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十二章1929年：商人的抗爭

接踵發生的突變，顯然大大的出乎於企業家們的預料。 在當初送錢的時候，上海商界與蔣“約法四章”，即“保護上海工商業，承認並保證償還北洋政府所欠之債務，款項要分期歸還，所支款項由上海銀錢業監管，只能用於江蘇（當時上海屬江蘇省管轄）。”蔣以人格擔保，一口應諾。可是後來的情形已不是“保護”而是收編、欺詐和勒索了。虞洽卿有16艘輪船被軍隊征用，數月不見歸還也沒有支付租金，他只好向戒嚴司令部總司令白崇禧當面索討，才把船討回來。傅宗耀被通緝，他出於寧波同鄉的情誼向蔣求情，結果是，碰了一鼻子灰回來。 陳光甫在1927年6月11日的日記中，就對蔣政府流露出了極度失望的情緒，他將之與暴烈的東北軍閥張作霖相比，認定“蔣之政府成立時間尚早，不覺已有七成張作霖之辦法。”他所謂的“辦法”為：“一，不顧商情，硬向中國銀行提款一千萬元，二，以黨為本位，只知代國民黨謀天下，並不以天下為公，三，引用一般半無政府之信徒擾亂政治。”在財政治理方面，他則抱怨，政府只知任用黨徒而不信專業人士，“財政等事，古（古應芬）、錢（錢永銘）毫無權柄，全憑張靜江，此人為半殘廢之人，令其主張財政，則前途可想而知矣。如照此辦法，不出二三年，江浙又要出事矣。”

失望之餘，虞洽卿、陳光甫們不甘受縛，決意抗爭。 1927年11月，虞洽卿在報章上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名義發了一個很強硬的公告，曰“國軍蒞滬以來，我商民正處在憔悴呻吟之中，乃時而墊款，繼而庫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絞腦瀝血之金錢，無非促進政治……乃自清黨以還，應有清明之望，而前轍依然，故吾猶是。雖曰訓政方當期月，責備未可過嚴，然人壽究有幾何？枯魚先已入市。”虞公開指責蔣介石沒有兌現承諾，再不改變現狀，商人們就要都變成“枯魚”了，憤懣之氣躍然紙上。 作為蔣介石的“錢袋子”，性情搖擺的宋子文一開始很想擔當政府與企業家們之間的橋樑，沒有資料顯示他參與了恐怖的綁架勒索活動，商業家族的出身背景和自由主義的美式教育讓他對企業家充滿了同情，他還是希望通過正常的財經政策重修政商關係。 1928年6月，宋子文在上海召開全國經濟會議，60多位上海及江浙最重要的工商及金融界企業家全數與會，包括虞洽卿、榮宗敬、張公權、陳光甫、宋漢章、李銘等人，大家集體炮轟宋子文，提出了兩條議案，一是“限制工會和罷工案”，要求“政府必須制定對工會組織管制的勞工法，以防止滋事之徒利用工會組織挑起事端，工會的經費必須公開，並將置於其監督之下。”二是“保護商人財產案”，要求“所有私人財產，如船舶、麵粉廠、工廠、礦山，現在仍被政府當局所佔據者，應一律立即歸還，所有非法沒收的財產也同樣立即歸還原主”，這兩條議案中，第一條是他們一年多前資助蔣介石集團的最主要初衷，第二條則完全是意料外的“事故”。宋子文在會上承認“戰爭時期我們曾被迫使用極端手段來籌集經費。”他還同意向中央政府建議裁軍，並把年度軍費開支限制在1.92億元之內。張公權等銀行家表示，如果宋的承諾無法實現，他們將不再購買政府的任何公債。報導這次會議的《字林西報》說，“只有計劃全部被接受，否則7月31日之後，掌握了中國財富的上海銀行家們連一分錢也不再貸給國民黨政府了。”會後，宋子文當即帶著這份報紙去了剛剛被收復的北京，在那裡，國民黨所有的高級將領正在召開軍事會議，宋子文的發言還沒有講完，很快遭到了趾高氣昂的將軍們的嘲笑，他們一口拒絕了裁軍和軍費限制，順便還要求財政部馬上再發行3000萬元到5000萬元的公債。第一個回合，宋子文的努力泡湯，企業家一觸即敗。

兩個月，國民黨定都南京，隨即召開二屆五中全會。在宋子文的暗示和鼓勵下，虞洽卿率領100個上海商界代表氣勢洶洶地奔赴南京請願，這些人代表了上海總商會、上海銀行同業工會和60個上海行業公會，他們提出“頒布約法，監督財政，裁減兵額，關稅自主，勞資合作”等十大要求，如果不能滿足，他們將拒絕支付8月份的貸款。這是蔣介石進上海後，企業家集團採取的最強硬的一次行動，國內外輿論為之一震。蔣介石當然不能用刺刀、機槍對付這些金主，便將他們請進湯山別墅，派出高官日夜宴請周旋，承諾組成全國預算委員會和中央財政改革委員會，此外還單獨許諾虞洽卿，擬聘他為全國交通會議航政股主任。一路軟釘子吃下來，請願團還是無功而返。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直試圖在政商之間達成某種妥協的宋子文漸漸滑向了政權一邊，他很快變成了另外一個宋子文。

10月，國民政府宣布改組當時國內最重要的兩家民營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加入官股，分別佔了20％的股份，又恢復了官商合辦的性質。張公權等人被迫接受現實，他在日記中寫道：“軍人不明財政，而處處干涉財政，前途悲觀在此。” 1928年12月，東北軍閥張學良發出通電，表示服從國民政府，國民黨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 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1929年1月，南京召開軍隊編遣會議，全國主要的將領除了張學良之外，全部與會。企業家集團發動第三次抗議，潮水般的電報沖向南京，上海總商會和15個重要商人團體聯名發電，“要求南京政府必須裁遣軍隊和決定全國預算。”在這次會議上，總算通過了限制軍費和將軍隊從將近200萬人裁減到71.5萬人的決議。企業家們的抗議好像得到了勝利。但後來的事實卻是，從蔣介石到東北的張學良、山西的閻錫山、華北的馮玉祥到西南的李宗仁，沒有一個將領願意裁減一個士兵，軍費當然還是居高不下。

在半年多時間裡連續發動了三次抗議，表明此時的企業家集團尚有抵抗的能力。 就當企業家們頻頻出動的同時，與之理念相近的自由知識分子也加入了反抗的陣營。 1929年初，國民政府頒布了一道“人權保障”的命令：稱“世界各國人權均受法律之保障。當此訓政開始，法治基礎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著行政司法各院通飭一體遵照。此令。” 很快，胡適在《新月》雜誌第二卷第二號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公開反對國民黨的“訓政”，他寫道，在人權的侵犯上，“命令禁止的只是'個人或團體'，而並不曾提及政府機關……但今日我們最感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斯文被後世很多學者視為胡適一生中最輝煌的文字，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執政體制圍繞人權問題的第一次沖突。接著，胡適又寫出《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羅隆基發表《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一場反訓政的人權運動由此而生，國民黨政客對此進行了猛烈的反擊，曾當過孫中山秘書、時任立法院院長的胡漢民撰文駁斥，並發誓不與胡適“共中國”，而後者毫無畏懼，並語氣坦蕩地反擊說，“上帝我們尚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這場爭論持續四年，到1933年6月，以《新月》遭到停刊而告停，到那時，黨國體制已成事實。

在這起抗爭中，一個值得玩味的事實是另外一類知識分子的態度。就在胡適發表《人權與約法》的半年後，同在上海的魯迅發表寫出《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一文，在他看來，胡適等人所為，不過是“揮淚以維持治安”，“劊子手和皂隸既然做了這樣維持治安的任務，在社會上自然要得到幾分的敬畏，甚至於還不妨隨意說幾句話，在小百姓面前顯顯威風，只要不妨礙治安，長官向來也就裝作不知道了。”後世有學者對此頗為不解，邵建在《胡適與魯迅：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一書中便認為，“魯迅以一貫的語帶譏諷，將胡適一班人馬判定為'劊子手和皂隸'，毫不客氣地擲以鋒利的投槍，這的確為今日的讀者所困惑不解。” 實則，在當時中國，確乎出現了兩種知識分子，一種是“參與介入”的建構型，一種是“絕不妥協”的批判型，他們之間的分歧與爭論在某種程度上讓中國的現代化選擇變得更加的莫測和艱難。

蔣介石當然不會讓企業家集團的抗議無休止地進行下去，他們的抗爭或抱怨根本改變不了他的既定國策。很快，在他的謀劃和宋子文的配合下，企業家集團被徹底打散、擊潰。 打擊是從兩個方面展開的，一是徹底瓦解企業家的組織體系，二是用看上去無比優惠的公債政策將之完全“綁架”。 經過將近三十年的發展，上海已經形成了層次分清、結構嚴密的企業家組織，它以總商會為龍頭，各區有分會，各行業則有同業公會，其互通氣息，聯合行動，而且有豐富的公共治理經驗。作為一個老練的政治家，蔣介石當然比誰都明白這個組織體系的力量。 “四·一二”事變後不久，他即藉通緝傅宗耀之機，以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名義，下令將上海總商會及會董一體解散。之後，蔣委派宋子文等人採取分化和相互牽制的策略，與一個又一個商人組織分別談判，使其不可能進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進國民黨的機構中。

1927年7月，蔣介石頒布法令，宣布上海市政府從此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極其廣泛和重要的行政權與司法權，所有上海市的商業組織都要受到上海市社會局的監督。行業間一切職業上的爭端，都要由市政府來解決，收集各種經濟統計資料，辦理各種慈善事業，也都由市政府負責。為了培植自己的商人組織，上海市國民黨黨部成立了救國會和商民協會，前者是原來的抵制日貨運動協會，後者是國民黨從廣州帶來的一個御用組織，它們在1928年春季搬到上海市總商會的辦公地點——公共租界的後天宮，實行所謂的“聯合辦公”。 蔣介石還十分善於利用媒體將企業家階層徹底地孤立起來。在國民黨控制的媒體中，企業家常常被描述成帝國主義的合夥人和走狗，他們為了圖謀自身利益而犧牲民族利益。在一個有著2000年中央集權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我們的國民性中天然地有著對政權的膜拜與恐懼。政治家利用人們對社會不公的情緒，非常容易引導議題，轉移焦點，並達成自己的目的。在這種行為中，激發人們對財富階級的仇恨，是一種輕而易舉的戰略，因為，它幾乎沒有任何的風險，而且看上去非常的“道德”，符合基層人群的感性直覺。 1928年6月，就當虞洽卿等人在全國經濟會議上對宋子文進行圍攻的時候，國民黨媒體迅即發表了嚴厲指責的文章，一個叫藥群的作者在《先導月刊》上寫道，“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認為當前處在訓政時期，這個會議是很嚴重很嚴肅的……當得知會議參加者絕大多數是資本家而沒有包括一個農民和工人，我大失所望。”對於企業家們發出的“最後通諜”，他的評論是，“我們不應讓經濟會議犯了代表資本家階級的嫌疑。這個文件抄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而缺乏國民黨的革命精神。”

1928年12月，東北易幟後，蔣介石隨即宣告“以黨治國”，“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一黨獨裁局面自此生成，對不馴服的企業家組織的清理加快了步伐。 1929年3月15日，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上海市黨部主任陳德微向大會提出在全國取消商會的動議案。 《密勒氏評論報》很敏銳地評論說，“這是政府試圖扼殺商業團體和國民黨在政治上奪權的鬥爭，而陳德微特別針對目標是上海總商會，因為它是中國組織得最早最重要的一個商業團體”。 3月23日，上海主要的商會代表在上海總商會會館開會，會議通過決議，駁斥取消商會的動議案，並選派了一個以虞洽卿為首的代表團去南京向政府申辯他們的立場。 直接取消不成，蔣介石很快想出第二招。 4月22日，在公共租界的後天宮裡發生了一場鬧劇，國民黨培植的救國會和商民協會與總商會為了爭奪辦公室大打出手，救國會人員把總商會的會議室門窗砸爛，總商會宣布暫時停止辦公。兩天后，一群青幫兄弟帶著辱罵總商會的標語牌闖入天后宮，毀壞器具，搶走文書檔案，還把四個工作人員打成重傷。總商會當即向政府當局提出抗議，並投訴各界。銀行同業公會、紗廠聯合會等組織也致電南京，宣稱如果不處理兇手，將發動罷市。

國民黨市黨部嚴令所有中文報紙均不得刊登總商會的任何聲明和對沖突事實真相的說明。而在黨報《中央日報》上則連篇累牘地發表了救國會與商民協會斥責總商會的聲明和報導，後者被認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當時具體負責商會事務的兩個常務理事馮培禧和林康侯則是卑劣和可惡的賣國奸商。 5月2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調查真相為理由，命令上海一切商業團體一律停止活動。一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統一商運”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包括上海總商會在內的所有民間商業團體一律停止活動，將一切會務統交“商整會”，國民黨員以及被控制的順從者成了最重要的成員。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的改組條例規定，這個新商會“須得遵守上海市黨部的指導和訓令，並且要受上海市行政當局的管轄。”所有商會成員“必須信仰三民主義”、“凡借助於反革命而對國民黨進行過中傷者皆不得為會員。”

5月25日，“商整會”舉行就職會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市社會局、中央工商部成為會議的主角，中執會的張群將軍講話說，“上海總商會是在國民革命軍到達上海以前成立的，那時，總商會的事務操縱在少數人手中，這些人與軍閥勾結在一起。”而救國會和商民協會則是“由上海市商人自己建立起來的，完全建立在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基礎上的。”中央工商部代表許建屏則宣稱，“上海商人們曾經是被上海總商會壓制著的。現在好了，上海商界將要遵從中央政府的命令，計劃組織一個新的統一的商會。” 一年多後的1930年6月，一個新的“上海市商會”誕生了，在公佈的理事名單中，原來總商會的代表不到三分之一，商民協會的代表成了大多數。一向重視自己獨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階層從此被剝奪了自主的代表機構，失去了對地方事務的管理權，並從其傳統的活動中被驅逐出來。在上海總商會被瓦解之後，全國其他城市的商會組織相繼遭遇到了完全相同的命運。很多年後，白吉爾在《劍橋中國史》一書中評論說，“自19世紀以來，商業組織的發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區的管理，現在被粗暴地扭轉了。” 如果說蔣介石從組織體系上成功地將企業家階層打成了一盤散沙，那麼，宋子文則以更為巧妙的手段進行了利益上的綁架。 自國民黨軍隊進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發行公債當成募資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一開始，由於缺乏確實的信用保證，公債的發行十分困難，銀行家們常常以此來要挾政府，蔣介石不得不採取了攤派和綁架勒索的恐怖手段。金融投資出身的宋子文對銀行家們的心思當然瞭如指掌，從1928年春季開始，他重新設計了公債發行的遊戲規則。 具體的辦法是這樣的：當政府宣布發行一筆公債的時候，先將這些公債存入認購的銀行，以此從銀行取得現金貸款，一般來說，政府取走的現金相當於存入債券票面價值的一半。根據上海錢業公會留存的資料看，從1928年3月到1931年11月，該公會總共購入債券3060萬元，而實際貸給政府的款項是1562.5萬元。等到公債公開發行後，銀行可以將債券直接投放到上海的證券交易所進行投機交易。這種優惠的貼現政策一下子讓購買公債成了一個十分誘人的生意，公債的平均年利息是8.6％，加上大量的貼現，公債的年收益率達到了20％以上，有的可高達40％。當時，銀行給工廠的年貸款利息一般是6－8％，貸給商業企業的年利息是10％，與購買公債的暴利空間無法相比。另外，將債券在證券市場上進行炒作交易，還可得更大的收益。 這簡直是一個無法抵擋的誘惑，全中國的銀行家們當即進入了宋子文設計好的遊戲圈裡，特別是資本最為雄厚的上海銀行家們紛紛購買公債，此後的十年中，中央政府共發行24.12億元的公債，其中七成買給了這些自詡為全中國最聰明的人。 “公債熱”導致了三個結果，第一是公債發行從“天下第一難”頓時變成了人人爭搶的香饅頭，政府平空拿到大筆資金，用於軍事活動和工商業投資；第二是形成了一個狂熱而危險的投機市場，上海金融業超級繁榮，私人儲蓄和民間游資被導入政府行政性活動中，在三十年代的中前期，上海市民人人炒作國庫券，用美國學者亞瑟·楊格的話說，“投機成了上海人的一種生活的道路。” 第三是，銀行家們從此被政府“綁架”。由於新公債可以用一部分抵充舊公債，各銀行為了維持舊債，便不斷地購買新債，掉進了一個“循環式的陷阱”，而政府只顧借錢應付眼前，根本不考慮償還。陳光甫、張公權等人在一開始也曾頗為擔憂這樣的做法將動搖銀行信用，但是，在宋子文的強勢推導和當前利潤的誘惑下，終於不能自拔。據民國學者章乃器在《中國貨幣金融問題》一文中的計算，到1932年前後，銀行所持有的全部證券中的80％都是政府公債。因為有那麼多錢借給了政府，他們不得不乖順地坐到同一條船上，平等關係從此終結。台灣的中國經濟史專家王業鍵因而評論說，“上海銀行家的這種合作不僅解決了政府的經濟困難，而且加強了政府對商業界的控制力量。當各個銀行的保險櫃裡塞滿了政府的債券時，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積極參與了這個政權的表現。”陳光甫、張公權、宋漢章等人一向重視自己的獨立性，可是後來相繼進入政府服務，大半緣因於此。 可是，如果政府真的兌現20％到40％的利率，那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生意。在下一個章節中我們即將看到，因政局動盪等原因，政府強行規定償還的公債打折扣，有的甚至藉故不還——那時候要懲戒一個企業家實在太容易，只要從抽屜裡拿一頂“奸商”或“通共”的帽子就可以了。在政局動蕩之際，公債的現貨和期貨市場價格每每上演大跌景象，民營銀行損失慘重，從此再不能與國家力量抗衡。在這場政府與民間的“貓鼠遊戲”中，以後者的鼻青眼腫、投告無門而告終。 在通過改變公債發行規則誘惑銀行家之外，宋子文還同時設法控制了上海的證券交易市場，而整頓的對象就是虞洽卿控股的、幾年前蔣委員長在這里當過“紅馬甲”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了。該所自1920年創辦以來，每一屆軍閥政權都視之為肥肉，要么揚言取締，要么層層加稅，可憐虞洽卿玲瓏斡旋，總算慘淡保全。現在終於逃不出蔣政權的手心了。儘管這是國父首倡，儘管蔣某人當年也曾在這裡廝混，儘管交易所主人是他的恩公兼金主，但是出於“整理金融，牢控財源”的國策，自然也無法寬容。 1929年10月，國民政府頒布《交易所法》，規定每一地區只准有一個有價證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併在內，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中交易量最大的棉紗交易率先被併入國營的紗布交易所，虞洽卿奮起掙扎，在給南京政府實業部的信中，他決絕地聲稱，“一息尚存，誓死必為之保全，任何犧牲所不惜也。”可是，大勢已然不可逆轉，各類交易物品被相繼歸併，證券部分併入證券交易所，黃金及物品交易併入金業交易所，到1933年秋，已成空殼的證券物品交易所被整體併入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面對一個霸道、強大的國家機器，商人虞洽卿徒呼奈何。 這就是發生在1929年前後的上海故事。在短短兩年時間裡，蔣介石政權不但用武力統一了中國，而且將實力強大、很有組織性的企業家階層打得落花流水。自1911年之後出現的民族資本主義繁榮景像到此嘎然而至。從此後的中國變得黑白兩色，非此即彼，中間的鴻溝裡血海翻騰。 也許真是宿命將至，在這幾年裡，影響過歷史進程的大思想家相繼凋零。 1926年7月，張謇去世。 1927年3月21日，維新派頭號領袖康有為病逝於青島。 6月2日，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遺言雲，“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王氏之死被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沒落的象徵。晚輩學者陳寅恪在挽詞中曰，“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他為王撰寫的墓碑文字是，“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十個字，在後來的中國由現實變成夢想。 1929年1月19日，57歲的梁啟超去世了。三年前，他因便血入北京協和醫院診治，診斷結果是一側腎患結核壞死，需切除。院長劉瑞恆親自主刀，但劉竟判斷失誤，錯取好腎。朋輩悲憤，欲起而訴之。梁曰，“國人學西醫，能夠開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算是不錯，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劉后來調離醫院，到衛生部做了政務次長。梁死後，溫和的立憲改良派再無精神領袖。 就在梁啟超去世的半年後，6月，國民黨召開三屆二中全會，依據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三時期”理論，宣告“訓政時期規定為六年，至（民國）24年（1935）完成。”日後的史實是，國民黨一再延緩召開國民大會，直到將近20年後的1948年才宣布進入“憲政”，而一年後即失去大陸。 史實講述到這裡，我們看到的都是蔣介石政權強勢和恐怖的一面，如果據此認定它的主要經濟工作就是勒索企業和販毒，那麼，它就是一個黑社會組織了。歷史如同硬幣，當然也存在著另外的一面。 我們正在講述的十年，1928年－1937年，在經濟史上有時候也被稱為“黃金十年”。在這十年裡，工業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8.7％（也有學者計算為9.3%），為現代中國史上增長較快的時期之一。 （按Chang（1969）的計算，工業增長率在1912-1920年間高達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暫蕭條，1923-1936年，為8.7%，1912-1942年，平均增長率為8.4%，整個1912-1949年，平均增長率為5.6%。）不過與前十六年不同的是，這是國家強力干預經濟的十年，是統制經濟的十年，是國營事業和重工業高速成長的十年，是民營資本飽受壓抑的十年。 國民政府在經濟重建上的建樹也有值得記錄的地方。其中最可稱道的是經濟主權的回收。自1928年底統一了中國之後，政府迅速展開了收回利權的活動，1842年以來，清政府與各國簽訂了一大堆不平等條約，除了眾所周知的巨額賠款之外，還有一個卡住中國經濟“脖子”的就是關稅限制，國家的海關管理權長期被英國人把持，進口關稅超低，嚴重影響了財政收入。在過去的十多年裡，北洋政府一直想要收回海關自主權和提高關稅，卻遭到列強的集體抵制。蔣介石一改過去跟列強集體談判的辦法，先是派宋子文與美國交涉，1928年7月，經過艱鉅的談判，中美達成協議，同意中國關稅自立。在隨後的幾個月裡，英、法、日等各國相繼宣布承認中國的海關自主權。國民政府隨即宣布從1929年1月起實施新稅則，進口商品的關稅從4％大幅提升到10％，之後又增到25％。這一外交勝利，不但恢復了中國的主權尊嚴，更成為新政府緩解財政危機的主要手段，在1928年，年度關稅收入為1.21億元，到1929年就翻番上升到了2.44億元，到1931年則達到3.85億元。 政府在整頓國內金融秩序上的作為也有成效。在北洋政府時期，軍閥各立徵稅門類，釐金制度無比混亂，更糟糕的是，貨幣沒有統一，金塊、銀元寶、“袁大頭”以及各種成色不等的銀元、紙幣都在流通，而且沒有統一的貨幣標準和兌換制度。 1928年7月，國民政府召開全國財經會議，提出以銀元為基本單位、最終實現金本位制的改革方案，10月，成立中央銀行。一開始，宋子文想把前身是大清銀行的中國銀行就地改組，遭到張公權的反對，於是另組央行，這也為七年後孔祥熙突襲中行埋下伏筆。金融改革的推進很艱難，1931年廢除了流弊深重的釐金制度，1933年取消了銀兩單位制，同年成立票據交換所，擔負起銀行間帳目結算的職責，之前這一功能由英國匯豐銀行承擔。最終到1935年11月，正式宣布實行“法幣改革”，從而確立了統一的貨幣體制。 在經濟增長模式上，國民政府推行的是堅定的計劃經濟模式和優先發展國營企業的戰略。 國民黨政府的計劃經濟思想來源於“國父”孫中山。他歷來主張大力發展國營經濟，使國家資本在整個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在《孫中山全集》中處處可見類似的表述，“如欲救其弊，只有將一切大公司組織歸諸通國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達國家實業是也”、“中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就是外國的社會主義”、“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人民都有工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奉行的正是這一孫氏主張。 不過在1928年前後，在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畢竟在過去的十六年裡，民營資本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如今改弦更軌，事關重大的國策變更與利益調整。在當年6月份的那次全國經濟會議上，各項產業議題的討論都出現了分歧，當討論到鋼鐵、鐵路、礦產等重大產業的發展思路時，有人主張“遵總理（孫中山）計劃，將鋼礦油礦及各特種礦收歸國有，以實謀利益均霑政策”、“厲行收歸官辦，實為治本辦法”，有人則認為“欲鐵路發達，政府宜放棄國有政策，除個別重要幹路外，悉委諸商辦”、“實施礦業自由主義，並力行監督保護政策”，還有一種妥協的方案是，“由政府韌辦，一旦辦有成效，再行售歸商辦。” 在討論設立中央銀行的議題時，當場發生了激烈的爭持。在存檔的《全國經濟會議專刊》中，記錄了當時的爭論景象。姚詠白說，“籌設國家銀行，須先籌官股，辦有成效後，再改商股”。葉熏說，“國家銀行應與人民合作，則股本可由各團體分任”。陳行說，“無論官商合股或純粹商股，苟政府有力干涉，則無所不可。”李鳴說，“自大清銀行中國銀行以來，均係中央集權制，因政治不良，故其實際不能表現，是政治不良並非銀行製度之不良，現在總以國家銀行製度為原則”，周亮說，“反對官辦，不得已則宜官商合辦，取董事制”，還有一個待靄廬委員索性“掏漿糊”，說“組織股份公司自由買賣，不必表明官商合辦。”各人觀點之差異，於此可見。 在政府決策層，對國家主義的堅定已經成為了一個國策。蔣介石便認為“中國經濟建設之政策，應為計劃經濟。”全國經濟會議的兩個月後，政府發布《訓政時期施政宣言》，其中明確寫道：“若夫產業之有獨占性質，而為國家之基本工業，則不得委諸個人，而當由國家經營之。此類事業，乃政府今後努力建設之主要目標，並將確定步驟，以求實行。以國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須首謀開發社會經濟所賴以為發動之基本工業。”在這段文字中，由國營資本控制重要產業，並進行優先發展的戰略已經描述得非常清晰。那麼，所謂的“基本工業”又包括哪些產業領域？在與《宣言》配套的《建設大綱草案》中有詳盡的列舉：“凡關係全國之交通事業，如鐵路、國道、電報、電話、無線電等；有獨占性質之公用事業，如水力電、商港、市街、市公用事業；關係國家前途之基本工業及礦業，如鋼鐵業、基本化學工業、大煤礦、鐵礦、煤油礦、銅礦等，悉由國家建設經營之。”所列領域，均為能源、資源型的上游產業，很顯然，國民政府的思路與晚清盛宣懷的國營理念如出一轍，其未來軌跡及命運竟也毫無意外。 在這樣的決策下，理論與口號迅速被文本化為一個個看得見摸得著的發展計劃與運動，在《建設大綱草案》之後，政府又先後擬訂“基本工業建設計劃”（1928）、“實業建設程序案”（1931）。 “國家建設初期方案”、“實業四年建設計劃”（1933）、“重工業五年計劃”（1935）、“中國經濟建設方案”（1937）以及新生活運動（1934年2月，蔣介石宣布發動“新生活運動”，大意是講究“忠孝廉恥”，小節到不打麻將、不吐痰，多吃維生素等。蔣氏說：“我現在倡議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要使全國公民的生活完全軍事化，這樣他們可以培養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勞，特別是統一行動的能力和習慣，最後他們就可以隨時為國家犧牲。”）、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等等。眾多大型的冶金、燃料、化工、電氣及軍工企業在這段時間創建，構成了一個國營工業高速發展的高峰期。 除了種種內因之外，蔣介石的國家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選擇，還與當時的世界形勢頗有關係。 在1920年代，處在戰後復蘇期的歐洲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國經濟出現可怕的大滑坡，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遭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在德國，該國經濟在1928年前後近乎完全崩潰，全國失業人數高達600萬之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0％，希特勒的納粹黨（國家社會主義黨）迅速崛起，在四年後很輕易地奪取了政權，希特勒在國內取消民主自由，煽起排猶運動，加強國家對大型企業的控制，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產業政策上，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和基礎產業，“熟練的工人進兵工廠，不熟練的工人修築高速公路”，在這種“大砲代替黃油”的政策下，重工業畸形繁榮，失業人口銳減，一個超級軍事強國十分恐怖地誕生了。相比較，新成立的蘇聯也以強勢的國家力量干預經濟，大力發展重工業，同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經濟成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國家主義漸成歐洲政商界的主流意識。 在大洋另外一端的美國，也在1929年前後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這一年的美國總統就是30年前與英國人聯手騙走開平礦務局的那個赫伯特·胡佛。在過去的將近十年時間裡，沒有受到世界大戰波及的美國一直處在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美國開始確立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到1929年，美國家庭已經每戶擁有一輛汽車，電冰箱、電扇、洗衣機、烤箱、收音機等家用電器迅速普及，股票市場空前繁榮，在不到4年時間裡，道·瓊斯股票指數上漲了3倍。可是就在這一年的10月24日，紐約證交所突然爆發可怕的大崩盤，史稱“黑色的星期四”，從此，美國進入持續四年的經濟大蕭條，8.6萬家企業破產，5500家銀行倒閉，失業人數從不足150萬猛升到1700萬以上，佔整個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整體經濟水平倒退至1913年，道瓊斯股票指數從1929年9月最高的381點到1932年7月的最低點41點，下跌了89%。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遭到空前質疑。 發生在德國、蘇聯以及美國的這些景象，無疑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變革思潮。在晚清四十年，強調國家控制的官商邏輯是主流，而民國最初的十六年，則是管制寬鬆的民營經濟黃金年代，到1929年前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轉變，國家主義再次抬頭，中國經濟從此進入到另外一個新的成長時期。 在對這一國營企業建設熱浪的觀察中，一個讓人很好奇的問題是，國民政府的投入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一個大規模的工業振興運動需要巨額的資本金投入，這是一個常識。在130多年的中國經濟史上，國家在干預經濟的初期，資本之匡缺是一個共同的難題，而不同的決策人採取了不同的策略。晚清的洋務運動靠的是外大舉債和鼓勵民營資本的參與，因此有了官督商辦的體制，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毛澤東靠的是蘇聯援助、對農業收入的吸取轉移和“勒緊褲腰帶”，1978年的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起初也曾寄希望於引入六百億美元的歐美資本，建設120個重大工程，在初衷落空後，被迫轉而在南方開放“特區”窗口試圖引進香港華人資本以及扶持鄉鎮企業的體制外崛起。對於1928－1937年的國民政府來說，資本投入同樣乏力。 根據《劍橋中國史》的記錄，在這十年中，政府的實際財政收入為57.29億元，僅佔其實際支出總額的79.4％，其餘部分不得不舉債度日，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出不敷入的政府。即使這為數不多的財政收入，也絕大部分用於軍事及債務支出，數據顯示，十年間政府的軍事及債務支出高達53.22億元，相當於其實際收入的92.9％——在這個意義上，蔣介石政權實際上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軍政府”。據此可見，財政對國營企業的投入十分可憐。 在外資引進部分，成績也十分糟糕。在整個三十年代，西方世界陷入重大經濟危機，根本無力東投，十年中，國民政府中央一級機構僅借外債17項，實際債額1.61億美元，年均1600餘萬元，比晚清及北洋政府時期所借外債少許多，與其計劃利用外資目標相去甚遠。 在內則財政不足，在外則引資乏力，那麼，數以千計的國營工廠是靠什麼建起來的？國民政府的經濟領導者到底有怎麼樣的“以小搏大”的財技？秘密埋在下面這些地方： 第一，發行高利率公債，把民間資本圈進來。十年間發行的二十多億元公債成為軍事和經濟建設的重要血源。用陳光甫的話說就是，“年來國外無新投資，自中央政府成立以來，全恃內債抵充，預算不敷。” 第二，大量接收“逆產”。這又是一個“無本生意”，政府出台《處理逆產條例》，規定將北洋政府所有的國營企業全部收歸國民政府所有，連北洋軍閥在企業中的個人投資也予以沒收充公。據此，政府相繼接收江南造船廠、上海兵工廠、漢冶萍鋼鐵聯合體、中原煤礦等眾多企業，晚清及北洋政府的所有國營成就全部歸入國民政府囊中，一個所謂的“戰地政治委員會”還把黎元洪、張作霖、張勛等老軍閥在棉紡、煤礦等企業中的私人股份也一一沒收了。一些已經實現了民營化的洋務企業，如輪船招商局也被迫再度國營化。 以零成本的方式收到一大批工礦企業，可是還是要有投入才能擴大再生產，這時候，政府又想出一個好辦法，那就是把企業再抵押出去，從銀行套出資金。如此循環往復，國營資本當然越來越大。國民政府有一個中央直屬的“建設委員會”，委員長就是當年捐錢給孫中山的張靜江，在1928年成立的時候，只有不到10萬元的資本金，到1937年竟已擴張到5000餘萬元，其採用的辦法就是“接收－抵押－入股”。 第三，利用經濟危機，大量收編民營企業。 1934年前後，國內爆發金融危機，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乘機把手伸向民營工業，先後入股或收編眾多知名企業。這些“事蹟”，在後面的章節中有詳細的描述。 第四，出現特殊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中國，實際上，一些省份仍然由軍閥控制，他們出於“自治建設”理念，也在這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經濟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是閻錫山在山西的建設。閻錫山是近代中國政壇上的一個“不倒翁”，他從辛亥革命起就開始統治山西，前後三十八年，因而得了一個“閻老西”的外號。他奉行的是“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總之，管好山西事，關門當大王。他幹的最誇張的事情是，把山西的鐵路修得跟其他地方的鐵軌規格不一樣，山西境內的正太（河北正定石家莊到太原的鐵路，後名石太線）和同蒲（大同到蒲州的風陵渡，後來風陵渡劃歸芮城）兩條鐵路幹線採用的是法國型一米窄軌，而不是全國統一的1．435米寬軌，這造成省外的軍事勢力和商品無法直接通過鐵路進入山西。他還在省內發行一種獨有的地方貨幣“物產證券”，山西商家或企業主生產多少物資就發多少券，然後又以券換物。多年來，閻錫山在山西採取的是休養生息的政策，1930年前後，他提出提出“造產救國”的口號，成立經濟建設委員會，制訂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組建了山西人民公營事業董事會，大力投資創辦公營企業，如山西銀行、兵工廠、煉鋼廠、機器廠等。他還組建了一家西北實業公司，自任總經理，近10年中改造及創建企業33個，擁有員工2萬人，成了一個涉足多個產業的“工業托拉斯”，其平均資本是全國2800多家最重要工廠均值的六倍，其機器廠工人佔全國機器工人總數的40％，煉鋼廠可產48種合金鋼，技術和產能在全國首屈一指。到1937年，山西形成一個龐大的國營資本體系，資產達到2億元，成為一個穩定、繁榮的“模範省”。與山西情況相近的是廣東省，兩省的國營工業資本額竟占到全國地方國營工業資本總額的60％。據許滌新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一書中的研究，到1936年，中央政府控制的國營工業資本總額為1.16億元，地方國營工業的資本額為1.56億元另加61.6萬兩白銀，後者的成就超過前者。 除了山西、廣東的實業發展之外，東北是一個更特殊的景象。跟閻錫山一樣，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曾經長期統治東三省，號稱“東北王”，到1929年前後，東北形成了以鋼鐵、煤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和以糧食加工、紡織、食品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體系，其規模已經比肩江南。當時國內僅次於上海的國際大都市是哈爾濱，有34家外資銀行在哈埠開設分支機構，與巴黎、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直接業務往來，哈埠的金融動態左右遠東的金融形勢，在哈爾濱的外國商業機構達1809個。在1928年，以出超實際利益比較，哈爾濱的濱江海關穩坐全國六大海關頭把交椅，成為全國最大的麵粉生產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產基地，而遼寧的大連是僅次於上海的全國第二大海港。 1928年5月，哈爾濱車站已經可以出售直達歐洲各城市的客票。 1931年，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霸占東三省，建立滿洲國。在後來的14年裡，日本先後投資20億美元用於交通運輸網絡和工業化建設，滿洲全境的鐵路里數達到6000英里，公路約6萬英里，為全國最密集的地區，煤的產量達3000萬噸，鞍山鋼鐵廠每年能生產200萬噸生鐵和150萬噸鋼，眾多的機器、化學製品、汽車甚至飛機工廠建成。大連、長春和瀋陽相繼成為大工業城市，其中長春是亞洲第一個全面普及抽水馬桶和管道煤氣的城市。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認為，“滿洲作為一個工業基地，在日本人的開發下，超過了中國其他地區的總和。” 對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進行評價是十分困難的，這在史學界一直眾說紛紜。 整體而言，這段時間的經濟成就還是顯著的。國民政府在收回國家經濟主權以及重建金融秩序上的努力值得稱道。在中央政府及地方軍閥政權的努力下，工業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以扶持國營事業為宗旨的國家主義成為主流的經濟思想。強大的國家主導意志，產生了聚集能量的專制力量，並提高了投資的效益和效率，經過這一段集中式建設，中國基本完成了重化工業和全國運輸網絡的佈局，也完成了諸多中心城市的市政建設。 與此同時，私營資本集團受到了壓抑和排擠，國營體制所內在的製度弊病無法避免。早在1935年，一個叫A·H·約翰的英國人便在《中國的貿易與經濟：1933－1935》一書中觀察到：“中國的工業投資，尤其是在那些享有壟斷便利的領域中，官方的參與常常導致企業運營過程中對技術和商業因素的忽視，並因政局的變動而導致企業行政管理的非連續性。”民國經濟學家方顯廷的評論更是生動：“我們國營事業，證諸以往，率皆有始無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為政府之慣技。計劃迭出，實行無期，堆積案頭，徒壯觀瞻。” 除了體制的弊端之外，一個更具危害性的流弊是，在國家主義和發展國營實業的大旗下，官僚資本迅猛壯大。國民黨政府最主要的經濟操盤人宋子文、孔祥熙及張靜江等人都擁有龐大的私人資本，由實業而入政府服務的諸多人士也身兼政經兩職，他們成為困擾經濟健康發展、孳生嚴重腐敗現象的最大毒瘤，最終導致了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1929年之後，國家力量如日中天，群星頓時黯淡失色，中國商業界告別了市場型企業家輩出的時代，此景再現，將在整整50年後的改革開放時期。其間，惟一的“異數”，是一個遠離中央控制範圍的企業家。 這年開春，盧作孚（1893－1952）從一個叫譚謙祿的商人手裡買下一艘輪船，改名“民望”，這是他的民生輪船公司的第三艘船，從此，民生逐步成為重慶長江水段的最主要的民營航運企業。這個人有著典型的川人長相，面龐削瘦，個子很小，看上去顯得十分文弱，做起事來卻幹勁十足。這一年他才37歲，但是見到他的植物學家胡先驌則在一篇《四川傑出人物盧作孚及其所經營之事業》一文中描述說，“在人眼裡已是貌若五旬，須鬢蒼白。”胡繼而說，一經接觸，就能感受到盧作孚的理想家氣質，目光冥然而遠，聲音清而尖銳，辦事的熱忱，捨己為人的精神，處處都像個宗教改革家。這是一個亂世中的理想主義者。 盧作孚出生貧寒，他的父親是一個麻布小販。他少年時是一個“愛國憤青”，18歲就加入了同盟會，能把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一字不漏地背下來。他只有小學學歷，卻當過算術老師、國文教員、《川報》主筆和總編。快到30歲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在這個亂世之中，靠一支筆不但救不了國家，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被虛耗。他曾去南通拜訪張謇，目睹“狀元企業家”的實業發達及南通面貌的更新，一時頗受鼓勵，終於下定了投身實業的決心。 1926年10月，他籌集5萬元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船一艘，來往於重慶到他家鄉合川縣的航運生意。 盧作孚是文人出身，卻有驚人的商業天才。當時長江航線上的民營船運業非常落後，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滿才發，客運與貨運也混攪在一起，髒亂不已，客戶服務更是談不上。民生在製度設計上有許多創新，比如定期航行，新闢航線，以客運為主，避開以貨運為主和船舶擁擠的航線，再就是穩定運價，建立信譽。盧作孚為公司設計了很多基本管理規則，從“經理須知”、“船長須知”到“駕駛員須知”、“輪機須知”、“理貨須知”、“茶房須知”、“水手須知”，分工明確，責任到位，實際的工作方式、程序，從早到晚，從開船到靠岸，應有的工作都規定得詳細無遺，從一開始就儼然是一個現代的航運企業。長江有一個冬季枯水期，航運往往無法保證四季定期，盧作孚的第二條船就是專門在上海定造的，載重只有34噸，吃水很淺，適合枯水期航運。 當時的四川省被川系軍閥劉湘、楊森控制，名義上服從南京政府，卻是割據的局面，所以，盧作孚的事業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國家主義的影響。到1929年，民生三條船的總噸位不足230噸，比許多公司一條船的噸位都不如，但盧作孚卻雄心萬丈，決心以小搏大、統一整個長江上游的航運業。他實施了有效的兼併策略，將重慶上游至宜賓一線、下游到宜昌一線的華商輪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則是，只要願意出售的輪船，不論好壞，民生一律照價買下。願意與民生合併的，不論負債多少，民生一律幫他們還清債務，需要現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餘的作為股本加入民生。賣船給民生或併入民生，所有船員一律轉入民生工作，不讓一個人失業。接收一條船，就按民生的製度運轉。到1931年前後，民生船隻數達到12艘，總噸位擴張到1500噸，員工人數500多人，已成長江上游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 盧作孚從投身商業的第一天起就懷抱著濟世的理想，因而有著特別的焦慮與悲憫，在日後一篇總結畢生經商心路的文章《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中，他寫道，“我自從事這樁事業以來，時時感覺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年輕時的他崇尚革命，時刻準備做一顆喚醒民眾的“炸彈”，而成為企業家後，卻心境大改，願意以更為建設性的方式來實現改善社會的理想，他自比為“微生物”，他說，“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張謇式的理念成為他的目標。 在民生事業規模初具之後，他便仿效張謇在北碚嘗試社會試驗。北碚是重慶附近的一個地區，山嶺重疊，交通困難，此間地處四縣之交，兵匪橫行，無人管束，城區骯髒混亂。盧作孚就在這麼一個地方實踐他的理想。從1927年起的三年裡，他建起了中學、工廠、醫院、科學院、公園和植物園，倡導文明、整潔和健康的生活，他沒有像張謇那樣的投入巨額資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設施，卻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於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設機構裡，他聘請都是二十多歲的文化青年，試圖以清新的朝氣一寸一寸地改變沉澱千年的陋習。他的工作竟然得到了讓人驚奇的成效，到19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為四川境內最先進的地區，著名記者杜重遠曾到北碚訪問，他在重慶時，觸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軍人、烏煙瘴氣的鴉片館和妓院以及委靡的民眾，但一到距離重慶市區僅僅幾十公里外的北碚，卻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讚歎說，“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北碚大名從此傳聞天下，成了繼南通之後的另一個“全國模範之地”。 盧作孚的思想中有十分樸素的社會主義氣質，在《建設中國的困難以及必循的道路》一文中，他曾經很詳盡地寫道，“我們的預備是每個人可以依賴著事業工作到老，不至於有職業的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則退休後有養老金；任何時候死亡有撫卹金。公司要決定住宅區域，無論無家庭的、有家庭的職工，都可以居住。裡面要有美麗的花園，簡單而藝術的家具，有小學校，有醫院，有運動場，有電影院和戲院，有圖書館和博物館，有極周到的消費品的供給，有極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習慣。”在後來的十餘年中，他確實也是這麼實踐的。 盧作孚的實業和名氣越來越大，但卻保持著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會議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時間：“我從早上七點半邁進公司的大門，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能夠回家。”身為企業總經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輪船，一樣按職工家屬買半票的規定買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樣排隊等候上船，規矩地坐在艙裡。有時被船員認出，請他們到經理室去坐，他妻子堅持不肯。民生公司為職工在重慶修建了一個“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盧作孚本人卻沒有搬進去住，他的家租住紅岩村2號，那是一棟一樓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廁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裡。美國《亞洲和美國》雜誌描述過他的家居環境：“在他的新船的頭等艙裡，他不惜從霍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陶瓷，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卻只放著幾隻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是，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個中國企業家的銳度和高遠境界。 1930年開春，盧作孚出川東行，考察華東、華北和東北等地，歷時半年。 5月，他再度來到南通，此時張謇已離世4年，他停留三天，參觀了張謇所創的學校、工廠和公共事業，斯人已亡，舊景猶在，盧作孚感傷與感奮交集，他對友人說，“我羨慕張先生的精神，羨慕他創造事業的精神，尤其羨慕他在無形中創造出偉大事業的精神。”他還來到無錫，參觀了榮家兄弟的麵粉廠和棉紡廠。之後，他考察東北，在那裡，他目睹了日本人的經營活動，並深深震撼於日人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秩序，從大連碼頭，沿著南滿鐵路，凡日本人經營的市場、車站和火車都秩序井然；第二是準確、清楚，從指引方向的地圖、路標，到參觀時介紹情況，凡數字都準確，凡情況都清楚；事業中的工作人員，都明了事業的全部情況。”正是在這種“有序”中，曾經當過報社主筆的盧作孚預感到了國家所可能面臨的磨難，他在遊記中寫道：“德國已成過去，俄國尚有所未知，日本則方進取未已，為東北最可顧慮的問題，十分緊迫，尤其是我們應該覺悟的。” 東行歸來後，他把所寫遊記感觸編成《東北遊記》一書，分送親友政要。他在序言中說，看到日本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才知道他們的處心積慮，才對“處心積慮”這個詞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的這個預感竟很快變成了噩夢般的現實。