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六、民主與專制還是良政與劣政？
幾年前，我曾在巴黎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聽到一位美國學者侃侃而談。他說，過去古希臘雅典共和國與斯巴達打仗，打了27年，最後民主的雅典失敗，專制的斯巴達勝利，從歷史進程來看是1:0，專制獲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了冷戰，民主的西方陣營打敗了專制的蘇聯陣營，這是1:0，民主獲勝。但是迄今為止，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只是打了一個平手，下一波會怎樣？可能就是中國和西方做對了，現在俄羅斯的普京也開始專制了，所以要當心中俄聯手。最後是民主獲勝，還是專制獲勝，尚無定論。
大概是經歷過“文革”的緣故，我對從意識形態出發而大大簡化歷史的論述總抱有深深的疑慮。這是美國極端保守主義的觀點，這種按照自己意識形態的偏見，把數千年的人類歷史解釋成為民主與專制鬥爭的歷史，比中國“文革”時候把數千年的中國歷史解釋成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鬥爭的歷史還要荒謬，因為畢竟在中國歷史上還存在著農民階層和地主階層的矛盾，只是歷史本身要曲折複雜得多。而民主這種政治形態，在雅典民主失敗之後的上千年內，在歐洲幾乎銷聲匿跡了，歐洲中世紀神權主義和後來的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都給這位學者有選擇地遺忘了，這種冷戰思維在今天的西方還很有市場。
不可否認，西方向世界提供了一個概念：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少國人也喜歡用這個概念作為分析問題的框架。這個概念有其存在的理由，因為它可以解釋一部分政治現象，比如，希特勒是通過民選上台的，但上來之後就開始搞專制。
但是細想一下，這個概念明顯地缺少闡釋力，越來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因為這個觀念顯然把千差萬別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單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這種過分簡單化的分析框架，自然限制了這個概念的詮釋能力。比方說，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是專制，美國入侵後的伊拉克是民主，但是大部分伊拉克人迄今為止還認為，今天的民主還不如過去的專制。再比方說，蒙博托統治時期的紮伊爾是專制，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是民主，但是從普通剛果人的角度來看，兩者都很糟糕，而這個轉折過程中又爆發了屠殺和戰爭，數百萬人喪生。
把這個概念套用到中國，也面臨窘境。西方把蔣介石時代叫專制，把毛澤東時代叫專制，把鄧小平開創的新時代也叫專制，而經歷過這些時代的人都知道這些時代的巨大差別。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了民主與專制概念的局限性。其實，只要有點“實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點破這種西方話語的盲點。用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可以解釋一部分世界事務，但確實已經無法解釋當今這個複雜的世界了，想用所謂世界民主國家聯盟的方法來處理當今的世界事務更是愚不可及。
在發展中國家裡，消除貧困最成功的是拒絕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在阿拉伯世界裡現代化最成功的是實行君主制的阿聯酋和卡塔爾，在新興經濟體中，強勢政府的新加坡和行政主導的香港都乾得比較出色，其治理水準遠遠好於菲律賓、阿爾巴尼亞、印度、烏克蘭這樣的“民主國家”。既然民主與專制概念無法解釋上述這些簡單的事實，那麼有沒有比民主與專制對立這種觀念更具有闡釋力、更客觀中性的概念呢？有。如果說世界政治一定要簡單地分為兩大類的話，那就應該是良政（good governance）與劣政（bad governance）兩類。良政的方式可以是西方民主形式的，如瑞士、丹麥，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形式的，如新加坡權威模式，現代化導向的中國強勢政府模式，行政主導的香港模式，開明君主制的阿聯酋模式。劣政的方式可能是西方民主制的，如海地、伊拉克，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等，也可能是非西方民主制的，如緬甸。
西方人習慣了民主與專制對立這個概念，因為這似乎賦予他們一種道德優越感。 2006年，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舉行的一次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研討會上，一位歐洲學者直截了當地問我，中國政府的產生不是通過多黨競爭和普選，怎麼能有合法性？我便問他：“如果你這種話語也能夠成立，那麼是不是美國的開國元勳都沒有合法性？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選舉就自稱代表了美國人民。泰國採用了西方民主制度，但選來選去，選出來的人的威望從未超過泰國國王，泰國國王的合法性從哪裡來？美國最不受公眾信任的政治人物是誰？是美國國會議員，可他們是選出來的。整個西方都是在現代化實現了之後才實行了普選，我們是否可以推論：實現現代化以前的西方各國政府都沒有合法性？美國黑人和婦女權利的獲得，不是通過民主制度，而是在強大的民權運動推動下，最後由司法判定而確定的。從歷史上看，如果靠一人一票，美國根本廢除不了奴隸制度，奴隸制度是通過戰爭廢除的。你們這個歐盟也不是選出來的，怎麼就有了合法性？”他無言以對。
我們一些國人也和戈爾巴喬夫一樣，比較認同西方的“民主與專制”話語，他們也接受這個話語的預設：世界就剩下民主與專制對立，並提出了中國要融入以西方為首的所謂主流文明。其實，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政治話語，我也贊成。但如果主流文明意味著全盤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那融入恐怕就是危機的開始。蘇聯就是這樣解體的，南斯拉夫也是這樣解體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旦融入進去，也就成為失敗者（當然，這不是說，不融入就一定勝利）。 2008年西方所謂主流文明的媒體對西藏騷亂事件的報導，就可以看出這種西方話語占主導的文明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西方長期的反共傾向和支持藏獨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話語，正因為流行，所以西方普通民眾會輕易地相信自己媒體的煽動，這也再一次證明了流行本身也是一種洗腦，其效果絕對不亞於任何政府對輿論的控制，這也是西方社會擺脫不了自己意識形態偏見的重要原因。
蘇聯的垮台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蘇聯共產黨下台了，國家解體了，但是西方還是不願意接受你作為一個平等的成員，而是把你繼續看作潛在的威脅，總想把你越削弱越好。俄羅斯的一位資深官員曾這樣說，北約總是步步緊逼，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先說，我們是朋友，借用一下你的車庫，然後說，我要住到你的房子裡，最後說，我要和你的夫人睡覺，所以俄羅斯不得不反抗。中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之間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之爭的簡單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利益的問題，一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的問題。只要你強大，你需要資源，你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他心裡就不舒暢，他就要排擠你，控制你，改變你。你查一查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的資金來源，多少是來自西方的各種機構？這本身就說明很多西方人盼望西藏從中國獨立出去，其實他們很多人也盼望台灣獨立，新疆獨立，內蒙古獨立，希望中國能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解體最好，只是13億中國人都說“不”，他們才無能為力。
主流文明這個東西是和國家利益連在一起的，按照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他可以在任何時候指控你，違背了遊戲規則，干涉你的內政，而他怎麼做都是對的，把人家國家弄得四分五裂，也不需要說一聲抱歉，因為他那個民主是所謂普世價值，你採用了他的民主制度，四分五裂，那是你自己的事，與他無關。所以所謂主流文明，經常是很不文明的，我們在學習西方各種長處的時候，對此一定要心中有數，拿來主義的方法可以，送來主義的方法不行。中國人讚成民主，但這個民主是要能使中國繁榮富強的民主，而不是使中國四分五裂的民主。美國特別提防一個強大中國的出現，連一個強大的歐洲，他都不喜歡，光是一個歐元就給美國帶來多少麻煩？他能不提防強大的中國嗎？他提防中國崛起會挑戰自己在各個方面的利益。
1991年的時候，俄羅斯人曾充滿了對美國的崇拜。俄羅斯社科院一位朋友對我說：“當時美國來'佔領'我們國家都可以，因為大家以為這樣一來，我們社會就可以進行徹底改造，大家就可以過上物質極大豐富的生活了。”但美國很現實，始終把俄羅斯民主鎖定在幾個人物，如蓋達爾、丘拜斯、雅林斯基等。只有這些人代表民主，其他人都不是。民主體制下的共產黨等其他政黨應該都是可以參加民主選舉的，但在葉利欽與議會衝突時，美國並不支持雙方通過民主程序來裁決，而是支持一方以武力對付另一方。美國是認人而不是認制度的。美國後來支持非常獨裁的葉利欽。如果這樣做是例外也罷，但你仔細一看，美國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都是這樣做的。如果中國搞一人一票，美國也一定只支持他認定的幾個持不同政見者，其他人上台，都不是民主。對於中國來說，除了親西方還不夠，還要放棄台灣、西藏甚至新疆。即使放棄了，他還是不會接受你，因為你還是太強。
按西方的遊戲規則來玩，你不僅要按他的要求選舉，他還要派人來監督，還一定要選出親他的人，親美國的人。巴勒斯坦選出了一個哈馬斯，西方不承認，伊朗選出了內賈德，西方也不接受。黎巴嫩2006年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一片讚揚聲，但讚揚的話語未完，以色列的砲火就打來了，黎巴嫩政府呼籲美國干預來停止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轟炸，但美國故意拖，讓以色列繼續轟炸南黎巴嫩，希望藉此削弱親伊朗的真主黨。一位黎巴嫩政治學者對我憤憤不平地說，“你即使選出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西方還要把你分門別類，區別對待，看你是盟友，還是一般朋友，還是走狗，黎巴嫩民選政府在西方的眼中大概連走狗都不如，所以只能被犧牲掉。”西方民主口號不管如何動聽，總是掩蓋不了自己的利益盤算。
實行西方式民主化，在第三世界國家經常意味著無窮內耗的開始。西方國家已經富裕起來了，人均消費的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數十倍，它可以經得起這種內耗，比利時近600天沒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還照樣運作，國家也照常運轉。而對於第三世界，不要說600天沒有中央政府，100天沒有中央政府，國家可能就要陷入內戰了。你內耗開始了，那隻能由代表主流文明的西方來干預，西方又會支持不同的派別，最後使你無法整合自己的力量。中國近代史上，西方大國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各自青睞的中國軍閥，讓中國打內戰，他們發戰爭財，中國大地上多少生靈塗炭。
退一萬步說，即使西方的政治制度，代表了未來世界惟一的政治文明，中國也只有這一條路可以選擇，中國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國情來逐步借鑒和接受，決不能允許任何一個外國來主導這個過程，否則後患無窮。作為一個有5 000年文明歷史的超大型國家，其最終的政治制度形式一定是獨特的、惟一的，它應該包含西方制度的長處，也包括自己傳統形成的好東西，這才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德國前總理施密特也說過：“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有著本質不同，因此，中國的社會發展必須走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就如當年古羅馬不同於古希臘，雅典也不同於斯巴達，今天中國的社會關係也同樣與美國、德國、英國的社會關係有本質不同，一切都按照美國模式操作的想法，只有美國人才會有。”
說到底，無論是西方民主制度還是其他什麼制度，都是手段，最終的目的都必須體現在良政上，體現在人民的滿意和認同上，所以良政與劣政才是當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觀念。我們應該多多使用，全世界都應該多多使用。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比整個西方世界的人口加在一起還要多，在中國經過實踐而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可以不理解，可以反對，可以歪曲，但只要事實證明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是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的，西方最終只能努力來理解你，闡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歷史證明，西方是承認實力的。只有當西方真正認識到，它不僅不能阻止中國硬實力的崛起，而且也無法阻止中國軟實力崛起的時候，它才會真正地接受你。還是我前面打過的那個比方：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麼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
其實，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如美國《新聞周刊》總編法瑞·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也認為，世界今天已進入了“後美國時代”。在這個“後美國時代”裡，中國的政治軟實力可以豐富人類處理一系列全球棘手問題的能力。因而中國崛起的進程不是一個所謂中國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的過程，而是雙方平等相待、取長補短的過程，最終中國以及其他一些新興國家，將和西方一起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共同設計者、領導者和建設者，原因很簡單：沒有中國的軟、硬實力的參與，全球化帶來的世界性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