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6年之後，我決意寫作《大敗局Ⅱ》。在這個被英特爾公司的傳奇拯救者安德魯·格魯夫稱為“10倍數變革”的數字化年代，6年已足以讓一個商業帝國崛起，而我只不過又寫了9個企業的興衰史——我甚至還不能像6年前那樣寫出10個。 本書所記錄的敗局均發生在2000年到2007年之間，將它們與中的失敗案例合在一起來閱讀，你將可以看到過去10年裡發生在中國商業界的眾多興衰往事。在任何一個商業社會中，成功永遠是偶然的和幸運的，而失敗則無所不在。商業，就本質而言，是一個關於倖存者的遊戲；對企業家來說，失敗則是職業生涯的一部分。這是一件讓人遺憾、但不可恥的事情，失敗往往伴隨著偉大的創新和冒險。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正是燃燒在企業家內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地顛覆著陳舊的秩序，掀起並發動了商業上的巨浪與革命。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探尋中國企業的失敗基因。現在，我稱之為“中國式失敗”。 “中國式失敗”的前提是，存在一個獨特的中國式商業環境。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一直處在一個劇烈轉型的時代，法制在建設和完善之中，冒險者往往需要穿越現行的某些法規才能成功，這造成很多企業不時運行於灰色的中間地帶，企業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業之外的眾多挑戰。正如財經專欄作家覃里雯所描述的：“這是一片正在被馴服的莽林，光線正在透入，但是很多地方依然被高大的林木遮蔽，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脫離計劃經濟的子宮，政策的變化依然可以隨時摧毀民營企業家脆弱的、積攢多年的心血與精力。” 與此同時，這還是一個有“資本身份”的環境。跟幾乎所有發達的商業國家不同的是，我們擁有一個強大的國有資本集團，它們構成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本支柱力量，對這部分資本的變革、壯大和保護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最主要的方針和使命之一。與其相伴隨的是，國際資本在中國一直受到稅收等多個方面的優待，而萌芽於民間的民營資本力量則在成長的過程中處於不利的地位。三大資本在中國經濟舞台上的博弈，構成了所有經濟現象產生的基本原因。很顯然，對於在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民營企業家來說，他們必須學著去警惕及防範純商業思維之外的種種風險。這種環境分析能力及所需要的應對智慧，並不是西方管理學抑或歐美大牌商學院教授所能夠傳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