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四、為什麼中國的1+1大於2？

中國人自己看中國也好，外國人看中國也好，都有個“盲人摸象”的問題，因為中國太大了。如果你無法摸到大象的全身，只能摸到一部分，就容易把大像說成了一根繩子、一根柱子、一堵牆、一把扇子，結果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們常用的GDP的總量非常大，但人均GDP仍然很低的說法，也無法把問題說清楚，因為它還是沒有解決數量和質量的關係，所以不容易使人找到感覺。究竟如何才能比較準確地把握中國的真實發展水平並預測中國的未來，我傾向於採用“板塊概念”和“板塊關係概念”來分析。 我想這首先是為了理順量和質的關係。如果只是泛泛談中國經濟總量比較大或者中國人均收入比較低，那我們討論的還只是一個量的概念，而不是質的區別，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不只是一個量的差別，而更是質的差別，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差別，是現代國家和非現代國家的差別。

今天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大型的“準發達國家”板塊和一個超大型的“新興經濟體”板塊。如果說前者的主要特點是現代經濟、現代管理、現代研發、現代服務業，那麼後者的主要特點就是巨大的規模效應和成本效應，兩者的結合某種意義上就是質和量的結合。這種結合便產生了1+1大於2的中國效應。正是這種結合使得中國崛起得如此之快。根據學者胡鞍鋼的計算，互聯網用戶，1993年美國大約是中國的3 000倍，2008年中國已經是美國的1.2倍了。手機用戶，1987年中國和美國的差距達到了1 760倍，但現在美國的用戶只相當於中國的40%。寬帶發展，2000年美國是中國的300倍，但到了2008年中國就超過了美國。我們本來以為2020年中國才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結果在2009年就做到了。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之所以成為全世界的熱門話題，不是中國人自己想談這個話題，中國人不想談，我們想低調做人，想韜光養晦，而是外部世界不斷地感受到來自中國1+1大於2的衝擊波，他們不得不對中國刮目相看。

第二，“板塊”的概念有利於更好地了解中國的真實狀況。前面我已經提到了“中國平均氣溫”思維方式對國人、對外界帶來的困惑和尷尬。說中國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今天已很難說服人。凡是了解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情況的人都很難接受。我們在許多方面，包括農村大部分地區，都比他們做得好。同樣，如果光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又會使人忽視中國還有不發達的一面。所以當你把中國兩個板塊及其互動關係說清楚時，人家對中國的真實發展水平和前景就比較清楚了。瑞士一些鐘錶企業受了“中國平均氣溫”思維的影響，認為中國還是一個窮國，所以不看好中國市場的消費能力，他們堅持把銷售重點繼續放在美國和日本市場（如TAG Heuer），結果由於金融危機的影響，這兩年的銷售額大幅下降，而那些有板塊意識的公司（如OMEGA），早就立足於開發中國市場，因為他們認識到中國內部光是發達板塊的實際消費能力就可能超過了日本，甚至可能超過美國。這些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近年直線上升。可以說，中國的發達板塊在2009年拯救了瑞士的鐘錶業。

對中國人自己也一樣，“板塊”的概念是為了更加客觀地評估自己，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和發展自己。我們不能老是用“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作為藉口，來原諒自己的不足。像北京、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其多數的參照係就應該是紐約、倫敦、巴黎、東京，就是要紮紮實實地爭取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大都市。我們發達板塊的參照標準應該是發達國家的水平，這能激勵我們更好地學習和創新，最終做得比發達國家更好。同樣我們的“新興經濟體”板塊，也應該找到自己的參照系，汲取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取得新的進步，達到新的高度。 第三，兩個板塊的概念可以使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從“靜態”轉入“動態”。中國經濟不是一批數字的堆積，更不是數字遊戲，而是兩個板塊之間的大規模互動。中國的1+1，不是歐洲+非洲。歐洲與非洲的關係或多或少是一種後殖民關係。歐洲的富裕在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非洲貧困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換言之，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使得非洲很難發展起來。比方說，歐洲巨額的農業補貼使整個非洲無法發揮自己在農業方面的比較優勢。而在中國內部，我們的1+1兩個板塊是同文同種，血脈相連，血濃於水，上面還有一個比較中性的、高效的中央政府在全面規劃和大力推動1+1的良性互動，所以中國這兩個板塊的關係是互相提攜、共同發展的關係，這將使得中國經濟和社會充滿了活力。

第四，1+1也體現出中國發展模式的戰略考量。這也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當年鄧小平為什麼那麼迫切地希望中國條件好的地方率先發展起來。在這個西方強國虎視眈眈的世界上，如果沒有自己的發達板塊，中國就會處處被動挨打，其經濟也可能被西方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完全打垮，整個國家都可能淪為發達國家的附庸。一旦有什麼危機，中國立刻成為最大的犧牲品。亞洲金融危機給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帶來的悲劇，這次金融海嘯給東歐帶來的災難，都說明了這個問題。我們從改革開放之初就確定讓一些條件較好的地方先發展起來。鄧小平多次說過，中國內地要有幾個香港才好，就是為了盡快地形成我們自己的發達板塊。有了這樣的板塊，才能帶動整個國家的發展，中國才會有競爭力。這樣的板塊意味著中國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產業”、“龍頭企業”、“拳頭產品”和巨大的消費群體。

這有點像中國古代“田忌賽馬”的故事。田忌的總體實力不如對手，但在孫子的指導下，通過對上、中、下馬的重新組合，利用了自己的某些相對優勢，取得了比賽的勝利。中國也是這樣，通過盡快地形成自己的發達板塊，創造了國際競爭中的局部的非對稱優勢，從而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在這個高度競爭的國際環境下，帶動了整個國家的進步，走出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越走越寬廣。當弗里德曼感嘆美國最發達的城市看上去已經不如北京、上海、大連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承認了我們這種非對稱優勢給美國和整個西方帶來的震撼。有了這樣的一個板塊，我們在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競爭中，勝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們在航天、造船、機電、高鐵、汽車、建築、地鐵等領域內所形成的巨大國際競爭力與這種空間戰略佈局是分不開的。

實際上，今天的發達國家也力求形成一種1+1大於2的經濟區域安排。歐盟在過去十年中擴大到27個成員國，把東歐相對落後的國家都拉了進來。如果用人均GDP來計算，東歐進來後歐盟反而窮了，東歐把歐盟的人均GDP拉下來不少。但歐盟把東歐拉進來，為的是增加競爭力，特別是獲得東歐相對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市場規模，形成一種歐洲內部的1+1大於2的局面。美國和加拿大拉上了人口大國墨西哥來建北美自由貿易區，也出於同一個道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出現了市場飽和、人力成本過高這樣的問題，然後都想通過1+1的方法來解決。當然現在歐盟的1+1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1+1由於種種原因，均未達到他們預期的目標，反而造成很大的內耗，各方抱怨不少。反觀中國，其1+1大於2的局面早已改變了整個國家，並開始影響整個世界。中國能做到這個水平，歐洲和北美做不到，說到底就是因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內部的整合要比跨文明的整合容易得多。這一點我在下一章裡再詳述。

談論“文明型國家”內部問題時，我們也要有一種“板塊概念”，這樣才容易對我們的問題準確定位。有些人總想用以偏概全的方法來否定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問題無限誇大進而否定中國的發展模式。其實，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中國出現的問題即使比美國多4倍也不足為奇（如果你認為美國是一個正常國家的話）。抓住中國出現的一些問題來否定中國整體的巨大進步是不明智的。比方說，就我自己實地觀察來看，上海的腐敗情況低於意大利，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於羅馬和紐約，上海、江蘇、浙江的治理水平明顯超過希臘，儘管希臘和意大利都算發達國家，紐約也是發達國家的頂尖城市。這些成就很了不起，因為1個上海的規模等於2個希臘、3個瑞士；1個浙江省等於5個希臘；一個江蘇省等於7個希臘、10個比利時，我們整個發達板塊等於30來個中等歐洲國家之和，這麼大範圍內所取得的任何成績足以對中國國內其他地區產生示範效應，對整個世界產生震撼效應。換言之，採用板塊分析為的是更準確、更實事求是地把握和認識自己，從而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國家的未來。如果中國發達地區在很多地方可以比發達國家做得好，那麼中國其他地區也可以逐步趕上來，甚至後來居上，做得更好，今天的重慶和內蒙古就展示了這種勢頭。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鼓勵各個地方良性競爭，一個地方做得好，其他地方就會感到競爭的壓力而跟著學。

最後，1+1大於2產生著可喜的“二八效應”。意大利古典經濟學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了有名的“二八效應”概念。也就是說，在任何一組東西中，抓住關鍵的20％就能產生80%的效果。這也是我們生活中的普遍現象：一個公司20％的客戶可以創造80％的收益；一個企業20％的骨幹可以帶動80％的員工。這也是中國傳統哲學提倡的提綱挈領，綱舉目張。中國改革開放，從特區起步，到推動沿海開放，到浦東大開發，到“中西部大開發戰略”，其實都是這個道理。今天中國已經形成了20%的地區創造80%的財富，並推動整個國家全面進步的可喜局面。如果說，中國“準發達國家”板塊帶來了中國崛起的“二八效應”，那麼我們可以說現在的“中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在80%的地區內，繼續採用“二八效應”，即抓住20%的關鍵城市群發展來帶動整個中西部的全面進步。從重慶都市群、成都都市群、關中都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等的發展勢頭來看，這種新的“二八效應”正在不斷出現。我想中國未來的大趨勢就是“二八效應”的不斷擴大和延伸，直至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全面實現。

當然，動態的區域發展也會有負面效應：地區差距可能在一定的時間內被拉大，但我們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使整個國家，使全體人民都富裕起來，所以我們需要有清醒的歷史眼光，我們要了解世界現代化的歷史。世界上，除了少數超小型的國家之外，沒有一個中等幅員以上的國家可以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同步發展。美國是先發展東部，再擴展到西部；日本是先發展中部，再擴展到全國；法國是大巴黎地區先發展起來，再輻射全國。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可以發揮財富的集聚功能和輻射效應，帶動更多的地區發展起來，這是實現整個國家全面發展的捷徑。 我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曾以上海浦東為例，說明在富裕地區和相對落後地區之間建立一種良性互動的機制比什麼都重要。浦東的人均GDP早就超過了1萬美元，假設中國貴州省的某個地區人均GDP為100美元。如果機械地看，這個差距太大了，兩個地區差100倍，你要把它縮小，甚至採取劫富濟貧的方法，但這是不明智的。這里關鍵是要看浦東經濟的發展與中國其他地方發展的關係。浦東2006年的財政收入是587億元，其中51.4%上繳中央，也就是說將近300億是用於全國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來幫助貴州省的這個地區了。如果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是這樣一種關係，這就是良性循環，我們不用太擔心，只要確保讓浦東的錢流到落後地區，幫助那裡的人民致富。我當時曾這樣說，“就像在一個家庭裡，有一個成員特別能賺錢，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員高，但他能夠把賺到的錢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幫助家裡暫時還比較貧困的成員，這就是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中國的“準發達國家”板塊，就像是全國的浦東，具有人才匯聚多、資源交匯廣、增值效應大、輻射能力強的特點。這些特點對於中國可以說是來之不易，百年不遇，否定了它，搞平均主義，結果一時痛快，最終只會導致全國的貧困。中國“準發達國家”板塊是一個給全國人民下金雞蛋的母雞，如果它上繳的財政收入能夠服務全國，如果它能繼續對欠發達地區提供各種對口幫助，如果它的綜合輻射能力能服務中國其他地區，那我覺得這個母雞越肥越好，因為這是一個良性循環。說到底，地區差別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辯證地、動態地去看，關鍵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較富的地區和比較窮的地區建立良性互動的機制，如果是良性互動，這種差距帶來的正面效應會比較多。 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的區域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在幅員遼闊的國家更為困難。所以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兩個板塊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是實現全國現代化的最佳途徑。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复講：中國要建設幾個香港，上海是我們的王牌，廣東要帶頭超過四小龍，我們要讓一些地方先富起來，再帶動其他地方的發展，都是這個道理。令人欣慰的是當年鄧小平預見的遠景，今天正在不斷地變成中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