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愛多案例，往往給人一個這樣的感慨：從崛起到覆滅的4年時間裡，愛多與其說是一個企業，倒不如說是一支“戰鬥突擊隊”，它從南中國衝決而出，一路嘯聚英豪，攻城略地，一鳴而為天下知，引得八方諸侯無不側目噤聲。然而，就在一路衝殺、對手紛紛退避的時候，愛多的青年英雄們卻荷戟四顧，無所適從了。
作為一軍統帥的胡誌標只有一個目標：把愛多做大、做大、再做大。於是，任何能讓愛多做大的想法都讓他躍躍欲試。那段時間，他最喜歡做的事是與一班策劃高手徹夜秉燭高談闊論，一旦有靈光閃現，冒出一個令人叫絕的好點子，他立即當夜部署，派出一彪人馬甚至親往實施。可是，作為一家銷售額超過10億元、員工多達3000餘人的大型企業如何進行中長遠的戰略規劃，卻始終沒有被胡誌標提到議事日程上，直到覆滅，愛多甚至連一個切合實際的兩年規劃都沒有製訂過。愛多有眾多的營銷策劃高手，他們的執行能力都堪稱一流，可是如果決策本身是盲目的，那麼這些高手的執行能力越強，反倒對企業的傷害越大。一位愛多高級經理曾經頗有感觸地談道：我們就像一彪孤膽挺進的鐵騎，看不到上面的天空，只知道自己越跑越快，越殺越遠，後面沒有人接應，旁邊也沒有人打氣加油，並且完全不知道大本營到底有沒有支撐能力……
這種危機卻是正在戰場上瘋狂廝殺的人們所很難警覺到的。愛多是一支習慣於在運動中尋找戰機的戰鬥團隊，在“B計劃”遭遇挫折之後，胡誌標決意再度挑起戰火，這次他把矛頭直指市場佔有率第一的江蘇新科。
江蘇新科是一家具有10多年曆史的國有企業，銳氣固然不如愛多，家底卻要雄厚得多。它靠穩健的營銷策略，在上海及諸多中心城市的大商場擁有較高的市場優勢，在1997年底，它的市場佔有率為37％，比愛多高出1倍。而這正是標王胡誌標所無法忍受的。 1998年五一節，愛多在上海、北京向新科全面宣戰，僅上海市百一店，愛多就進駐了50多個促銷人員，並進行“買就送”的活動。在這期間，雙方促銷人員互相圍攻對方櫃檯和搶奪宣傳品，火藥味空前濃烈，到最激烈的時候，買一台1000元左右的愛多VCD竟可以送到電飯煲、剃須刀、燜燒鍋、電風扇等4件禮品，價值在700元以上。
到6月，愛多的攻擊收到明顯成效，在全國百家大商場的市場佔有率排行榜上，愛多一路追上新科，兩家均為23％。可是同時，胡誌標喝下的也是一杯難嚥的慶功酒。愛多在半年內為打敗新科投入了1.5億元，幾乎耗到彈盡糧絕的地步。新科在這場白刃戰中固然損失慘烈，聲譽大跌，可是它畢竟綜合實力雄厚，斷一臂而不致喪全命，反倒意外地達到了消耗最強勁對手的目的。
近年來，中國家電業可謂一直籠罩在價格大戰的恐怖密雲中，除VCD之外，彩電、空調、微波爐等行業的價格戰亦此起彼伏，蔚為壯觀。觀察其中的最後取勝者，大抵有3個特徵：一是企業資本實力有明顯優勢，具有強大的抗消耗能力；二是科技開發能力超前，其降價產品往往是本企業行將淘汰、而同行對手以此為生的成熟類型產品，在降價的同時有新生代產品立即跟進推出，使企業的市場利潤依然能夠得到保證；三是把握降價的發動時機，有較明確的攻擊目的性和配套性市場鞏固措施。
細加對照，作為VCD行業老二的愛多貿然發動對老大新科的攻擊，在這三方面的考慮都不是十分的成熟。更出乎胡誌標意料的是，就在兩強火拼之際，跟在他後面的那些小老虎們卻開始了趁火打劫。愛多的市場優勢向來在廣東、華北市場及其他次中心城鎮，當它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開始圍剿新科的時候，步步高、先科等悄然出擊，在愛多的大後方如法炮製地開展降價突襲，瘋狂地蠶食愛多的市場。等到胡誌標半年多後驀然回過神來，段永平等已赫然坐大，竟可以與愛多平起平坐了。
在這場降價大戰中，中國的VCD產業終於徹底跌出了“暴利的天堂”，開始進入微利時期。說來十分淒涼的是，中國所有VCD企業的核心部件竟都是舶來品，芯片是荷蘭菲利浦和美國C－CUBE的，機芯則是日本索尼和美國ESS的。也就是說，我們的VCD英雄們從來就只是一些在前台打得不亦樂乎的“組裝英雄”，真正旱澇保收、猛賺其錢的還是那些掌握了核心技術的跨國巨頭們。為了延長VCD產品的生命週期，C－CUBE和ESS公司分別推出了芯片的升級版本，很快，由ESS提供芯片的新科、熊貓、上廣電、華錄等華東派與由C－CUBE提供芯片的愛多、步步高、先科等廣東派形成了新的對峙，為了搶得市場先機，華東派提出升級產品的名稱應為SVCD，而廣東派則堅持要叫CVD。
胡誌標是這場名稱之爭的熱衷者。他儼然以廣東派盟主自居，通過他的強大的策劃網絡向國內各媒體頻繁地發布新聞。同時，他以此借勢，馬不停蹄地在國內各重點城市召開聲勢浩大的愛多新品推介會。可是，事態的演變最終沒有朝胡誌標意料中的那樣發展，由於名稱之爭攪得國內傳媒一片混亂，最後國家有關部門不得不出面調停，決定兩個名稱都放棄，另想出了一個中西結合的名字：“超級VCD”。胡誌標的“CVD計劃”就此流產。
以今視之，當時血氣方剛的胡誌標在展開名稱之爭的時候，確有考慮不周密的地方。他輕視了老牌國有企業如新科、上廣電等與北京部委的多年良好關係，他企圖通過策動國內傳媒的強力報導，造成重大壓力，迫使國家部委接受CVD的概念和他們提出的行業標準。當得知可能採用“超級VCD”這一名稱時，他又帶頭提出了“產品標準是企業說了算還是政府說了算”這一嚴厲的質問，以致某部委司長怒斥廣東派“不知天高地厚”。
從爭議的結局看，無疑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華東派取得了勝利，超級VCD與SVCD（英文全名為SUPER VCD，也就是超級VCD）實是一回事。不諳江湖世故的胡誌標在不適當的時間，以不適當的方式向一個不適當的對象發動了不適當的挑戰。自此，愛多與政府有關部門的關係開始惡化。
就在這種升級產品前途未卜、戰局變得日益微妙的前夜，急於建功立業的胡誌標又犯下另一個戰略錯誤。他宣布，愛多將實施跨世紀的多元化戰略。在一篇像宣言一樣的《愛多的數字化生存》講話稿中，胡誌標朗誦道：
“愛多的發展思路，基本上是圍繞著數字技術，以VCD為起點，逐漸擴大經營領域，走多元化發展的道路。目前，除了VCD、CVD、DVD等影碟機類產品之外，愛多在數字視頻方面，已經開始涉足電視機、數字攝像機、數字相機等領域；在通訊方面，成立愛多電訊公司，生產有繩電話和無繩電話。下一步戰略目標，將向計算機網絡產品、衛星通信、衛星廣播等領域發展。同時，愛多還會逐漸步入軟件市場，我們還成立了愛多陽光音像製品公司，從事影視節目製作和經營……預計1998年，將生產VCD200萬台、CVD80萬台、電話機100萬台、家庭影院30萬套、彩電20萬台，產值目標35億元，員工人數將翻番達到6000名。”
胡誌標在高聲誦讀著這篇文稿的時候，一定對其中的若干個新名詞還一知半解，他也一定記不起幾個月前姬長孔在梅地亞中心大廳對他講過的那番話了。
一股令人戰栗的寒流已經悄悄地逼近了一直在努力的愛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