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一、走向“民族國家”的坎坷

中國崛起是什麼性質的崛起？這是一個關係到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大問題。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它無非是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進行了改革，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提高、中產階層人數的增多。隨著中國進一步的發展，它將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種理念及製度安排，最終被接納為西方社會的成員。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崛起代表了一種不同性質國家的崛起，其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堅持了自己的發展道路，既學習了別人之長，也發揮了自己的優勢，實現了一種對西方模式的超越，也實現了一個五千年文明與現代國家重疊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我持後一種觀點。 有些人總認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類最高的理想，中國要做的無非是全面“轉軌”到西方模式，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都與西方接軌，而我則認為一個“文明型國家”這樣做的話，只會走向混亂和分裂。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也證明：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亦步亦趨跟隨西方的話，中國的命運不會比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好，國家大概也早就解體了。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即中國模式）而崛起的，今後也會繼續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未來。但這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必然走向衝突和對抗。恰恰相反，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徵決定了中國不是一個尋求對抗的國家，而是一個尋求不同體制和平共處、互相學習、互利共贏的國家，這對世界是好事。當然，如果有國家硬要把對抗強加給中國，那就另當別論了。

為了更好地理解什麼叫作“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個概念。什麼是“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組成的國家。歐洲是“民族國家”的發源地。 “民族國家”的動力是民族主義，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是歐洲推動國家現代化的最大動力，但民族主義的惡性發展也是歐洲近代無數戰爭的主要根源。 18—19世紀期間，民族主義在歐洲興起，“民族國家”也隨之興起。 歐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國家”可以說是法國。法國通過皇權統一了稅收和軍隊，形成了超強的國家動員能力，並屢屢擊敗德國統一之前的普魯士（當時德國還是一盤散沙的300多個小國）。當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了德國，形成“民族國家”後，德國便迅速崛起，並走向了軍事擴張的道路。在亞洲，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也形成了“民族國家”，並在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擊敗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中國。 19世紀的時候，雖然中國的GDP總量大於英國和日本，但英國和日本當時都具備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因而也具備了當時中國還不具備的國家凝聚力和戰爭動員力。受到這種“民族國家”體制的刺激，中國從20世紀初亦開始了自己“民族國家”建設的艱難歷程。在西方政治話語裡，“民族國家”已成了“現代國家”的代名詞：“民族國家”就是“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就是“民族國家”。儘管西方的這些概念有其不足之處，但為了敘述方便，我這裡還是姑且用之。

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仍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9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村。當時的中國農村基本上是宗族社會，一個村子一個姓，知書達理的鄉紳可以獨立地處理村里的、家族間的各種事務。中國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少技術手段，中央政府往往較多地依賴道德教化和意識形態來實行統治。當時的中國社會是封閉的，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社會。中央政府沒有西方“民族國家”那種高度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甚至也沒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軍隊。到了清朝後期，中國傳統國家體制顯然已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國家”帶來的挑戰，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的失敗都說明了這一點。

西方不少學者早就提出過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他們認為中國“民族國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態的國家”在中國卻有數千年的歷史。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就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維繫並發展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其相對完整的國家形態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期。但西方學者採用“文明國家”這個概念往往是為了強調中國從“文明國家”變成“民族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他們把中國數千年“文明”形態的國家看作是中國建設現代國家的障礙和包袱，也就是說由於中國“文明國家”的原因，中國無法形成西方意義上那種具有現代法律、經濟、國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國家”或“現代國家”。美國思想史家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就是持這種觀點。西方主流學者一般認為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程不過是一個不得不從“文明國家”變成“現代國家”的過程，如用中國自己的政治話語來說，就是一個由“天下”變為“國家”的過程。美國知名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更是把現代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佯裝成的國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中國人建設自己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是悲壯的，是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從清王朝覆滅到走向共和，從五四運動到軍閥混戰，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和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前仆後繼，經歷了數千萬人的犧牲，終於建立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隨後又經歷了諸多波瀾曲折的變革，終於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確立了自己真正的世界大國的地位，並開始邁向世界第一。 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曾以大歷史觀總結了中國近代史，並從中國社會結構出發分析了中國現代國家的建設，他的觀點頗有見地。他認為從民國時期到1949年之後的歷史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整體。中國從宋朝繁榮的商品經濟退縮到農村村落經濟後，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無法應對西方現代國家的挑戰。隨著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中國也開始了自己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他認為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重構了一個現代的上層結構，但這個結構仍然無法與中國的下層結構溝通，他以魯迅的小說為例說明上層結構的精英人士與底層結構的農民根本無法溝通，所以國民黨時期的中國還是一種“頭重腳輕”的政治結構。毛澤東領導的土地革命則徹底重塑了中國的下層結構。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強大的動員能力，把普通農民組織起來支援前線，進行了土改和掃盲，為中國社會後來的“數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礎。 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則重構了中國的中層結構。所謂中層結構指的就是司法、銀行、稅收、物流等服務於現代市場經濟的各種技術支持。雖然今天中國還有人認為只有建立與西方同樣的政體才算建立了現代國家，還有人仍然懷有所謂的“現代國家焦慮”，繼續激烈地譴責中國自己的文化和政體，但這些人的觀點在中國已被邊緣化。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和國家的認同從來也沒像今天這麼強烈，中國現代國家的體制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