡邏船，這是我們的海域，我們船舶有航行的自由，請不要干擾它的航行。”
事後，黃錫麟回憶起來，仍然顯得很激動：“走到距離釣魚島6海裡到0.4海裡這段的時候，雙方的對峙最為激烈。這本身就是最敏感的、衝突最多的地方。日本保安廳的船要撞我們，我們中國台灣的巡海艦馬上沖過去，把他們頂回去。這種動作連續好幾次。日本的船還在我們前面蛇形行駛，弄得波浪很大。前面船要蛇形行駛的時候，我就跟船上的人講：'小心，小心，抓緊欄杆，快蹲下來。他們又要造浪啦。'”
“噴水的時候有噴到我們，但是離我們還比較遠，不造成多少危險。如果近的話是很有殺傷力的。他們噴我們，我們的海軍也噴他們。兩邊互噴。距離最近的時候，兩艘船距離不到兩公尺。”
2年前，5年前，乃至更為久遠的時候，起航的港口一直是台北縣瑞芳鎮深澳港，目的地一直是釣魚島，帶隊的一直是黃錫麟，保釣船一直是“全家福”號，船長一直是跟黃錫麟合作保釣十幾年的老朋友遊明川。
作為中國台灣“保釣行動聯盟”執行長，黃錫麟與同伴們的2008年“保釣”之行雖仍驚心動魄，但較之以往，這一回因有中國台灣的護航艦保駕，保釣船沒有落單無援而淪為日方船艦“老鷹抓小雞”的衝撞欺負。但並非每次都這麼幸運。
黃錫麟想起兩年前2006年的8月16日，他和已去世的保釣英雄“趙老爹”趙德申攜手並肩的最後一次保釣行動。那本是一次包括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在內50艘保釣船的大規模行動，卻因陳水扁當局層層阻礙，最終只剩下了5人1船孤軍奮戰。
保釣聯盟中像黃錫麟這樣正值壯年且一干就是十幾年的已經寥寥無幾，眾多20世紀70年代擎起保釣大旗的老將也都年事已高，“這個工作吃力不討好，谁愿意接手幹？”黃錫麟說。還好，有“老保釣”一直解囊相助。 “他們年紀大了沒辦法出海，就把保釣的希望寄託在我們身上。”
2008年那一次，黃錫麟後來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繞釣魚島的時候我們的船離釣魚島約0.4海裡。很近，島都看得很清楚。我們不能再往前靠近了，再往前就會擱淺了。要登島，只有一塊可行的海灘，但日本的船就停在那邊，我們不敢貿然下去。我們下去的話，可能就會被抓。雖然我們中國台灣這邊有已經待命在那裡的外援部隊，萬一我們人被抓走的話，他們馬上會追上去解救我們，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節外生枝，一發不可收拾。我認為我們這次出來最主要就是要宣示我們的主權而已，我們不要有激烈的衝突。”
2008年6月16日清晨6點40分，“全家福”號完成繞島一周，駛離釣魚島。
黃錫麟說，“離開的時候我們還是情緒很高漲，高喊著'日本滾出釣魚島！'日本保安廳的船還是一直跟著我們，直到離釣魚島40海裡才返回。”
離開釣魚島的時候，黃錫麟告訴船上的保釣成員，“我們還會再來。保釣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是要做一個長期抗戰的準備。因為這是我們的領土，不能讓日本人隨隨便便就欺負到家門口來了。”
除了政府方面對釣魚島歸屬問題的嚴正聲明外，民間保釣運動也一直未間斷，從最早的海外留學生，到港台民眾，再到兩岸三地民眾同時參與，從1970年開始算起，已經有41年曆史。
1970年底，一本來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釣魚島須知》的小冊子，其中重點提到釣魚島問題背後隱藏的日本對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爭奪，並且從地理、歷史、海洋法等方面闡釋釣魚島主權隸屬於中國的事實，在美國高校的中國留學生之間流傳。
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頓大學沈平、李德怡等人組成了“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強調以行動“警告日本”、“抗議美國”、“呼醒國人”。至1971年初，“保釣行動委員會”幾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 1971年4月10日，來自全美30餘所高校，17個地區的近4000名留學生、華僑齊聚於華盛頓憲法大道與二十三街的廣場，保釣運動達至高潮。
四次出海，一次登島，中國大陸民間保釣行動最活躍的時間，集中在2003至2004年。
2004年3月24日，大陸保釣志願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島。登島的7個人，是馮錦華、張立昆、尹東明、方衛強、王喜強、胡顯峰和殷敏鴻。
“沒有海灘，岸邊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剛下過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來，遍山生長著一種類似於棕櫚樹的植物，青蔥色，樹林裡有白色的山羊探出頭來。”這是殷敏鴻向《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回憶中釣魚島的模樣。
回溯起來似乎很輕鬆，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緊張而混亂。海上風力7級，開船1個多小時後，大部分人紛紛吐得不成樣子，暈船藥根本不管用。 “那感覺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裡所有的東西都給抖出來。”
大家出發前商量過無數種方案和對策，可真的到了緊要關頭，雜牌軍的弱點全都出來了：“漁船開到了很靠近釣魚島的地方，兩條小艇放下海，發動機掛不上去，連船槳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記把對講設備和攝像機給我們了……”殷敏鴻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個人，“還沒有靠近岸邊的礁石，另外兩個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裡，遊了過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發現，“到達的只是一塊大礁石，跟釣魚島主島還隔著幾米遠，只能游過去”。
7名志願者在釣魚島上停留了10多個小時，張立昆回憶：“剛上島時，大家太興奮了，根本沒有註意到兩條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裡並不驚慌。既然來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濕透了，圍著海島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設立的牌位，還找了半天獨自去爬山的方衛強，剩下的時間圍著火堆在烤火。”殷敏鴻說他當時很樂觀，“只要有時間，我們肯定能回來，山上有樹，我們可以扎木筏。”
沒有對講機，眼睜睜地看著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漁船上負責指揮的虞澤海和李南一時間也沒了主意。大船在釣魚島周邊徘徊了很久，與岸上的大本營聯絡後，最終決定先返航，帶橡皮艇再來接他們，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點，日本艦艇和飛機已經趕到，大船趕緊折返往釣魚島方向，卻被團團圍住。島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帶到了沖繩，在看守所單獨關押。
接下來，就是全國矚目的事情了：7個人在3月26日下午獲釋，從沖繩返回中國，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他們在沖繩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審，殷敏鴻回憶：“日本警察並沒有使用暴力，問來問去主要圍繞著個人身份、出海時間、海上航行過程等問題，他們對我的個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後撐腰似乎特別有興趣。”對於這些問題，殷敏鴻他們基本上都拒絕回答。 “我們是在自己的領土上被外國武裝非法綁架，他們有什麼資格審訊我們！”
“3·24”登島之後，這些保釣人士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接觸保釣之前，李義強是個退伍軍人，復員後進了廈門的一家大型國企，後來下海做生意，一邊經營網吧，一邊投資太陽能生意，結婚成家，安居樂業。現在，他成了朋友們眼中的“瘋子”，賣了網吧、房子、車子，離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繼續著他的保釣熱情。除了離婚，他願意直面曾經的一切。
李義強的選擇，被殷敏鴻戲稱“保釣原教旨主義”。經歷的一切，讓李義強覺得，保釣必須要心無旁騖，“沒有任何經濟活動，沒有社會牽絆，才可能不受制於人，才能專心做事”。朋友們看著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沒有辦法勸服他。
跟他比起來，當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們，絕大多數並沒有選擇這種斬斷枝蔓的極端方式。 “生活是生活，保釣是保釣。”李南很坦白，“必須自己慢慢學著找一個平衡，學著接受，很多事情，我們也不能理解，但這就是現實。”民間保釣志願者一致認為，他們只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給國家增加未來談判的砝碼”。
登島七人之一的張立昆，曾經在南海服役，退伍後1998年一個人到香港參加過保釣行動。那時候，香港民間保釣熱情高漲，專門出資購買了一艘漁船命名“保釣號”，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動，“保釣號”就被日本軍艦撞沉了。
張立昆當時就在這艘船上，他說：“那一次，還有兩艘中國台灣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軍艦就圍著'保釣號'，前後夾擊，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擊，直到船沉。”有了這樣的經歷，當他聽到2010年9月7日的中日撞船事件時，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比畫著船隻的航向，“那種圍堵和撞擊，是日本軍艦慣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