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六、東歐：家家都有難唸的經

20多年前，東歐國家選擇了全盤西化的道路，而中國則選擇了繼續走自己認定的道路。兩種不同的選擇自然產生了不同的結果。過去20年中我幾乎走遍了所有的東歐國家，也和東歐的各種人士有廣泛的接觸和交談，自然有所感悟，有所感嘆。記得2006年夏天的時候，我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德國小鎮埃姆看過一場白俄羅斯演員用俄文表演的獨幕話劇，那是只有一個演員表演的那種真正的獨幕劇。表演不是在劇場進行，而是在我下榻飯店一樓的咖啡廳內進行，五六十個觀眾，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演出。話劇的名字叫《穿牛仔的一代》。西方國家把白俄羅斯看作是歐洲剩下的最後一個“專制”國家，而這個話劇是“反專制”的，在白俄羅斯被禁演，所以現在就在歐盟的資助下，在歐洲各地做巡迴演出。因為有英文字幕，我看懂了這個話劇。

劇情非常簡單：一個白俄羅斯的青年男子，非常嚮往西方，起初是收集西方遊客使用過的色彩繽紛的塑料袋，向自己的朋友們炫耀，後來開始倒賣西方的牛仔褲。一次在與外國人換美元時，被警察抓去詢問。最後他又參與了反政府的示威，被投入監獄。他躺在監獄裡做了很多夢，夢到監獄外面美麗的田野，夢到監獄的厚牆倒下了，夢到了當年為反對蘇聯入侵而在布拉格溫瑟拉斯廣場自焚的捷克青年。最後，他終於走出了監獄，嘴裡嚼著口香糖，右手舉著一根長長的木桿，上面掛著一件牛仔衫，象徵了反專制統治的旗幟，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 40分鐘左右的短劇結束，男演員和我一邊喝咖啡一邊聊了起來，他見我來自中國，不無好奇地問：“能不能坦率地問你一個問題？”我說：“越坦率越好。”“中國和這個話劇描述的情況一樣嗎？”我笑了：“還真不一樣。你可能還不知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服生產基地，中國願意持有美元的人也在銳減，因為美元越來越不保值呀。”他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我建議他最好自己去中國看一看。不過我也對他說：“我理解您的這個故事，中國也經歷過商品極度短缺，文化生活極端枯燥的歲月，很多人當時也把西方想像得無限美好，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和東歐採用了不同的變革方法，各有利弊，我個人覺得中國的方法略勝一籌。”他半信半疑地看著我，然後說：“以後一定要去中國看看。”

東歐當年劇變的原因很多，但對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日常生活消費品的匱乏和文化生活的枯燥。我1986年曾隨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羅馬尼亞，當時的羅馬尼亞電視節目非常單調，以齊奧塞斯庫的活動和沒完沒了的會議為主，電視機也都是羅馬尼亞國產的，質量很次，國賓館的電視機，也只能霧裡看花。我還抽空去了布加勒斯特最繁華的百貨商店，看到人們排著長隊購買日用品，走近一看，顧客在搶購上海生產的美加淨牙膏。後來我又有機會，坐車從維也納去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入境的一瞬間就感到強烈的反差：路燈昏暗、道路狹窄、人的穿著土氣，我在布拉迪斯拉瓦第一次看到歐洲還有這麼多的窮人，三五個穿著邋遢呢大衣的斯洛伐克男人擠在火車站餐廳喝土豆湯，吃黑麵包，整個斯洛伐克首都最大的中央車站餐廳，就提供這麼一種怎麼也無法使人產生食慾的“菜餚”。當時的波蘭的情況要好些，但消費品種類也少，款式陳舊，商店的櫥窗佈置簡陋，賣水果的商店就在櫥窗上畫一些蘋果，街上跑的都是東歐自己生產的簡陋的甲殼蟲小車。

當時的東歐社會主義，儘管有“鐵飯碗”和各種福利制度（這也是現在不少人懷念那個時代的原因），但整體經濟實力和物質生活水平明顯不如西方，前面白俄羅斯話劇中所描繪的西方的塑料袋、口香糖、美元，都是西方更為優越的物質生活的符號，中國七八十年代也有類似的經歷。東歐後來的政治危機也源於經濟形勢惡化。從1980年開始，波蘭經濟走下坡，失業劇增，導致了席捲全國的罷工浪潮。雖然東歐國家在70至80年代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經濟改革，但總體成效有限。與西方相比，他們在物質生活上的差距還在拉大，引起了這些國家人民的強烈不滿。這也給西方很大的心理優勢和政治話語權。 當時的蘇聯和東歐流傳著很多關於物資匱乏的政治笑話，一個人們反復引用的經典笑話是：一天，集體農莊莊員伊万在河裡捉到一條大魚，高興地回到家裡對妻子說：“看，我們有炸魚吃了！”妻子說：“沒有油啊。”“那就煮！”“沒鍋。”“那就烤！”“沒柴。”伊万氣得把魚扔回河裡。那魚在水里劃了一會兒，跳躍了起來，激動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萬歲！”從這個角度看，中國30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物資極度匱乏到經濟空前繁榮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其意義怎麼評價都不過分。鄧小平說過：不發展經濟，不搞改革開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條。東歐大致就是這樣走上死路的。

當然，東歐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還有其深層原因。例如，這些國家的政權存有先天的不足：這些政權（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外）幾乎都是二次大戰後靠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扶持上台的，國內群眾基礎薄弱。鄧小平1989年對訪華的泰國總理差猜曾這樣解釋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來的，建國後又進行了3年抗美援朝戰爭。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不可能取得勝利。這樣一個國家隨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國內沒有人有這個本領，國際上也沒有人有這個本領，超級大國、富國都沒人有這個本領。”得之易，失之也易，這是生活中的規律，也是政治中的規律。 另外，東歐的經濟改革普遍沒有中國走得遠，思想僵化了，始終未能突破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的緊箍咒，政治話語也大都從蘇聯教科書批發而來，沒有多少自己原創的東西，對本國老百姓沒有吸引力和說服力。 1989年，控制東歐政治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自己亂了方寸，在強大的西方話語面前毫無招架之力，被西方話語徹底擊敗，至此，東歐共產黨政權紛紛下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經濟上沒有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後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所拋棄。

東歐劇變至今過去20多年了。這些國家近況如何？人民生活得怎麼樣？他們的民主質量如何？有沒有什麼中國可以汲取的經驗教訓？我十分關注這些問題。從2000年開始，我走遍了幾乎所有的東歐國家。總體上看，東歐國家中，阿爾巴尼亞和摩爾多瓦還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政治上採用了西方模式，經濟上仍然非常落後，這兩個國家至今還屬於歐洲最窮的國家。 2001年，我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乘飛機去阿爾巴尼亞訪問，坐我邊上的是一位50多歲的沙特阿拉伯工程師，叫阿卜杜拉。他說想去地拉那看看，如可能的話，準備買套房子，晚年可以在此退休。我問為什麼選擇阿爾巴尼亞，他說，阿爾巴尼亞是穆斯林國家，房價又便宜，以後還可能加入歐盟。我微笑地點點頭，理解他的天真。我們抵達了地拉那，排著長隊，耐心地等候阿爾巴尼亞邊檢人員為來訪者一個一個地手工進行登記，因為沒有電腦，一切都非常慢，阿卜杜拉直朝我搖頭，說：“我在這裡買房子的念頭開始動搖了。”等我們坐著破舊的計程車一起上了通向地拉那的坑坑洼窪的公路，他說：“太沒意思了，我明天就離開。”我倒是在地拉那高興地逗留了3天，還去了港口城市杜拉斯。阿爾巴尼亞人熱情好客，很多人還記得當年中國給予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甚至給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東歐其他國家的發展程度要高得多。在1989年劇變之前，大部分東歐國家已屬於中等水平的工業化國家，其特點是農村人口一般都低於30％，其中比較富裕的是東德、捷克、匈牙利，較窮的是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這些國家經過劇烈的市場化改革後，經濟最終都復甦了，並有了相當的發展，特別是已加入歐盟的8個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但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海嘯中又遭重創。這8個國家中，我走了7個，但也只是去了他們的首都，難以和中國作一個全面的比較。應該說這些國家的首都還算繁華，人們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提高了不少，歐盟的各種財政援助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拿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國沿海城市比較的話，或者和重慶這樣的迅速發展的內地城市相比的話，無論是城市的基礎設施、商業的繁華程度、市民的消費水平、新建築的規模、式樣和質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和重慶都明顯勝出。總體上，我覺得中國的發達地區和內地的一些大城市已趕上甚至超過了東歐多數城市的水平，但整個中國要達到東歐今天的水平還需更多的時日。

中國與東歐的最大差距還是在市民文化方面。無論是辦事排隊還是開車上路，人家做得比我們更有規矩。在市民文化方面，東歐的歷史比我們長，像布拉格、布達佩斯、裡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經形成了相當龐大的中產階級，高級公寓、別墅和咖啡館隨處都有，市民文化傳統延續至今。 至於這些國家1989年以來的政治發展，我只能說路途很不順利，效果也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說，家家都有難唸的經。這也再一次證明：一種新政治制度的建設是一個非常複雜、艱鉅的過程，需要時日，才能逐步健全，甚至有可能由於種種原因而遲遲健全不起來。 20來年過去了，儘管有歐盟大量的資金投入和專家指導，這些國家憲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但就是沒有產生多少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兒爭權奪利，導致東歐百姓普遍對自己的政府失望，連歐盟對這些國家的民主進程也相當失望。本國老百姓也好，歐盟也好，原來都以為，只要政治制度一變，一切都會變好，結果談何容易。革命是浪漫的、興奮的、熱血沸騰的，但革命後人們發現舊的習慣和行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甚至絲毫未變，社會深層次的變化是非常緩慢的。

根據2008年初歐洲權威機構Eurobarometer公佈的民調，大部分東歐國家人民對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亞為16％，波蘭為17％，拉脫維亞為19％，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為21％，遠遠低於今天的中國。歐盟老成員中，驚呼上當的不少，一些東歐國家為了加入歐盟，進行了改革，但一旦拿到了歐盟的入場券，各種改革就停滯了，反而把自己的很多原來的問題帶進了歐盟。但有意思的是，這個民調也表明，這些東歐國家民眾雖然對自己選出的政府不信任，但對歐盟卻相當信任，這種信任度普遍都超過了50％，超過了老歐盟成員國人民對歐盟的信任度。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東歐這些國家的政府，理論上是人民直接投票選出來的，但人民最後反而對他們不信任，而歐盟則是一個非經選舉產生的機構，但東歐的人民對其則比較信任。實際上，美國也是這樣，人們當年對未經選舉產生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信任遠遠超過對選舉產生的美國國會議員的信任。就東歐來說，這不是壞事，因為選舉產生的政府往往上台不久就使人失望，而在他們的上面有個歐盟來管一管，這些投機政客有時不得不收斂一些。這種上面有個“帽子”的政治安排往往效果不壞：泰國的國王，東歐國家上面的歐盟，香港上面的中央政府，在一些關鍵時候，都發揮了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鄧小平談到香港時曾講過的話，有些干預恐怕還是必要的，關鍵要看這些干預是否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

這裡還要提一下台灣。眾所周知，陳水扁主政的8年，大搞民粹主義，族群分裂，還有兩顆子彈的醜聞，貪腐現像有增無減，但英國《經濟學人》下屬的EIU發表了一個民主質量評估指數，認為東歐國家民主的品質普遍還不如陳水扁時期的台灣。這個評估把台灣民主排在第32位，而上述的東歐國家中只有捷克超過台灣，排在第18位，其他均排在台灣之後：愛沙尼亞為第33位，匈牙利第38位，斯洛伐克第4l位，拉脫維亞第43位，波蘭第46位，保加利亞第49位，羅馬尼亞第50位（見EIU Democracy Index 2006）。如果這個評價是公正的話，人們就可以想像這些東歐轉型國家民主的品質了。 即使是相對錶現比較好的捷克，其民主質量也有很大的問題。我2006年底，到布拉格訪問，12月23日抵達飯店，打開電視才知道捷克已經整整100天沒有政府了。議會內兩派旗鼓相當，互不讓步。而政治人物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貪污醜聞。先是總理捲入了腐敗醜聞下台；他的接班人又被議會罷免，但拒絕下台，挺了幾個星期；他後面的一個叫托波拉內（Mirek Topolanek）的，10月份被任命，但因為議會是101票對100票，他的任命一直得不到批准。捷克是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1 000萬人口的小國，如果是發展中國家，碰上這樣的事，恐怕國家就要解體了。

波蘭政治也很有意思：2005年的大選，選出了卡欽斯基當總統，但不久他孿生的哥哥就當了總理。我在布魯塞爾見到歐盟的官員，他們私下一談到這對雙胞胎，總是帶點苦澀的尷尬。布魯塞爾一家報紙乾脆出版了一幅漫畫，調侃了一下兩兄弟：波蘭不停地克隆出一個又一個長相一模一樣的新領導人，讓人看了忍俊不禁。其實這也無妨，關鍵是兄弟倆奉行的政策很令歐洲頭疼：他們先是高舉民族主義大旗，要和德國算二次大戰還沒有算完的賬，後來又提出了在波蘭禁止同性戀、恢復死刑、擴大天主教會影響等主張，使歐盟老成員一下子不知所措，因為歐盟很多國家已經把保護同性戀的權利看作是核心人權。 波蘭一位政治學者對我說：我們的政府代表了波蘭的極右勢力，搞“政治正確”，提出了一個新的法案，要追查每個人在過去共產黨時期的表現，抓出共產黨的合作者，反對黨說這等於是麥卡錫主義，恐怕會使今天波蘭的數十萬的教師、學者、專家等專業人員的前途受到影響，對波蘭有百害而無一利。 斯洛伐克是東歐變化比較快的國家。十分健談的斯洛伐克前副總理伊万·密克羅什對我說：“改革不容易，我完全理解中國今天的成績，這是來之不易的。”密克羅什是個經濟學家，曾在斯洛伐克政府內兩度擔任副總理，因為推出了征收統一的19％所得稅（企業與個人所得稅都降為19％）而名噪一時。他告訴我：“我們改革的一條經驗就是：有很多事情一定要先做後說。先說了，就做不成了。”但即使這樣，在2005年的競選中，他所代表的黨輸掉了大選，反改革的黨贏了。但反對黨上台並沒有推翻所有的改革（如他們競選中所發誓的那樣），而只是推翻了前政府“不太受人歡迎的醫療改革”。對於斯洛伐克選出的新政府，最反感的是歐盟，因為新內閣包括了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如Jan Slota，他公開仇視斯洛伐克的兩個主要少數民族：——匈牙利人和吉普賽人，稱匈牙利少數民族是“醜陋、羅圈腿，騎在令人可憎的馬上的疑似蒙古症患者”。密克羅什對我說：“虧得上面有個歐盟，使這些激進分子在國家政策方面還不敢走得太遠。” 一般認為匈牙利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轉型國家。但2007年卻爆發了關於“騙子總理”久爾恰尼的爭議。這個年輕的總理在2007年5月執政黨的一次內部講話中坦承：“我們搞砸了，不是一星半點兒的糟糕，是糟透了！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比我們幹得更蠢了……在我們執政的4年裡，政府拿不出引以為傲的業績。我們該如何向選民交代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採取了一切措施保證使這個秘密在大選之前不被洩漏出去。過去2年裡，我們一直在撒謊。”這段話後來在網上披露出來，匈牙利舉國嘩然。本來大家都以為匈牙利是東歐國家轉型最成功的，結果並非如此。匈牙利老百姓本來對實際生活水平停滯不前早就有怨言，特別是為了加入歐元區而緊縮財政，提高稅率，引發了廣泛不滿。於是這個本來東歐最平靜的國家開始了幾天的騷亂，首都上万抗議示威者到布達佩斯議會門口情願靜坐要求總理辭職，發生了東歐劇變以來最大的警民衝突。匈牙利的物價水平和西歐國家不相上下，但一般的退休金每月才200歐元。對於匈牙利政治亂象，匈牙利歷史學家海斯勒有一句很到位的評論：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協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個深深分裂的社會”。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歐盟新成員中相對比較落後的國家，雖然加入了歐盟，但距離歐盟的各項標準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腐敗問題非常嚴重。索菲亞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我們最大的政治問題是官員腐敗，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人才外流。”保加利亞加入歐盟前，進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後，改革派就被趕下了台。我的一位保加利亞研究生對我說，新上台的總統是原來的共產黨，“普京給他一個電話，他就和俄羅斯簽署了天然氣管道協議，歐盟很不高興。”羅馬尼亞政治醜聞也不斷，2006年羅馬尼亞總統巴塞斯庫遭到國會四分之三的議員反對而被罷免，但總統不久又通過全民投票，保住位子。羅馬尼亞政治惡鬥，是老百姓對政府失望的主要原因。 立陶宛是一個我比較喜歡的國家，也是東歐為數不多的可以看到笑容的國家。維爾紐斯是個充滿生氣的城市，這個國家又被稱為波羅的海的西班牙。立陶宛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是如何處理和俄羅斯人的族群關係。 “我們和俄羅斯人一般相處沒有問題，如果說有什麼分歧的活，那就是他們不願意學習我們的語言，這是對我們的不尊重。”一位當地學者對我說，“蘇聯的時候，俄羅斯人要拍故事片，要選歐洲的背景，就到波羅的海三國來，要嚐嚐正宗的歐洲咖啡，就要到維爾紐斯或者裡加來。”俄羅斯人在這些國家實際上是二等公民，沒有投票權，要加入立陶宛籍才能投票，而加入國籍必須通過當地語言的考試，而語言考試難度很大，政府就用這個辦法來限制俄羅斯人入籍。 “我們不能給他們投票權，否則我們又要失去自己的祖國了。”這位學者對我說。民主是很現實的。瑞士外國人的比例，佔人口的五分之一，也沒有投票權，就是怕改變國家的性質。 拉脫維亞給人的第一感覺是沒有笑容。商店的服務員，理髮店的理髮師，旅館的接待員，都沒有笑容。另外就是女性的比例明顯高於男性。我的導遊麗娜說，“歷史上外國人統治了我們800多年，所以這兒的人笑容就少了。男人少，是因為過去的戰爭，還有就是酗酒死的，開車死的，我們的男人心理不成熟，男人的自殺率是世界最高之一。”拉脫維亞一位報社編輯對我說，“在波羅的海三國中，我們拉脫維亞人的特點就是抱怨多。所有老百姓都抱怨政客，所有政客都抱怨歐盟。在所有東歐國家中，對歐盟支持率最低的就是拉脫維亞。”談到拉脫維亞國內政治，她說了句很有意思的話：“我們這兒的說法是，一到9月份，問題都來了。”9月就是議員們休假結束，議會開始工作的時候。像拉脫維亞這樣的東歐國家，採用了西方競選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鮮，之後就是普遍的厭倦，而厭倦的原因就是競選上來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談多於實幹。 美國引發的2008年金融海嘯和隨後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又使東歐面臨新的危機。標準普爾已將烏克蘭的長期外匯評級調降至“CCC+”的全歐最低水平，把羅馬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信用評級下調至“垃圾級”。東歐經濟轉型過程中，主要銀行幾乎都給西歐的銀行收買，造成銀行業過度依賴外資和外幣貸款規模過大。金融危機襲來後，西歐金融機構紛紛從東歐大規模撤資，引發了東歐金融業的系統性風險。東歐國家在出口上對西歐國家的過度依賴也加劇了當前的危機。東歐國家的出口遭遇重創，進一步減弱其償債能力，使債務危機更加深化。今天幾乎所有東歐國家均陷入了嚴重的財政赤字，包括匈牙利、波蘭、捷克等的貨幣的下跌幅度都超過30％，波蘭和捷克的外債水平已達GDP的100％。據摩根士丹利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如今東歐國家外債總計約1.7萬億美元，超過該地區2008年GDP的總和。 東歐劇變20多年過去了，東歐國家在民主建設上也是困難重重。 《經濟學人》雜誌對今天東歐民主體制的狀況是這樣評述的：“在經濟危機面前，整個地區的改革都停頓了下來。公共服務質量很差。媒體的聲音微弱。政黨競選資金籌措過程充滿了腐敗。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之一是加入了歐盟後，許多東歐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努力都停滯不前了。同時，由於金融危機，也由於美國威望的下降，（東歐國家）照搬西方模式的願望受到了挫折。所有這一切為普金式的領導人出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章以匈牙利總統奧爾班（Orban）上台後修改憲法，限制司法獨立，加強對媒體的控制來說明東歐國家正在出現所謂的從民主滑向專制的“普京化”趨勢。 （《經濟學人》2010年12月18日） 歐盟對東歐民主的總體評價確實很低，其主要批評是：一、當年東歐經濟轉型大都是比較激進的私有化，而得益最大的都是原來的政府官員。民主化後，這些人搖身一變，成了最大的企業老闆，隨後又靠經濟實力，組成了自己的政黨，或者把原來政黨的名字改變一下，而政黨運作的方法與過去沒有多少差別。二、20年過去了，但這些國家都還是沒有形成真正獨立的司法體系和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政府機構辦事還是拖拖拉拉，官僚主義陋習不改，腐敗問題仍然非常嚴重。三、東歐政壇上崛起了一大批新的政客，但沒有出現真正的政治家。他們努力加入歐盟只是為了從歐盟撈到各種補貼，而不是為了什麼更加崇高的目標。四、雖然有很多拿著歐盟資助的非政府組織，但高質量的公民社會還沒有形成。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國家的民主建設也許能夠取得新的突破，形成品質較好的民主制度，但也可能長期徘徊在低品質民主的行列裡。東歐國家本來的經濟、教育都比較發達，早就掃除了文盲，人口遠遠少於中國（波蘭人口3800萬，大約是江甦的一半；羅馬尼亞人口2100多萬，少於上海；捷克是1000萬，其他的人口都只有幾百萬，少於中國的中型城市），與西方文化的同質性也明顯高於中國，還有歐盟和美國提供的大量援助和專家指導，但採用了西方政治制度20年後的結果竟是如此差強人意，其中的很多教訓值得我們中國人深思。上面提到的“深深分裂的社會”、“沒有出現真正的政治家”、“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沒有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等問題，都是我們在民主建設中必須考慮的。這也可以使我們更加堅定探索中國自己道路的決心，跟著西方模式亦步亦趨，對於我們這麼一個歷史文化傳承與西方的差異遠大於東歐的超大型國家，成功機率大概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