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6年前出版的中講述的大多是經營性敗局的話，那麼，在《大敗局Ⅱ》中則有不少政商博弈的失敗案例。在某種意義上，它具有更為鮮明和獨特的中國式特徵。
在本書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三種政商博弈的景象：
——產權明晰化過程中的政商破裂。從1998年起，中央開始實施“國退民進”戰略，國有資本逐漸從完全競爭性領域中次第退出，大規模的企業產權變革由此開始。據國資委統計，從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銳減到15萬戶，減少了40％。這些企業要么消失，要么改變了產權屬性。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與企業家之間發生了產權明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終，前者因種種原因選擇了拋棄後者的策略。這種破裂直接導致了企業的快速衰敗。科龍、健力寶兩個案例堪稱經典。這兩家企業都是在創業型企業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艱苦努力下成長起來的，最終卻因雙方溝通破裂而釀成悲劇。
——宏觀調控中的利益分野。在中國企業的發展歷程中，宏觀調控往往要作為一個半週期性的因素來加以考慮。從1981年開始，中國經濟每隔3到5年必有一次宏觀調控，而每次整治的重點對象便是民營企業。近年來，隨著國有資本在壟斷性行業中的權重越來越大，其調控的行業性排斥特徵也越來越明顯。有些民營企業冒險突進上游重工行業或壟斷性領域，其政策風險便往往大於任何經營上的風險。在2004年春夏之際，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的宏觀調控，在重點治理的行業中，便出現了很多著名的敗局，如資本市場的德隆、房地產業的順馳、鋼鐵行業的鐵本等等，它們都因為對宏觀形勢的判斷失誤而馬失前蹄。
——地方利益競爭格局中的犧牲者。香港的張五常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整個兒就是區域激烈競爭的產物。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時，它也在客觀上造成了資源的區域性分割，相互以鄰為壑，楚漢分明，而那些試圖通過全國性佈局以形成整合優勢的企業則很可能在無意間陷入這種利益之爭中。在華晨案例中，我們即可看到中國汽車產業最富想像力的企業家仰融如何失陷於此。
誕生於市場競爭領域的民營企業在政商博弈中的弱勢地位有目共睹，企業家們為之付出的代價也可謂“血流成河”。企業家馮侖甚至認為：“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如何有技巧地游刃於越來越錯綜複雜的政商博弈之中，將成為考驗中國企業家的最大挑戰。
在中國，企業家應當與政治保持怎樣的距離，這是一個已經被談論了將近30年的話題。中國的經濟成長越來越呈現出國家商業主義的特徵。在未來的數年內，財富積累的重點將主要集中在兩大領域：其一是以互聯網和移動信息技術為中心，將會有大量的新興行業和成長機會產生，很多傳統行業將在這種變革中被急劇洗牌，利益將在新的交易平台上進行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壟斷性資源為中心，將發生一系列的資本重組活動，擁有這些資源的政府將把大量的壟斷機會以市場化方式出售，而在這一過程中，跨國公司以及民營資本的政治博弈技巧便顯得非常重要。往往，巧妙騰挪與弄巧成拙只有一線之隔，一朝得手與穩健擁有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