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二、民主品質為何不佳？
從西方主流民主理論的角度來看，東亞民主品質不佳主要由兩個原因造成。第一是缺乏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西方民主理論認為：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建立在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的基礎之上。沒有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獨立的司法系統，民主的質量很難保證。既然選擇了西方民主框架，那麼各方就應該遵守同樣的遊戲規則來進行博弈，這首先就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法律體系，但很多亞洲社會都未能做到這一點。
此外，這種體系的真正落實又需要深入人心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正如著名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J.Berman）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但是東亞社會普遍缺少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傳統。例如，曼谷市民對於2006年的軍事政變均普遍表示歡迎，西方社會就很難理解民眾怎麼能支持軍隊推翻一個通過選舉而產生的合法政府呢？泰國法庭後來又以選舉作弊為由，以速戰速決的方式裁決泰國人民權力黨及其聯合執政黨為“非法”，西方主流媒體稱這種做法為“司法政變”。
法治不足也體現在普通公民對法律制度的信任感不高。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1月12日報導，即使在法治程度相對比較發達的韓國，韓國民調顯示韓國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信任度也不強，多數人認為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無法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國台灣地區的司法體係也不具備一個健全民主制度發展所需要的公信力：2010年台灣高等法院的法官集體貪瀆事件曝光，2004年人們不滿高等法院對兩顆子彈帶來陳水扁當選的裁定，2007年紅衫軍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爭等情況，都反映出人民對在現有司法體制內解決問題持強烈的懷疑態度。
第二個問題是“公民文化”嚴重不足。 “公民文化”本來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態度，其最大的特點是理性與寬容，任何時候都尊重你的對手，尊重少數。由於“公民文化”缺位，政客很容易愚弄百姓，政客口中的人民實際上不是西方經典民主理論中所設想的能夠理性參政的公民，而是自上而下通過炒作政治議題動員而來的民眾。曾經競選總統的菲律賓女政治家MD聖地亞哥（MDSantiago）說：“菲律賓人從來不把選舉當一碼事。菲律賓人似乎不是亞洲人，他們似乎更接近於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亞人。菲律賓人在競選期間唱歌跳舞，把政治集會當作一種娛樂方式，候選人也為選民提供各種娛樂活動，包括邀請藝人影星前來唱歌跳舞吸引選民，他們不談論嚴肅的政治議題。菲律賓的選舉事實上是一種知名度大小的選美比賽，而不是能力高低的智力比賽。”當一些政客們對阿羅約總統不滿時，他們便可出錢到大街上收買成千上萬的無業遊民去遊行，美其名曰表達民意。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也曾表述過民主建設容易遇到的難題：“在許多情境下，政治領袖贏得選票的最簡便方法，就是訴諸部落、族群、種族以及宗教的支持者，從而導致社群及族群間衝突升高。”台灣地區就是一個例子，公民文化嚴重缺位產生了“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政客為了選票故意挑起族群矛盾，造成族群分裂，還對對手進行“抹黑”、“抹紅”、“抹黃”，直至置於死地而後快。韓國國會也是不斷地演出暴力衝突。韓國民主化已經二十多年了，但民主化水平仍停留在強制性的製度約束層面上，沒有從觀念上深入到自律的層面。在韓國政治中，各個政黨都讚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一旦自己的政黨淪為議會中的少數時，就不願服從這個原則，而議會中的多數政黨又傾向於濫用多數的權力來獨家經營。
如果說上述原因可以大致解釋東亞許多民主試驗不甚成功的原因，那麼開出的藥方自然是加強司法獨立的建設，培養法治精神和公民文化，這種努力當然可以、也應該繼續下去，但我們也有必要提出一些與此相關的更深層次上的問題，比方說，這些社會的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為什麼這麼難確立？這些社會的公民文化為什麼這麼難培養？這些社會改進司法和公民文化的努力最終一定能成功嗎？這種努力的機會成本有多大？這些社會能夠承受這種機會成本嗎？要是像菲律賓這樣試驗了西方民主近一個世紀,或者像泰國這樣試驗了七十多年，還是不成功又該怎麼辦？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問：既然西方民主制度自身已暴露出這麼多問題，既然這種制度在非西方國家的實踐幾乎沒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難道我們還一定要前仆後繼，甚至赴湯蹈火去照搬西方的體制嗎？還一定要唯西方民主模式馬首是瞻嗎？面對這麼多失敗的經驗，我們難道還不應該考慮在民主建設上另闢蹊徑嗎？我個人認為對於東亞國家，乃至整個非西方世界，只有汲取別國民主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來進行製度創新，才是惟一可行的辦法。
歷史並沒有像福山所說的那樣終結於西方民主制度，人類對最佳政治制度的內容和形式的探索還在進行，也不會終結。世界根本不存在其他文化必須一致照搬的惟一的民主模式，世界各國都應該自己去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也就是說民主模式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元化的，世界的政治發展也不可能是一種單線的西方民主模式。
美國頗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來一直對世界主要國家進行民意測驗，了解公眾對自己國家現狀的滿意程度，2005年對17個國家的國民進行的詳細調查發現，西方國家的民眾對自己國家的狀況不滿意的比例很大，倒是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17個國家中拔了頭籌。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滿意度是39%，法國人是29%。 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進行了同樣的調查，結果發現中國人還是排名第一，87%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基本滿意，而美國人滿意的比例是30%，法國是26%（見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網站）。
這些調查並不能說明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所有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中國現有的體制一定有其長處，西方的體制一定有其短處，否則不會是這樣的結果。過去三十年的一個舉世矚目的事件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沒有預料到的，其崛起背後的理念也與西方主流政治觀點大相徑庭，這些理念對於我們進行民主創新富有啟迪。使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理念就是“實事求是”，其核心內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條，通過對事實本身的檢驗來確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基於這種對事實的判斷，我認為東亞國家，乃至所有的非西方社會在民主建設上都要考慮另闢蹊徑，如果不是這樣做，而是繼續沿著西方民主模式走下去，可能是一條代價巨大，甚至完全走不通的路。其實,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現在破產了，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英國也陷入嚴重財政危機，推銷西方民主最起勁的美國成了金融危機的發源地。在前面“'遊戲民主'還有沒有戲？”一節中，我已經對西方模式在西方的困境作了探討，這裡就不贅述了。但也許有必要特別提及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的情況：它們是在基本實現了現代化之後轉而採用西方政治制度（東歐大部分國家也是在中等工業化國家的基礎上轉而採用西方政治模式的），但它們的民主品質實在無法令人恭維，這就使我們不得不質疑整個西方民主模式及其話語對於非西方社會的適合性。也許美國《新聞周刊》主編扎卡里的“文化傳統決定論”更有道理，他認為非西方文化傳統國家採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結果往往是“非自由的民主”，即西方民主的形式都在，但有形無神，真正的民主品質卻大打折扣，甚至蕩然無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