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2001年初，仰融的事業毫無敗落的跡象。
1月，為了表彰第一輛“中華”牌轎車下線，瀋陽市政府舉辦了一個很隆重的儀式，授予仰融“榮譽市民”的稱號。仰融公佈2000年公司業績，華晨的銷售收入為63億元，輕型客車市場佔有率高達60%，稅後利潤為創紀錄的18億元，在汽車行業裡僅次於上海大眾、一汽大眾。 3月，瀋陽政界發生大地震，市長慕綏新、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因貪污腐敗而被拘捕，案情涉及廣泛，全市的重要涉案官員達122名，是為“慕馬大案”。作為瀋陽市最知名的大企業，華晨與政府有十分密切的互動，現任市政府首腦的落馬自然會影響到仰融的戰略思考。正是在這個敏感時刻，他開始與英國著名汽車公司羅孚商談，規劃南下新建汽車基地。
仰融與羅孚的接觸始於發動機項目。 “中華”牌轎車下線後，他發現採用的三菱發動機與車型不匹配，動力不足，而三菱方面拒絕進行技術更新，在寶馬公司的推薦下，羅孚進入仰融的視野。羅孚是一家擁有100多年曆史的老廠，由於成長緩慢，近年來虧損累累，正急切地在全球範圍內尋找買家。仰融與羅孚的談判很快從發動機項目上升到全面合資。這是一個十分適合的合作對象，技術研發能力雄厚，品牌高貴。仰融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資後羅孚的所有產品都搬到中國生產；保持羅孚英國研發中心和歐洲銷售體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中，出口歐洲的用羅孚品牌，在中國和亞太區銷售的打中華品牌；羅孚幫助華晨完成發動機的升級換代，並在發動機上打上“中華”商標。
仰融的方案一開始讓驕傲的羅孚很難接受。他們提出，在中國，合資品牌更受偏愛，未來在中國市場銷售的轎車應該打“羅孚”商標，每輛車要收200美元的商標費。仰融很乾脆地說：“你放心，我在中國銷售絕對不會用你的牌子，這筆錢你肯定是賺不到的。”
儘管仰融的條件十分苛刻，但是中國市場的廣闊及德國大眾在中國投資獲取豐厚利潤的事實，最終還是讓羅孚同意合資。最終達成的協議是：雙方合資建廠，中方以土地、廠房等投入，佔51％股份，羅孚方面投入產品、技術和設備。中方借給羅孚1．9億英鎊，用於英國工廠的搬遷、裁員和新車研發。
這是一個讓人充滿憧憬的大型合資項目，它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現在國際主流商業舞台上。進入21世紀之後，崛起的中國開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展現更為強勢的力量，一些快速成長中的大公司都在試圖通過併購與合作的方式進行跨國發展和實現產業升級，華晨與羅孚的合資應該是最早和最讓人期待的項目之一，與日後的聯想併購IBM的PC事業部、TCL收購湯姆遜彩電等相比，仰融所表現出的主動性和企圖心似乎更大。如果此次合資成功，中國汽車行業的版圖將全部改寫，甚至連成長路線都可能赫然改變。因此，其意義之大，絕不亞於10年前的華晨在美國上市。
談判在秘密狀態下進行。跟所有信守承諾的老牌歐洲人一樣，決心既下的羅孚公司表現得十分積極，一切都出乎想像得順利。在相關協議都簽署好之後，仰融犯下了一個讓他懊悔終身的決定。
他決定把羅孚項目放到浙江省的寧波市。很多年後，仰融都沒有把這個決策的真正動機對外透露。看上去，寧波是一個不錯的建廠選擇，這裡有全國最好的深水大港，周邊的汽車配件企業眾多，寧波市政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一次性批給華晨3000畝土地，出讓價一畝只有區區5萬元。而且，讓仰融動心的是，他被允許參股投資寧波跨海大橋，這個項目據稱將帶來上百億元的現金流。
在這位優秀的戰略構架師的算計中，招招精準，環環緊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齊備。只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點：東北的政府方面的心態。
或許在遼寧省和瀋陽市政府看來，仰融這次是想“趁亂溜走”了。自金杯被救活之後，遼寧省就一直將汽車產業作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產業，瀋陽市也從來沒有放棄“中國的底特律”之夢，他們自然希望仰融把所有的資產和項目都放到瀋陽。在過去的10年裡，他們對華晨有求必應，不遺餘力。有一次，一位瀋陽市領導對仰融說：“為了華晨，我們連買褲衩的錢都墊出來了。”可是，就在超速擴張的關頭，仰融卻趁“慕馬大案”的動蕩之際，調頭南下，這在東北官員看來，無異於背叛。一位投資銀行的分析師認為，“站在遼寧省、瀋陽市的角度看，仰融的做法如同掏空金杯汽車，讓金杯汽車為他在外省的項目輸血”。
政府方面與仰融的談判細節從來沒有公開過，不過其溝通的結果眾所周知。政府方面希望仰融把羅孚項目放在遼寧，年初省政府的主要負責人還具體地提出了一個“大連方案”。仰融則堅持在寧波建廠，不過他承諾瀋陽仍然將是華晨的客車基地。顯然，這是一個無法讓政府方面滿意的答复。就這樣，矛盾突然在2001年的秋天激化了。
矛盾激化的另一個背景是，一向低調而神秘的仰融在2001年變得異常高調，他開始頻頻接受記者的採訪，出現在各種財經類媒體的封面上。也許在他看來，華晨的宏大架構終於清晰，已經到了站出來為偉大事業造勢亮相的時候了。在《福布斯》雜誌公佈的“中國富豪排行榜”上，仰融以70億元資產排在希望集團劉氏兄弟和歐亞集團的楊斌之後，位列第三。在此之前，除了汽車界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仰融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像一夜而為天下所知。榜單設計者胡潤對仰融資產的計算，是以他在華晨中所佔的股權為依據得出的，仰融對此默認。於是，政府方面對他的質疑，便是從資產計算開始的。 10年前那著“精妙之筆”終於露出它猙獰的一面。
政府方面認為，華晨絕對不是仰融的華晨。根據10年前的股權設計，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會無疑是國有資產的代表者。在過去那麼長的時間裡，無論是政府方面還是仰融，都小心翼翼地迴避談論基金會的資產性質，但是它就好像一座大廈的基石，默默地埋伏在那裡，一旦動搖，便天崩地裂。
事實上，仰融對華晨的所有權一直耿耿於懷。他對此的心態有過一段很微妙的變化。在美國上市後的很長時間裡，他在公開場合都承認華晨是國有資產。 1992年，他在一個場合受到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中央領導人問他：“你這隻股票上了市，賺了錢算誰的？”仰融脫口而出：“全部是國家的！”隨著企業的不斷擴大，仰融的說法漸漸有了變化。 2001年10月，在一次高層會議上，他突然提到“華晨的出身不好”，他說：“什麼叫出身不好……當時很多事都說不清楚，直到今天我有些事是否就有權利講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說不清楚”中，最讓他寢食難安的，應該還是華晨的產權歸屬問題。在隨後一次接受記者的採訪中，他明確地說：“企業不能長期這樣股權結構含混不清，歷史問題要有所了結，要奠定這個企業未來競爭力的基礎。而且這幫管理層跟了我10年，我應該對他們有所交代，我天天為股民考慮，為什麼我不能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組長考慮？”
在講這一席話的時候，仰融其實對產權的“了結”已經有了自己的全盤構想。第一步，他設計並構築了一個“資本的迷宮”。 “華晨系”的100多家企業資產關係盤根錯節，互為關聯，其複雜程度讓人嘆為觀止，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只有他一人了。第二步，在寧波項目中埋下伏筆。他將華晨集團旗下的君安投資、珠海華晨、正通控股、正運實業及瀋陽金杯等的股權進行了多重置換，最終，在寧波註冊成立了一個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國正通控股公司，它將成為華晨與羅孚合資的中方母體。同時，他在華晨集團內組建了職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職工入股發起，中國正通投資公司與後者再進行某種方式的股權交換。這樣，一個產權清晰的“新華晨”就誕生了。未來，如果瀋陽金杯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棄之不要，在寧波羅孚項目上換殼重生。第三步，他開始與政府洽談基金會問題。他認為，基金會只是為了上市而設計的一個“殼”，當年的國有投資僅10萬元而已，後來國家就再也沒有一分錢的投資。因此，國有資產在華晨中所佔的比例最多不能超過30％。
仰融認為自己算度精準，前可進，後可退，百密而無一疏，沒有人可能從他手中把“金杯”奪走。他唯一沒有算計到的是，如果對方寧願把“金杯”砸掉也不肯給他呢？在一些地方官員看來，仰融出走是一件讓他們顏面盡失的事情。華晨哪怕是真的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可是如果它長在別人家的院子裡，又與我有何相干？何況，樹苗當年還是從我家院子裡挖過去的。他們認為，華晨屬於國有資產，是鐵板釘釘的事實。據有關官員援引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制定的相關法規稱：“一切以國家名義的投資及由投資派生出的所有資產，都是國有資產。”為此，遼寧省成立了由常務副省長牽頭的華晨資產接收工作小組，跟仰融進行談判，接收工作小組同意給仰融團隊30％的股份。日後小組負責人對媒體說：“仰融太急，胃口也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