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三、民主建設不能靠“換血”

東亞社會有著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如果說西方傳統的最大特點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製度，那麼東亞國家則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來的人與人的關係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製度。鑑於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建設民主的正確途徑應該是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趨利避害的製度創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及其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 “文化換血”從來不會成功。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制度，幾乎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代化問題。我們可以從East Asian Barometer進行的調查中看到，東亞國家和社會，雖然發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著這種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

（資料來源:2001—2003 East Asian Barometer Surveys） 美國學者戴維·希契科克(David Hitchcock)也曾對中國、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七國和美國的國民進行了民意調查，他發現東亞民眾的社會價值排序與美國人的社會價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別：美國人強調個人權利，而東亞民眾更強調人與人的關係所形成的秩序。東亞和美國民眾社會價值認同中的優先順序為： （資料來源：David Hitchcock,Asia Values and the United States:How Much Con.ict?,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4.)

實際上這些調查只是再次確認了東亞國家多數人基於常識判斷可以得出的結論。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美國一直把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推銷，為什麼東亞國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視的價值也作為優先價值取向來推動呢？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這樣做。美國人一定會說，強調社會秩序會導致專制，但這是很幼稚的觀點，專制可能帶來社會秩序，但良政也可以帶來社會秩序，就像言論自由可以是個人自由的體現，但也可以帶來廝殺甚至戰爭。此外鑑於東西方文化傳統的巨大差異，建設民主的最佳途徑就不應該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 西方那種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法治傳統，在非西方社會很難復制，少數地方可以復制，多數地方很難復制，其實也沒有必要復制。比方說，中國乃至東亞的文化特點是講“合情合理”，而西方文化一般只講“合理”，不講“合情”，徹底改造這種東亞文化的成功概率不高，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了解雙方文化的長處和短處，並在此基礎上，取長補短，進行體制創新。再比方說，中國重視家庭及其衍生關係的文化特點之一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持，這個關係從家庭成員延伸到親戚、朋友、同事乃至整個國家，這種文化傳統幫助中國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難以克服的困難：從幫助下崗工人到生活救濟，到上學、治病、養老、購房，到抗震救災等。你一定要把中國家庭成員的彈性的親密關係都改造成美國一樣的剛性的契約關係，並認為這才是惟一正確的道路，在中國、在東亞社會都行不通，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兩者之長結合起來，進行創新。

東亞社會應該努力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從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來不斷地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這樣探索後形成的政治制度才會是有生命力的、代價比較小的、效果更加好的。把強調個人權利的西方“鬥爭文化”照搬到強調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和諧文化”社會中，總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搞得不好，就會引起社會的對抗和分裂，上述東亞民主政體面臨的困境可以說明這一點。 為了建立真正體現人民意志的民主體制，首先必須擺脫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的束縛，特別是所謂“民主與專制”話語的束縛。亞洲不少人也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來解釋為什麼必須選擇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西方政治話語。 “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在今天還有多少詮釋能力？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越來越淪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這個觀念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說，如果世界真可以這麼簡單分類，那麼民主制度選出了仇視人類的希特勒該怎麼解釋？西方認為非常不民主的那個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明顯高於台灣地區和韓國，更不要說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謂民主國家了，這該怎麼解釋？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項政策，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把社會主義界定為三個“有利於”：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個思路對我們討論民主建設也有啟發，因為鄧小平把判斷社會主義的重點放在內容和結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為社會主義的形式和程序創新留下了無窮的空間。實際上，即使從西方民主理論本身來看，今天西方主要國家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結果是大量劣質民主的產生。今天這個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確”，但民主結果糟糕透頂的劣質民主。我們需要“撥亂反正”，需要從“內容”和“結果”出發，從實現“良政”出發來探討和界定民主。

基於這些論述，我認為東亞社會，乃至整個非西方社會都應該大膽地探索如何結合自己文化傳統來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許可以遵循這麼一個探索的思路：如果說西方民主現在被簡約為程序民主，我們可以嘗試反過來做，即從內容出發來探索新的形式。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三條經驗十分重要。一是走漸進改革的經驗主義道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循序漸進、不斷試驗、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不要給自己設定過多的框框，摸著石頭過河，最終總會摸到石頭，總能過河，最終形成自己比較完整的新體制框架。我們的大方向應該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磋商機制。像經濟改革一樣，雖然我們沒有路線圖，但我們有指南針。在大方向、大戰略確定的情況下，鼓勵各個地方進行大膽地探索和嘗試，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民主建設之路。

第二條是內需驅動，從中國的實實在在的內需出發，從有效的內需出發，只有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才會比較穩健。什麼叫有效的內需？有效的內需就是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的真正的內需，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就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和法治社會的建設。非西方國家民主試驗不斷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從自己國內的內需出發，而是從西方國家的要求出發，嚴重脫離了本國人民的真實需求，老百姓要求創造就業機會，政府和議會卻在天天爭論修憲和廢除死刑之類的事情，肯尼亞、蒙古、烏克蘭等都是這樣的情況。 第三是民生為大，也就是說不僅國家的主要任務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設也要著眼於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質，落實到政府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落實到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試驗之所以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動的是為民主而民主，結果是政治機器空轉，導致無窮的內耗，多數老百姓的生活不是變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這樣的民主自然難以為繼。有了這三條，非西方社會應該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終民主的品質甚至會高於西方民主的品質。

民主建設其實就像開門一樣，門可以推開，也可以拉開。西方文化習慣了推，強調不同利益的差異和對抗，喜歡鬥爭哲學；而東亞和中國文化更習慣拉，強調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張和諧哲學，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國家的成功率極低，那一套鬥爭哲學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現在東亞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來打開民主之門，探索建立一種源於自己文化，同時又汲取百家之長的、在品質和實效上都超越西方水準的新型民主制度，這也是東亞國家和社會能為人類作出自己貢獻的一個重要機會，作為“文明型國家”的中國應當仁不讓。 結語新一輪“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縱觀21世紀過去的十年，我覺得世界大致目睹了三個潮流：一是宗教化的潮流，具體表現就是伊斯蘭教極端主義的影響在伊斯蘭世界的擴大，這個潮流往往和恐怖主義聯繫在一起，遭到了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反對。二是半宗教化潮流，具體表現就是以小布什為首的美國，以一種基督教傳教士的狂熱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小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終於偃旗息鼓，整個第三世界也找不到美式民主成功的例子。三是中國引領的現代化大潮，儘管這個潮流本身存有缺陷，但中國大力消除貧困、推動現代化建設，使得中國這麼大規模的一個“文明型國家”迅速崛起，也帶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

我們一些人總擔心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問題。其實，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必太擔心這個問題，因為你是一個延綿五千年的主體文明的複興，這個過程會是一個不斷產生新標準的過程。有些方面，我們應該主動和別人接軌，因為我們有學無止境、從善如流的文化傳承；有些方面，我們不需要接軌，因為我們做的事情符合我們的民情國情；有些方面，是別人最終要和我們接軌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做法代表了未來。 我們一些人老是擔心西方是否“認可”中國。其實，一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就是它不需要別人認可也可以獨立存在和發展，它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在很多方面過去與別人不一樣，現在也與眾不同，今後也會是自成體系的。我在本書的“引言”中已經這樣說過：“文明型國家”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將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

我們一些人總是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滯後，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問題。我倒建議換一個思路。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看：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我們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望而不可即的成績。換言之，即使在不那麼完善的製度下，在所謂“政治改革滯後”的情況下，我們都可以與任何一個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競爭而勝出，並使整個西方受到了強烈的震動，下一步的改革當然不是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否定自己的製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們成功的製度因素，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集思廣益，不斷改進和完善我們的製度，最終實現對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紐約那樣。 其實經濟改革也是這樣的，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但這又有什麼關係？西方其實已經越來越感到競爭不過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我們的路走對了，世界上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自己的模式。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推動符合民情國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種關係進一步理順，把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揮出來，那才是更加蔚為壯觀的事業，所以好戲還在後頭。我們千萬不要以大國小民的心態來窺視這個世界，甚至連抬起頭來正視西方的勇氣都沒有。過去三十年間，我走了一百多個國家，總體上看，發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國，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國。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對前途感到悲觀的。我們遇到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國都曾遇到過，我們迄今為止處理得比它們當時處理得好得多，許多方面今天干得也不比它們差。我們的模式，雖有缺陷，但可以完善，其總體的成功毋庸置疑。

西方有句諺語：鷹有時比鳥飛得低，但鳥永遠也飛不到鷹那麼高。我們在一些方面暫時還不如別人做得好，但別的國家將很難達到中國可能達到的高度，這就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底氣所在。從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視野來看，中國這隻雄鷹數千年來一直比西方飛得高，只是在過去的兩三百年裡比西方飛得低了，現在通過自己數十年堅持不懈的奮鬥，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長處，同時也發揚了自己的優勢，中國這隻雄鷹終於在新的世紀裡再次鯤鵬展翅，鷹擊長空，正在飛向西方文明難以企及的高度。中西文明在這場較量中的最大差別在於中華文明能夠全方位地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學習別人的能力，這大概也是中華文明能夠連綿五千年而不衰，而其他文明都先後走向衰敗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一些有識之士看得似乎比我們一些精英要清楚得多。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顧問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isi）2010年8月9日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談到了隨著中國崛起而帶來的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他使用了“後西方世界”的概念： 近兩年前，雷曼兄弟倒閉；不久之前，歐元近乎崩盤。這兩件事開啟了歷史的新篇章，我們由此邁入了“後西方世界”。若想弄清楚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意味著什麼，我們就必須先回顧一下“前西方世界”，即英國征服印度、中國開始衰落以前的世界。在“前西方世界”終結後的兩個多世紀裡，西方與“另一個”它認為低自己一等的文明並肩共存。這個時代已成為過去。人口學家預計，到2050年，美國和歐洲將僅佔地球總人口的12%。簡言之，“另一個”文明現在已經和我們西方平起平坐。事實上，他們在許多方面更勝我們一籌——從他們對成功的渴望，到他們對自己未來的堅定信心。我們現在必須自問，新興國家能教給我們什麼，而不僅僅是我們能教給它們什麼。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2009年11月22日也在美國《洛杉磯時報》撰文“理解中國：西方錯估中國已數十年了”，道出了西方老是誤判中國崛起的原因。他是這樣說的： 中國擁抱了市場經濟，但它避開了西方式自由。而且，中國的力量還在不停增長。中美兩國間的關係已今非昔比：美國感到弱勢，中國感到強勢。這不是一種暫時變化，好像一旦美國擺脫如山的債務就會逆轉。更準確地說，這體現了兩國間一種深刻和漸進的力量對比的轉移，中國人的自信因此日益增強。西方一直存在一種相當普遍的信念，認為中國最終將變得像我們一樣：比如，市場經濟將導致民主化。這其中的問題不只是西式民主、人權那麼簡單。中國根本不像西方，且今後永遠都不會像。 中國的歷史文化迥異於任何西方國家。我們曾預言，這個國家會四分五裂，經濟增長不可能持久，中國的“一國兩制”承諾並非真心，但我們對中國的預測和看法一錯再錯。我們無法準確預測中國的未來，根本原因在於未能理解其過去。中國本質上是一個文明國家，其身份認同感源自作為文明國家的悠久歷史。當然，世界上有許多種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國屬於惟一的文明國家。中國人視國家為監護者、管理者和文明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一。國家的合法性因而深藏於中國的歷史中。這完全不同於西方人眼裡的國家。如果我們想要理解中國，就必須超越西方現實、經驗和概念的局限。兩百年來，先是歐洲，接著是美國，西方主導了世界。中國崛起為世界強國標誌著那個時代的終結。 作為一個數千年延綿不斷的強勢文明，又在過去上百年的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從別人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而且對這些東西進行了消化、轉化、再創造，中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做法和標準，這樣的發展模式和話語是一定會影響世界秩序演變的。中國是一個大國，不是小國。小國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吃便飯，搭便車，大國不可能，大國需要全面發展。大國的發展和變化影響世界格局，因為大國變化產生規模效應、標準演變、範式變化。 現在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趨勢：任何事情只要經過中國模式處理，馬上就在世界上產生了一套新的坐標。這些坐標並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還有改進的餘地，但總體上看，這些坐標已經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自己的進步甚至整個世界的進步，比如說辦奧運會、殘奧會、世博會，比如說修建地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比如說消除貧困、抗震救災、進行城市改造、建立開發區、吸引外資、推進國企改制、推動新能源建設和新農村建設，我們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標準。我們就這麼做了，西方開始不理解，但最後還是受到了震動，甚至是很大的震動，原來事情是可以這樣做的。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我們的文化基因太強了，你不想要中國特色，也會有中國特色，關鍵是我們不要用中國特色拒絕學習別人好的東西，而是要用中國特色來吸收別人好的東西。中國引領的現代化大潮是一個充滿中國特色的潮流，它實實在在地改變著這個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版圖，並將改變世界政治文明的版圖。 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國家”，我們現在倒是可以回頭來看看西方的觀念，看看由“文明國家”或“准文明國家”進入“民族國家”才能成為現代國家這種西方觀念的局限性和破壞性：這種觀念帶來的結果往往是國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會造成許多流血衝突。且不提歷史上數百年的廝殺，單是過去二十年中發生的蘇聯解體、南斯拉夫解體、今天印度內部紛亂不斷的情況，就足以反映出西方“民族國家”觀念的偏執性。歐盟推動歐洲國家的整合，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從“民族國家”走向“文明型國家”的一種嘗試。但歐洲整合談何容易，畢竟歐洲已經分裂了上千年。歐洲整合也已進行了半個多世紀，但其整體實力還是面臨嚴峻挑戰，其整體的凝聚力遠遠低於我們這個“文明型國家”。 “民族國家”走向某種形式的區域整合，甚至某種文明範圍內的整合似乎是世界的一種大勢。隨著全球化和國際競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問題需要跨越民族國家的束縛才能更好地應對，需要相同文化國家之間的整合與合作才能更好地解決。歐盟所代表的歐洲一體化運動體現了一種努力。如果歐洲國家無法真正聯合起來，歐洲的總體衰退的命運將難以扭轉。歐洲只有聯合起來，才有力量和分量。歐洲有遠見的政治家早就看到了這一點：歐洲國家其實都是小國，惟一不同的是有的國家認識到了這一點，有的國家尚未認識到這一點。 歐洲整合的阻力非常之大，非洲整合的阻力更大，因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泛非共同市場。非洲大陸也從未實現過統一，所以非洲國家之間的凝聚力和互補性很小。從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義運動到非洲的泛非主義運動，再到拉丁美洲的各種新的整合倡議，我們都可以看到某種文明整合的理想和願望，因為更密切的經濟、文化和政治整合往往能使中、小國更為團結，從而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捍衛和推進自己的利益。但總體上看，除歐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外，其他地區還須加倍努力，所以中國人可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型國家”而感到自豪。 推而廣之，我們也可以以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成功實踐來重新審視西方界定的所有其他觀念和標準，如民主、專制、人權、自由、普選、法治、多黨制、市場經濟、政府作用、公民社會、公共知識分子、GDP、人力發展指數、基尼係數等等，該借鑒的借鑒，該豐富的豐富，該反詰的反詰，該揚棄的揚棄，該重新界定的重新界定，我們要把合理的東西吸收進來，把被顛倒的東西顛倒過來，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建立自己獨立的政治話語和標準體系，把許多被中國經驗證明的成功理念和標準推薦給世界。今日世界所有的難題都需要中國人的智慧才能解決好，中國人應該當仁不讓，為人類進步作出自己更大的貢獻。 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待中國整體實力超越美國之後，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思想版圖都可能隨著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而發生深刻的變化。西方話語獨霸天下的局面將壽終正寢，各種舊的指標體係將被修正，各種新的指標體係將應運而生，中國模式和話語將被全世界承認。如果說一個半世紀前，西方染指中國，給中國帶來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麼世界可能正在目睹，並且將繼續目睹中國崛起給西方、給整個世界帶來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說到底，不是中國自己想要這樣影響世界，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的深度、廣度、力度必然會產生這種衝擊波和影響力。這是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這種崛起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只要是改變你自己，世界就會因你的改變而改變，因為你的塊頭太大，你做什麼事情，都可能成為世界級的規模，產生世界級的影響。在一二十年後中國經濟規模超越美國時，這種局面可能會達到高潮。 記得一位歐洲哲人曾經把世界上的作家分為流星、行星、恆星三類。第一類的影響只是轉瞬之間。第二類像行星，影響更為長久。第三類像恆星，其光輝和影響是最為久遠的。其實，世界上的國家分類也大致如此。很多國家像是流星，它們一閃即逝。某些特殊的歷史事件會把他們偶爾推向國際舞台，但不久就銷聲匿跡。美國則更像第二類。美國是當今世界的超級大國，有不少衛星圍繞著這顆行星轉，但行星只能管它那個系統，而美國所管的這個系統正在走下坡路。美國具有現代國家的所有特徵，但缺少一種深遠文明的智慧光芒。只因這顆行星離我們較近，其亮度看上去似乎比遠處的恆星還亮，但這是假象。 “文明型國家”中國更像一顆恆星。它經歷了無數歲月，一直守望著太空，在自己的軌道上運行，獨立閃爍著自己的光芒。因為恆星太高、太遠了，它的光輝需要很多年後才被世人所看到，但一旦人們意識到這是一顆恆星而不是行星時，人類對它的認識，對其他行星的認識，對整個世界和宇宙的認識，都會為之改變。恆星和行星是不一樣的，大小不一樣，質地不一樣，組成不一樣，運行軌道也不一樣。恆星的光芒源於自己，也更為深遠和明亮。 寫到此，我不禁想起了當代最負盛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他曾對世界不同文明體係作了詳盡的比較和研究。 1973年他被問及：“如果再生為人，您願意生在哪個國家，做什麼工作？”他思考了一下，然後回答：“我願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後對於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為中國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種有價值的工作。”他接著補充說，“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應該說湯因比道出了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崛起對於整個世界的真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