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十三章1932年：救亡的經濟

1931年6月22日，美國《時代》周刊以《在輪胎上》為題，報導了瀋陽兵工廠製造出中國第一輛載重卡車的新聞，文章稱，卡車的發動機、齒輪及其他復雜部件均從美國進口，中國工人能生產鋼材、車架和散熱器。工廠負責人對記者說，“這是100型的，計劃建立一條生產線，每月生產5輛，每輛車的輪胎載重量為1萬磅（約5噸）。我們還將每月生產10輛75型的，每輛輪胎的載重量為7500磅。” 僅僅三個月後，這家中國最大的兵工廠和正在建設中的卡車生產線就落入日本關東軍手中，同時被“接收”的還有數百架自製的軍用飛機。 進入1930年之後，戰爭的幽靈一直如展開翅膀的黑色巨鳥，籠罩著苦難的中國大地。 翅膀的一翼是內戰。 1930年春夏之交，全國所有反對南京政府的軍事勢力集結在一起，閻錫山﹑張學良、馮玉祥﹑李宗仁以及武漢汪精衛結成同盟，與蔣介石一決雌雄，史稱“中原大戰”。戰事從5月打到11月，雙方投入兵力逾百萬﹐戰線綿延數千里﹐是自太平天國之後最大規模的內戰。戰事幾度膠著，反复詭異，最終蔣介石取得勝利，此後，國內軍閥再無人敢於與他正面較量。中原大戰剛剛打完，蔣介石迅即將槍口對準江西井岡山的共產黨部隊，從11月到下一年的6月間，他前後動用60萬兵力對蘇區發動了三次“圍剿”，誰知竟全部以慘敗告終，他終於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對手毛澤東。

翅膀的另一翼是外患。正如盧作孚在東北親眼所見，日本對資源豐富的東三省早已“食指大動”。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炸毀了小段鐵路，然後嫁禍東北軍，出兵進擊北大營。正在北京城裡夜宴跳舞的少帥張學良採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時間，東三省100萬平方公里失陷，張家父子在東北苦心打下的工業基礎，成為日本日後發動全面對華戰爭的主要動力源。 （張學良的父親張作霖曾在1927年6月打進關內，就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北洋政權最後一個統治者。1928年4月，在蔣、馮、閻、桂四大集團軍的攻擊下，慘敗的張作霖退出北京。6月4月晨，張的專列在皇姑屯被關東軍預先埋好的炸彈炸毀，他當日去世，27歲的張學良繼承衣缽，成為奉軍領袖。）關東軍遊說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北上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

1932年1月28日，日軍以保護日僑為由進犯上海，日機轟炸閘北華界。中日軍隊激戰閘北，600多家工廠、4204家商號和1.97萬房屋被毀。 5月5日，中日在歐美各國調停之下簽署《淞滬停戰協定》。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讓中國再次處於危急的存亡關頭，一曲《松花江上》，慟哭四萬萬國民。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各地學生紛紛遊行請願，各地再度爆發勢不可擋的抵制日貨運動。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國《時代》周刊第二次以蔣介石為封面人物，在新聞中，抵制日貨成了重要的報導內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賣日貨的店主，上週受到由'反日協會'自己任命的中國'警察'的嚴厲懲罰，哭哭啼啼地被關進臨時設立的監獄。”

這些不愛國的商人嚇得說不出話，跪在“反日協會”審判者面前不停地磕頭求饒。 “審判員”處以罰款，懲罰他們賣日貨的罪行，“罰金”達1萬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處以罰款而稱無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進反日協會的監獄，在裡面挨餓。這種怪異的審判，以各種方式出現，公然違法的行為卻在各地得到中國公眾輿論的支持——人類1/4民眾的輿論。成千上萬的城市與鄉鎮，愛國者匯成一個整體，發出如下神聖的誓言（由中國首都南京的全部師生宣誓過）：“對著青天白日，對著我們的祖國，對著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髮出莊嚴宣誓，只要我們活著，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

全世界的唐人街紛紛抵制日貨。在安大略省溫莎市的白人，吃驚地看到400名加拿大華人採取波士頓茶葉黨同樣的舉動，把價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集中在一起，澆上汽油，由溫莎德高望重的李楓（Fong Lee，音譯）發表鄙視日本的演講，然後點燃柴堆。在太平洋彼岸，美國航運公司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則多了生意機會。 正如《時代》所描述的，此次日貨抵制運動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並了出現新的運動傾向，一是民族主義熱情下的準暴力化，二是政府積極參與的製度化。 “九·一八”之後的第十天，北京就舉行了20萬人參加的抗日救國大會，人們燒毀日本商品，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學生上街請願，衝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後被迫辭職。其後一月內，超過一百個以上的城市都舉行了萬人聚會抗議活動。在商業和銀行業，抵制日貨被嚴格地實施，上海、廣州等地的銀行斷絕與日本的一切交往，搬運和碼頭工人拒絕裝卸日本貨物，日資企業的僱員被強烈鼓勵辭去他們的工作，否則，就可能遭到毆打。據當時的《申報》報導，“在上海買賣日本產品事實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當時景象的美國記者埃德納·李·布克記載說，1931年的抵制運動“對中國這樣進行抵制活動的老手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個與日本商品有關的商人被扔進木籠，“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隻銷售了日貨而背叛他祖國的奇異野獸。”人們對那些採取了過激行動的人抱持了寬容的態度，甚至將之視為民族英雄，在武漢，有人把一枚炸彈扔進一家被認為銷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僅僅被處以緩刑就釋放了。各地的日本僑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襲擊，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廠的激進愛國工人毆打了幾個日本僧人，導致一人死亡，兩天后，日本僑民放火燒了這家工廠，這成為“一·二八”日軍攻擊上海的直接導火索。

在此次抵制運動中，民眾表現出超乎尋常的高道德標準。日貨被定名為“仇貨”，也就是仇人生產的商品，是寧可餓死也不能使用的東西。抵制活動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會收到來自廈門的商人來信，要求澄清朝鮮人參該不該抵制。商會隨即展開調查，發現日本三井貿易公司壟斷了朝鮮人參的貿易，因此，認定“朝鮮人參是日本產品”。商會當即給廈門的商人團體以及各港口發送電報，並在市民大會上號召大家不要再買朝鮮人參。在天津，一個叫宋則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業售品所”更名為“天津國貨售品所”，發誓商店只出售國貨商品，當地的《庸報》報導說，有人發現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鈕扣，宋則久當夜查驗所有的女大衣，沒有發現日本鈕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徹查一遍，結果在法租界的一個分所裡，真的找到幾件使用了日本鈕扣的女大衣，宋當即開除了分所的主管，並公開登報向市民道歉。

人們還重新定義了“奸商”的概念，在傳統意義上這是指“卑劣、詭計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機的語境裡，它被升格為“叛國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國者，而這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在鄭州，一個銷售日本香煙的中國商人被迫“頭頂一張巨大的香菸紙板盒，在一場大型示威中游街示眾。”婦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國貨，否則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題為《國貨與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寫道，“我認為穿國貨是一件最高貴和榮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讓自己全身穿著舶來品，不僅會被認為身體下賤，也是件無比難堪的事情。” 在其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對日貨的抵制已經成了一種全民性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範疇。在1932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裡，作家茅盾形像地描述了當時抵制洋貨的某種現實：小伙計們夾在鬧裡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大家都賣東洋貨，並且大家花了幾百塊錢以後，都已經奉著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都已經稱為“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著，就拿走了。

跟以往歷次運動的情況完全相似，企業家階層是抵制日貨的積極參與者和得益者。 在堅決的抵制浪潮下，在華日資工廠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日本最大的對華實業投資在棉紡織產業，當時有43個日本工廠，其總投資額為1.49億美元，而重要的華資工廠有81個，總投資額為1.3億美元，日企佔紡紗生產額總數的38％、佔織布生產額總數的56％。 “九·一八”之後，這些工廠相繼陷入停滯。 作為紡織業重鎮的上海，景像是這樣的：在抵制運動開始的前幾個月，一些華資工廠曾經因為原料短缺而陷入嚴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報》報導，全市113家絲廠只有20家仍在開工，針織工業有三分之一被迫關閉。從日本紡織工廠主動離職或被辭退的數万工人成了危險的失業群體。但是不久，情況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廠失去的市場份額被華資企業搶走。

在天津，一個叫趙子貞的企業家創辦了東亞毛紡織有限公司，生產羊毛製成的布料，當時市場上最暢銷的同類產品正是日本貨，趙子貞給產品起的商標是“抵羊”，也就是“抵制洋貨”或“抵制東洋貨”的諧音，商標的圖形是山海關、長城和兩隻爭鬥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國人製造的布料。在上海，還有一家章華毛紡廠索性將自己出品的毛織品起名為“九一八”牌。 在四川，盧作孚是救國會重慶分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輪船的臥舖床單和職工宿舍的床單上都印上了“夢寐毋忘國家大難”的字樣，以此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心。另外，他還特地制定了一套針對日資輪船的服務標準——“招待乘客和藹周到的精神要超過日船；保護客貨的辦法要超過日船；保護船身，節省費用的精神要超過日船；清潔整飭調理秩序的精神要超過日船；對於乘客要隨時提起其抗日救國的精神”。靠這樣的精神和服務質量，民生公司的輪船大受歡迎，許多人寧願多等幾日也不願搭乘日本輪船。

吳蘊初（1891—1953），是這段時期湧現出來的最出名的愛國企業家之一。 20世紀初，日本科學家從海藻類植物中提取出了谷氨酸鈉，發明了可以使菜餚更為可口的“味之素”調味品。在二十年代，中國的味精市場被日本“味之素”完全壟斷。 1922年，化工專家吳蘊初摸索研製成功味精，建成上海天廚味精廠，他以“純粹國貨”的口號與日本“味之素”競爭。他的出現引起了日商的警惕，生產“味之素”的鈴木商社向中國專利局提出抗議，認為“味精”兩字是從“味之素”廣告當中的“調味精品”中轉化而來的，要求取消“天廚味精”的商標，吳蘊初把這個事件演化成了一起民族產業的保衛戰，他發動國內的食品企業聯合請願，媒體更是大力支持，最後，日商只好不了了之。吳蘊初積極參與了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工作，他是很多反日組織和抵制活動的主要捐助者。 1926年，天廚味精獲得費城國際展覽會的金獎。 “九·一八”事件的爆發，讓吳蘊初再次得到了打擊日本企業的機會，在洶湧而來的日貨抵制運動中，天廚味精及其他冒出來的國產味精工廠成為了市場的主導者，“味之素”撤離了絕大部分的中國市場，最後只在日軍控制的東三省銷售。天廚味精的成功讓國人士氣大振，被認為是國貨戰勝的經典案例。 1934年3月，吳蘊初捐贈一架轟炸機給國民政府，3萬人參加了在上海虹橋機場舉行的捐贈儀式，在飛機的機身上印著兩個很大的字：“天廚”。 在過去幾年，國民政府對於日貨抵制運動抱持著一種很曖昧的態度。一方面，它很希望藉此形成一股可以凝聚的民族力量，緩解叢生的國內矛盾。此外，決策者也將抵制洋貨看成是鼓勵民族工業以及貿易保護的一種戰略，在1928年，蔣介石在參加一個國貨展覽會的開幕式時便曾經宣稱，“國民政府是要提倡國貨，要振興實業，要挽回利權，使外國貨在中國沒有銷路，大家都用國貨來打倒帝國主義。”而一方面，為了維持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政府也曾經多次強行解散反日團體。 “九·一八”之後，中日雖未正式宣戰，但是已行同仇國，政府開始走到前台，國民黨的各地方黨部都公開地參與到了抗議和抵制活動的組織工作中。抵制活動開始形成製度化，與仇日有關的“五·九”、“九·一八”都成為固定的抵制日貨活動日，在1932年底，國民政府宣布下一年為“國貨年”，而1934年為婦女國貨年，1935年是學生國貨年，1936年是市民國貨年，而提倡國貨的最重要主題之一就是呼籲民眾堅決反對日貨。 對於政府來說，“九·一八”的另外一個結果是，關於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變得別無選擇，在過去的幾年裡，自由經濟模式與國家主義模式的爭論不絕於耳。自日本佔領東三省後，幾乎所有人都明白，中日之間，必有一戰，於是，國家存亡成了一個超乎一切的命題，國家主義的戰略成了政商共識。蔣介石在這一年的講話中多次強調，“中國之工業發展，應偏重於國防方面”、“中國經濟建設只有在軍事建設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目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一支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有統一裝備、第一流的、機動性強的武裝力量。”譚熙鴻主編的《十年來之中國經濟》（出版於1948年）記錄道，當時“建設國防經濟，發達國營工礦事業的呼聲，遍於全國上下”。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一個新的名詞“統制經濟”出現了，它強調國家力量對經濟的干預，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國營事業的擴張和整合速度大大加快。 1932年11月，洋務運動的僅存碩果之一、國內最大的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再度收歸國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在呈報行政院的報告中稱，“茲與滬上各界領袖協商，均謂非借眾力不足以恢復信用，非收回國營不足以根本規劃。” 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就對私營化的招商局窺視已久。 1927年11月，政府就成立了招商局監督辦公處，由交通部長王伯群親任監督，職責是“督促董事會自動改組，刷新整理，除弊固本，以盡扶持之責。”當時，招商局董事會的會長是李鴻章之孫李國傑，號稱“皖省首富”，因為身份特殊，宋子文等人的下手還是頗有忌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李國傑請來同盟會的老會員趙鐵橋擔任公司的總辦，趙在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會，曾經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的四川支部長，是一個老資格的革命家。 1930年7月24日晨，趙鐵橋在上海招商局的總部大門口被刺客槍擊，當場身中數槍，不治身亡，這一血腥事件在國內引起很大轟動。據稱，實施暗殺的是當時人人聞之變色、連杜月笙都要化錢“孝敬”的“暗殺大王”王亞樵，然而他到底受誰所託，為何實施暗殺，動機一直不明。三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就做出決議，“招商局應收歸國營，關於股權債務之處理，由該局整理委員會妥擬辦法，呈請國民政府核定施行。” 到了1932年，國事緊迫，招商局的收歸很快提速，在很多人看來，戰爭時期，航運事業涉及軍力運輸等國防任務，收歸國有已是題中之義。招商局國有化後，正式更名為國營招商局，隸屬於交通部，取締了董事會制度，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和總經理制度，一切經營重回國營體系。 在《收歸國營令》中，政府明確宣示，現有的私人股份將“由國家現款收回，以示優惠股東之意。”事實卻是，中央銀行為購買股權一共化了212.63萬兩白銀，而招商局當時的帳面資本就為840萬兩，實際資產遠遠高於此數。據《招商局史》記載，當時企業僅抵押給匯豐銀行的五處房產就價值196萬兩，漢口等地的房產價值367萬兩，上海與武漢兩埠局的資產合計2336萬兩，加上江海輪船及其他資產，招商局的總資產超過5000萬兩，扣除債務1700多萬兩，實際資產為3300萬兩。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價格收走了全國最大的航運企業。在過去的六十年裡，招商局幾度公私易手，其產權輪迴、經營者命運跌蕩，堪稱中國企業演化的一部“教科書”。 在一個強敵虎視的時期，一國之經濟要欣欣向榮，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九·一八”之後的中國便是如此。隨著東三省淪喪、對日貿易萎縮、民眾驚恐、消費低迷以及大量資金用於軍事工業，中國經濟出現了恐慌性動盪。 恐慌首先表現為債券市場的暴跌。在日軍9月18日入侵東北的一周內，上海五種主要債券的平均市價急跌到票面值的60％以下，到12月，所有公債只有在低於票面值40％的條件下才能成交，跟戰前的9月1日相比，它們的價值跌掉了一半。上海的銀行家們在這次恐慌中損失幾億元，有兩家銀行因此倒閉。 1932年1月初，財政緊張的國民政府突然宣布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債券的本息，這如同火上澆油，13日，上海各銀行出現了擠兌情況。當時銀行的儲備金中，60％是現金，40％是保證債券，而且絕大多數是之前被認為一本萬利、如今大大縮水的公債。擠兌一旦成為風潮，中國金融將瞬間崩盤。於是，在2月18日，政府與銀行界展開談判，宋子文提出“削減一半償付、降低公債利率和延長還本期限”等三個建議，這三條等於把公債的償付腰斬一半以上，四年前那個無比誘人的公債投資現在看上去更想是一個巨大而可笑的騙局。銀行家們欲哭無淚，如果接受宋子文的條件，損失可想而知，然而如果不接受，就可能被擠兌風潮淹死。無奈之下，銀行家同意了這三個條件，不過他們也希望政府作出承諾，從此往後，這個條件一定不能再變更了，同時，四年內不得再發行新的公債。宋子文一口答應。後來的事實是，僅僅一年後，他的這個承諾就又隨風而逝。 這場金融恐慌，最終以銀行家付出慘重的損失而得以緩解，這是上海銀行界遭遇的一次新的災難。根據變更後的約定，宋子文每年可以減少8000萬元到1億元的公債償付款項——在1932年，政府的年度總收入為6.83億元，宋子文靠一個協議就“減少”了將近15％的支出。於是最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到年底，宋子文十分驕傲地宣布，“中國民國建立後二十一年中，政府第一次能夠平衡它的預算。”在他講話的同時，銀行家們卻只有苦笑而已，此消彼漲，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與政府博弈的能力。 宋子文靠壓榨他昔日的金融界朋友們所取得的財政勝利，並沒有持續多久。蔣介石頑固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在日軍洶洶壓境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要先消滅江西的共產黨部隊，軍費開支像一個無底洞那樣地越來越大。 1932年秋季，他調集50多個師的兵力對江西、湖南和廣東等地的共產黨根據地實施第四次大圍剿，誰料還是被擊敗，他自認“惟此次挫失，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1933年5月，他集結100萬兵力捲土重來，展開第五次大圍剿，這一次，共產黨領導人博古放棄了非常有效的運動戰策略，而與國民黨軍隊展開面對面的陣地戰，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被迫於1934年10月向西進行“長征”。蔣介石調集軍隊，一路上圍追堵截，必欲全殲而後快。中共中央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換下，之前被冷落的毛澤東重新掌握了領導權。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轉戰十一個省，歷經無比艱鉅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最終鑽出了蔣介石的包圍圈，於1936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界，建立了新的延安根據地。 在這場前後長達三年半的對共產黨的圍剿中，蔣介石政權遭到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停止內戰之聲不絕於耳，早在1932年8月，全國商界就組成了一個“廢止內戰大同盟”，並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大會，有將近500人參加，他們代表了全國72個商會、10個銀行公會、9個錢業公會、104個同業行會，此外還有11個婦女聯合會、11個同鄉會、50個科學團體和42個工會組織。大會由上海企業家王曉籟擔任主席，提出了“反對內戰是中國人民自救之路。” 對於宋子文來說，他不得不為蔣介石募集更多的軍費，從第四次圍剿開始，每月的軍費開支就達到2670萬元，比預算中的1500萬元要多出一大截。因為他已經承諾四年內不得再發公債，於是，錢只好從其他渠道去弄。惟一的辦法是貸款，他一方面對銀行家們的反內戰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則千方百計地壓迫他們把錢拿出來，在1933年度，他就貸款了8780萬元，這相當於以往四個財政年度的總和，剛剛持平的財政又一下子傾斜了。 在這一年裡，企業界仍然表現出了共濟國難的覺悟。 1933年1月，日軍從東北進攻山海關，繼而佔領了熱河省，華北門戶大開。當時在北方抗敵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因為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正專心剿共他的根本無心支持。 2月中旬，北京和上海兩地的銀行家開會協商，決定暫時放棄不買公債的決定，向國民政府認購2000萬元的“愛國庫券”，並且不需要政府以任何關稅作保證。不過，他們惟一要求於宋子文的是，這筆錢必須“專用”於華北防務。 宋子文在這一時期也表現得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和對日本的軟弱態度，日軍入侵熱河後，他帶著支票飛到北方說服張學良堅決抵抗，並聲稱，“日軍如來侵，我決以全國力量應付。”為了遏制日本勢力，他在1933年5月提出了兩個針對性的經濟政策，一是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紙品提高8％到20％，人造絲、魚類、煙草和煤的稅率也有大幅提高，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這當然大大有利於國內的民族企業。二是倡議組建一個由英、美、法等國參與的國際協商委員會，對這些國家的在華投資提供更為優惠的政策，他的計謀是，刺激英美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從而增加日本侵華的國際阻力。宋子文的這兩項建議受到國內企業界的廣泛歡迎，儘管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銀行家們一再地上宋子文的當，吃足了他出爾反爾的苦頭，可是在整個國民政府的決策層裡，他還是惟一的“朋友”。到10月份，他們再次放棄不買公債的決定，認購了6000萬元的關稅庫券，並再藉給政府1500萬元。 可是，宋子文的反日、親英美策略與蔣介石的既定想法顯然格格不入，日本人更是對宋子文恨得牙癢癢。據《申報》的報導，1933年8月，宋子文訪美返國，海輪在橫濱中轉，日本政府公開聲稱他是不受歡迎的人，不讓他上岸。他們還想盡辦法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一定要把宋子文趕下台。 10月25日，就在企業界認購了關稅庫券的半個多月後，宋子文被迫宣布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的職務，公開理由是“健康不佳”。據胡漢民日後回憶，宋在私下對他說，“當財政部長和做蔣介石的狗差不多，從今以後，我要做人不再做狗了。”宋辭職後，上海的公債市場再次爆發恐慌，用《時事新報》在當時的報導描述是“垂直暴跌”。 在這部企業史上，宋子文是一個十分搖擺和難以定義的人，把他與前朝的盛宣懷放在一起比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正是兩個時代的官商典範。他對西方的經濟制度非常嫻熟，有時候表現得很開明，對企業家階層十分理解和同情，有些西方觀察家甚至認為他是國民黨中國的“資本主義靈魂”。 （這是布爾曼主編的《中華民國人名辭典》中的用語）可同時，他又是專制經濟制度的執行者，他的高超的財政技巧實際上比強盜還有殺傷力。他反對暴力，拒絕用恐怖的方式管理財政，可是同時，他又往往是暴力集團最有效率的合作夥伴。他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愛國者，可同時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把私利擺在任何理性選擇的第一條。他善於製定秩序，但他自己則每每置身於秩序之外。他的這些個性在日後將繼續清晰地呈現出來。 蔣介石用來接替國舅宋子文的，是他的連襟，山西人孔祥熙（1880－1967）。如果說，宋子文當年是因為性格上的怯弱而成了蔣介石的“狗”，那麼，這個被稱為是“哈哈孔”的票商後人則天生是一條“哈哈狗”。 孔祥熙的英文名是H·H·CONG，所以時人叫他“哈哈孔”。他常以笑面示人，看上去庸庸碌碌，哼哼哈哈，但實際上，他一手抓權，一手抓錢，遊走於各派勢力之間，實則精明到了骨子裡。其斂財才能之高，堪稱民國第一人，因此有“無孔不入”的“美譽”。他出身在山西太谷縣一個小票商的家庭，自詡是孔子的75代裔孫，早年在基督教會的資助下赴美讀書，先後在歐柏林大學和著名的耶魯大學就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他後來獲得歐柏林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頭銜，因此也被稱為“孔博士”。）1914年，他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與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藹齡結為夫妻，就此攀上高枝。他有天生的經商才幹，以他的名字註冊的祥記公司長期包銷美孚石油在華北的總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把老家山西所產鐵砂出口美國，大獲其利。秉承山西票商的傳統，他還創辦了裕華票號，並投資於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1928年3月，他被任命為工商部長。與宋子文、蔣介石若即若離的關係不同，他鐵了心死跟蔣介石。當初蔣向宋美齡苦追求婚，宋子文和宋慶齡曾表示反對，他則一力撮合。蔣介石被孫科等人趕下台那陣，他辭去部長職務，與之共進退，更是深得蔣某歡心。 1933年4月，他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宋子文辭職後，他旋即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兩職，同時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從此，他掌握中國財政金融大權長達11年之久，也是在這期間，他也讓自己成了全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 孔祥熙對蔣介石可謂亦步亦趨。當上財政部長後，當即改變了宋子文留下來的反日政策，1934年7月3日，國民政府突然宣布一項大大有利於日本的新稅則，一年多前被大幅調高的棉布、魚類等商品的關稅率一律下調，有的甚至還低於之前的水平。此外，提高很多中國工業必需、主要由歐美國家提供的商品稅率，其中，原棉提高43％，金屬產品提高20－25％，礦石類提高4－55％，煤油提高28％。 這簡直是一個親痛仇快、臭不可聞的狗屎政策。中國銀行研究部在當年的報告中便直率地認定，“這種新稅率的根本目的不是發展或保護中國的工業，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視中國資本並阻擾其發展的方針上去。”在所涉及產業中，以民族資本最為集中的棉紡織業受害尤大，原棉關稅的提高造成了中國工廠的採購成本大增，而從日本進口的棉成品則關稅大降，這無疑讓中國的紡織工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從數據上看，“九·一八”之後，在洶湧的日貨抵制運動下，日本進口商品佔中國總進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33年已降到9.9％，可是在新稅率執行後，竟又在三年後反彈上升到了16.6％。 （這一數據不包括東北的“滿洲國”。資料來自嚴中平編寫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刊》。） 與宋子文竭力主張減少軍費開支不同——這也是他最讓蔣介石惱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則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項財政預算，原本計劃投資於經濟項目的款項被大量地挪用，台灣學者王業鍵的觀察是，“計劃經過調整，首先考慮的是軍事目標，強調經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為了宣傳。” 另外一個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業家階層全然地排除到了決策圈之外。宋子文時期曾經組建過一個四十人的中國經濟委員會，張公權、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領袖受邀擔任委員。孔祥熙上任後，這個委員會的決策機製完全變形。 《國聞周報》曾經做過一個統計，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裡，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而由孔祥熙等五個政府官員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則開了八次會，企業家階層被完全遺忘。 從1934年開始，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蕭條。 一切大的危機都是內外交困的結果，此次也不例外。內因是已經描述過的種種亂世景象，外因卻非常的奇特，竟然是受了“羅斯福新政”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中知道羅斯福這個美國總統的大概不會超過500人，他卻影響了至少5000萬人的生計。 美國經濟從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開始崩塌，其後四年慘不忍睹，1933年4月，富蘭克林·D·羅斯福接替焦頭爛額的胡佛擔任美國總統，他以“看得見的手”推出了眾多強勢的國家干預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使美元貶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把美國經濟拉出了泥潭，這就是著名的“羅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暫時放棄金本位，這直接導致了世界白銀市場的價格大漲，白銀每盎司價格從1932年的0.27美元上漲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羅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國經濟的複蘇，卻“意外”地傷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國經濟。白銀漲價讓中國的銀元快速增值，直接導致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頓失，商品出口大幅減少，而在國內則誘發了金融和工商業動盪，大量白銀外洩、原材料價格跌落、消費市場陷入低迷。 民國經濟學家劉大鈞提供的數據反映了當時的景象：中國商品的淨出口從1931年的14.17億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億元，棉紗出口從1929年的34萬擔降到1935年的24萬擔，生絲從42萬擔降到18萬擔，茶葉從94萬擔降到63萬擔。出口萎縮首先影響到農產品價格，從1931年到1934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農業產值竟下降了47％，農村一片哀鴻蕭條。 白銀危機在中國的金融業和工商業兩個領域造成了不同的後果。 白銀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內竟帶來銀行業的表面繁榮，特別是佔據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國的白銀全部洶洶流向這裡，在此交易並通過走私出境，因公債暴跌而十分低迷的投機生意突然又活躍了起來，上海幾家主要銀行的利潤在1934年達到了3120萬元的歷史記錄，還冒出來了11家新銀行。當然，這是短期內的、因投機而造成的虛假繁榮景象，當時就有一個叫漠湮的人在《東方雜誌》上撰文評論，“一方面是內地的國民經濟不斷的衰落，另一方面在城市卻出現了人為的繁榮假象。” 危機在工業界則呈現得更為直接和慘烈。 在過去的幾年裡，東北淪喪、華北緊迫、長江中上游又是國共內戰不止，對於做企業的人來說，大半個中國市場已是無可作為，而如今，白銀外流造成信貸的空前緊張，外貿萎縮和國內消費市場的委靡更使得生產能力大量放空，在兩面夾擊之下，全國工廠頓時風聲鶴唳。 在生絲業，由於需求減少和絲價降低，上海的絲廠從1931年的107家減少到33家。在麵粉業，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麵粉廠全部停止營業，企業主們緊急上書南京政府，要求提高進口麵粉的關稅，因為政府對日本麵粉的低關稅造成了民族工業的絕境。在橡膠業，由於價格猛跌，全國30家橡膠廠中有五分之三倒閉關門。在商業領域，倒閉風象瘟疫一樣地延燒，僅上海一地，在1934年有254家商業企業倒閉，下一年又有469家。 紡織業是當時中國最大、最重要的製造產業，紡織業資產佔全國工業總資本的36％，紡織工人佔全國全部工人總數的56％，長三角又是紡織業的中心，全國127家紡織廠中有80家開在這一帶。危機到來的時候，它受到的衝擊也最為巨大。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布對日有利的新稅則的第二天，中國最大的民族紡織企業上海申新總公司公開登報，宣告“擱淺”。榮家兄弟陷入創業以來的最大危機，當時的凶險景象竟與12年前發生在南通張謇身上的那一幕驚人相似。 就在兩年前，榮家事業還處在巔峰時刻，當時申新紗廠約佔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佔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佔全國行業的三分之一左右，佔上海市的二分之一，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六十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堂下，一片歡騰喝彩聲。 榮家事業的迅猛發展靠的是瘋狂的舉債擴張戰略，就在榮宗敬講那番豪言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轉眼間，市場突變，榮家首當其衝。到1934年初，榮家麵粉工廠全面停產，申新各廠也風雨飄搖，榮宗敬在信中說，“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僅及紗價，銷路不暢，存貨山積。”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陳光甫和宋漢章兩人在榮宅陪他一宿，溫言相勸，才算是沒有走上絕路。在申新宣告“擱淺”前幾天，陳光甫天天要在申新總公司等到深夜一、二點。客觀而言。榮家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大的危機，與榮宗敬的激進做法有很大關係，很多年後，陳光甫評論說：“榮宗敬的申新企業是全國紡織企業中最大的，為了增加銀行存款，鞏固我們的地位，我們樂意與他合作；而他當時急需資金來更新擴大，自然也希望與我們合作。結果，沒有充分調查他的實際需要和個人性格，我們就提供了大筆貸款給他，導致我們資金周轉困難，甚至影響了活期存款的運行。” 好在榮家還有一個稍稍保守的榮德生存在。 6月28日，榮宗敬派人到無錫向弟弟求救，族內有人擔心，去救上海申新會把無錫的產業也拖進泥潭。榮德生執一茶壺在手說，“我與哥哥好比這個壺，一經破裂，雖持半壺在手，亦復何用。”他當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價證券全部收羅起來，第二天清晨就趕到上海，在陳光甫、宋漢章的斡旋下，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聯合借款220萬元，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區區200多萬元僅夠榮家多吸幾天的氧氣，當時申新總公司每年的通稅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萬元以上。一周後，申新不得不登報宣告“擱淺”。 榮家若垮，中國民族紡織業和麵粉業的半壁江山就塌掉了，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而且，與華商在這兩個市場上競爭最激烈的就是日本企業，它們在棉紡織業擁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市場份額，幾年來的抵制日貨運動和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經讓它們元氣大傷，但是現在的孔祥熙新稅則及經濟危機卻給了反撲的大好機遇。很顯然，這裡正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日戰爭”。 這時候，惟一能救榮家的，只有國民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