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鋸式的談判在2002年春節後破裂。這時候，華晨各項業務的進展已經將雙方逼到了必須攤牌的地步——
“中華”轎車自兩年前下線以來，已經完成了規模化批量生產的所有準備，準產證即將下發；華晨與寶馬的合作報到國務院辦公會議，即將被正式批准；而在寧波，3000畝土地的徵用工作已經完成，工程即將上馬。所有這些項目，都面臨數億元乃至數十億元的投資，是順從仰融還是驅逐仰融，僅在一念之間。
遼寧省政府最終選擇了後者。
3月11日，仰融和政府方面同時動手。當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華晨集團宣布更名為申華控股。根據後來的《補充公告》，公司最終實際控制人為台灣敏孚企業有限公司的秦榮華，他無疑是仰融“資本迷宮”中的一個代表。同一天，財政部企業司下發公函，將華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劃轉遼寧省政府，所有債務亦一併劃轉，公函要求“抓緊時間審計，以防國有資產流失”。接收工作小組當即向仰融宣讀了這封公函。
仰融繼續以不妥協的姿態行事。 3月21日，華晨汽車在英國發布與羅孚合資的新聞，並出資1億元買下寧波的建設用地，一次性向羅孚支付1500萬英鎊的技術轉讓費用。一周後，工作小組進駐瀋陽華晨，開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華晨資產。雙方撕破臉皮，決裂無可挽回。
5月，仰融飛到山西五台山，徒步登山祈禱拜佛。隨後住進了上海瑞金醫院。月底，以旅遊護照悄然赴美不歸。
6月18日，華晨汽車董事會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總裁等職務，理由是“不恰當地作出與基金會的業務方針相違背的業務決策，並因而不能顧及本公司股東的集體利益”。第二天，華晨與寶馬的合作項目建議書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獲得通過。而在半個月前，“中華”轎車也登上了最新的車輛生產目錄，正式獲准批量生產面市。 6月25日，身在美國的仰融將自己所持有的華晨中國股票在香港股票市場全部拋售，套現8968萬元。至此，仰融出局的猜測得到了公開的證實。
仰融出走後，宛若迷宮的“華晨系”實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遼寧省政府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團隊骨幹。最終，仰融的4位助手、被外界稱為華晨的“四大金剛”均同意留任。其中，蘇強接任華晨中國總裁兼行政總裁，吳小安接任華晨中國主席，洪星和何濤分別出任華晨中國副主席和財務總監。政府承諾4人可按每股0．95港元的價格，分別獲得8000萬—9000萬股不等的期權認購權，共佔華晨中國總股本的9．446％。當仰融在海外得知這個消息後說：“上帝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四大金剛”的留任使仰融的孤身出逃更像是一場眾叛親離的鬧劇。 8月20日，“中華”轎車的市場投放儀式在北京隆重舉行，最先上市的中華標準型轎車市場售價為16．98萬元，它成為中國市場上唯一與國際品牌抗衡的中檔國產轎車。蘇強宣布，華晨將通過5—10年的時間發展為國內的一個重要的汽車集團，5年內目標銷售量達到18萬—20萬台，到2010年，產銷汽車78萬輛，發動機產能90萬台，利潤68億元，銷售收入1300億元，佔據中國汽車市場10％的份額。在熱烈喜慶、群賢畢至的舞台上，獨缺那個身材中等、聲如洪鐘、總是梳著一個光亮大背頭的主角，他本應該出現在鎂光燈下接受人們的簇擁和祝賀，而此刻卻在大洋彼岸獨自黯然神傷。
造成決裂的導火線，位於寧波的羅孚項目被理所當然地終止。當時，土地拆遷已經完成，辦公大樓也開始啟用，4輛被羅孚改良過的樣車已基本完成，新車型正在日內瓦展出，發動機的改良也正在進行中，嚴格按協議辦事的羅孚已經把所有生產設備清單移交中方。當蘇強以“立項有誤”為理由，告知羅孚和寧波方面的時候，他面對深感意外、驚詫無比的眼光，竟找不出一個合適的解釋理由。為了終止合同，華晨賠付了2億多元人民幣。
在這件事上的恩怨糾葛還有幾縷餘音。
10月14日，仰融通過香港華博財務公司以侵占資產和行政侵權為由，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起訴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和財政部，其直接訴訟爭議標的達20億元，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的產權糾紛案。仰融是那種總是在創造紀錄的人。為了表明自己之“合法無私”，他甚至簽署委託書，宣布將法律確認之應得的華晨資產，全部捐獻給非營利性社會團體或慈善機構。 4天后，遼寧省人民檢察院以涉嫌經濟犯罪發出全球通緝令，正式批捕仰融。 11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定仰融的起訴“無可訴性”，暫不受理。仰融轉而在百慕大起訴華晨中國汽車，在美國聯邦哥倫比亞地區法院起訴遼寧省政府，最後均因“不在管轄權內”而告失敗。
至此，“拯救者”仰融完敗謝幕。 10月23日，新任華晨主席吳小安對記者說：“仰融先生在本集團的管理、運作和業務的參與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