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
《透明國際》的腐敗指數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腐敗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甚至可以說經濟發展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為什麼？因為真正的經濟發展和真正的現代化，一定會產生對法治環境的強大內需，而法治是對付腐敗最好的辦法。
中國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整個社會呼喚更為公正的競爭環境，從中長期來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會產生對法制的強大內需，並最終導致腐敗程度下降。換言之，中國的腐敗走勢有可能是這樣的：“低腐敗”→“中腐敗”（現在這個階段）→“低腐敗”。從國際比較來看，今天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都經歷過“中腐敗”的情況，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開始的18世紀，英國國會議員的位置可以花錢買到。當時在印度代表英國政府利益的“東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員非常腐敗，被英國人稱為“人類的渣滓”。但這些國家幾乎都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大內需驅動下，通過法治社會和反腐機制的建設，避免了非洲那種癱瘓型的“高腐敗”，轉向了“低腐敗”。在華人社會中，香港經歷的也就是這麼一個過程。而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沒有產生對法制社會的強大內需，最後腐敗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勢是這樣的：“中腐敗”→“高腐敗”→“更高腐敗”。
中國的反腐鬥爭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果向下沉淪的話，可能會由“中腐敗”發展成為“高腐敗”。但如果能夠適應現代化的需求，抓緊法治和反腐機制的建設，我們有可能逐步減少腐敗，達到“低腐敗”，而這個過程的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整個現代化事業所產生的對依法治國、抑制腐敗的強大內需。只要中國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動真格的，那麼對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會是實實在在的，只要這個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腐敗現像有可能逐步減少。現在低腐敗國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香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內地也可能這樣一路走來。
中國和“高腐敗”國家的另外一個差別是中國畢竟經歷過低腐敗的階段，有遏制腐敗的巨大的文化傳統資源，包括儒家的傳統文化和共產黨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來這樣的清廉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影響。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條件都沒有，而活著的人記憶中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腐敗的，經濟落後又產生不了對法治的強大內需，所以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不少人說，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發達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敗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賓、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 2007年4月，我曾當面請教《透明國際》的總裁彼得·艾根（Peter Eigan）教授，怎麼解釋這個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反而更腐敗的現象？他說，民主化，腐敗也民主化了。還給我舉了個例子：過去智利是專制，秘魯是民主，但秘魯的腐敗遠遠高於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個文盲和貧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國度裡，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敗分子利用，從而變成了保護他們貪腐的合法外衣。腐敗官員可以通過賄選等手段當選，使自己的腐敗行為得到合法保護。印度、菲律賓以及非洲的許多國家就屬於這種情況。我曾問過我的印度研究生，為什麼印度的掃盲進展這麼慢？他說掃盲是地方政府負責的，當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無知，對政客就越有利。這個解釋可能有點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還有經濟水平低，公務員工資低，政府的繁文縟節過多，官員的權力過大等問題，這給腐敗尋租行為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卻導致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政府失控與癱瘓，結果腐敗行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發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勢穩定下來時，腐敗已由量變轉成了質變，連基層的海關、警察隊伍都爛掉了。以俄羅斯為例，幾乎所有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和很多外國遊客都碰到過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外國人敲詐勒索的事件。烏克蘭警察情況也類似。
在反腐問題上，中國處在一個關口，看中國能不能闖過去。闖不過去，中國就永遠是個發展中國家。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工業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都經歷過腐敗顯著上升階段。但最終現代化進程中對法制和反腐的強大內需，加上體制創新和機制建設等，實現了腐敗下降。亞洲“四小龍”中的台灣和韓國後來採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來年過去了，腐敗問題似乎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國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中塑造過一個人物叫戈萬，這個人物說過一句名言：對罪惡的毒瘤要開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須格外的冷靜，而不是激烈。我們在認識和處理腐敗問題時也要採取這種態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強烈的道德譴責，而是要通過紮紮實實的機制建設和法治建設來逐步遏制和減少腐敗。
在亞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們沒有採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過法治建設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獨立的反腐機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等，最終成為反腐事業的佼佼者。我們應該在繼續鐵腕打擊腐敗的同時，進行製度創新，借鑒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經驗和實踐，先進行一些試點，然後在全國鋪開，爭取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使中國由現在的“中腐敗”轉入“低腐敗”。
這裡還要順便提及三個觀點：
第一，不管我們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敗也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反腐的長期性和艱鉅性千萬不能低估。腐敗也會從現在人見人恨的“不文明”的腐敗變成一種可以隱蔽的、比較“文明”的腐敗。比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經濟衰退和全球金融海嘯：1.5萬億美金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產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產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這個過程當中沒有腐敗？這背後也許有更大的腐敗，這些金融大鱷實際上坑蒙拐騙，無所不做，鑽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連瑞士最大的兩家銀行都賠上了百億美金，叫苦不迭，最後不得不尋求亞洲國家的主權基金來注資，這場危機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世界老百姓來買單。對於這種“貨幣戰爭”，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瑞士一位銀行界的朋友對我說，這簡直是“金融黑手黨”的所作所為。我們不妨用“第二代腐敗”這個概念來形容它與“第一代腐敗”的差別，真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係。 “第一代腐敗”是“不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回扣”、“走私”、“紅包”等，這有點像傳統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殘酷。而“第二代腐敗”是比較隱蔽，比較“文明”的腐敗，主要表現為道貌岸然的“遊說”，選舉政治中的各種“政治獻金”和金融監督中的“選擇性忽略”、“監管套利”等，這有點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加上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面是對生命的摧殘，與使用傳統武器的摧殘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一貫主張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認為，亞洲金融危機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不知看了美國這場金融危機，他該如何評論？這麼大規模的危機，現在看來還只能出現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其公司對政治的過度影響，其政治制度過多地受到資本驅動，恐怕都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總之，反腐將是一個長期不斷的過程，即使在法制比較健全的發達國家，也可能發生不同類型的嚴重腐敗。
第二，要實事求是地把握中國的腐敗狀況，防止把問題誇張到不切實際的高度，然後動員悲情意識，呼喚再來一場革命。回顧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像是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戰役，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該衝鋒的時候要衝鋒，該伏擊的時候要伏擊，沒有傷亡和減員的戰爭是沒有的。 1979年鄧小平要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殺出血路就是要準備負傷。就是不要前怕狼後怕虎，而是要抓住戰機，奮勇出擊。改革要考慮戰略和戰術、要考慮時機和成本、要打時間差，一旦抓住戰機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這就是鄧小平的領導風格。那種純而又純的改革，那種詩意般的經濟和社會改造，那種眼睛裡容不得一點沙子的變革，古今中外從未有過。
1980年代引起人們反感的主要是雙軌制物價改革引起的“官倒”。當時採用雙軌制來進行物價改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頗為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已經引起物價上漲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但採用漸進的雙軌制物價改革，也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官員的尋租機會增多，一些鄉鎮企業不通過收買官員，往往很難弄到計劃內價格出售的生產要素。但如果當時不及時進行價格改革，中國經濟就很難走出計劃經濟的框框。中國領導人權衡利弊，認為不進行物價改革，中國付出的代價將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動了帶有很大風險的雙軌制的物價改革，並逐步地闖過了這一關。
今天，我們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成熟起來，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我們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場定價，沒有當初這種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國市場的如此繁榮。這項改革成功後，由價格壟斷造成的腐敗，雖然還存在，但比過去大大減少了。和採用“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比較一下：俄羅斯是價格一下子放開的，不僅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使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中國物價改革的社會成本也相當大，但還是明顯低於前蘇聯。儘管這個改革很不完美，儘管當時帶來很多問題，至今還有不少後遺症，但整個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認：中國進行的雙軌制物價改革是傳統計劃經濟國家經濟改革中的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
最後還要簡單提及腐敗與文化的關係。中國在反腐鬥爭中，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網、關係網。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網、關係網很類似。這種人情網、關係網，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經濟能起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看，不利於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不利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國、西班牙等，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最終都闖過了這個關口，建立了法治社會，意大利雖然也是發達國家，但腐敗問題解決得不如其他發達國家，你只要到意大利華人社會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敗得很厲害，意大利雖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會影響仍然巨大，特別在意大利南部，黑社會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包括選票和官位。
在華人社會中，香港和新加坡闖過了人情網這個關口，而且據我觀察，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比法國、西班牙做得還要好。但多數拉美國家和中國，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中國發展得還很快，但這個關口還沒有闖過，所以我們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現代化法治社會。這方面，還有待我們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在解決這個超級難題上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我們可以藉鑑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