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七、從歐洲到美國

中國今天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沒有大的意外，中國的經濟總量可望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超過美國。美國則非常擔心失去世界經濟老大的位置，所以忙於對中國處處設防，以延緩甚至扭轉這個過程。正因如此，中國邁向世界第一的過程可能會遇到美國設置的各種障礙。我們因而有必要更多地研究和了解美國。惟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與美國打交道，並爭取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超越美國。我在這裡把美國與歐洲進行了一些比較，以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美國這個國家，順便也更多地了解整個西方。 中國人初見歐洲人，是分不出哪國人的，同樣，歐洲人初見亞洲人，也分不出中國人、日本人還是韓國人。但和歐洲人接觸多了，會逐步看出一些差異。歐洲有個流傳很廣的笑話：有人問，“在歐洲什麼是天堂般的生活？”回答是：“讓法國人當你的廚師，德國人當你的工程師，英國人當你的警察，意大利人當你的情人，而這一切都由瑞士人來組織。”反過來的生活方式就是地獄般的，即“由英國人當你的廚師，法國人當你的工程師，德國人當你的警察，瑞士人當你的情人，而這一切活動都由意大利人來組織”。這種誇張的調侃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歐洲民族文化的差異。

如果說歐洲各國的文化差別不小，那麼從歐洲到美國，你就會感到更大的差異了。當你從歐洲一下子空降到美國，歐美文化的差別立刻撲面而來。我自己從歐洲去美國大概有十來次，從諸多細節中可以感受到這種差別。比方說你從日內瓦國際機場飛抵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你想找個推車來拉行李，突然發現這裡的推車是要付錢的，而且不多不少3美元，頗令人尷尬，你往往正好沒有3美元的零錢，你就不得不去換零錢。歐洲也有不少機場需用硬幣才能取行李車，但這是為了讓你用完後把車還回指定地點，還車後可取回硬幣，所以行李車還是免費的。 等你上了美國的計程車，司機座位的後面貼著“顧客權利憲章”。在中國，這個地方貼的是“乘客須知”，在歐洲，較少貼這些東西，類似的規定屬約定俗成，不言自明。計程車很快就上了六車道的高速公路，路上的車普遍比歐洲大。看得出，和歐洲相比，美國還是以開大車為榮者居多，這顯然是一個比歐洲更加浪費能源的社會。

到了旅館，你打開電視，迎面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廣告。故事片，一刻鐘打斷一次，而且廣告詞大都涉及賺錢：100萬，200萬，300萬。歐洲主流電視台，商業廣告一般放在故事片的前後，中間最多打斷一兩次，而且廣告拍得比較有品位，一般不出現錢數。歐美的差別還有不少，比如歐洲的咖啡是小杯的，屬於講品位的精緻文化；美國的是大杯的，屬於大眾的消費文化。家庭觀念方面，歐洲社會更傳統一些，孩子大學畢業後住在家中的仍不少。在美國（英國也類似），孩子到了18歲，甚至更早，就自己出去奮鬥了。美國人普遍不相信政府，總覺得個人可以比政府做得好，而歐洲國家，特別是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國，政府的作用大得多。這種差異與美國歷史有關，當初的清教徒逃到美洲大陸，就是為了逃避政府和教會的迫害。

從大的方面說，歐美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主要有五大差別：一是宗教差別。歐洲的宗教影響總體上在走弱，美國則相反，特別是“9·11”之後，宗教在美國的影響迅速走強。禮拜天，美國教堂里人滿為患，布什總統自己也每天做禱告，他講話中使用的宗教詞彙明顯多於歐洲領導人。據說2000年海南撞機事件發生後，布什馬上問周邊的人：“美國的機組人員現在能看到《聖經》嗎？”歐洲的教堂，人滿為患的狀況不多。歐洲很多人稱自己是不上教堂的基督徒。給人的感覺宗教日益演變成一種文化，倒有點接近中國傳統中對宗教的態度，宗教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嚴格的教義，而是一種文化規範。這種差異也反映在歐洲和美國的對外政策上。美國對外政策中，雖然名義上政教分離，但其外交政策受宗教勢力的影響為西方國家之最。美國本來就有強烈的“傳教士傳統”，認定美國是上帝的“特選之國”，在小布什時代這種感覺更強，而且常常是“惟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甚至連民主問題也宗教化了，在全世界到處傳播美式民主的“福音”。美國現在推行的所謂“價值觀外交”也說明這一點。坦率地說，只要美國的這種“宗教”心態沒有大的變化，美國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非基督教、非西方文化的“共產黨國家”的崛起，心理上總很難接受。從這個角度看，中美關係的真正和諧不易實現，推而廣之，整個世界的真正和諧也很難實現。我曾和美國亞洲協會名譽會長卜勵德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比我樂觀一些，認為多數美國人還是溫和與市俗的，宗教勢力不會過多地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我也希望如此，而且我們都同意這麼一點：中美雙方的各種利益已經把我們兩國聯繫在一起，雙方完全可以尋求合作雙贏，並理智妥善地處理雙邊關係中的一切問題。

歐美的第二個差異是美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遠遠高於歐洲國家。我的德國朋友告訴我，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在德國舉行，很多德國人一生中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德國國旗，他們感覺很不習慣。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在歐洲“民族主義”幾乎變成了貶義詞，一般國民很少談愛國主義。荷蘭人常說：我們是最沒有民族主義的。我的一位法國朋友對我講，他現在只有在買車的時候，還有點愛國主義，其餘時候就沒有了。我的丹麥學生告訴我，他在丹麥當過兵：“我們的軍隊從來不宣誓，也沒有愛國主義教育，以後只能幫助別的國家做些維和之類的事情。”北約內部之前就增兵阿富汗而引起很多爭議，背後也反映了這種認知上的差別。 美國不一樣，“9·11”過後那段時間，你的車開出去，不懸掛美國國旗，人家要敲打你的車窗，讓你趕快掛上美國國旗。每年7月4日美國的國慶節更是熱鬧，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會去公園，去喝酒聊天，去揮舞國旗，聽愛國音樂，唱愛國歌曲。美國平時是個非常個人主義的國家，大家自管自，但到了國慶這一天，似乎特別集體主義，特別愛國主義，大家通過這樣歡聚一堂，展現自己作為美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

民族主義情緒強的美國，其戰爭傾向也遠遠高於歐洲。如果從1950年的朝鮮戰爭算起，美國先後發動了1961年的入侵古巴的戰爭、1968年的越南戰爭、1986年入侵格林納達的戰爭、1989年入侵巴拿馬的戰爭、1994年入侵海地的戰爭、1999年入侵南聯盟的戰爭、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戰爭、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戰爭和2011年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相比之下，歐洲大陸的民間還是和平主義潮流為主，更多地相信外交的作用和多邊主義，這當然也和歐洲的軍事實力遠遠弱於美國有關，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由於歷史上歐洲經歷了無數戰爭，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絕大多數歐洲人對戰爭厭倦了。法國每年都隆重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戰爭中，法國死了130多萬人（當時整個法國的人口才3 000萬左右）。相比之下，美國1776年以來所有戰爭死亡的人數加在一起，還不到這個數目的一半，而美國的人口是法國的5倍。當然，這兩年情況有一些變化，由於歐洲國家紛紛陷入了金融和經濟危機，歐洲右翼勢力的影響明顯上升，不少政客力求通過發動規模可控的、穩操勝券的戰爭來轉移民眾對本國問題的視線，歐洲國家最近參與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並熱衷於支持干預敘利亞內亂就有這樣的背景。

歐美在軍費預算方面也存在相當的差異。美國現在一年的軍費超過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大的20個國家的總合。 2012年美國的國防預算近7 000億美元。其背後反映出的實際上是美國軍火工業的既得利益。這麼龐大的軍工產業需要生存和發展，需要超額利潤，大家都在華盛頓砸重金、搞遊說，找出各種藉口，說服政府維持強大的國防力量，確保美國霸權地位不會衰落。伏爾泰過去說，沒有上帝也要創造一個上帝。美國有這麼龐大的軍工產業，總需要有一個敵人。沒有敵人，也要創造一個敵人。如果說前面講的美國宗教原因使美國容易把不信上帝的中國看成敵人，那麼美國軍火工業就更有這麼個需求，要把中國妖魔化，然後就可以繼續推動一本萬利的軍火工業。這大概也是美國媒體“中國威脅論”總是陰魂不散的深層原因之一。

第三個差別體現在競爭文化上、特別是社會政策上。總體上，歐洲社會福利多、生活節奏較慢。長期以來，歐洲主要國家的政府都是通過稅收來調節社會不同利益，弱勢群體的利益保護相對較好。但大部分國家也開始感到，這種制度缺乏競爭力，容易養懶人，歐洲也開始改革這種制度。例如，法國年輕人大都喜歡到政府系統工作，因為工作安逸，生活有保障。法國前總理法比尤斯曾對我講過一個笑話：法國教師喜歡說自己這份工作有三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7月，第二個好處是8月，第三個好處是9月（指的是法國教師夏天的三個月帶薪假期）。丹麥進行了不少改革，例如，過去一個人失業，就可以拿到失業金，現在則是把一部分失業金轉為學習新技能的費用，如果失業者要拿到這部分錢，就需要去學習一些新的技能。

相比之下，美國社會競爭非常厲害，社會流動性也大於歐洲，一個美國人一生中，平均要搬14次家，這在歐洲是不可思議的。歐洲大部分人還能保證每天至少有一頓飯是和家人一起吃的，這在美國就成了很大的奢侈，美國人一年到頭在外面吃快餐為主的不在少數。我的一位意大利朋友，是慢吃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有一次對我解釋慢吃運動的意義：“吃，是一種文化，需要不斷地回味和體會，才能獲得享受，所以快餐只能是垃圾。”但我有一位從美國來日內瓦出差的朋友，看到歐洲慢悠悠的生活方式，大為不解：“這樣的社會怎麼會有競爭力？”實際上歐洲的競爭力並不算太低，甚至有統計數字說明，法國人的每小時平均生產率高於美國。 第四個差異是自我認同方面的文化差異。美國人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而歐洲大部分人則首先認同自己是某一個國家的人，然後才認同自己是歐洲人，而且後者更多是文化意義上的。一個歐洲人，到了美國或者中國，一下子感到自己是歐洲人，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但在政治上，他們更加認同的是自己的國家，而不是歐盟，因為歐盟還不是一個國家。

美國雖然是移民國家，但人們對美國的自我認同遠遠強於歐洲。從歷史上看，美國的形成從13個州聯合開始，開始時連憲法都達不成一致，只能通過一個《邦聯條款》，隨後人們又感覺到需要有統一的貨幣、統一的外交和軍隊，最後才走到美利堅合眾國。歐洲還遠遠沒有到這一步，所以歐洲沒有成為一個“國家”，歐盟雖然有不少權利，但要在國際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發揮影響力，還有很長的路。當然，美國內部也有分歧，有人把這種分歧稱為“美利堅”與“合眾國”的對立。右派強調“美利堅”，左派強調“合眾國”。小布什2004年再次當選後，一些不喜歡小布什的人甚至說，美國應該一分為二，讓不喜歡布什的那些州單獨組成一個國家，但這只是開開玩笑而已，實際上美國的內部凝聚力極強，特別是在危機時刻。

美國有一些擅長戰略思維的學者，經常未雨綢繆，如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曾寫過一本名為《我們是誰》的書。他擔心由於拉美裔人口的迅速增長，幾十年後拉美裔的美國人將成為美國人口的主體，超過歐洲裔的白人，這將會帶來一系列的變化，挑戰美國的一些基本信念。他甚至擔心美國的多元文化這樣發展下去，美國社會最終可能會分崩離析，英語也可能失去官方語言的尊位。 一次參加學術會議，我與美國學者格雷·維瓦（Gray Weaver）教授聊起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亨廷頓的這本書，是一本會導致十字軍東征的書”。他說：“亨廷頓和拉登一樣，都仇視不同民族之間的融合”。 “對亨廷頓來說，來100萬瑞典人沒有問題，來100萬墨西哥人就絕對不行。”根據格雷·維瓦教授的研究，無論是拉美裔還是亞裔，第二代的母語都是英語，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會與其他民族的人結婚。他還說，美國的穆斯林人口的平均收入高於白人的平均收入。 我對亨廷頓的許多觀點也有保留，特別是文明衝突論，但我有一點是同意亨廷頓的：那就是隨著全球化，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自己和別人的差別。關鍵是要防止有人利用這種差異來製造恐懼和仇恨。在這個日益多樣化的世界上，中國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更具優勢。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無助於解決這些問題。當然，儘管有分歧，美國社會的總體整合能力還是遠遠高於歐洲。歐洲有遠見的政治家和學者反復強調歐洲團結、提高歐洲整合能力的重要意義，因為他們很清楚，隨著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崛起，如果歐洲還老是不能以一個聲音說話，歐洲在世界的話語權將會進一步式微。 歐美的第五個差異就是環保文化上的差異。總體上，歐洲人的環保意識普遍高於美國人，歐洲各國政府的環保意識也高於美國政府。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在一次聯合國氣候問題會議上當著美國代表的面說，一個法國人人均能源消費比美國人低2倍。歐洲許多民調都顯示，歐洲國民最關心的問題是環保問題，所以他們對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都很反感，這也成了歐洲對布什政府耿耿於懷的一個重要原因。歐洲大部分人開比較省油的小車，美國大部分人開耗油的大車。與此相關的就是歐洲國家幾乎都把環保外交作為自己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在環保領域內帶頭提出了很多倡議。相比之下，環境外交這種軟性的東西從來不是美國外交的主要關切點。 國內崇拜美國的人不少，實際上美國自由主義模式的代價很大。美國的《新聞周刊》雜誌（2007年5月14日）提供了一些頗為令人震驚的數據：美國每年有200萬青少年有自殺的企圖，美國少女懷孕的數量是法國、意大利的5倍。美國祇有四分之一的中學生數學及格。美國每年有550萬青少年需要心理諮詢。美國80％的青少年參加過賭博。美國的犯罪率和囚犯人數，無論從人均比例來算，還是從絕對人數來看，都遠遠高於歐洲，也大大高於中國。另外，美國人口才3億多一點，但卻有近5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我曾有機會近距離接觸過一些美國政要，包括美國三位前總統：裡根、老布什和卡特。這三人中，卡特談美國自己的問題時最坦率。 2002年3月，卡特到墨西哥參加聯合國一個關於發展問題的會議。會議之後，他和公民社會以及媒體的代表見面，主動談到了美國國內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發達的第一世界，另一個是不發達的第三世界。我當時向他求教了一個問題：“以美國的財富，為什麼不能解決美國自己國內的貧困問題？”他看著我，然後點了點頭說：“你這個問題提得好，如果我們每個美國人都問自己一下這個問題，我們也許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當年做博士的時候，我曾坐地鐵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查資料，但不小心，坐錯了車，哥倫比亞大學位於曼哈頓的西北部，我坐了北上的地鐵到了曼哈頓的東北部，也就是有名的黑人居住的哈萊姆區。一出地鐵，感覺就是一個內羅畢，房屋失修，街道污穢，無所事事的人滿街都是，很多隻眼睛盯著你，又是黃昏時分，真有點令人毛骨悚然，畢竟這裡是美國吸毒、槍殺、搶劫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我叫了一輛計程車馬上離開了。後來據說在強勢市長朱利安尼的領導下，這個區的情況大有改善，但總體上美國很多大城市的中心城區，成了窮人聚居、犯罪猖獗的地方。這種局面，尚未改變。 在紐約坐火車也很有意思，從曼哈頓中心的Grand Central出發，開始時各種膚色的乘客都有，隨著火車逐漸遠行，先是黑人下車了，然後是棕色的拉丁人下去了，最後滿車剩下的都是白人，夾著一些亞洲人。這大致也是美國收入狀況的一個寫照，收入越低的，住得離市區越近，富人住得越來越遠。不過在曼哈頓仍有不少“高尚”地段，如公園大道和上東區等，都是美國富翁居住的首選之地。 美國這種貧富分化現像在公民素質上也有所體現。世貿大樓“9·11”遭飛機撞擊，烈焰奔騰，但樓上的人步行從安全梯向下走，並沒有特別的慌張，而是相當有序，人們給消防隊員、婦女、小孩等讓道，反映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文化水準和修養。當然，當時這些人可能並不知道整個大樓頃刻之間就會整體塌陷，如果知道的話，是否還能那麼從容不迫，我不得而知。 但是2005年8月一場“卡特利娜”超級颶風襲來，暴露了美國的另外一面，“第三世界”的一面。 “卡特利娜”颶風席捲了美國南部新奧爾良市，全城頓時陷入一片混亂，城市150萬居民中三分之一是窮人，很多人瞬間被洪水吞沒，聯邦政府的救助遲遲不到，而搶劫、強姦、槍殺等案件層出不窮，警察對黑人的心理防範似乎壓倒了對治安和救助的關心，最後死亡人數高達2 000多人，甚至災後十多天，很多浮屍和垃圾還無人清理。相比之下，中國2008年抗震救災的表現比其不知好多少倍。 其實歐洲也好，美國也好，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但他們的一個共同問題是過去20來年基本沒有大的變化。可能自以為是發達國家了，就自滿自足了。相比之下，中國一直在不停地改革和進步，整個國家面貌也因此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給西方帶來了相當的震撼。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佛里德曼2008年訪問上海、北京、大連後感嘆：相比之下，紐約已經更像第三世界了。今天國內一些人還天天在貶低自己的國家，開口閉口美國如何如何，對於真正了解美國的人，確實有點貽笑大方。 有媒體曾問我，你說中國比歐美好，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移民。我說，我沒有說過歐美比中國好，也沒有說過中國比歐美好，因為這樣的比較太籠統、太簡單。如果你看重的是官方匯率計算出來的人均GDP，那麼非洲的赤道幾內亞都比中國好，但它首都大部分居民連自來水都沒有。如果你像大部分國人一樣，認為只有擁有房產才有幸福感，那麼中國比瑞士要好得多，瑞士住房自有率是36％，只有中國的一半。如果你喜歡社會治安好的地方，那中國一定比美國好。如果你喜歡吃西餐，那麼法國更好。如果僅從享受生活的角度來說，一個有一定財富積累的中國人生活在上海或海南應該比生活在紐約或倫敦自在和舒服得多。對於一個仍在奮鬥的年輕人，中國能夠提供的發展機遇也遠遠多於西方。 其實，我並不覺得有很多中國人移民，中國人口基數大，移民的比例仍然非常之小。即使有很多人移民，我也不擔心這個問題，因為海外中國移民我接觸的很多。我自己有一個粗略的估算，至少70％的人出去以後會變得更加愛國。在國內抱怨越多的，出去後往往轉變得越快，因為他們把國外想像得太好了，他們對歐美的印像是電影和廣告上看來的，和真實的西方差距十萬八千里，結果出去後失望的很多。過去十年中，假如你生活在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發達版塊，你的財富可能已經增加了二到三倍了；假如你移民去了美國，你的財富由於趕上了金融危機可能早已縮水四分之一，今天要衣錦還鄉都不容易了。錯過了中國迅速崛起的偉大時代和眾多機遇，至今都是許多海外華人的心頭之痛。 依我之見，即使由於種種原因而移民歐美的所謂中產階級人士，絕大多數都把根留在國內，包括自己的企業和資產等，因為他們也了解今後至少10年20年內，中國還將是世界上機會最多的國家。每年流入中國的資金也遠遠超過流出的資金；每年回國的留學人員現在已超過了出去留學的人數。只要我們有一點中長期的戰略眼光，適度規模的移民對中國的利遠遠大於弊。出於各種原因，一些人移民出國了，他們以後回來也好，克服種種困難後呆在國外也好，對中國都有好處，因為中國的利益已經覆蓋歐美，覆蓋全球。如果海內外能有更多的人來推動中國與歐美、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推動整個中華民族的崛起，此乃民族之大幸。中國崛起的廣度和力度及其所提供的大量發展機遇，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從未見過，一個人能夠參與這個過程應該是一種千載難逢的幸運。如果有人要放棄這種幸運而移民，沒有人會阻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