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4、日本，聽我對你說

說完了人，接下來要說點事。這件事並非歷史故事，而是發生在當下，就在“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後不久。 2010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紀念日。 1972年的這一天，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排除了國內種種干擾，進行了來華訪問建交的破冰之旅，與中國達成了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38年後，也是這一天，也就是發生釣魚島撞船事件17天后的下午3點左右，一輛中國遊客乘坐的旅遊大巴在福岡市中央區的福岡市議所門前的路上，被日本右翼分子的十幾輛宣傳車包圍住了。這些右翼分子對中國遊客乘坐的大巴進行了踢打，並謾罵中國遊客。這個過程僵持了20分鐘，最後日本警方及時趕到現場，旅遊大巴安全地離開。 這個旅行團一共是1300人，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國遊客。福岡市警方稱，正因為這一天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38週年紀念日，所以日本九州各縣的右翼團體糾集了50個右翼團體共160人，出動了60台宣傳車。這些右翼分子在福岡市內集結之後，在四處遊蕩的過程當中，碰巧遇到了中國遊客的大巴，因此發生了上述事件。

當時，其中一位福州遊客倪自德看見一群男子包圍著大巴，對車上的日本司機叫嚷，踢打車身，還企圖上前拉扯旅遊團成員。倪先生冒險拍下了一些視頻，第二天下午，返回福州的倪先生撥打了《海峽都市報》的熱線，他說回想起來仍然後怕不已。 那天中午，倪先生所在的旅行團前往福岡市政府樓參觀。大巴行駛途中，倪先生警覺地發現大巴後跟著3輛汽車，裝扮得跟裝甲車一樣，車頭還插著旗子，倪先生髮現車上的男子都身著統一的藍黑色制服，倪先生示意導遊要引起注意，那名中日混血的日籍導遊安慰倪先生說，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倪先生他們到達目的地後，和老伴選擇前往市政府樓參觀，當他們正觀看大廳裡播放的電視節目時，突然傳出高音喇叭的叫喊聲，把他們嚇了一跳。倪先生拉著老伴走到門口發現，剛剛遇見的那群男子已經包圍大巴，開始踢打車身，倪先生當時便冒著危險舉起相機拍攝。

在大約20分鐘的時間裡，那群男子高聲對大巴車上的日本司機叫嚷，踢打旅遊大巴，還有人爬到車底想抽取零件，隨後有市政府樓裡的工作人員衝出製止。倪先生看到，當時已經有一大半的旅遊團成員購物後返回大巴內，幾名男子還企圖上前拉扯旅遊團成員，但被幾名工作人員撲過去製止，日本警方趕到後，驅散這群男子，護送旅遊大巴離開。 倪先生和旅行團其他成員交談得知，除去他們這輛大巴遭到圍堵，還有該團的大巴在路上遭到圍堵。倪先生表示，這次經歷讓他以後再也不想去日本了。 據鳳凰衛視2010年10月16日晚間報導：週六下午，名為“加油！日本”的右翼組織，在東京六本木附近的青山公園集會，要求解散菅直人內閣、公開漁船事件的錄像帶、反對中國占有釣魚島。據說此次名為“包圍中國大使館”的行動，由日本保守派人物田母神俊雄和前眾議院議員西村真悟等人發起，已通過書面和網絡形式號召更多人參與，聲稱要“表達日本人對釣魚島問題的立場”。

集會上，右翼示威人群分為7個梯隊，共約1800人，舉著用中、日文寫的“中國侵略釣魚島”、“保衛領土”標語，拿著大喇叭高喊著“反對中國霸權主義、軍國主義”口號，向中國大使館行進。 隊伍中有不少右翼分子是推著嬰兒車、抱著孩子來的。在遊行過程中，有兩名日本人手持“你們不要對中國人這樣”的橫幅，打算上前勸說，遭到右翼分子的毆打。下午5時左右，遊行人群行進至中國大使館門前。日本警方在使館數百米外佈置了警戒線，維持秩序。右翼分子叫囂的“包圍中國大使館”計劃落了空，抗議活動從包圍改為了眺望。 不僅如此，據日本東京池袋警察署確認，為了釣魚島撞船事件，大約100名日本人在東京池袋地區華人區舉行示威遊行活動。

東京中華街促進會理事長胡逸飛說，池袋地區是中國人在日本最為集中的地區，常住人口有1萬人，華人商舖超過200個。當得知日本右翼分子要再次騷擾中華街，他給東京中華街促進會會員及商舖發送電子郵件，希望大家心理有準備。 他說，上次日本右翼分子鬧事的藉口就是說華人商舖把貨品擺到了門外。 “把貨品擺到門外不合法，但同一地點的日本人商舖同樣也這樣做，這不過是右翼分子的藉口。但我們提醒華人商舖，在遊行當天不要給日本右翼分子藉口。” 胡逸飛說，日本右翼勢力很小，不是主流。但他們聲音很大，媒體往往會注意他們。而且這些人又是不好惹的，如果有媒體批評他們，他們會到媒體單位門口繼續鬧事。他們背後有某些公司支持，一直以來他們把遊行示威當作職業，只有時常出來游行，這樣他們才有收入。

陽光產業株式會社社長顧梓芹告訴記者：“這幾天，東京都警視廳機動隊、組織犯罪對策科以及池袋警察署不斷來人，說是有4個日本團體遞交了申請，準備星期天在池袋車站西口首先舉行集會，然後遊行。遊行的路線有一站就是我們陽光城。” 顧社長說：“警方一方面對我們進行保護性指導，要求我們在那一天把現金等物品收管好，讓員工也冷靜對待，另一方面表示他們當天也會到現場對我們進行保護。”顧梓芹還介紹說，2009年9月26日，曾經有30多名日本人拿著日本國旗和標語到陽光城來騷擾，高喊“堅決反對民主黨的外國人政策”、“支那人滾回去”等口號，在這裡鬧了整整兩個多小時，導致商店無法營業。此外他們還在這裡動手動腳，拍女店員肩膀，拉扯她們的衣服，所幸這些舉動都被警方及時制止。

他說：“陽光城位於地鐵池袋站出口旁，位置重要，同時商店用中國紅裝飾比周圍更醒目。右翼分子的目標是騷擾池袋地區的中國人，他們自然會把我們當作目標。”顧梓芹說，“警方來這裡還有一個目的是希望我們在周日遊行時關門，但我謝絕了警方的建議。” 顧梓芹解釋：“這麼多人在我們門口，勢必會影響生意。但我跟警方說，我不能因為有人在店門口遊行就傷害我們顧客的利益，如果一遊行就關門，我們的生意不用做了。因此，我們堅持開門營業。” 他介紹，上次右翼分子遊行讓商店損失上百萬日元的流水。他們此前買了停業保險，但保險公司卻要求當地警方開受害證明，但警方卻表示“你們這是政治問題”而沒有給證明。週日的遊行正趕上日本三連休，應該是生意最好的時候，因此他們會再次損失上百萬日元，而且向警方要證明也有難度，但他們做好準備，爭取把損失降到最低。

他說：“週日那天，我們商店1樓將有9名員工。我跟員工說好，做到罵不還口。他們說的髒話非常難聽，但如果我們不予理睬，不給他們藉口，我想遊行人群不會在這裡停留太長時間的。”他強調說：“週日我一定會在店裡應對。”中華街200餘商舖均表示冷靜迎接“騷擾”。 騷擾事小，只是我們不由得要問：這麼深的偏見和積怨，究竟從何而來？中國人到底做了什麼，讓某些日本人這麼瞧不上眼？ 這樣的疑問，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水均益也有。他因為工作關係，經常去日本，但是據他描述，很多地方讓他非常失望：1995年10月，水均益乘飛機前往紐約採訪聯合國成立50週年的紀念活動，途經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轉機。成田機場非常龐大，一個個候機的衛星廳很容易讓人眼花繚亂，到了前往紐約的候機廳裡，他來到一個環形的問訊處櫃檯前。櫃檯裡面站了一個頭髮染成了金黃色的日本女服務員。他將飛機票遞過去，用英文問她，飛往紐約的航班幾點起飛，在哪個等機口上飛機。

那位服務員接過機票，看了看嘴裡自言自語道：“beijing。”然後，她把機票放在櫃檯上，一轉身走了。水均益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問別人了。於是，他又耐心地等待著。大約過了五分鐘後，那位服務員回來了，看表情她似乎已經忘了剛才水均益問她的事情，而是接過他身後一位西方人的機票，開始為那位旅客改簽機票。水均益有點莫名其妙地問她：對不起，小姐，我剛才問你們的飛機幾點起飛，你還沒有回答我呢？ 沒有一點聲音。那位服務員低頭在寫著什麼，似乎根本就沒有聽見他的話。水均益又問她：“小姐，我在問你話呢。” 還是沒有聲音。只見那位服務員改好了機票，雙手將機票恭恭敬敬地遞給那個西方人，用英文對他說，機票已經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臉上堆著卑謙的笑容。這時，水均益忍無可忍，大聲對她說：“小姐，現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問訊了呢？”沒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轉身又走開了。

水均益勃然大怒。找到了在場的值班經理，對這位服務員的行為進行了投訴。事後，一位曾在日本常駐的朋友告訴他，這種事情在日本常有。 “有些日本人對中國人極不友好。聽到你是中國來的，他們有時就會裝糊塗。”那位朋友這樣說。 水均益想到了那位服務員在拿到機票時嘴裡嘟囔“北京”的樣子。一位機場問訊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國、和北京有什麼深仇大恨？這讓他實在無法理解。 一個月後，也就是1995年11月，水均益又一次前往日本。這次是去日本的大阪報導在那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談。有一天，他想採訪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請他們談談對於本次會議的看法。於是，水均益便和攝像記者扛著攝像機來到了大阪市的街頭。 但他們走了好幾個街區，碰上的都是軟釘子。給他們的感覺是，日本人都不願接受采訪，而且沒有幾個人會說英文。在一家飯店門口，他們叫了一輛出租車。上了車，水均益讓攝像把攝像機打開，然後拿出話筒，想對司機進行一番採訪。那位司機穿著筆挺的西服，手上還戴一雙雪白的手套，頭髮梳得光亮。然而，無論水均益怎麼問那位司機，他總是在那裡搖頭，一句話不說。無奈，他們只好作罷。臨下車的時候，那位司機接過水均益給的車錢，臉上一副不滿的樣子，嘴裡嘟囔了兩句日語。

當天晚上，有一位在大阪的國內朋友來看他。見到這位懂日語的朋友，水均益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機說的那兩句日語。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攝像機沒有關閉，所以，那兩句話被錄了下來。於是，水均益趕緊把攝像機抱到這位朋友的跟前，想讓他聽聽那位司機到底因為什麼而不滿。他的朋友耳朵貼在攝像機的小喇叭上聽了半天，抬起頭來。他瞪著眼睛，脫口大罵：“我操他媽！” 朋友告訴水均益，那位司機在他們下車的時候說：這兩個中國來的討厭記者，還想採訪他，為什麼當年大日本皇軍不把這些中國人都殺光了？水均益猛醒——原來那王八蛋聽得懂英語！ 後來他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學習過英文。在日本的小學和中學裡，英語是必修的課程。但是，許多日本人卻只對西方人講英語。後來他還聽說過一種說法，在日本人眼裡，亞洲人，包括中國人，都是比他們落後的民族，日本是亞洲最優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屬一個檔次為榮，而不恥和亞洲的這些“落後”民族“同流合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劉江永研究員曾做過一個很恰當的比喻。他說，我們中國過去遭受了日本那麼殘酷的侵略，受到了那麼嚴重的民族迫害。我們民族身上有瘡疤，這個瘡疤誰也不願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頭里去。他認為，中國青年對日本的這些並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日本人不斷在過去的那段歷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 後來水均益還採訪了一位北京的大學生。他問對方，在什麼情況下，會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這位大學生想了想以後說：“如果讓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話，我會帶他去一些地方，比如盧溝橋的抗日戰爭紀念館，等等，我會跟他談日本侵華戰爭，把事實擺在面前。如果他是一個誠實可交的朋友的話，他會正視歷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認為那場戰爭不是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的話，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 後來，水均益把對這位大學生的採訪放在了那一期《焦點訪談》的最後。因為在他們看來，他的話正反映了今天許多中國青年人向日本發出的信息。根據這些，他們做了一期《日本，聽我對你說》的節目。 水均益說：“雖然我知道，作為一名記者我當然應該保持客觀和冷靜。然而，作為一名中國人，面對著這一切，我卻無法時常使自己平靜下來。想起日本，我的心中總會出現這句話：'日本，聽我對你說。'” 我想說：日本，聽我對你說，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國的確發生了慘無人道的侵略和屠殺。幾百萬、幾千萬中國人在日本的軍刀下成了冤魂。長達八年，日本人在中國的大半個國土上留下了數不清的罪證。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是從未有過的。在中國人的感情上，這是永遠也無法抹去的奇恥大辱。中國人善良。這善良就表現在中國人很容易接受曾經凌辱過他們的人的道歉，並與之重修於好。五十年前的事情不僅當時的人不會忘記，他們的下一代不會忘記，他們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輩輩都不會忘記。他們會記得，如此泱泱大國被小小日本蹂躪得片片焦土。而時至今日，日本卻連一個正經的“對不起”都沒有。 我想說：日本，聽我對你說，你不能太頑固。任何一個民族都不願在自己的歷史上有一個污點，然而，這並不等於可以因此而掩耳盜鈴。我們要的其實並不多。我們沒有要求你們拿出那一筆天文數字般的戰爭賠款；我們沒有要求你們的首相像當年的前西德總理勃蘭特那樣在我們的亡靈前下跪。我們要的不多，無非是一個說法。有的日本人認為對戰爭的反省就意味著你們的“自虐”，然而，你們不是每年都要反省和抗議當年美國人對廣島和長崎扔下的那兩顆原子彈嗎？你們不是總要為二十多萬原子彈下的冤魂鳴不平嗎？你們不是還用各種儀式表明你們對和平的熱切嚮往嗎？那麼，為什麼你們就不敢承認當年的日本皇軍曾殺害了上千萬亞洲無辜的平民呢？日本軍刀將中國孕婦開腸豁肚難道不是像廣島長崎的蘑菇雲一樣殘暴，令人髮指嗎？嚮往和平的民族應該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應該勇敢地面對一切，它也應該目光遠大。然而，日本的頑固卻實在無法讓人相信它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質。去亞洲各國走一趟吧。去問問曼谷的市民、去訪訪新加坡的職員、去探探南京百姓的心聲，看一看有誰會認為那日本式九十度鞠躬的後麵包含的是真誠和善良？ ！ 我想說：日本，聽我對你說，你不要太張狂。雖然借助於美國人的鼎力扶持，日本躍居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雖然日貨舖天蓋地，席捲了全世界，也進入了中國的千家萬戶；但是中國人民經過痛苦的思考，還是發出了“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萬事大吉，更不能以此而有恃無恐。 “抵制日貨”的口號並不是某一個中國人憑空杜撰出來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每年參拜靖國神社的抗議並不僅僅是例行的外交辭令；圍繞著釣魚島的憤怒也絕不會像曇花一般轉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